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經(jīng)·創(chuàng)世記》講了一個故事，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語言都是一樣，人類聯(lián)合起來建造一座通往天堂的高塔。為了阻止人類的計劃，上帝變亂人類的語言，使人類相互不能溝通，計劃因此失敗，人類流散各地。上帝很聰明，人類語言彼此不通后，漸漸疏遠成不同的種族，彼此爭戰(zhàn)，哪里還會有建造通天塔的能力，人類根本無法撇開上帝而靠自己的力量自行抵達天堂。

　　 孔子的弟子們則往著上帝相反的方向作出過努力。孔子死后，“弟子恐離居已后，各生異見，而圣言永滅。”（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論語序》）于是共同編纂一部大家都認可的著作，固化孔子的基本思想。這就是《論語》的成書緣由。七十子們統(tǒng)一圣言的美好愿望還是落空了，《韓非子·顯學》說：“自孔子死后，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币粋�圣門分而為八�？组T的分歧，孔子在世時即埋下了伏筆，當時弟子異見紛紜互相爭論攻擊，這些痕跡都還在《論語》里保留著。（詳見《子張》篇）

　　上帝也許是過慮了。異見紛紜是人的必然，即使孔圣人門下，和同的局面也不可能，最多只能是不同而和。

孔子本人其實就是最大的異見者，那個時代，禮崩樂壞，諸侯相攻，孔子卻終日致力于恢復文武周公之治，郁郁不得志，曾想到出逃海外，居于外夷。五十四歲做魯國司寇，一度攝行相位，五十五歲時與執(zhí)政者季氏不和，離開魯國，周游列國十四年，在宋、匡兩次被人追殺，在陳絕糧七天，累累若喪家之狗，這個時期的孔子以不得志的異見者形象深入歷史。然而，就在攝行相權(quán)的第七天，孔子就誅殺了魯國另一個異見者少正卯。少正卯是何許人呢？竟重要得要孔子迫不及待地一殺了之？少正卯是以思想行教的人，跟孔子同時在魯國授徒講學，吸引了一大批孔子的學生投奔，《論衡·講瑞篇》說：“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笨粗�大批大好青年跟少正卯走了歪路，孔子憂心忡忡，在殺少正卯時，他列出了五條罪狀：“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日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而有之，不可不誅也�！蔽宕笞餇罘�譯成白話就是內(nèi)心自由而好險；
行為邪僻而堅定；
言語虛偽而善辯；
記錄國家丑事而廣布；
贊同錯誤觀點而善于潤飾�！　�

　　孔子是否真的殺了少正卯，歷史上有爭論。殺人的最早記錄見于孔門后人荀子的著作，后來的《尹文子》、《說苑》、《孔子家語》等書都引用《荀子》的說法。如果真的殺了少正卯，那孔子則開了以思想罪言論罪殺人的先河。孔門信徒和反對者都意識到了這點的嚴重性，紛紛起來辯護和攻訐。辯護的代有其人，古代如朱熹，現(xiàn)代如錢穆，將孔子誅少正卯歸于荀子等人的杜撰。批判的也代有其人，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掀起浩大的批孔運動，誅少正卯是每一份批孔材料必書的一大罪狀。

　　孔子誅少正卯的爭論闌入了爭論者太多的感情色彩，在中國，任何關(guān)于孔子的問題似乎都很難心平氣和地討論。我們要撥清的歷史迷霧并不在此，更富價值的使命是認清我們的異見者有不包容的傳統(tǒng)。

　　不包容異見并不專屬封建社會，它已經(jīng)成為一種心理習慣，代代相傳下來，并屢屢在昔日的異見者身上表現(xiàn)出來。孫中山先生，早年醉心美國民主制度，不遺余力鼓吹革命成為晚清最危險的異見者，幾度被迫流亡海外，但就是這樣一位有民主素養(yǎng)似乎最能理解和包容異見者的昔日異見者對于異見者也并無容忍的氣度，采取了從古老時代相承而來的暴力方法。在孫中山先生的授意下，他的政黨搗毀康梁的集會場所，暗殺康梁的追隨者，暗殺光復會領(lǐng)袖陶成章，暗殺和梁啟超、章太炎齊名的輿論界領(lǐng)袖黃遠庸。

　　 魯迅先生對執(zhí)政當局多有批評，曾經(jīng)上過國民黨的黑名單，深明在那個時代做異見者的艱難和價值。但，魯迅先生在對待異見分子上也或多或少沾染了我們民族一貫的不容忍習氣。1932年，宋慶齡、蔡元培、魯迅和楊杏佛等發(fā)起成立“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次年，胡適加入同盟，任北京分會執(zhí)委會主席。當時，政府監(jiān)獄酷刑虐待政治囚徒的說法到處流傳，1933年，胡適為弄清此事向北平當局提出視察北平監(jiān)獄的申請，獲得特許，胡適便與楊杏佛等人前去視察，對外公開的視察結(jié)果是“犯人訴說院中苦痛，最大者為腳上帶鎖，與飯食營養(yǎng)不足二事”，并無嚴刑拷打。幾天后，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向同盟總會遞交了一份控訴北平監(jiān)獄虐囚的匿名材料。收到匿名材料后，同盟總會沒有進行任何形式的調(diào)查，迅速召開臨時中央執(zhí)委會議，根據(jù)魯迅提議，決議開除胡適。俟后，魯迅在《申報·自由談》上發(fā)表雜文“光明所到”，開頭就說，“中國監(jiān)獄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币韵氘斎皇降娜�面判斷否決了胡適經(jīng)過調(diào)查的具體言談。魯迅等人不給胡適以任何申辯的機會，他們以為“本同盟清除了這樣一個‘朋友’，實在是應該慶賀的�！�

　　一脈追溯下來，這就是我們的異見者傳統(tǒng)，在柔弱的時候，我們向主導者要寬容要自由，一旦時移勢易獲得主導地位，我們對其他的異見者卻沒有絲毫寬容可言。

　　讀胡適先生的文章，直覺先生之可愛幾無人可及。胡適先生一再對群情洶涌不斷走上街頭走上戰(zhàn)場的民眾說：“一面要監(jiān)督政府尊重法律，一面要訓練我們自己運用法律來保障我們自己和別人的權(quán)利�！比欢�，那個年代，烽火連天，硝煙彌漫，維護法律和維持政府已經(jīng)不是人們的共識了，大多數(shù)人都想著要推倒現(xiàn)有秩序重來，幾乎沒有一個中立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偏激的人。當大多數(shù)異見者都沒有維護現(xiàn)有秩序的共識時，社會必然因異見走向分裂走向暴力，最終陷入以暴易暴的歷史怪圈。胡適先生對自由主義的最大感悟就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在要求他人容忍自己自由的同時，自己也要容忍暫時不得自由的現(xiàn)狀，在互相容忍的基礎(chǔ)上，照著法律的路徑，慢慢地向自由演進。

　　中國有一份民間報紙《大公報》，創(chuàng)辦于1902年，到2002年剛好一百年，季羨林先生說：“《大公報》的一百年可以涵蓋中國的20世紀，從第一期到現(xiàn)在就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國現(xiàn)代史�！薄洞蠊珗蟆窂牟浑[晦自己的立場，在社評中公開宣稱：“大公報不是一般所謂的中立，大公報有自由主義的傳統(tǒng)作風�！滨r明的立場再加上客觀公正的報道，使《大公報》贏得了大量讀者，1931年5月22日，《大公報》發(fā)行1萬號紀念刊，胡適撰文稱贊大公報是中國最好的報紙，并為其總結(jié)出兩條成功經(jīng)驗：第一是登載確實的消息，第二是發(fā)表負責任的評論。這也就是大公報一貫奉行的公正而不中立的辦報方針。

　　從理想狀態(tài)來看，有多少種異見就需要多少種異見表達平臺，然而相對于異見的數(shù)量來說，表達平臺總是稀缺品。異見表達有天然正當性，但并不是任何異見表達方式都具有正當性。我在高中時看過一位魯迅專家的文章，文章說現(xiàn)在的時代需要胡適先生的表達方式，而非魯迅先生的表達方式，我當時深深熱愛著魯迅先生，看到這句話，我內(nèi)心非常痛苦。但，我漸漸明白魯迅先生的決絕方式是和那個炮火連天的時代緊密相連的，雖然，我仍熱愛先生。當今時代，需要人們秉持絕大的政治智慧和巨大的民族耐心，一點一點改良一天一天建設(shè)。我們不可能要求秦朝時代的異見者自由而不偏激，不可能要求民國時代的異見者自由而不偏激，但我們有歷史信心也有現(xiàn)實理據(jù)要求現(xiàn)在的異見者自由而不偏激。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自由是人最美好的狀態(tài)，值得我們百折不撓地追求，歷史已經(jīng)千百次地給我們指示了偏激的歷史走向，這種歷史走向常常讓我害怕。在表達異見的時候，我慢慢開始檢討自己有無千方百計避免偏激的表達方式。一個自由的異見者，不僅自由于外在的現(xiàn)實，而且自由于內(nèi)心的情緒。

　　回顧歷史，我們比先人幸運不少，這個時代給予我們在異見與共識之間的游走空間比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要廣闊。有共識的社會，是異見正常表達的基本前提，除了遵守維護社會基本共識外，我們對于異見還應當有這樣的共識:公正而不中立，自由而不偏激。這十二字的態(tài)度也就是 Liberal Mind，也就是自由胸懷的陶養(yǎng)，以之治學、觀物、對人，用胡適先生的警言來說就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用儒家的話來說就是做人立論要“溫柔敦厚”，如此方能在異見與共識之間進退自如，推動社會的點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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