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世聯(lián)：“盡在煙云變幻奇”——讀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
發(fā)布時間:2020-06-07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婦女是中國社會的最低層，在極受政治壓迫、經(jīng)濟剝削的同時，還比男性多若干社會/文化的禁忌和約束。從“五四”時代的反對小腳、走出家庭到革命時代舞槍弄棒、參與政治，至少有一部分婦女一改傳統(tǒng)造型，“不愛紅裝愛武裝”。中國革命是社會/政治革命而非女性革命，其男性特征及其嚴格的組織紀律使女革命者較少展露嬌娥本色，在嚴格的意義上，女革命者首先是革命者其次才是女人。但女革命者的經(jīng)驗和認知還是可以提供男性之外的革命情景，其代表作品是朱德夫人康克清、張聞天夫人劉英、陶鑄夫人曾志的回憶錄。正如陶鑄在《和董老游廬山詩》中說的：“廬山真面誰能識？盡在煙云變幻奇。”曾志的《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就提供了一個觀察時代“煙云變幻”的女性視角。
1、性解放？
中國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但由于社會革命的對象之一是包括“三從四德”在內的傳統(tǒng)倫理，由于革命動員以“解放”、“自由”為口號，因此對于參加革命的青年男女來說，革命也包含著婚姻自由、一定程度上還有性自由的意義。
當時郴州有一批熱血青年投身革命，……這些男女學生白天走上街頭巷尾或深入農(nóng)村，開展宣傳發(fā)動工作，晚上回來卻又是又唱又鬧，瘋瘋癲癲的。夜間男女也不分，幾個人擠在一張床上，深更半夜還吵吵鬧鬧的。……他們以為現(xiàn)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曾志，1999：51─52）
革命意欲顛覆原有的社會控制體系，革命青年尤其感到原有的道德系統(tǒng)對人性欲望的約束力，他們理所當然地把性自由當作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豈止是知識青年，在閩西，少年先鋒隊在反封建、反舊禮教，主張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方面作了大量宣傳工作，“一些深受主人欺辱、受公婆虐待的丫頭、童養(yǎng)媳，經(jīng)過少年先鋒隊的宣傳教育，紛紛起來反抗，投身革命�！保ㄔ�，1999：95）后來成為黨的領袖人物之一的王稼祥，1925年由父母包辦與一個沒有文化的女子結了婚后，革命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不想戀愛的幸福，不去組織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會革命。唉！革命是我的終身寄托了。”（徐則浩，1996：24）
一些青年最初是沖著婚姻自由而參加革命的。胡也頻在小說《同居》中這樣描寫婚姻自由（包括性自由）的吸引力：“婦女們更快樂活潑得利害。她們從前都沒有出息地關在貧苦的家庭里弄飯，洗衣，養(yǎng)小孩，喂豬，像犯人關在監(jiān)獄里一樣，看不見她們自己的光明，現(xiàn)在她們好像是在天上飛的鳥兒了。她們的生活自由了，沒有壓迫，沒有負擔。并且不害怕丈夫了。她們可以隨自己的意思和男子們結識。她們還可以自由地和一個‘同志’跑到縣蘇維埃去簽字，便合適地同居起來。她們生下來的兒女也由‘公家’保育，不要自己擔心�！保ê差l，1981：676）
1937、1938年，受斯諾《西行漫記》和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的影響，大批青年知識分子懷著對革命和新生活的憧憬奔向延安，理想主義、浪漫主義一度在延安盛行，男女交往相當隨意，十月革命后蘇俄柯倫泰夫人的“杯水主義”很有市場，一些歷盡艱辛的老干部率先“與傳統(tǒng)作徹底決裂”，“打游擊”和“革命的戀愛”成為新生活的標志。（高華，2000：321—322）
但中國革命許諾的只是婚姻自由而不是性自由、性解放，嚴酷而艱苦的革命最需要的是禁欲主義。最典型的是潘漢年，為了一心從事革命，他在蘇聯(lián)做了絕育手術。革命行為是超道德、反道德的，但革命隊伍也需要由外向內灌輸?shù)摹暗赖隆保蟾脑烊诵�，滅絕人性，要求無條件的犧牲、奉獻。從國民革命時期章太炎的“道德無我”論到共產(chǎn)革命時劉少奇的“馴服工具論”，在取消個人權利以服從整體目標的意義上，革命道德與傳統(tǒng)道德有相合之處。所以無論中國革命怎樣提倡道德革命、文化思想革命，真正成功的只是政治革命、奪權斗爭，而文化觀念、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傳統(tǒng)的隱形控制。即使在政權到手、繼續(xù)革命時，毛澤東也只是在1958年設想過廢除家庭的念頭，直到天翻地覆的文革，也不能徹底打破傳統(tǒng)禁忌。所以，一旦進入革命體制，性自由也要被堅決地否定。在得知郴州青年的行為后，湘南特委特派員何舍鵝大發(fā)脾氣：
“這還了得，晚上男男女女都摟在一塊睡，男女都不分了，……這些人也是反革命，破壞我們的革命道德。如果發(fā)現(xiàn)誰再這樣，就槍斃，就殺頭！”（曾志，1999：52）
何舍鵝也許只是嚇唬一下，但1930年江西“肅AB團”期間，就確有領導者認定AB團“利用婚姻絕對自由的口號，實行亂交及漫無限制和戀愛”，然后把自由戀愛或在兩性關系上犯錯誤的同志，一律打顧AB團。（戴向青、羅惠蘭，1994：258）
同樣，“杯水主義”在延安也只是流行了一小段時期。1939年后，新型的革命等級制度開始建立并嚴格執(zhí)行，此后流行的是以干部級別為基礎的由領導介紹批準的婚姻制度。嚴格的男女是成新社會的理想。1968年5月19日，陶鑄在中南區(qū)“文革”動員大會上批判蘇聯(lián)的修正主義，證據(jù)之一就是：“今年‘五一’節(jié)的夜晚，紅場上有許多的男女青年，大跳搖擺舞，男的女的一塊亂來，接吻，討價還價。破裂的就一腳踢開。有的男女青年玩得好好的，突然男的把女的踢倒在地，簡直是發(fā)瘋了。蘇聯(lián)的社會變成這個樣子，同我們更是鮮明的對比，我們到處是革命的新風尚，他們是腐爛透頂，令人作嘔�！保ㄈ~曙明，2000：1527）陶鑄當時并不在紅場，但不妨礙他說得繪聲繪色。
2、革命生涯常分手
革命沒有性解放的承諾，但革命者的婚姻確實是比較自由的，這不只是因為革命的目標包含了婚姻自由，也因為革命使革命者處于一種非常規(guī)的生存狀態(tài)中：只有同志關系，沒有世俗牽扯；
只要上級批準，無需法律約束。以革命需要為原則，男女關系相對單純。
曾志的革命生涯有過三次婚姻：
1927年4月，與夏明震結婚，1928年3月夏明震犧牲；
1928年4月，與蔡協(xié)民結婚，1932年10月，蔡協(xié)民和曾志挨批，蔡到上海向中央?yún)R報工作，曾到陶鑄任中心市委書記的福州去，“臨分別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們的夫妻關系實際上到此結束了�！保ㄔ�，1999：145）
1933年初，曾與陶鑄由“假夫妻”而真夫妻。
第一次婚姻是不自覺的�！拔矣X得這人太豪情奔放，鋒芒畢露，所以印象不是很好�！保ㄔ�，1999：29）一天夜里，夏明震工作后沒有走，和衣躺在曾床邊，第二天早上有人拿她開玩笑，人言可畏之際，夏一句“我是真心愛你的”，曾“心一軟”。工作關系促成了第一次婚姻。
第二次已有戀愛的成分�！爱敃r，蔡協(xié)民調到郴州任第七師黨代表，我調到師黨委辦公室工作后，我們朝夕相處，產(chǎn)生了感情�！钡髞戆l(fā)現(xiàn)，蔡的感情非常脆弱，“有時甚至像個小男孩，難過得流淚。”所以“雖說蔡協(xié)民對我確實很不錯，可我對他的感情并不是很深�！保ㄔ�，1999：65、103、151）女革命者追求的是鋼強的男子漢。
這就是陶鑄對曾的吸引力�！白詮呐c陶鑄相處后，他對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同樣我也樂于同他相處，心里總是掛念著他。……而過去蔡協(xié)民外出時，我就沒有這種揪心的掛念�！保ㄔ�，1999：151）但陶在與蔡協(xié)民相反的方向上也是極端，“從延安出來后，我正式向組織上打了離婚報告，我忍受不了他的大男子主義。陶鑄表示尊重我的選擇。因日本投降后，時局突然發(fā)生變化，也就顧不上再扯這些個人的事了。”（曾志，1999：398）革命形勢穩(wěn)定了曾與陶的婚姻。
無論與誰結婚，無論有沒有感情，曾都沒有把自己和誰終生綁在一起。這首先是基于革命者的使命。與蔡協(xié)民結婚時，“雖說夏明震剛犧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當時認為，革命者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夫妻關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還講什么“三從四德”。對于一個共產(chǎn)黨員，頭腦中不該有什么舊的觀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保ㄔ�，1999：65）1932年，蔡協(xié)民受到批判，政治生命實際上已經(jīng)結束，婚姻當然也就不可能再維持，何況曾對他本來已有不滿。黨內很多高級干部的政治生涯出現(xiàn)逆轉時，組織上都會勸說他的妻子與之離婚。在嚴密的組織體制中，一個得不到領導信任的人，甚至也不配有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
另外一個原因是，伴隨革命而來的犧牲、分離使兩個人不能長相守。在閩東時曾并未想和陶鑄分手，但陶鑄被判了無期徒刑�！岸菚r我才23歲，我是共產(chǎn)黨員、職業(yè)革命者，為革命隨時都要作出犧牲；
同時也早將‘三從四德’、貞節(jié)牌坊那種封建的東西，拋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對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權利作出選擇�！睘榇硕腿舞F鋒、葉飛交往密切。但她過于充分地使用了自由的權利，以至于閩東特委認為：“曾志作為黨特委的一位負責同志，在戀愛問題上，以一種極不負嚴肅的態(tài)度。同時與黨內兩個負責同志要好，影響黨內幾個負責同志之間的團結，影響了工作�！保ㄔ�，1999：208、209）革命者的婚姻只是口頭承諾、組織批準和事實存在，既沒有法律約束更不保證天長地久。閩東特委不是批評曾沒有為陶鑄“守節(jié)”，她有權利在陶鑄尚存的情況下另行戀愛，只是不能同時與兩個人好。因此決定撤銷曾福霞縣委書記的職務、留黨察看四個月的處分。曾志本人也“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小資產(chǎn)階級浪漫情調”。（曾志，1999：207）如果不是閩東特委的處分，曾和陶的婚姻早就結束了。不過，曾認為，特委批評的實際原因是由于曾與任、葉密切的關系使特委其他領導感到有被架空的危險�？梢栽O想，如果曾志不是同時與黨內兩個負責同志好，特委也不一定給她如此嚴厲的處分。
“三從四德”是革命要破除的觀念之一，當然不能進入曾的婚姻觀念，沒有這種舊的約束，維系革命者婚姻的紐帶就是政治需要、組織安排。這對傳統(tǒng)的婚姻觀念確是一次革命，但由于這一外在約束一般也不考慮雙方的感情基礎，除非有一方的政治生命發(fā)生問題，否則離婚也是很困難的，這種新的婚姻約束機制與傳統(tǒng)的倫理約束又有相同之處。
3、農(nóng)民的反革命
《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為農(nóng)民革命唱了一曲嘹亮的贊歌，對農(nóng)民的頌揚成為革命史的主旋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1928年的湘南，農(nóng)民曾以暴力反對革命。
湘南暴動后，國民黨軍隊向郴州的紅色政權進攻，湖南省委特派員席克斯、湘南特委特派員何舍鵝提出了一個堅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即把從宜章到耒陽一線四百多里長的公路兩側各五里內的城鎮(zhèn)及農(nóng)村的人和財物一律撤至偏遠的農(nóng)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燒掉，片瓦不留，使來犯之敵難以生存。支持革命的農(nóng)民原想從革命中得到好處的，現(xiàn)在革命要掉他們的房子，于是農(nóng)民拿著此前用來和反革命斗爭的槍、梭鏢和大刀來和共產(chǎn)黨斗爭了。他們的理由很簡單：“共產(chǎn)黨一定要燒我們的房子，我們就反對共產(chǎn)黨，打倒共產(chǎn)黨！”（曾志，1999：55）28年3月中旬，本來是要動員群眾掉房子的大會上，農(nóng)民們用梭標扎死、用泥土活埋了共產(chǎn)黨人，手段是殘忍的：
夏明震面朝蒼天，躺在那里，臉是青紫的，眼睛閉著，兩只手還緊握著，衣服被撕開，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腳上都有傷，大概被砍了幾十刀，兩腿伸直，一只腳光著。
特別是那個婦聯(lián)主任，赤身裸體躺在那里。兩個乳房被割掉了，肚子上被挖了個碗口大的洞，腸子暴露著，外陰也被挖掉了。
最慘的是兩三百名少先隊員，都是些十二歲至十六歲的孩子們。反叛的農(nóng)民來了他們就往山上跑，反叛的農(nóng)民哄騙說：
“你們下來，就不殺你們。”
天真的孩子們相信了他們的鬼話，一下山就被包圍了。毫無人性的叛亂分子竟對手無寸鐵的孩子們大開殺戒，好幾十個少先隊員最后慘死在血泊之中，尸體被丟在山溝里。（曾志，1999：60─62）
農(nóng)民運動歷來有狂亂屠殺的一面，且手段原始，從大革命到“文革”都有充分的表現(xiàn)。它本身無所謂“革命”還是“反革命”，關鍵看為誰所用。政治家的本領即在于釋放并利用這一股巨大力量，這個本領是逐步學會的。湘南事件后，陳毅代理郴州縣委書記，公開承認燒房子是不對的，對參與叛亂的農(nóng)民既往不咎，由此緩和了與農(nóng)民的關系。革命成功的奧秘，就是最終成功地把這一難以駕馭的力量“組織起來”�！敖M織”不只是激活、集中，也是改造、約束，即使之符合革命需要。
但湘南事件說明，農(nóng)民并不只是被動的、受控的角色，他們內蘊的沖動和欲望也是黨不能忽視的。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就要發(fā)動群眾幫助黨整風，讓群眾的沖動和欲望有所釋放。比如1947年晉綏土改，分局主要領導就在會議上說：“那種認為貧農(nóng)立場不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要無產(chǎn)階級立場才行。我是無產(chǎn)階級先鋒隊的共產(chǎn)黨員，我來領導你。如果這樣講群眾路線的，就是不相信群眾，脫離群眾。今天看，出主意用干部這一套是吃不開了。要相信群眾起來能夠解決任何問題。對干部宣布我們組織中有壞人，如何辦由群眾處理，對任何人都如此，工作團干部，軍隊干部也是如此。處理干部先去問群眾，不是先問上級，各級干部都要服從群眾�，F(xiàn)在……黨內階級異已分子，投機分子、惡霸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有的在黨內占統(tǒng)治地位，有的起壞影響。要群眾監(jiān)督黨，群眾監(jiān)督干部，群眾教育黨和干部，只有這樣今后才靠得住。基本農(nóng)會就是黨，概念上要這樣認識，因為一切都是通過農(nóng)會，它實際上起黨的作用�！边@就出現(xiàn)了用對待地主富農(nóng)的辦法對待黨員干部的做法，“把黨內斗爭和階級斗爭混淆起來。有些地方發(fā)展到亂打亂殺，錯打死了黨員干部和農(nóng)民�！保徸訕s，1996）在晉綏黨校，“竟召開‘搬石頭’的會，會上指定一部分座位，掛著‘王八蛋席’的牌子，凡是家庭成分是地主富農(nóng)的干部，讓他們坐到‘王八蛋席’上去。”（楊尚昆，2001：250）
中國革命是農(nóng)民革命，但其發(fā)起者和領導者卻主要是一些邊緣知識精英。他們相互需要而又內含緊張，并非完全一致。毛澤東既自居為農(nóng)民的代表者又自稱是農(nóng)民的教育者，毛澤東思想既不只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也不只是農(nóng)民革命要求的反映。黨的群眾政策實際上就是在滿足群眾與約束群眾之間尋找平衡，所以無論是從農(nóng)民角度還是從邊緣精英的角度都不能完整地解釋中國革命。
4、熱情
湘南民變是由左的政策激起的。這個看起來荒唐的舉措不但有御敵的策略考慮，也是革命的本能。曾志不是一個極左派，但她也有過一次沖動：
那時在我的身上有著一種紅的狂熱、革命的狂熱。最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過城門樓，突然覺得這個龐然大物太可恨。工農(nóng)革命軍攻城時，國民黨部隊就是仗著這城門樓阻擋革命軍進城，這樣的地方應該毀掉它。
于是，一陣熱血沖動，我一個人抱來一堆干草跪上城樓，把二樓給點著了。
當我狼狽地從著火的門樓里跑出來時，一頭撞見朱德和一大群圍觀的群眾，朱師長不解地問我怎么回事。我說：
“這個城門樓太可惡！妨礙革命，我把它給燒了。”
奇怪的是，朱師長竟沒有說什么，只是很慈詳?shù)匦α诵ψ吡�。（曾志�?999：51）
革命的狂熱當然是指行為的極端；
行為的極端基于認識的偏執(zhí)。革命從“星星之火”起步，如果不極端、不狂熱，是不可能呈燎原之勢的。推翻舊世界，不只是打碎其政治結構，也包括破壞一切與之相關的物質存在和象征符號，門樓是必要的城市建筑，甚至是值得保護的文物，但它也是政府軍憑依的障礙，當然要燒毀。這就是“矯枉必過正”的道理。當革命被宣傳為一切行動的標準、被奉為神圣之時，任何人和事物都不沒有自身的獨立價值，一切都必須為革命犧牲、為革命讓步。
朱德年長，不會以為門樓必須燒掉，他沒有贊揚曾志，也許他認識到革命所需要的狂熱并不定要表現(xiàn)為燒掉城門樓。但他沒有糾正曾，也許正是因為革命必須有狂熱，循蹈規(guī)矩、謙虛謹慎的人不會是稱職的革命者，直到1959年廬山會議，他還說:“熱是革命的基礎。”（李銳，1998：180）即使是沒有積極的意義的破壞行為，有時也有動員和示范的作用。但這是革命原則而不是建設原則，始終堅持這一原則的結果，是在需要建設的時代仍然沒有解決好“破”與“立”的關系。
傳統(tǒng)的社會/政治秩序及其文化/意識形態(tài)解體之后，國民心靈日趨敏感而熱烈，“左傾”空氣彌漫全國，革命甚至破壞都一舉成為普遍向往的價值和真理。國民黨原靠革命起家，但1927年掌權以后，不但未能迅速滿足已經(jīng)動員起來的民主要求，其“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獨裁統(tǒng)治實際上又無力鎮(zhèn)壓一切反對派，一步一步把自己塑造成“千夫所指”的反動角色，而“革命”的口號立即被共產(chǎn)黨接手，不但因勢利導利用民心，而且能駕馭民心改造民心，以極為有效的宣傳術而掌握了青年學生和多數(shù)知識分子，甚至在舊士紳和國民黨軍政要員的子女中，不少也因“負罪感”而表同情于“工農(nóng)革命”。革命成功的直接原因是軍事勝利，根本原因則是善于發(fā)揮時代心理和國民情緒的作用，這也是毛澤東是那么強調精神和意識形態(tài)作用的根據(jù)。
5、玩笑
毛澤東以語言幽默著稱，其喜笑怒罵、旁征博引、海闊天空的語言方式令無數(shù)“老粗們”頓首折服。但也有不得體的時候。曾志記得井岡山上的一個玩笑：
毛委員最愛跟賀子珍開玩笑，……有一天我經(jīng)過毛委員的房門口，見他們又在那兒哈哈大笑。見到我，毛委員揮手召我過去：“曾志，曾志！你過來！”我走到他倆面前，毛委員指著子珍，笑嘻嘻地說：“賀子珍正在說我喜歡你，愛你！”我頓時感到羞辱，氣得轉身就走。說實在的，我當時覺得毛委員開的這個玩笑很不得體。（曾志，1999：91─92）
上下級之間有這樣親昵的玩笑說明殘酷的斗爭沒有泯滅人的天性。在當時的革命隊伍中，曾以美貌知名，據(jù)說陶鑄在廈門第一次見到她時，吃驚得半天說不出話來。毛不是一個禁欲主義者，革命者也不拒絕美的魅力，只是當著自己的妻子這樣說，確實“很不得體”。無法無天的革命者可以不顧任何禮俗慣例，但革命家庭仍得維護，革命男女之間仍得有必要的距離。
毛天性浪漫，這種玩笑在延安時期也一再發(fā)生。整風之前，延安的政治空氣還有相當?shù)拿裰餍�，丁玲常到毛的窯洞聊天，“有一次，丁玲開玩笑說，我看延安就像個小朝廷，毛澤東接著話茬說，那你得給我封官啊。丁玲接著就說到幾個人，其中說到林伯渠可以做財政大臣，彭德懷可以做國防大臣什么的。毛澤東又笑著說，你還沒有給我封個東宮、西宮呢！丁玲說，這我可不敢封，要是封了，賀子珍還不跟我打架��！”（丁言昭，1998：257）
事實上，按毛后來對曾的說法，他與賀子珍的分手就真的源自這種好開玩笑的習慣：
有次一位外國女記者采訪我，美國女人開放無拘無束，我也愛開玩笑，我們說又笑，這就激怒了賀子珍，她不僅罵了人家，兩人還動手打了起來。我批評她不懂事，不顧影響，她不服，為此我們兩人吵得很厲害，一氣之下賀子珍說要去西安，然后到蘇聯(lián)治病。（曾志，1999：329）
嫉妒的妻子和另一個女人打架，這對于正處于困難之中的革命領袖來說，是頗為難堪的。如果不是愛開玩笑，這一幕鬧劇也許不會出現(xiàn)的。不過，如果把毛、賀分手的原因僅僅歸結為毛愛開玩笑的習慣，又是皮相之見了。毛告訴曾，“在中央蘇區(qū)受到錯誤路線打擊，從領導崗位上撤下來后，名義上是蘇維埃主席，但無實職工作，又患了病，連賀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顧照他，卻強調自己有事情要干�！保ㄔ�，1999：329）毛不是要妻子在生活上照顧自己傳統(tǒng)小丈夫，但前提是妻子要有“政治上的敏感”，能成為政治上的助手。賀子珍不是沒有政治頭腦的人，她在毛失意時的表現(xiàn)說明她是按照政治形勢來確定自己對毛的態(tài)度的。黨內生活的慣例，當一個人不能得到組織的信任時，他是不可能從身邊的任何人、包括他的親人（只要這個親人也是革命者）得到理解和同情的，因此賀子珍“不怎么理他”也可能是其原則的表現(xiàn)。不過，這只是毛的一面之辭，夫妻之間的事，其實很難進行原則化的評說。
6、戰(zhàn)友
閩東根據(jù)地主要領導人是福安中心縣委書記（后任閩東特委代理書記）詹如柏，當?shù)胤Q為“北詹”。詹如柏“與國民黨不共戴天，對黨的方針路線堅決執(zhí)行，信仰堅定，革命堅決�！保ㄔ�，1999：166）危險的環(huán)境很自然地滋養(yǎng)了強烈的猜疑防范心理：
合他意的便想方設法抬舉起來，反對過他或他認不不滿意的，則采取陰謀手段，置人于死地。如在壽寧，他對范浚有意見，便推舉范鐵民，而把范浚夫婦給暗殺了。陳亮也是被他當作反革命殺掉的。施霖與他有矛盾，他也曾揚言要干掉施霖。
我曾聽葉飛說過，他在福安獅子頭客棧險些被縣便衣隊槍殺�！冀K存疑，詹如柏與他在獅子頭被行刺有關系。（曾志，1999：166─167）
當領導人之間發(fā)生分歧時，對于下級干部來說，就有一個站隊跟線的問題，這是真正的政治敏感、政治覺悟，事關一個人的政治生命、肉體生命。因為曾志得罪了“北詹”，就受到“嚴厲的懲罰”，被調到形勢極為嚴峻的福霞縣工作。甘棠暴動中，葉飛與莊毓麟兩人負了傷，同時在一個村子里養(yǎng)傷，曾去看他們。葉飛那里有人照顧、有中西藥品、雞鴨天天不斷，葉飛“還請我吃了一頓鴨肉，說也讓我增加點營養(yǎng)。”（曾志，1999：188）而莊毓麟?yún)s無人問津，吃飯都成問題。同一級別的干部，待遇何以殊異？
后來我了解到，葉飛的醫(yī)療和生活照顧是“北詹”親自安排的，而莊毓麟的醫(yī)療、生活他卻沒有過問。（曾志，1999：188）
“北詹”原要干掉葉飛，現(xiàn)在卻關懷備至。葉飛進步很快，懂得如何站穩(wěn)政治立場。當特委（其實就是“北詹”）批評曾與任鐵峰、葉飛關系密切、要加以處理后，“葉飛則從此不再與我個別交談了�！保ㄔ�，1999：上冊207）葉飛在閩東時參加戰(zhàn)斗不多，甚至辨別不出子彈的方向和高低，但斗爭造就人才，20年的斗爭使他成為上將軍。
但葉飛之所以生存下來，不只是因為他站在正確路線上，也因為他此時還不是一個獨立和山頭。1935年5月成立閩東特委，葉為書記，他的部隊是獨立師。同年10月，方志敏的殘部“中國工農(nóng)紅軍挺進師”由師長粟裕、政委劉英率領進入漸南閩浙交界處與獨立師會合。“由于浙南游擊區(qū)和閩東游擊區(qū)雙方都有些本位主義、山頭主義，從浙南方面來說，還有以主力自居的思想；
……劉英同志卻想‘統(tǒng)’掉閩東。他幾次提出要葉飛同志留在省委工作，借以調離閩東。”（粟裕，1988：167）沖突的高峰是1936年初的“南陽事件”：粟裕約葉飛到慶元南陽會面，葉要匯報工作，粟裕說：“好啊，晚上吃過飯再說吧。”晚上發(fā)生的事，葉飛是這樣敘述的：“當天晚飯的時候，我、陳挺和閩東的干部都入席了。如同舊小說中所描寫的那種場景，酒過三巡，擲杯為號。預先布置好坐在我兩邊的人把我抓了起來�！谘航馕业耐局校�?guī)状翁岢鲆谠Ｍ疽娒嬲f話，都未予理睬。后來在路上遇到國民黨軍隊的襲擊，部隊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亂中向我打了一槍，打傷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髞硭谠Ｍ靖嬖V我，當時是劉英命令他扣押我的，也不說明是什么原因。”（葉飛，1988：75—77）粟、劉屬于同一山頭，因此盡管粟認為“雙方的矛盾應當在黨的會議上來解決，不應采取對敵斗爭的手段”，但他還是“未能堅決抵制，將葉飛同志扣押了起來�！保ㄋ谠＃�1988：168）
粟裕與劉英矛盾很大。由于粟裕寫信給閩東的黃道想聯(lián)合抗敵，劉英便說他“分裂省委”，開會聲討：“因閩東同志已退出閩浙臨時閩浙省委，我便成了主要斗爭目標。當時對我也采取了對敵斗爭的手段，派了一個班把人監(jiān)視起來，剝奪了我的行動自由�！彼谠＿`心地作了“申明”后（什么申明？是不是保證不反劉英？），他被放了出來。如果不作“申明”呢？處死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他和劉英后來分開行動：“我們在總的方面仍是統(tǒng)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動的地區(qū)內則各自行動，而且互相之間戒備，每當必須會合時也各自帶著武裝，并且不住在一個房子里�！保ㄋ谠�，1988：168）挺進師在浙南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但誰能想象它的師長和政委是如此的相互戒備和警惕？
劉英1942年英勇就義。這樣堅定的革命者也有他的地盤欲、權力欲，這不只是人的本性的問題。要干一番革命偉業(yè)，沒有權力怎么行？革命者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各個人的利益。革命者是強大的，一方面要和外部敵人斗爭，另一方面要和內部的權力競爭者斗爭，成功者是這雙重斗爭中的勝利者，他們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但“特殊材料”也是人，手段是鋼鐵的，目的卻可能是極普通的人性。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1929年，遠在莫斯科的中國共產(chǎn)主義勞動大學進行“清黨”，“在‘勞大’最根本的一條是看對支部局的態(tài)度是擁護還是反對。雖說清黨同時也要查階級、查歷史，看對中國革命問題的認識，但這些都不起決定作用。簡而言之，你是擁護支部局的，就是政治立場堅定正確，就是動力，即使其他方面有些問題也不要緊；
你是反對支部局的，就是政治立場動搖以至錯誤，就是對象，即使出身好、有革命資歷，也得檢討甚至處分�！保▌⒂�，1997：35）說到最后，有沒有問題是由某個組織、某個人說，不尊重領導，就可能被“肅”。領導人的尊嚴外，領導人的感情也不能損害。1930年，贛南地區(qū)發(fā)生過一次“信豐事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贛南行委負責人郭承祿、肖國璋、馬榮瀾等在信豐反對毛澤東，也動員當?shù)氐?5軍一道參與。35軍的政委羅貴波、軍長鄧毅剛認為這是反革命行為，派軍隊把郭、肖、馬抓起來送到總前委。在這件事情上，羅貴波是有功的，但在次年1月的反“AB團”運動中，羅卻受到懷疑，被撤銷軍政委、軍委主席、軍肅反委員會主席的職務。羅自我反思：“我沒有親自把這三個人交給總前委并報告情況，而是鄧毅剛一個人去了�！边@就給了鄧毅剛一個表達自己看法的機會。“鄧毅剛是黃埔軍校畢業(yè)的，起初曾在紅四軍工作過。開始時我們關系不錯，工作配合得很好。后來我們兩人都愛上了同一個姑娘，這就自然地產(chǎn)生了一種不便言明而又微妙的矛盾，他見了我很少說話�！覒岩伤蛄宋业男蟾�，因為他是上面派來的，熟人很多，而我卻是一個‘土包子’。對肅反，我們之間的思想觀點不一樣，他借機拉攏一些干部，團一級的干部不敢同我接近。有些重要的會議不通知我參加，重要文件不讓我看。我當時察覺到，前委信任鄧毅剛，而對我逐漸地不信任了�！保_貴波，1997：65—66）在這一件事上有兩個人情：第一，反“AB團”是政治斗爭、敵我斗爭，鄧毅剛卻借此來解決他的情敵，借運動來泄私憤。二是前委之所以相信鄧，是因為鄧原是毛澤東在紅四軍老部下。革命者不是沒有人欲，不講人情，而是習慣于把人情、人欲與政治路線、權力之爭聯(lián)系起來。
7、紅色
革命首先要分清敵我，以便能區(qū)別對待：對同志像春天般的溫暖，對敵人像嚴冬般無情。曾志就在革命隊伍中也曾有“冰窟窿”似的感受。（曾志，1999：211）她把她的回憶錄準確地命名為“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在閩東，在延安，她都在生死關頭徘徊過。
如何分清敵我？階級出生、戰(zhàn)場考驗之外，還有持續(xù)不斷的內部審查和整肅，從江西蘇區(qū)的肅反到“文革”，每次運動無論是什么目的，“清理階級隊伍”都必不可少。革命者不留情面，在白區(qū)、敵占區(qū)和國統(tǒng)區(qū)從事過地下工作的人順理成章地受到嚴厲審查。延安時期，包括極受毛信用的林彪的妻子葉群，也被整得往曾志的臉盆里撒尿。
整風期間中央黨校一部的動員會上，有一個“河南從省委到基層都有紅旗黨問題”的判斷，河南省委組織部長危拱之感到十分絕望，“就在動員會后的一個夜里，在床上用褲帶勒住脖子自殺”，獲救后精神有些失常，“亂罵領導，亂談戀愛，并嚷嚷著要脫黨。她常跑到男宿舍去和她的男朋友睡一起”。49年后真的瘋了，“她沒有兒女，沒有丈夫，得不到親情的關心。組織上為了照顧她的生活而調去一個女工作人員也不大盡心。危拱之上廁所跌斷了大腿，她既不護理也不報告，聽之任之，真是凄慘得很�！幕蟾锩跗冢９爸秃锖�、無聲無息地死去了�！保ㄔ�，1999：333─334）
危拱之是葉劍英的前妻，早在江西蘇區(qū)時就被整過。宋任窮回憶長征時：“干部團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負責司令部總務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長征途中的總務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隊一到宿營地，拱之同志忙著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頓病號，招呼大家燒熱水洗腳等。部隊出發(fā)前，她督促同志們打掃駐地，上好門板，歸還借來的東西，做好各種善后工作。記得在過草地時，我的馬丟了，馱在馬背上的糧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隨著丟失了，拱之同志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從其他同志那里為我勻了一份，幫助我渡過了難關。她還在百忙中為我織了一條毛線圍巾。拱之同志對干部團其他同志的照顧也是滿腔熱情、無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纏過足，但是由于馬匹少，在整個長征途中，她從來沒有騎過馬，完全是靠一雙‘解放腳’一步一步地走完了兩萬五千里�！保ㄋ稳胃F，1994：86）危拱之在革命最艱苦的歲月把愛奉獻給了革命同志，但在革命順利時期，卻被逼瘋。
拒不承認特務指控的危拱之以自殺來抗議組織，當然不會有好下場。車輪式的攻心戰(zhàn)術，各種手段的逼供、誘供，使許多革命者都無法不承認自己是特務。如果有人比如曾志仍不承認，中央黨校一部為這些人專門編了一個臨時支部繼續(xù)加壓。照曾志的看法，“臨時支部”一度與監(jiān)獄差不多。在這里，
打、罵、踢，刑罰多種多樣，特別是那些“坦白分子”，為了洗刷自己，也為了邀功，斗起別人來更是心狠手辣。還有個別老紅軍，對黨十分忠誠，但因為與社會接觸少，知識面窄，不善于分析，只一味抱著“對敵人要狠”的態(tài)度，所以整起人來也毫不留情。（曾志，1999：340）
在“臨時支部”中，不但有人用皮鞭抽，還有人用嘴咬，“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滿臉盡是血污。月經(jīng)來了，也照斗照打，結果褲子都咽透了，還把窯洞的地面染紅了一大塊�！保ㄔ�，1999：341）
每到夜晚，臨時支部這排窯洞的一個個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燈螢火般閃爍的昏黃燈光，四處靜靜悄悄地，只有一陣陣喝罵聲、踢打聲和慘叫聲越過土墻，越過山梁飄向漆黑的山野，時斷時續(xù)，此起彼伏，讓人心驚肉跳，不寒而栗。（曾志，1999：341）
恐怖的目的表面上是要每個挨整的人接受他人的揭發(fā)和組織的指控，如果你真是什么反革命或特務，那么你是不可能在如此高壓下漏網(wǎng)的；
反之，似乎一旦承認加給你的罪名，你就成了光榮的“解放戰(zhàn)士”，從此不再受折磨。但對于這種經(jīng)不起折磨而屈服的人，也難以獲得真正的關照：很簡單，你也會屈服于敵人的壓力而真的成為黨的叛徒。整風過后，組織上再度對曾的歷史和原審查結論進行考察和甄別：
他們考察了我在審干中的表現(xiàn)，認為我態(tài)度誠懇，實事求是，在高壓下沒有講一句假話，而在臨時支部七十多位受審查的同志中沒有講過假話的只有四人，這種政治上的堅定性是難能可貴的。（曾志，1999：345）
高壓并不是要你說假話。革命者應的品格是，無論受到何種委屈，甚至要你犧牲，你也不能講半句假話。黨的力量來自每個黨員無私奉獻、無限信仰，而經(jīng)歷了這場血雨腥風、意志變得極為剛強、沒有任何溫情和資產(chǎn)階級人性人情的“戰(zhàn)士”。
8、面條
整風搶救期間，不少人被迫承認了強加給自己的“罪名”，甚至還繪聲繪色地描述自己的特務活動。大部分是因為壓力太大，比如在關中地委宣傳部長高仰云的指揮下，關中師范不但大會轟，小會逼，還使用了捆綁吊打、關禁閉等殘酷手段，終于使90%以上的學生成了國民黨員、三青團員、復興社、CC等特務分子。但也有基于一定的理性認識而配合組織工作的。時為關中師范教師的劉衡也承認自己是“假共產(chǎn)黨”，因為他以為“大概是領導要一批黨員假裝特務來做宣傳工作”以開展運動。理由是他讀過一本蘇聯(lián)小說《巧克力》（又名《佐丁之死》）。書中被錯殺的軍官佐丁為了黨的利益，自覺自愿走上刑場，刑前有一段獨白：“死的本身我們永遠不會感覺到的，因為根本就沒有死。對于活人是沒有死的，而死人又能感覺不到它。”“看那佐丁的榜樣呀，他是個惡棍，他一時為了過去而忘了未來！他像一只下流的畜牲一樣，像一只狗一樣被槍斃了”�！白屪舳∧莻�下流的臭名爬進人們的腦袋吧。從今以后，讓它變成卑鄙和下流的象征，變成背叛那最忠實地、最純潔的永久的主義和永久的革命的象征，而安慰一切在這挺進的運動中被剝奪了一切的人們：共產(chǎn)主義的存在只是為著未來，只是為著不幸的人們的幸福。為了這個緣故，此記得是值得生、也值得死的呀！……”劉衡因此想：既然我們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弄臟了共產(chǎn)主義的清水，就讓大家把我當成特務吧，讓大家說“不要學劉衡量呀！”同時為了使真正的特務坦白交代，不管大家把我當什么，我都愿意！即使叫我去死，我也感到光榮�。▌⒑猓�2001）組織至上，革命第一，既然組織上需要有“特務”，革命者不是不可能照辦的。
但不是每個人都看過這部蘇聯(lián)小說。更不是每個人都有劉衡的覺悟。一些沒有斗爭經(jīng)歷青年，有時是抗不住餓或想吃好一點而“坦白”的。河南的一個地委干部小苗開始不承認自己是特務，但同志們夜以繼日地輪番攻心，不讓他睡覺，逼他坦白交代：
只要他“坦白”一些，就給他煮面條，加以鼓勵。這種“恩威并施”的車輪戰(zhàn)術整得小苗暈頭轉向了，他開始胡說，卻又不能自圓其說，一追問便矛盾百出。這樣搞了一個多月，直到他承認在河南某地曾加入國民黨ＣＣ特務組織，才認為差不多了，對他的審查方告一段落。（曾志，1999：334）
承認自己是“特務”后，小苗成了“解放戰(zhàn)士”，十分積極地參加對他人的審查，加倍發(fā)狠地整別人，希望立功贖罪。（曾志，1999：334）
康生領導的中央社會部治安科科長陳龍，整風前收留了一個孤兒在治安科打雜，大家把這個一天到晚臉都洗不清的孩子叫作“黑娃”。審干時黑娃也成了特務。問其原因，黑娃說：“我饞面條，人家說誰坦白說是特務，就給誰一碗面條吃�！保ㄐ迊順s，1996：145—146）師哲也發(fā)現(xiàn)：“有的年輕人就為了能飽飽地吃上一頓面條，承認自己是‘特務’�！保◣熣埽�2001：165）1944年初，綏德縣“坦白運動先進典型報告團”到延安作坦白報告，“報告團成員像英雄一樣到處受到熱烈歡迎，洋洋自得，榮辱觀念全然顛倒了。我們交際處還用大米白面和豬肉粉條豆腐白菜優(yōu)他們�！碑敃r就有人諷刺說：“誰知道他們說的是真是假，真是有人愿意說，有人愿意聽，不管真假如何，反正他們豬肉粉條豆腐白菜吃了夠�！保ń鸪�，1986：178）
這是嚴肅與荒唐的結合。關中師范有一個學生程遠，在一次斗爭會上走上講臺，“把帽子往桌上一摔：‘我是一個無限忠于黨的純潔的共產(chǎn)黨員！’當他被五花大綁拉出會場，扔到雪地里挨凍時，他還高呼：‘調查研究萬歲！’‘實事求是萬歲！’接著，把他吊在窯洞里，手腕被繩子扎得血脈不通，手背腫大。日夜對他軟硬兼施，一方面捆綁吊打，用火筷子燙臉，連續(xù)八天八夜搞車輪戰(zhàn)；
一方面進行誘供式的規(guī)勸，他在無奈中假意承認自己是特務，吃上了羊肉泡饃、油餅、豆?jié){，還到我們老師食堂吃上了較好的飯。他酣睡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吃罷早飯，領導讓他交代特務罪行材料，他感到向黨說了謊，像大山壓頂似的喘不過氣來，他提筆寫道：‘親愛的黨組織：我欺騙了您，卻受到了優(yōu)待。這完全是惡作劇，我所講的填了一張CC表，根本不是事實。…… ’他豁出去了，要綁、要打、要吊、要殺，隨你的便……”（劉衡：2001）
9、江青
1976年10月后，江青作為毛澤東批評的對象、作為毛澤東的對立面的形象逐步刻畫出來。但誰都不會否認，沒有毛的信任提拔，就沒有江青的飛揚。這就形成了一個補充說明，即江青原本是好的，后來、特別是文革中變壞了。這一說法不但不符合常情，也是對毛的貶低：江青豈能瞞過毛的火眼金睛？
毛澤東當年是頂著壓力與江青結婚的。1939年3月，張聞天夫人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看到江青成了毛主席窯洞里的人，毛主席言談中也表現(xiàn)出滿意的神色。我隨口對毛主席說：‘你身邊確實需要有人照顧。你同也賀子珍合不來�！犃宋疫@樣說，毛主席興奮極了，把大腿一拍，連說：‘劉英同志，你才真正理解我的人��！這事不少老同志反對哩，你要給我做解釋，做宣傳！’”反對的意見集中到張聞天那里，張給毛寫了一封委婉的信，“毛讀罷大怒，當場把信扯了，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第二天毛主席就在供銷社擺酒兩桌，聞天自然不在賓客之列。”（劉英，1997：115—116）這件事固然反映毛澤東個性的堅強，但也有他對江青的欣賞。1947年中秋，軍旅勞頓中的毛澤東還有一首想念江青的詩：“秋風度河上，大野入蒼穹。佳令隨人至，明月傍云生。故里鴻音絕，妻兒信未通。滿宇頻翹望，凱歌奏邊城�！�50年代，毛對曾志說：
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來，但是在政治上還是對我有幫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銳。（曾志，1999：320）
在生活上合不來，這是當然的。毛生于農(nóng)家，長期在山溝里苦斗，好吃辣椒、紅燒肉，留長頭發(fā)，不會跳舞，衛(wèi)生搞得也不大好，這與十里洋場出來的明星江青自然難協(xié)調。但對于“政治第一”的毛澤東來說，找妻子不是找保姆，他要的是政治上的助手，“所以江青雖然只是秘書職務，但無論到那里，看文件都必須按政治局委員待遇�！保ㄔ荆�1999：下冊320）她實際上早就參與政治生活了，并確實表現(xiàn)出毛所期待的敏感�！敖嗄切┠甑牡匚�，其實是個探測器。《清宮秘史》、《武訓傳》、《紅樓夢》、《海瑞罷官》都是她先出面，說她認為應該批判，大家從來不認為她有多高明，所以聽過也就罷了。然后回去報告——‘他們不聽你的！’”（黎樹，1998：80）49年后文藝上無休無止的“階級斗爭”大都是江青首先警覺到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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