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的1975年，我離開插隊幾年的農村，來到空軍航空兵某部隊當兵。我當的是地勤兵，為特設分隊的“航空電器員”，維修殲－6飛機的電器設備。地勤部隊有個特點，就是干部多、老兵多，“干部”如機械師、無線電師、軍械師、特設師，再加上正副“長”、“指導員”等，幾乎要占三分之一，這些干部，有的已有近二十年的軍齡；
一些技術好的老兵，也有近十年的軍齡。

　　這些“老干部”、老兵，見多識廣，自然時時閑談起在部隊的種種經歷。他們經常談及的，是文革高潮時的部隊許多荒誕好笑的“怪現狀”。據他們說，有一度我們部隊曾規(guī)定列隊不許喊“向右看齊”，只能喊“向左看齊”；
檢查飛機無線電頻道時，要兩人在不同的飛機上檢查聯絡，以前的規(guī)定是，檢查好一個頻道轉到下一個時，彼此說“下一個”，而此時的規(guī)定只能說 “前進”；
當時部隊裝備的還是比較落后的殲－5飛機，在發(fā)動機點火發(fā)動、機械師或飛行員在座艙按下按鈕時，要喊“點火了”，機械員必須在飛機尾部查看燃燒室點火是否成功，如果成功，就喊“成功了”，座艙里的人就可推油門繼續(xù)發(fā)動；
如果不成功，必須喊“不成功”，因為如果點火不成功而推油門，很可能會燒壞發(fā)動機。而在文革高潮時，規(guī)定開始點火時座艙端不能喊“點火了”，必須改喊“打倒劉少奇”，如果點火成功，機尾端的應答是“打倒了”；
如果不成功，則回答說“繼續(xù)打倒劉少奇”。有一次，點火不成功，站在機尾的機械員是個新兵，一時緊張，竟連連喊道：“打不倒劉少奇”、“打不倒劉少奇”。這雖是一個“政治事故”，但我們部隊領導還頗開明，查明情況后，并未給這位機械員任何處分，只是要他檢查了事。

　　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可能想象不到那個時代的荒謬和瘋狂能到這種程度，或許以為這只是“個別”。其實，這并不是我所在部隊的“特例”，而是當時的普遍現象。

　　當時“各自為政”，各種荒唐規(guī)定五花八門。李瑞環(huán)回憶說：“許多事情，今天看來非常的離奇、荒謬、可笑。有個人被打為反革命分子，理由是他擦屁股的報紙上有領導人的名字。當時做早操要喊口號，一些地方規(guī)定，聽到向左轉的口令要喊 ‘毛主席萬歲’，聽到向右轉的口令要喊 ‘打倒劉少奇’，有人喊錯了，就成了現行反革命�！保ɡ钊瓠h(huán)：《學哲學、用哲學》，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78頁）一位國營大廠退休工會主席回憶 “那個年代”自己當兵時的情況說：“我們部隊還有更邪的呢，喊‘齊步——走’的時候，我們都得喊‘緊跟毛主席，永遠向前進！’很有節(jié)奏的。還有一段時間，不能喊‘向右轉’，因為‘右’就是不革命、反革命。如果非得向右轉怎么辦？那就喊：‘向左——轉！’、‘向左——轉！’、‘向左——轉！’，轉三次才能轉到位置�！保ü鶗曰郏骸秾υ挘骸瓣P于‘老三篇’和‘紅寶書’》，《大學人文》第一輯，廣西師大出版社2004年版）

　　《人民日報》著名記者金鳳，甚至因反對這種荒誕而入獄五年。金鳳的丈夫趙寶桐是 “抗美援朝”時的飛行員、戰(zhàn)斗英雄，此時是航空兵某部隊領導，因此，她對這種“荒誕”將造成嚴重危害的認識更加清楚。她回憶說，自己1967年秋天到上海采訪時，“駐上海的空四軍宣傳處長來看我，請我參加空四軍召開的學習 《毛著》積極分子會。當時，這樣的會很多，很難見報，我不想去。不料，那位處長出語驚人，說他們學習主席著作有新發(fā)展：‘要用毛澤東思想占領天空。’我問：‘什么意思？’回答是：‘我們要用主席語錄指揮飛行 （即指揮飛行和飛行員回答時，必須先講一句語錄）�！�我聽了大吃一驚。當時打電話，有人先念一句語錄，如‘為人民服務’、‘斗私批修’等，然后再講電話內容。這已經耽誤時間，如果指揮飛行時，指揮員和飛行員都先念語錄，再說飛行術語，飛機飛行速度極高，指揮術語一句很短，如加上語錄，飛行員反應不過來，非出飛行事故不可，弄不好機毀人亡。我內心非常反感這種極‘左’的做法，可又不能公開反對。只派了一名年輕記者去參加會議，也沒寫什么報道�！彼�知道“不能公開反對”，但作為內參記者，本可“參他一本”，不過她深知此中利害，也未敢“內參”。

　　然而，她終有忍不住的時候。“1968年1月，軍委空軍召開空軍學習毛著積極分子會議，請《人民日報》記者參加。說參加者每人將發(fā)一套精裝毛選和100個毛主席紀念章。我聽了很生氣。我知道當時有句話：‘全國人民學解放軍，解放軍學空軍’。其實，空軍一直‘很左’。他們動用大批國防器材，鋁甚至黃金、白銀制作紀念章，有的紀念章比銀元還大，有的人甚至把紀念章別在胸前的肉里……江青送幾個芒果給空軍，說是毛主席送的，有的政委頭頂芒果，站在火車里幾小時送到基層供起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苯瘌P終于“忍不住”寫了“內參”，“向中央反映空軍學習主席著作庸俗化，竟要用語錄指揮飛行，弄不好將發(fā)生重大事故；
空軍動用大量國防器材制作紀念章，不合勤儉建軍原則；
空軍有驕、嬌二氣”。這個“內參”轉到了當時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手中，因此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由于金鳳當年是在上海、北平從事地下工作的地下黨員，這時被說成是“中統(tǒng)”特務。1968年，她被押解到北京衛(wèi)戍區(qū)，關在單身牢房，與世隔絕，身心受到嚴重摧殘。直到1973年6月，關了5年1個月后，在周恩來總理過問下，才被釋放，回到《人民日報》社，恢復了工作。（金鳳：《我在〈人民日報〉寫內參的經歷》，《炎黃春秋》2005年第10期）

　　軍隊的性質必然要求各種信號和號令要高度簡明、嚴格、科學、統(tǒng)一，不然就會有災難性后果。當軍隊的信號、號令都可如此“惡搞”時，社會被“惡搞”到什么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體制荒誕如此，亦非一日之功，而是一點點“累積”而成。1959年開始批判彭德懷主張“正規(guī)化”的“修正主義建軍路線”，一再強調要“突出政治”。1965年底，開始批判羅瑞卿1964年搞的 “大比武”是“單純軍事觀點”、“軍事沖擊政治”，部隊與地方先后傳達了“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的“最高指示”。到了文革，“政治可以沖擊一切”成為最權威的口號、綱領。為了表示對“突出政治”不是“陽奉陰違”，各地各單位競相“攀比”，“突出政治”的各種形式便不斷翻新、層出不窮，稍有異議者即無好下場。金鳳那時是《人民日報》當紅記者，有這種特殊身份尚“不能公開反對”，只能寫“內參”且還入獄數年，遑論他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為投上所好必有好處，哪怕表現過分，起碼于己無害；
萬一“不足”，不僅于己“無利”，而且很可能“有害”。這種體制，不能不日趨荒誕而無人敢止。一個體制若不能容許不同意見的表達，不能聽取不同聲音，必然會“一意孤行”到荒誕地步，只有造成災難性后果才會“迷途知返”。這時，代價可就太大了。

　　原載《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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