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發(fā)展史上，國家一直是政治學家和思想家們研究的重要對象，因此形成了關于國家的形形色色的、多種多樣的認識和設計。在古希臘，國家是以“城邦”的形式出現(xiàn)的，城邦是希臘人設計的一套管理公共事務的“精密機器”，有公民大會、元老院，、執(zhí)政官等不同的機構組成，這為以后的國家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jù)。在古代羅馬，則是“共和國”盛行，國王和貴族掌握政權，在平民持續(xù)不斷地反對貴族的斗爭中，羅馬統(tǒng)治者先后通過了《十二表法》、保障羅馬公民權利的《市民法》、各民族共有的《萬民法》，奠定了羅馬法學政治國家的基礎。

　　真正形成現(xiàn)代國家則肇始于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之時。意大利著名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利目睹教皇對各國世俗政權的干預和挑撥，以及貴族和市民之間的內斗而造成的四分五裂狀況，從人類的邪惡本性出發(fā)，主張建立依靠專制君主的強大國家。但他同時認為，君主政體是挽救意大利的臨時性措施，君主專制和暴力是政治的“藥物”，它的使用是為了治療社會病態(tài)，不能視為最終的目的，君主專制的國家目的是為了走向民主。

　　國家觀念出現(xiàn)的重大變化首先發(fā)生在17世紀的英國。英國革命爆發(fā)之前，國王詹姆士一直認為，上帝賦予了國王對政治權力的掌控權，這是神圣不可動搖的，國王享有對議會議案的最后否決權。也正是這一點引發(fā)了共和主義者的激烈反對，他們認為，一個公民不需要許可就可享有他的權利，一旦許可就完全不是一種權利；
國王擁有否決權就意味著我們的財產和自由就不是作為“權利”在擁有，而僅僅是由于“恩賜”，國王可以在任何時候將其剝奪。1642年，英國內戰(zhàn)正式爆發(fā)，議會打敗國王，于1649年宣布廢黜并隨后處死國王后，英國成為第一個資本主義共和國。

　　生活在這一時代的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家洛克從社會契約論出發(fā)，闡述了國家的起源，積極為資產階級共和國進行了辯護。只有在人民共同協(xié)議的契約基礎上建立的國家才是合法的國家，他堅決否認通過征服所建立的政權的合法性。政府并沒有為所欲為的權力，但在專制者的頭上再也沒有任何權力可以約束他的行動，他可以任意擺布自己的臣民，因此，如果人們愿意把自然狀態(tài)轉換為專制制度，這就好像“他們注意不受貍貓或狐貍的可能攪擾，卻甘愿被獅子所吞食，并且還認為這是安全的。”人民訂立契約把自然權力交給政府是為了保障公眾的福利和安全，政府一旦背離這一目的，人們便有權自動收回自己的權力，從而承認了人們反抗任何暴政的權利。后來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都從法律上繼承和發(fā)展了洛克的這一思想，國家是人們的工具成為西方社會的主導觀念。

　　中國在秦漢以前，“國”與“家”有不同的含義，諸侯的封地稱為“國”，大夫的領地稱為“家”，而天子的統(tǒng)治區(qū)域則稱為“天下”。秦統(tǒng)一中國后，“國家”遂與“天下”通用，秦采用郡縣制來建構和管理國家，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獨特的強大的官僚體系。如果從國家發(fā)展的三個階段，即圖騰國家（類似于原始社會階段）、宗法國家或神權國家（伊斯蘭教國家）、君法國家（西方國家）看，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宗法國家。中國的宗法是以家為核心的，家國國家觀，王朝的改變實際上是家族的輪替。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人面臨亡國滅種的威脅，開始摒棄傳統(tǒng)的國家觀，認真思考國家與社會、個人的關系。嚴復是中國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最睿智的一位西學的圣人，出于對中華民族的危機意識，他在《救亡決論》中第一個喊出了“救亡”的口號。在西方國家的種種學說中，他選擇了斯賓塞提出的達爾文主義的社會國家觀，于1898年正式出版了他自己翻譯的赫胥黎的《進化與倫理》（《天演論》），大聲疾呼，世界上一切民族都在為生存而競爭，中華民族也不能例外，中國如果不能自強，就會“弱者先絕”，亡國滅種，失去民族生存的權利。

　　為什么嚴復拒絕了社會契約觀？首先他認為社會契約論不符合科學，用實證主義來否定社會契約。最深層的原因則在于中國國家觀不需要社會契約論，嚴復時代的中國國力弱，中國在經濟上仍處于較弱的地位，會受到強者的欺凌和不公平待遇。所以從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的國家轉型到現(xiàn)在仍沒有完結的地方在于中國受害的形態(tài)，中國是受害的國家，我們面對的是西方的列強，中國處于劣勢，是力的對比，而達爾文主義恰恰能提供這樣一個力的概念，而社會契約論對此無能為力。

　　孫中山先生極力倡導三民主義，在國家觀念上取得了重大進步�！吨腥A民國臨時約法》中規(guī)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確定了國民的主人翁地位，但是他本人以及后來的國民政府并沒有接受社會契約的觀念，這表現(xiàn)在他的一些觀點和實踐中，他主張建立強大的國家機器，認為人民尚是嬰幼兒，國民政府應當養(yǎng)育之、教育之，以及后來推行的“軍政、訓政、憲政”實踐，都與西方的社會契約論觀點有著很大差距。

　　中國共產黨在國家問題上實際上是以列寧主義為指導的，“國家是維護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tǒng)治的機器”（列寧語）。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對國家存在的理由進行了進一步的說明：“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我們現(xiàn)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笨梢�，這個“工具”式的國家觀和西方的社會契約論的觀念有著根本的不同，西方的契約論約束的指向是政府，而列寧主義的國家鎮(zhèn)壓的指向卻是被統(tǒng)治階級。

　　一百多年來，我們一直把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當作我們的兩大歷史任務，其中就隱含了這樣一個邏輯：國家是作為實現(xiàn)這兩大歷史任務的工具來使用的，任何對國家的其它解釋和使用都不得違背或者抵觸這兩大歷史任務。確實，這樣的一種國家觀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它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現(xiàn)代化建設取得重大舉世矚目的成就，尤其是2008以來，成功舉辦了北京第29屆奧運會和北京2008年殘奧會，實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百年夢想；
我們圓滿完成了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行，實現(xiàn)了空間技術發(fā)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跨越，展現(xiàn)出東方大國的嶄新魅力，百年強國夢已經成為現(xiàn)實。當此時刻，實現(xiàn)國家轉型恰逢其時。

　　國家轉型轉到哪里去？在此問題上必須還原馬克思主義對于國家問題的本來面目。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觀和列寧的國家觀是有重大區(qū)別的。馬克思對國家的批判集中在資產階級的國家上，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馬克思指出：“實際上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種組織形式。”他對未來共產主義描繪則是“自由人聯(lián)合體”而不是國家，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lián)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一文中則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了這樣的概括：“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它也是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后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干預將先后在各個領域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tǒng)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思想，對于我們破除長期以來套在國家和民族之上的神圣面紗是有幫助的，國家應該是逐漸消亡的，國家本來就是一個工具而不是目的，更不是可以頂禮膜拜的神物。還原它的本來面目正是為了更好地認識、掌握和利用它。但是必須看到，國家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還不可能消亡，我們現(xiàn)在做的仍然不是促其消亡，而是怎樣合理地設計、規(guī)劃、利用它。

　　一個追求國家富強的國家觀和一個追求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之間合理構造的國家觀二者是不能融在一起的。中國社會的很多變化已經透出了這種轉型的跡象，中國共產黨在十六大上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這是從國家到社會的一種轉變，胡錦濤總書記又提出了科學發(fā)展觀與和諧社會的重要理念，提出了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新三民主義”，表明了國家目標的重要變化，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艱巨的任務還在以后。

　　實現(xiàn)國家觀念的轉型，有幾個問題是必須注意的，首先，國家要去暴力化，增加它的理性化。中國近代以來積貧積弱使我們喪失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足的根基。所以中國近代以來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命題就是如何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而在建立強大國家的過程中必然充滿了暴力，比如說革命、武裝斗爭。這使得我們的社會中充滿了暴力。其次，國家要去行政化，增加平等性�，F(xiàn)實中的中國社會行政化是很嚴重的，比如說學術的行政化、雜志的行政化、個人的行政化、單位的行政化、司法的行政化等等，充斥于我們的生活中。如果不去行政化，我們就會始終生活在一種等級的隸屬關系中。最后，就是國家要去一元化，增加多元化。國家要從包辦一切退回到自己應有的限度內。中國社會的發(fā)展要走功能分化之路，權力、經濟、信仰、文化各有自己的運行規(guī)則，不能混為一談，尤其要警惕權力滲透到經濟中去，出現(xiàn)權力經濟。中國歷史上權力的強化無不導致經濟社會的退化，而經濟社會的進步往往以權力的下放和后退為前提。中國的傳統(tǒng)是一元化的，它強調“合”。家國合一，天人合一。到了我們現(xiàn)在則是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群不分，依然是合一。但西方的文化強調分離，家國的分離，三權的分離，中央和地方的分權。所以我們要更多的為我們的文化注入分離的因素，去除那種一元化的傾向。

　　處理好個人與國家的關系，需要執(zhí)政黨的高度自覺，更需要我們大家的持續(xù)努力。在這一點上熊培云先生在回答南方周末的提問時說的很好：“把一生當作自己的遠大前程，這才是我的主觀愿望。至于客觀上我能為國家做的，不過是和所有時代同路人一起，以批評建設國家，使國家這一工具為公民所用，而不是相反。否則，這就是“人為物役”了——因為我們是人，而國家不是人。我知道自己正在參與一個細碎的工程，也從不奢望這些批評能在一夜之間改天換地。但畢竟功不唐捐，通過大家一點一滴的努力，日復一日地做事，終究會多一些改變的希望。所謂“草色遙看近卻無”，至于這種努力最終能否有個賞心悅目的前景，我相信在更遠的將來回首時，你我都能遠遠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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