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于前蘇聯(lián)時期的小說《第一圈》中，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借小說中的英諾肯基之口說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一個國家有了一個偉大的作家——就像有了第二個政府”[1]，曲折而又堅定地闡明了作家的使命意識。作家既然是第二個政府，那就必然與執(zhí)政的現(xiàn)政府相對立，這也注定了索爾仁尼琴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命運。在前蘇聯(lián)，由于他在私人信件中議論斯大林的是非被逮捕監(jiān)禁，因為著文揭露斯大林及其共產(chǎn)黨政權(quán)的殘暴，先是被開除出作協(xié)，后又被驅(qū)逐出國境；
在西方，他指責自己的恩主——美國，1978年的哈佛演講批評西方招致美國和西方世界的圍攻；
“活著回到祖國”，他又無情揭露俄羅斯社會現(xiàn)實并猛烈抨擊當權(quán)者，1998年拒領(lǐng)葉利欽總統(tǒng)頒發(fā)的圣安德列勛章……索爾仁尼琴自稱為一頭不斷頂橡樹的“牛犢”，“只要還活著，或者直到牛犢頂?shù)较饦渖险蹟嗔瞬鳖i時為止，或者是橡樹被頂?shù)弥ㄖ�響，倒在了地上為止”[2]。他這個“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牛犢，總是很不明智地把現(xiàn)政府作為自己的對立面，數(shù)十年如一日地用自己的腦袋和犄角狂熱地頂向枝干龐大根基深厚的橡樹……

　　生活的“不正�！比绻�是制度性的，那么一個寫作者就要質(zhì)疑這樣的制度乃至國家，就要勇于把自己放在現(xiàn)政權(quán)的對立面，就要敢于成為“國家公敵”和國家機器控制下的某些人民的“公敵”。一個人挑戰(zhàn)一個國家的例子，西方曾屢屢出現(xiàn)：茨威格對一戰(zhàn)的態(tài)度使他成為國家公敵，被迫流亡瑞士；
羅素因為在二戰(zhàn)時提倡和平，而被英國政府監(jiān)禁；
左拉面對德雷福斯案件不公正的判決，毅然發(fā)出“我控訴”的怒吼；
托爾斯泰目睹沙皇政府對革命者的血腥屠殺，勇敢地寫下《我不能沉默》的正義篇章。而俄羅斯文學有一種可貴的傳統(tǒng)，就是堅守良知的寫作。索爾仁尼琴“作家是第二個政府”觀的清醒和勇氣，是深沉的俄羅斯文學、思想傳統(tǒng)在一個特殊時代的體現(xiàn)。張建華曾精辟地指出：“俄羅斯文學立足于拯救的思維特征決定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使命性特點。這一特點反映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就是作家的救世與救人的思想。俄國文學歷來是社會變革的推波助瀾者�！盵3]索爾仁尼琴的著作就是具有歷史使命性的作品，而他對此歷史使命也是相當自覺的。他說他的命運不屬于他自己，他的文學命運也不屬于他個人，而是所有千百萬人的命運，他要為1917年后受難的俄國人民和所有已死的人申訴：“他們沒有能寫下來、說出來、嘶啞地喊出來自己的獄中苦難和勞改營的發(fā)現(xiàn)�！盵4]《古拉格群島》被稱為“我們這個時代最沉重、最殘忍的書”，它集中體現(xiàn)了索爾仁尼琴反對強權(quán)和暴力、極力消除籠罩在自己國家頭上不真實的神話和虛假印象、追求正義和真理的思想。索爾仁尼琴借助此書真實地再現(xiàn)了斯大林大清洗前后四十年間蘇聯(lián)社會黑白顛倒、人倫喪失的可怕狀況，統(tǒng)治階層殘暴和不人道的行徑達到令人發(fā)指的程度，這就必然激起人們禁不住要質(zhì)問這樣的制度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從而達到為社會變革推波助瀾的作用。俄羅斯女作家尤利茲婭認為：索爾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他能夠改變社會進程，或至少影響了國家和社會的發(fā)展。索爾仁尼琴自己也認為：“文學可以加速歷史前進的腳步。”[5]由此可見“第二個政府”的巨大意義。

　　馬克·斯洛寧稱贊索爾仁尼琴是“偉大的挑戰(zhàn)者”、“獨立不羈的自由主義者和人權(quán)捍衛(wèi)者”，成為“道德高尚和剛正不阿的象征”[6]。之所以說是“偉大的挑戰(zhàn)者”，其偉大之處就在于勇敢地向現(xiàn)行政府及其殘暴專制的政治制度挑戰(zhàn)。在《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中，索爾仁尼琴曾直接提及反專制，一個代號為X－123的犯人認為藝術(shù)家迎合暴君的口味是“在按狗的旨意行事”，“為暴君的專制統(tǒng)治辯護”，更是“極為可憎的政治思想”[7]。一個藝術(shù)家只有不迎合暴君的口味，不做政治家的工具，不為現(xiàn)行官方認可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吹喇叭抬轎子，不放棄反抗暴力、追求真理的理想，不創(chuàng)作無關(guān)痛癢的低俗的生活消遣品，而是反映出社會現(xiàn)實生活中真正的狀態(tài)，說出比“整個世界分量還重”的真話，才是按人的良心立身行事，而這是要付出慘重的代價的。索爾仁尼琴被逮捕、被驅(qū)逐出境，飽經(jīng)顛沛流離之苦，這一切沒有一種堅定的信念是無法忍受的；
何況只要他放棄做人的良心，而按狗的旨意行事，就有鮮花、美酒、榮譽和享受獎賞給他。一得一失之間，道德高尚與卑下、人格堅強與軟弱、精神偉大與渺小，立刻判然可見。劉文飛在《索爾仁尼琴八十歲》一文中慨嘆索爾仁尼琴真是一位“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并由此展開進一步的思索：“也許，與權(quán)力保持對峙，至少是保持距離，才是真正的、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應該選取的最佳位置；
也許，思想和文化只有與政治的沖突中才能體現(xiàn)其意義，豐富其內(nèi)涵，并煥發(fā)出真理的光輝�！� [8]在該文結(jié)尾，劉文飛把索爾仁尼琴比作晚年的托爾斯泰，因為二人具有同樣的對權(quán)力的激憤，對民眾的溫情，同樣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嚴肅的道德感。這一切都跟索爾仁尼琴自覺地堅守“作家是第二個政府”分不開。

　　在《第一圈》中，索爾仁尼琴又擔當了一次“第二個政府”的職責，他所描寫的那些瑪爾非諾特種監(jiān)獄的犯人們比監(jiān)管他們的國家干部道德上要高尚，人格上要高貴，精神上要強大，他是把現(xiàn)政府的判決進行了再審判，是把顛倒了的一切又重新顛倒過來，肯定了犯人們生命的價值和自我的尊嚴，鞭笞了國家干部生命的卑劣和自我的猥瑣，充分顯示了“第二個政府”的威力。在小說中，為了自己的頭腦不被麻木所凈化，犯人涅爾仁毅然拒絕了瑪爾非諾研究所所長雅科諾夫上校要他參加密碼組的邀請，雖然他明知參加密碼組就能留在物質(zhì)待遇較好的“第一圈”里，而拒不參加密碼組，就得再次被投入普通勞改營，去接受身體上的摧殘。這使得雅科諾夫上校氣憤地說“你以仙酒換取扁豆湯”！而涅爾仁認為“如果舒適重要得超過了生存，生存又有什么意義呢？”[9]出于同樣考慮，另一囚犯伊拉里昂·格拉西莫維奇也拒絕了奧斯科盧波夫少將的提議：即讓他發(fā)明一種晚上用的紅外線照相機和一種自動拍攝的普通照相機，而這兩種照相機都是用來提供證據(jù)以便抓捕人的。格拉西莫維奇聲稱自己“不是捕人的野獸”[10]，他不能因為一份“僅能維持生存的飯菜”，就出賣自己的智慧。他和另一囚犯波貝寧散步時提到一幅 “正在消失的羅斯”的 畫，他認為倒不是說俄羅斯的消失，而是“優(yōu)秀的人文主義精神的消失”，所以，“我們這些還允許存在的科技精英”應擔負起“恢復人文科學的科學精神”的重任[11]。這正是這些低賤的囚犯顯得高貴的原因所在，已被關(guān)押了18年的老囚犯、前數(shù)學研究所所長切爾諾夫教授認為只有犯人才有不朽的靈魂，而生活空虛的自由人則靈魂渺小。相對于這些靈魂高貴不朽的囚犯們，那些大大小小的統(tǒng)治者，從色厲內(nèi)荏、外強中干的瑪爾非諾研究所所長雅科諾夫上校，到在上級面前膽戰(zhàn)心驚、在下級面前氣指頤使而且對下級握有生殺予奪大權(quán)的內(nèi)務部長阿巴庫莫夫，直到年老昏聵、疑慮重重、剛愎自用的領(lǐng)袖斯大林，他們一個個猥瑣不堪，莫不顯得像小丑一般，毫無做人的尊嚴，僅僅是國家機器上的一個個零部件。

　　中國既有強大的“明智”、“明哲保身”的“智者”傳統(tǒng)，也不乏以生命來捍衛(wèi)“作家是第二個政府”的“戇者”傳統(tǒng)；
由于前者的泛濫而愈益彰顯出后者的珍貴�！墩撜Z·公冶長》：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
邦無道則愚�！薄墩撜Z·泰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憲問》：“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薄墩撜Z·衛(wèi)靈公》：“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痹噯�，如果所有的知識分子在邦無道時都愚都隱都避都卷而懷之，那么怎么才能使、何時才能使邦有道呢？為了自己明哲保身，而置邦國于無道的境地，這實際上是國家意義上的“見死不救”。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的贊詞中為司馬遷不能明哲保身而惋惜：“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fā)憤，書亦信矣。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事實上，司馬遷如此博物洽聞，不可能不熟讀《詩經(jīng)·大雅》，他之所以不明哲保身，不是因為他做不到，而是因為他不肯做！其實，我們恰恰應該為有司馬遷這樣不愿明哲保身的硬骨頭而感到自豪，可見在中國這個奴性實足的土地上同樣流淌著作家的良知。司馬遷不僅能仗義執(zhí)言，而且能忍辱負重。如果說在朝廷上下一致譴責李陵的憤怒聲中，司馬遷的第二種聲音雖然顯得異常尖銳，而且他也為此受到了最令人恥辱的刑罰，但是我們還能把他視作傳統(tǒng)意義上冒死進諫的忠臣；
那么，對于劉漢王朝的死敵項羽，司馬遷在《史記》中為之作只有皇帝才配享有的《本紀》，這里的第二種“聲音”則令人極度震驚，司馬遷已大大超出傳統(tǒng)意義上冒死進諫的忠臣的范疇，而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上的“反對派”，代表著第二個政府。駱玉明認為司馬遷“以思想和人格宣告世界未見得會被厚顏無恥的謊言徹底淹沒，權(quán)力未見得無所不能，正義未見得一無所成�！盵12]這正是司馬遷超越個人存在的意義所在。這說明要做到舉世混濁一人獨清、眾人皆醉一人獨醒既需要勇氣，更需要付出代價，僅僅潔身自好遠遠不夠。另外，司馬遷在“君子恥言利”的思想傳統(tǒng)下，作《貨殖列傳》，這又是開辟了“第二個”思想傳統(tǒng)，其挑戰(zhàn)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思想的勇氣也足以光照千秋。

　　二千余年后，中華大地上的另一位史學家再次彈奏出石破天驚的“第二種聲音”。在“改男造女態(tài)全新”[13]的新形勢下，在馬列主義一統(tǒng)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的新時代里，陳寅恪竟公然提出“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14]的要求。以陳寅恪對歷史與現(xiàn)實的“通識”，在全中國只擁有一種價值系統(tǒng)，只發(fā)出一種聲音，只擁有一種顏色之際，他當然知道此要求不合時宜的沉重的分量。但是陳寅恪堅決提出這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要求，正是他一生所高揚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價值之體現(xiàn)。因為在他看來，“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
敢于為自己的學術(shù)信念而獻身，這是陳寅恪直追司馬遷的人格基礎(chǔ)。因為“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fā)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shù)”[15]。要發(fā)揚真理，研究學術(shù)，就必須自由、獨立地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就絕不能受“俗諦之桎梏”，無論這“俗諦”在時下是如何尊貴顯要，如何令人趨之若鶩，如何成為欽定的唯一“真理”。更有甚者，陳寅恪從陳端生的《再生緣》在眾多彈詞體中脫穎而出的現(xiàn)象而得出“實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潑思想”、“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yōu)美之文學”[16]的結(jié)論。優(yōu)美之文學源于自由之思想，可謂一語道破天機。文藝家如果沒有“第二個政府”的意識，不但無補于世道，無助于社會歷史的進步，而且也根本創(chuàng)作不出優(yōu)美的作品。這也許從反面證實了那些隨風搖擺的“袞袞諸公”在1949年之后之所以未能寫出“優(yōu)美之文學”的原因。正是陳寅恪的不“從俗浮沉與時俯仰”[17]、不“侮食自矜曲學阿世”[18]，他才能在驚風密雨、盲目臏足的惡劣處境下寫出足以藏之名山傳之后世的鴻篇巨著。

　　一切偉大的作家都是當代生活的對立者和批判者，在這個意義上，“批判現(xiàn)實”主義永遠不會過時。托馬斯·曼在《我的時代》中說：“我的時代！對于它，我有權(quán)這樣說，我從來沒有曲意奉承，而且，無論在藝術(shù)上、政治上、道德上從來沒有對它卑躬屈節(jié)。當我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它的時候，大多數(shù)情況下，我是處在與它對立的立場的�！盵19]文藝家只有勇于說“不”，只有采取對立和批判的立場，才有可能揭穿時代的病根。索爾仁尼琴在遲到的諾貝爾受獎演說中說：“藝術(shù)家的工作是不能納入貧乏的政治范疇的�！盵20]這也就是說藝術(shù)家理應開辟第二個戰(zhàn)場，提供政治之外的眼光。布羅茨基也有一句名言：“詩與帝國對立�！盵21]帝國在一切方面樹立起自己的權(quán)威，唯有詩歌能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樹立起足以對抗帝國的第二種權(quán)威。詩歌權(quán)威與帝國權(quán)威恰恰相反，它不教人臣服，而教人抗爭，不教人守舊，而教人創(chuàng)新，它不是閉目塞聽隨聲附和，而是怒目圓睜做真理的代言人。馬爾克斯曾言：“關(guān)于現(xiàn)實，我認為作家的立場就是一種政治立場�！�…而且我的政治志趣同文學志趣都從同樣的源泉中汲取營養(yǎng)：即對人、對我周圍的世界、對社會和生活本身的關(guān)心。文學志趣是一種政治志趣，政治志趣也是一種文學志趣。兩者都是關(guān)心現(xiàn)實的形式�！盵22]他所說的政治志趣絕非被現(xiàn)行官方所認可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而是一種他自己的對抗現(xiàn)行官方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獨立的思想價值體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以他說的“政治”其實是第二種政治。文學所表現(xiàn)出的志趣，要么就是順從歌頌現(xiàn)行的官方認可的政治志趣，要么就是抵抗批判現(xiàn)行的官方認可的政治志趣，從而表達自己的政治志趣，絕沒有第三條中間道路。馬爾庫塞說：“只有當形象是拒絕和駁斥已確立秩序的活生生的力量時，它才能講述自己的語言。”[23]它再一次提醒人們：只有當文學藝術(shù)不依附于政治、文藝家不依附于政府時，文學藝術(shù)才有自己的語言，文藝家才有自己的生命，因為“藝術(shù)只有作為否定力量才能擁有這種魔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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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索爾仁尼琴：《第一圈》（下），第112頁，景黎明譯，田大畏等校訂，群眾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2] 索爾仁尼琴：《牛犢頂橡樹》，第228頁, 陳淑賢、張大本、張曉強譯，群眾出版社2000年版。

　　[3] 劉意青、羅芃主編：《當代歐洲文學縱橫談》，第101頁，民族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4]阿格諾索夫主編：《20世紀俄羅斯文學》，凌建侯等譯， 白春仁校，第510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5] 索爾仁尼琴：《牛犢頂橡樹》，第43頁, 陳淑賢、張大本、張曉強譯，群眾出版社2000年版。

　　[6] 馬克·斯洛寧：《蘇維埃俄羅斯文學》，浦立民、劉峰譯，毛信仁校，第385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

　　[7] 索爾仁尼琴：《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姜明河等譯，第65～66頁，群眾出版社2000年版。

　　[8] 《讀書》1999年第4期。

　　[9] 索爾仁尼琴：《第一圈》，第70～71頁，景黎明譯，田大畏等校訂，群眾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10] 索爾仁尼琴：《第一圈》（下），第319頁，景黎明譯，田大畏等校訂，群眾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11] 索爾仁尼琴：《第一圈》（下），第278～279頁，景黎明譯，田大畏等校訂，群眾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12] 《文匯報·筆會》2005年3月4日第11版。

　　[13] 陳寅�。骸赌械�》，《陳寅恪集》之《詩集》，第88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年5月第1版。

　　[14] 陳寅�。骸秾�科學院的答復》，轉(zhuǎn)摘自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后貳拾年》，第11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5年12月第1版。

　　[15] 陳寅�。骸秾�科學院的答復》，轉(zhuǎn)摘自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后貳拾年》，第111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5年12月第1版。

　　[16] 陳寅�。骸墩撛偕�緣》，《寒柳堂集》，第73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年4月第1版。

　　[17]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18] 陳寅恪：《贈蔣秉南序》，《寒柳堂集》，第18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年4月第1版。

　　[19] 崔道怡等編：《“冰山理論”：對話與潛對話》（下），第793頁，中國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20] 王守仁編：《復活的圣火——俄羅斯文學大師開禁文選》，第295頁，廣州出版社1996年版。

　　[21] 王守仁編：《復活的圣火——俄羅斯文學大師開禁文選》，“代序”第2頁，廣州出版社1996年版。

　　[22] 加西亞·馬爾克斯：《兩百年的孤獨》，朱景冬譯，第132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3] 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劉繼譯，第57頁，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

　　[24] 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劉繼譯，第57頁，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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