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達的這本新作《西班牙旅行筆記》描繪的是一個四十多年前在內(nèi)戰(zhàn)中結(jié)下血海深仇的國家如何成功地由專制向憲政民主轉(zhuǎn)型的故事，讀來尤為令人深思。

　　西班牙民主化的坎坷過程，給人的感覺是“極左”和“極右”都很可能導致災難。正常的民主化道路，應該是社會民主主義(美國有時叫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美國有時叫保守主義)互補，就是溫和的左派和溫和的右派的互補，或者說是民主左派和民主右派的互補。但西班牙的情況比較復雜。

　　從時代來看，西班牙內(nèi)戰(zhàn)前后的這段時期，也就是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是全世界范圍內(nèi)民主自由制度受到最嚴峻挑戰(zhàn)的時期。不管東方西方，在凡爾賽體系下形成的大批民主國家這時都發(fā)生逆轉(zhuǎn)，變成左派專政或右派專政。甚至原來就有民主傳統(tǒng)的國家，像波蘭，像德國的一些小邦，在中世紀就有所謂的自由選王制，所謂的城市共和、貴族民主制度，這時也發(fā)生了專制化傾向。保留下來的民主國家很少，除了美國、英國、法國和北歐一些地方，其他都垮臺了。有的是左派專政，像布爾什維克；
有的是右派專政，像希特勒。

　　這種左右派專政在今天看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20世紀初，俄國當時的總理大臣維特伯爵就講過，黑色百人團(即所謂的黑幫，俄國的極右翼)和紅色百人團(即所謂的紅幫，極左翼)，其實是差不多的，區(qū)別只是他們所處的階段不同。按照維特的說法，極右派是已經(jīng)墮落的專制主義者，極左派則是處于浪漫期的專制主義，浪漫專制主義到一定時期都會墮落的。今天看起來，東南亞也是這樣的。原來緬共、紅色高棉一些人，當年為理想主義不擇手段，搞得很恐怖；
現(xiàn)在一旦沒了理想，唯利是圖同樣不擇手段，販毒、開賭場、綁票……無所不用其極。

　　從西班牙的具體情況來講，它在1930年代的悲劇有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共和時期特殊背景下的社會矛盾特別尖銳，既得利益階層和社會下層的沖突特別嚴峻，加上當時國際背景不利于自由民主，極左的和極右的極權國家都分別在拉西班牙的左右兩翼。但是從整個人類歷史發(fā)展來看，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根本原因是寡頭主義和民粹主義之間的互相反饋放大機制。其實也不光是西班牙有這種情形，拉美也是一樣。寡頭主義統(tǒng)治的時候用專制手段來掠奪大眾，使正常的市場經(jīng)濟、正常的利益博弈無法形成。而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們的機會，就又做得特別極端。要避免這個過程，我覺得要既提倡一種非寡頭主義的右派，也提倡一種非民粹主義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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