三年前貝加寫中國前途，不樂觀。他的看法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fā)展到有可觀之境，很大機會會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他舉出二戰(zhàn)后的德國與日本的例子，說服力相當高。三年前我持不同觀點，也當然希望他錯。然而，在內心深處，我知道貝加有機會對，而當時神州大地正開始引進西方的胡涂政策了。我不同意貝加，因為他不明白中國，不知道我當時正在研究的中國經濟制度。在這制度中，地區(qū)的縣有很大的經濟話事權，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激烈，會迫使他們反對中央上頭推出的對競爭不利的政策。我擔心的是人民幣的處理，尤其是匯率那方面，因為貨幣問題地區(qū)政府是沒有話事權的。

　　北京不久前推出的新勞動法，共九十八條，洋洋大觀，對地區(qū)的競爭制度很不利，應該不容易推行。問題是這「新勞動法」由國家主席推出，勢在必行。六月二十九日通過，明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公布內容是幾個星期前的事，網上吵得熱鬧。我本想早作分析，無奈正在寫《人民幣的困境》那系列的五篇文章，腦子集中，分「思」不下也。

　　這幾天翻閱有關新勞動法的文件，也讀到一些市場的熱鬧回應，認為問題太復雜，不可能用一篇甚至一系列文章詳盡分析。前思后想，決定只寫一篇，不針對細節(jié)，只談一些基本的經濟原則。

　　新勞動法因為約束合約選擇而引起的熱門話題有四方面。一是機構之間的派遣工作，二是試用期，三是補償金，四是無固定期限合約。后者吵得最熱鬧，是法例第十四條。篇幅所限，這里只略談這第十四條，復雜的。簡化而又不大正確地說，這「無固定期」法例是指一個員工在一個「單位」工作了十年，法定退休期之前單位不能解雇。這是說，一個員工被雇十年后，不管合約怎樣寫，法律上會獲得終生雇用的權利。

　　中國之外，我知道終生雇用有兩個其它實例。其一是日本，終生雇用的安排曾經普及。起自百多年前德川幕府的家族傳統(tǒng)，不解雇成員。這制度之所以能持久，主要因為基本工資低，員工的收入主要靠分紅。這終生雇用制今天在日本再不是那么盛行了。

　　第二個與第十四條更相近的例子，是美國的大學的終生雇用合約（香港的大學也拜之為師）。一個博士被聘為助理教授，合約三年，續(xù)約再三年。六年后，再續(xù)約就升為副教授，獲得終生雇用合約，否則被解雇。今天不少美國大學，是獲得終生雇用后，可以永遠不退休。這大學的終生雇用安排，起于要維護教授的思想與言論自由，初時只用于公立大學，后來好些私立的也被迫跟進。

　　效果怎樣呢？說是維護思想自由，結果是維護懶人�？紤]減薪嗎？教師工會立刻出現(xiàn)，吵得一團糟。當年我因為拒絕入「會」而弄得不愉快�？赡茏畲蟮牡満Γ�是有了終生雇用制后，力爭上游的青年才俊因為上頭「滿座」而無職可升。七十年代在美國任教職時，我替那些結了婚、有了孩子的助理教授的前路茫茫愛莫能助。今天，因為上頭「滿座」，要在美國的大學獲得終生雇用簡直免問，而以短暫合約續(xù)約再續(xù)約的安排是來得普遍了。這是香港人說的散仔打散工。原來的計劃是終生雇用，到頭來短暫合約變得普遍。這是美國學術界的不幸。

　　目前中國要推出的新勞動法，第十四條之外還有其它數(shù)十條，一般是要維護勞工的權益。短期不會有大影響，因為正在盛行的，是員工炒老板，不顧而去另謀高就，老板跪下來也留不住。然而，有朝一日，經濟緩慢下來，老板要炒員工，在新勞動法的保護下，工會林立會出現(xiàn)。舉國大罷工的機會存在，證明貝加是對的。到那時，北京不容易壓制工會的成立與罷工，因為員工可以說是依新勞動法行動。

　　不要誤會，我的心臟長在正確的位置。有生以來，我永遠站在勞苦大眾那一邊。任何法例只要對貧苦人家的自力更生有助，我沒有反對過。問題是法例歸法例，效果歸效果，數(shù)之不盡的說是維護勞工的法例，有反作用。支持這觀點的研究文獻無數(shù)。我自己在街頭巷尾跑了一生，結交的窮朋友無數(shù)，怎可以不為他們說話？不是說新勞動法不會幫助某些人，但這些人是誰呢？他們真的是需要幫助的勞苦大眾嗎？給某些有關系的或懂得看風駛舵的人甜頭，某些真的需要幫助的就失卻了自力更生的機會。這是經濟歷史的規(guī)律。

　　從經濟原則那方面看，是如果要增加自力更生的機會，正確的做法是清楚界定資產權利之后，我們要讓市場有合約選擇的自由。在雇用合約那方面，雇主要怎樣選，勞工要怎樣選，你情我愿，應該自由，政府干預一般是事與愿違的。我不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更不相信市場無所不能。這里有一個嚴重而又不容易處理的問題：勞工合約的自由選擇，好些勞工不清楚他們選的是什么，不知道法律對他們有什么保障，不知道他們是否受騙了。無良的老板這里那里存在。這方面政府要做的不是干預合約的選擇，而是要設法協(xié)助，對勞工解釋他們選擇的合約是說什么，法律可以幫多少忙。如果勞工清楚明白，政府不要左右合約的選擇�？上С吻搴霞s的本質是困難程度相當高的工作，而今天中國的勞苦大眾，合約與法律的知識不足，是以為難。不同收入層面的員工有不同層面的知識，新勞動法不應該一視同仁。

　　基本的問題，是如果大家對合約與法律的知識足夠，合約的自由選擇對經濟發(fā)展是最上算的。北京不應該因為這些知識的不足而以新勞動法左右合約的自由。這新法有機會把改革得大有看頭的經濟搞垮了。北京的責任是教育與傳播合約與法律知識，因為種種原因，這些事項市場不容易處理。硬性規(guī)定勞工合約要如此這般，是干預市場運作，不可取也。

　　最近為高斯寫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文，我指出九十年代后期中國有通縮，而算進當時產品與服務的質量急升，這通縮嚴重。房地產之價下降了三分之二。然而，這時期經濟增長保八，失業(yè)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毫無疑問，這個推翻了佛利民的貨幣理論的經濟奇跡，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合約選擇的自由度夠高，尤其是勞工合約那方面。如果當時中國有今天要推出的新勞動法，嚴厲執(zhí)行，失業(yè)率逾百分之八恐怕是起碼的了。很不幸，因為新勞動法的推出，我不能不在該文補加一個腳注。九十七歲的高斯不會高興：他堅持該文要以中國大凱旋的姿態(tài)收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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