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前的夏天，我如約到北京的北長街前宅胡同上海駐京辦事處，孫道臨先生已經(jīng)早在胡同口等候著我了。記憶是那樣的清晰，一切恍如昨天：他穿著一條短褲，遠遠的就向我招著手，好像我們早就認識。我的心里打起一個熱浪頭。第一面，很重要。

　　要說我也見過一些大小藝術(shù)家，但像他這樣的藝術(shù)家，我還是第一次見到，他的儒雅和平易，也許很多人可以做到，但他的真誠，一直到老的那種通體透明的真誠，卻并非是所有人能夠達到的境界。

　　那天，我們在上海辦事處吃的午飯，除了吃飯，我們談的是一個話題，那就是母親。他說他在年初的一個晚上看新的一期《文匯月刊》，那上面有我寫的《母親》，他感動得流出了眼淚，當時就萌生了要把它拍成電影的念頭（其實那只是一篇兩萬多字的散文），經(jīng)過了半年多的努力，他終于說服了上海電影制片廠，決定投拍，讓我來完成劇本的改編工作。他對我說，讀完我的《母親》，他想起自己小時候在北京西什庫皇城根度過的童年，想起自己的母親。他也想起了在“文化大革命”殘酷的歲月里，他所感受到的如母親一樣普通人給予他的難忘的真情。

　　那天，他主要是聽我講述了我的母親的故事和我對母親無可挽回的閃失和愧疚。他聽著，竟然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淚，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七十歲的眼睛居然沒有渾濁，還是那樣清澈，清澈得淚花都如露珠一般澄清透明。他忽然站起來對我說：我為什么非要拍這部電影？我不只是想拍拍母愛，而是要還一筆人情債，要讓現(xiàn)在的人們感到真情對于這個世界是多么的重要！

　　我們一老一少淚眼相對，映著北京八月的陽光的時候，我感受到藝術(shù)家的一顆良心，在物欲橫流中難得的真情，和對這個喧囂塵世的詰問。那天回家，對著母親的遺像，我悄悄地對母親說：一個北大哲學系畢業(yè)、蜚聲海外的藝術(shù)家，拍攝一個沒有文化平凡一生的母親，并不是每一個母親都能夠享受得到的。媽媽，您的在天之靈可以得到莫大的安慰了。

　　劇本斷斷續(xù)續(xù)寫到了一年多，那天，為再一次修改劇本，我從北京飛抵上海。是個傍晚，正好趕上他去安徽賑災義演，他在電話里抱歉說沒有能夠接我，卻特地囑咐別人早早買下了整整一盒面包送給我，怕我下飛機誤了晚飯。打開那一盒只有上海做得出來的精巧的小面包，心里感到很暖，那一盒面包足足吃到了他從安徽回來。

　　劇本定稿的時候，他請我到淮海中路他的家中做客。我見到了他的夫人王文娟，他們兩口子特意做了冰激凌給我吃，還把那個季節(jié)里難以找到的新鮮草莓，一只只洗得清新透亮，精致地插在冰激凌里。我和他說起了電影《早春二月》。我說起第一次讀柔石的小說時，我在讀高二。那時，我們到北京南口果園挖坑種樹，勞動之余，同學之間在偷偷傳遞著一本書頁被揉得皺巴巴像牛嘴里嚼過一樣的《二月》。書輪到我的手里，是半夜時分，我必須明天一早交給另一位守候的同學。老師還要在熄燈之后嚴加檢查，我只好鉆進被子里，打開手電筒，看了整整一夜。

　　他靜靜地聽我說完，告訴我當時拍攝和后來批判《早春二月》時的許多事情。我問他蕭澗秋是不是他扮演的最重要也是最好的角色？他對我這樣說：解放以后，一直在努力改變以往在屏幕上的形象，希望塑造工農(nóng)兵的新形象，便拍攝了《渡江偵察記》和《永不消逝的電波》。但是在這之后，他一直渴望有新的突破，在塑造了工農(nóng)兵的形象之外，能夠塑造更吻合他自己本色與氣質(zhì)的知識分子的角色。終于等來這樣一部《早春二月》，他非常興奮，也非常看重。他說不僅他自己看重，就連夏衍先生也非常看重，特別在他的劇本中詳細地批注和提示。沒有料到，這樣一部電影，付出了他極大的心血，卻讓他吃了不少苦頭。那天的交談，讓他涌出許多回憶和感喟，頗有“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鐘”的滄桑之感。

　　對于我們這樣的一代人，隨歷史浮沉跌宕之后，有些普通的詞，便不再那么普通，而披戴上歲月的鎧甲，比如老三屆、紅海洋、黑五類……早春二月，也是其中一個意味不尋常的詞。這個詞不僅有我們的青春作背景，也有孫道臨先生的演繹作依托。因此，我一直認為，蕭澗秋是他扮演的最重要也是最好的角色，他不僅成為新中國電影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一部分。從某種程度而言，孫道臨和蕭澗秋互為鏡像，有著內(nèi)心深處的重疊。

　　我和孫道臨先生往來不多，卻也有過通訊，作為晚輩，我常常得到的是他對我的關(guān)懷和鼓勵，偶爾也透露著他的隱隱心曲。

　　1994年2月，他寄給我兩張照片留念，都是在1993年拍的，一張是九月在海南；
一張是五月在新疆，他七十二歲的高齡騎在駱駝上跋涉戈壁灘。他在信中說：“影事難題太多，1993年，我不務(wù)正業(yè)，東奔西跑，倒也增加不少閱歷，只是‘心為物役’的感受越來越強了，也好，總要設(shè)法擺脫，讓想象好好馳騁一番吧！”

　　1995年2月，我寄他兩本我的新書，里面有那篇《母親》。他寫信對我說：“再次讀了你寫的關(guān)于《母親》的文章，仍然止不住流淚。也許是年紀大了些，反而‘脆弱’了吧。總記得十七八歲時是要理智得多，竟不知哪個時候的自己是好些的�！�

　　我之所以拈出這樣兩節(jié)，是想說過去常講的是老驥伏櫪壯心不已，其實對于中國知識分子而言，老驥之時更需要的是對于自己和歷史清醒一點的檢點和反思。孫道臨先生對于我們的可貴，正在于他一直保持著一個藝術(shù)家對于自己和過去的歷史與現(xiàn)世的時代的反思和詰問，他的真誠才不止于一般的旨在澄心，而是持有那種赤子之心。這一點，我以為是和《早春二月》里的蕭澗秋一脈相承的，或者說其中的矛盾彷徨自省與天問一般追尋，是有良知又有思想的藝術(shù)家的本質(zhì)和天性。

　　如果不是意外的巧合，就一定是命中的注定：我和孫道臨最后一次交談是在十多年前的早春二月，窗外上海特有的法國梧桐悄悄地萌發(fā)著沁人心脾的新綠。如今，孫道臨老師走了，又一個早春二月來臨了。

　　2008年2月17日寫于北京，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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