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要自強自然要“師夷長技”，要學習外語和聲光電化船堅炮利等自然科學知識。但中國傳統(tǒng)是“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只有苦讀圣賢經(jīng)典、尋章摘句、參加科舉考試獲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術(shù)”一直被視為“雕蟲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換句話說，在中國傳統(tǒng)知識譜系中，只有儒學經(jīng)典至高無上的地位，而自然科學知識的地位極低，幾乎不被看作一種“合法”的知識。但在現(xiàn)實面前，洋務(wù)派不得不“低頭”，提出要學習外語和各種自然科學知識，并創(chuàng)辦了學習外語和自然科學知識的“同文館”。但新知識依然沒有地位，愿學者寥寥無幾。

　　為改變這種狀況，總理衙門王大臣奕訢等于1866年底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員學習聲光電化、天文算學，想提高自然科學知識的地位。他們預(yù)料到頑固派會堅決反對，所以在奏折中說：“論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舉為不急之務(wù)者，必有以舍中法而從西人為非者，甚且有以中國之人師西人為深可恥者，此皆不識時務(wù)之論也。”他們詳細說明了學習西法的重要性，指出當今既欲講求制造輪船，機器諸法，如不借西人、西法為先導，探求機巧之原，制作之本，結(jié)果必然徒費金錢，無實際效果。他們特別駁斥了那種以“師法西人”為恥的荒謬論點。奏稱：“天下之恥，莫恥于不若人�！薄皷|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國學其文字，究其象數(shù)，為仿造輪船張本，不數(shù)年后亦必有成……獨中國狃于因循積習，不想振作，恥熟甚焉！今不以為不如人為恥，而獨以學其人為恥，將安于不如而終不學，遂再雪其恥乎？”他們明確提出學習西方是為了“雪恥”，拒絕學習西方才是真正的恥辱。

　　同文館擬添設(shè)天文算學館并招收科甲正途人員的消息傳出后，激起了頑固派的強烈反對。監(jiān)察御史張盛藻首先上折提出反對意見，認為若求自強，在朝廷則莫如“整紀綱”、“明政刑”、“嚴賞罰”、“求賢養(yǎng)民”、“練兵籌餉”等，對臣民則只有講求“氣節(jié)”，依靠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澤，以堯舜孔孟之道進行教育和幫助。

　　張盛藻地位、名望畢竟不夠高，頑固派中權(quán)勢最大、聲望最高、管理戶部（即全國財政）的文淵閣大學士倭仁于是親自出馬，遞上“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quán)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的奏折。他認為天文算學為益甚微，不過是“一藝之末”，而正途人員奉夷人為師，所造就者不過是“術(shù)數(shù)之士”，古往今來未聞有恃術(shù)數(shù)而能夠起衰振弱的�！疤煜轮�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痛定思痛旁求，必有精其術(shù)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他又說：目前世道衰微，禮崩樂壞，唯有依靠讀書之士講明義理，或可維持人心，如果科甲正途人員“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數(shù)年之后，“將盡驅(qū)中國之眾咸歸于夷不止”，所以請求朝廷立罷此議。倭仁是公認的理學大師，言辭更具煽動性，在士大夫間形成一股反對學習“西學”的強勁力量。

　　對此，奕訢等人上折反駁說，倭仁之論“陳義甚高，持論甚正”，他們在沒有辦理洋務(wù)之前，也是如此見解，但現(xiàn)在他們不敢象倭仁那樣一味“空言塞責，取譽天下”。他們認為，設(shè)立外國語言文字學館、講求機器制造之法、教練洋槍隊伍、派人出國考察等，“凡此苦心孤詣，無非欲圖自強�！蹦壳白嗾堥_設(shè)天文算學館，實為制造輪船及各機器的基礎(chǔ)，并非“空講孤虛，侈談術(shù)數(shù)”。他們指出：洋人敢入中國肆行無忌者，緣其處心積慮在數(shù)十年前，凡中國語言文字，形勢虛實，一舉一動，無不周知；
而洋人之舉動，我們則一無所知，徒以道義空談，紛爭不已；
現(xiàn)在設(shè)法了解洋人自強之方，卻議論紛紛，一誤何堪再誤！他們指責頑固派“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他們奏折中還將了倭仁一軍：既然倭仁認為決不應(yīng)設(shè)立天文算學館，自必另有計謀，如果他確有妙策可以制外國而不為外國所制，他們自當追隨倭仁之后；
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禮義為武器，以為這就可折沖樽俎，足以制敵之命，“臣等實未敢信”。

　　倭仁當然不服，再次上折，依舊強調(diào)自強之道在于朝廷“用人”與“行政”，所以設(shè)立同文館實為多此一舉。

　　為使清廷鼓勵正途出身人員報考，奕訢等人再遞上折、片各一件，進一步闡明學習西方的必要性，強調(diào)如仍茍且偷安，不思振作，后患將不堪設(shè)想。他們斥責倭仁以“道學鳴高”，故意危言聳聽，總以“師事夷人”、“奉夷為師”指責別人，其目的無非是阻止人們報考同文館。他們聲稱，同文館雇覓洋人不過是講授天文算學，早已奏明入館學習者不修弟子之禮，該折業(yè)經(jīng)發(fā)抄，倭仁豈有不知？為什么信口開河，肆意攻擊？他們繼續(xù)“將”倭仁的“軍”：倭仁不是認為中國早有精通天文算學、船堅炮利的人才，只是沒有精心訪求嗎？他們于是提出希望朝廷請旨飭下倭仁保薦數(shù)人，即行擇地另設(shè)一館，由他督飭。清廷還真接受了奕訢等人的請求，發(fā)布“上諭”，要倭仁保薦幾名精通天文算學人才另行擇地設(shè)館，由倭仁負責。在這種情況下，倭仁不得不承認“意中并無精于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請求不必另行設(shè)館。但是，他仍堅持自己原來的觀點，認為天文算學只為最不重要，“并非欲自強必須講明算法也”。

　　在奕訢等人的策劃下，清廷于是任命倭仁在總理衙門行走，想使他也不能不染指洋務(wù)。但倭仁表示堅辭，未獲批準，便稱病乞假。

　　當倭仁在洋務(wù)派的步步進逼下，處境十分尷尬的時候，候選直隸州知州楊廷熙通過都察院遞上《請撤銷同文館以弭天變折》，以“天象示警”來為頑固派辯護。他指說今年春季以來久旱不雨，疫癘流行，是“天象示警”，“京師中街談巷議皆以為同文館之設(shè)，強詞奪理、師敵忘仇、御夷失策所致”。認為總理衙門請求設(shè)立同文館是“不當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眾論”，“潰夷夏之防，為亂階之倡”。為了“杜亂萌而端風教，弭天變而順人心”起見，必須“收回成命”，將同文館予以裁撤，或者是禁止科甲正途人員報考天文算學館。他認為中國欲求自強，只需要“紀綱立，號令行，政教興”，“作忠義之氣于行間，盡教養(yǎng)之懷于民上”，則洋人雖眾，槍炮雖利，輪船雖多，亦斷不敢肆虐于中國。他強調(diào)西方國家乃中國之“敵國”與“世仇”，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就是“師事仇敵”，“無論偏長薄技不足為中國師，即多才多藝層出不窮，而華夷之辨不得不嚴，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倍�科甲正途人員一旦使之師事仇敵，則“忠義之氣自此消矣，廉恥之道自此喪矣，機械變詐之行自此起矣。圣賢之大道不修，士林之節(jié)概不講”，后果非�？膳�。他把西學視為洪水猛獸，寧可使中國落后挨打，也決不可向敵人學習。楊廷熙自恃有倭仁為后臺、又掌握儒學正統(tǒng)“話語權(quán)”，所以在奏折中還肆無忌憚地攻擊總理衙門諸大臣，甚至直接涉及清廷最高統(tǒng)治者：“西教本不行于中國，而總理衙門請皇上導之使行”，該衙門大臣“專擅挾持，啟皇上以拒諫飾非之漸”等語。

　　頑固派不僅從抽象的理學角度反駁洋務(wù)派，而且把主張學習西方者扣上了“師事夷人”、“奉夷為師”、“師事仇敵”等類似于“里通外國”、“漢奸”等政治性大帽子，在近代中國屢被侵略的背景下，這種言辭更易激起人們的義憤。

　　最后，奕訢等人只能以自請“開去總理衙門差使”相挾�？吹絻膳蓜萃�水火，爭論愈演愈烈，繼續(xù)下去將使朝政癱瘓，清廷便于 1867年6月30日發(fā)布“上諭”，一方面嚴批楊廷熙、倭仁等人，一方面又用和解的口吻要倭仁“與國家休戚相關(guān)，不應(yīng)堅持己見”，與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王大臣等“和衷商酌，共濟時艱”；
飭令奕訢等應(yīng)“不避嫌怨，力任其難，豈可顧恤浮言，稍涉推諉，”當然沒有同意所請開去總理衙門差使的要求。這場爭論遂告結(jié)束。

　　這次歷時半年激烈爭論的結(jié)果，雙方各有得失。頑固派反對設(shè)立天文算學館的企圖畢竟沒有得逞，就此而言，洋務(wù)派勝。但在頑固派的影響下，報考同文館的人數(shù)銳減，特別是正途出身人員依然寥寥無幾。頑固派的主張在社會上得到了更廣泛的廣泛支持，形成為一股相當強大的輿論力量，“京師各省士大夫聚黨私議，約法阻攔，甚至以無稽謠言煽惑人心”。名士李慈銘在日記中就寫道，“正途”人員學西學是“以中華之儒臣而為丑夷之學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趨之。蓋學術(shù)不明，禮義盡喪，士習卑污，遂至于此。馴將夷夏不別，人道淪胥，家國之憂，非可言究”。一時還出現(xiàn)不少對聯(lián)：“詭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shè)同文之館；
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未同而言，斯文將喪。”“孔門弟子，鬼谷先生�！边�有作俚語笑罵的，如“胡鬧，胡鬧！教人都從了天主教�！比搜约�籍，群起非難，報考天文算學館的人數(shù)更少�？偫硌瞄T1867年7月初奏稱：“兩月以來，投考之人，正途與監(jiān)生雜項人員相間……共計投考正雜各項人員九十八名”，臨時又有26名沒有參加考試。參加考試的72名中，不少是因為待遇極為優(yōu)厚才來報考，所以學生質(zhì)量很差。只得勉強錄取了30名，第二年就淘汰了20名，最后畢業(yè)的只有5人，天文算學館名存實亡，洋務(wù)派提高自然科學知識的計劃實際嚴重受挫。就此而言，頑固派勝。

　　這次爭論的實質(zhì)是西學的價值問題，亦即自然科學知識是否具有“普適性”。任何一種知識都產(chǎn)生于具體的“地方”，所以每種知識的源起都具有“地方性”，如果因此認為任何知識都沒有普適性，那么所謂交流、交往將沒有意義，不同文明之間根本無法溝通，人類也不可能發(fā)展進步。發(fā)端于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在近代中國引入之初被稱為“西學”，即認為這只是一種“地方性”知識。頑固派堅決反對引入，即認為這種知識不具普適性、不應(yīng)為“我”所有，而且是對“我”構(gòu)成威脅的“他者”。洋務(wù)派雖不可能清晰認識到，自然也未明言這是一種具有“普適性”知識，但強調(diào)能為我用，畢竟是對其“普適性”的初步承認。聲光電化、天文歷算這類知識從“西學”到“科學”的名稱之變實即“身份之變”，表明近代中國最終承認這是一種普適性知識體系。現(xiàn)在，更是提高到“科教興國”的高度。中外歷史表明，國之興衰、社會發(fā)展之快慢，與對這種“普適性”知識接受的難易確實大有關(guān)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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