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概述了近十年來國內外關于四清運動研究的狀況，對有關四清運動的資料與論著做了歸納，對四清運動成因、過程、領導人思想分歧、影響及評價等問題進行了評述。

　　關鍵詞：四清運動／研究／綜述

　　近十年來，學術界對四清運動的研究有了很大的進展，產生了相當多的論著。本文擬對近十年有關四清運動的研究做一學術史的回顧，以供參考。

　　一、研究概況

　�。ㄒ唬┤珖�各地開放了一批四清運動的檔案，為四清運動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近年來，隨著各地四清運動檔案開放力度的加大，使用地方檔案撰寫論著呈上升趨勢。例如，李海紅的《論20世紀60年代農村“四清”運動——以河南開封地區(qū)為例》、尹穎堯的《西安市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楊建政的《20世紀60年代千陽縣社教研究》、王剛的《河北省“四清”運動研究》、戴安林的《湖南四清運動史》（研究出版社，2005）等等，都是利用當?shù)貦n案館公開的檔案資料撰寫的論著。

　　（二）涉及四清運動的以老一代的黨政軍領導人為主的回憶錄的問世，為四清運動研究提供了生動而豐富的背景資料。

　　例如，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蕭克、李銳、龔育之等人的《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李新的《回望流年：李新回憶錄續(xù)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江渭清的《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薛暮橋的《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楊尚昆的《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曾志的《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歐陽惠林的《經歷與往事》（江蘇省委辦公廳創(chuàng)新印刷廠內部出版，2000年），王世泰的《王世泰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等等。

　�。ㄈ�）中國出版了一批涉及四清運動的領導人的文集、文稿、年譜與專題、大事記、年鑒、地方志等文獻資料，這些都是四清運動研究不可缺少的史料，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屬于領導人的文集、文稿、年譜方面的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江蘇省委黨史辦公室、江蘇省檔案館共同編寫的《劉順元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田酉如主編的《彭真年譜》（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等等。

　　各省市縣鎮(zhèn)的當代地方志、專業(yè)志及大型叢書，基本上是由各級政府下屬的地方志辦公室或史志辦公室依據(jù)檔案編纂的，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叢書中有一些涉及到四清運動，例如于1998年10月全部出齊的第一部全面記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的大型全書——《當代中國叢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簡史叢書》等，專題《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6冊—2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中有許多重要的四清運動的文獻，都是研究四清運動必須參考的。

　�。ㄋ模﹪鴥确�譯和出版了一批與四清運動相關的著述，發(fā)表了相當多的學術性與通俗性的論文，撰寫了一些碩士博士學位論文。

　　據(jù)了解，國內出版的研究四清運動的專著主要是：戴安林的《湖南四清運動史》（研究出版社，2005年），郭德宏、林小波的《四清運動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有關四清運動的主要譯著有：陳佩華、安戈、趙文詞的《當代中國農村歷滄桑：毛鄧體制下的陳村》，（孫萬國等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黃樹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國農村變革》（三聯(lián)書店，2002年）。

　　國內有關四清運動的著作主要有：何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肖冬連的《求索中國——文革前10年史》（紅旗出版社，1999年），羅平漢的《農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何蓬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逢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唐振南等人的《劉少奇與毛澤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金沖及的《劉少奇?zhèn)鳌罚ㄖ醒胛墨I出版社，1998年），王光美等人的《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張樂天的《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公開發(fā)表的有關四清運動的論文，筆者目前能搜集到的大概是七十篇，其中比較重要的論文有高華的《大災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后》，李若建的《安全閥：四清運動的潛功能》，王玉強的《四清運動動員模式的政治社會學分析》，鄭謙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過程與體制性分析》等等。

　　學位論文方面主要有：李海紅的《論20世紀60年代農村“四清”運動——以河南開封地區(qū)為例》博士學位論文，林小波的《“四清”運動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尹穎堯的《西安市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碩士學位論文，楊建政的《20世紀60年代千陽縣社教研究》碩士學位論文，王剛的《河北省“四清”運動研究》碩士學位論文。

　　二、研究述評

　�。ㄒ唬╆P于四清運動成因

　　關于四清運動形成原因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的熱點。八屆十中全會上為了“反修防修”，毛澤東強調階級斗爭，提出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這是理解四清運動源起的關節(jié)點，論者大都從這尋覓四清運動原因。林小波[1]比較全面地分析了四清運動的成因：人民公社時期的整風整社運動實際上是“四清”運動的預演；
在國內，黨內高層因對形勢的看法以及如何應對存在意見分歧，導致了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大講階級斗爭；
國際上，中蘇意識形態(tài)的分歧及由此展開的論戰(zhàn)使毛澤東認為蘇聯(lián)已經變修，美國的和平演變戰(zhàn)略以及周邊形勢的緊張，使毛澤東加緊在國內進行反修防修；
毛澤東在理論認識和社會理想方面的個人主觀因素。

　　還有學者從大災荒、干部作風及包產到戶等角度豐富了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高華[2]認為，大災荒使毛澤東對形勢做出了脫離實際的判斷，農村的危機來自階級敵人的破壞，欲解決問題必須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用扎根串聯(lián)的辦法，組織階級隊伍，開展對敵斗爭。李若建[3]看到了四清運動起因于大躍進與困難時期基層干部的惡劣行為，農村社會內部矛盾的積累引爆了四清運動。基層干部的惡劣行為，不可避免導致民眾的憤怒。在基層干部大權在握的時候，他們是敢怒不敢言，當上層要整頓基層干部時，民眾的不滿就趁機爆發(fā)。范曉春、孫寶元[4]揭示了包產到戶與四清運動起因的關系：毛澤東認為，包產到戶意味著資本主義在農村的復辟；
從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防止資本主義的復辟的目標出發(fā)，就必須堅決反對包產到戶，在農村廣泛地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張素華[5]也認為，四清運動的直接原因就是1962年中國一度出現(xiàn)的包產到戶。毛澤東覺得包產到戶是對公有制的動搖，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背離，是敵我矛盾的反映，因而他強烈主張通過四清運動來教育群眾。王玉強[6]總結四清運動起因時指出，一是“包產到戶”等自發(fā)力量的拓展，動搖了統(tǒng)一的集體經濟；
二是在權力與資源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內，公共權力異化現(xiàn)象突出，干群之問矛盾加劇。

　　有的學者嘗試著從體制角度剖析四清運動的根源。洪文杰[7]認為，四清運動的發(fā)生，除了與中共在對國內階級、主要矛盾、國際形勢等問題分析上發(fā)生嚴重失誤有關外，還與建國后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的滯后性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不足有密切關系。鄭謙[8]進一步認識到，社教運動是在人民公社體制內，在不從根本上觸動公社體制弊端的前提下，為反對這種體制所產生的農民自發(fā)的“資本主義傾向”和農村基層干部權力異化這兩種傾向而引起的。

　　（二）關于四清運動過程

　　學術界從宏觀、中觀、微觀研究視角考察了四清運動，出現(xiàn)了點面結合、立體式深入研究的態(tài)勢。

　　郭德宏、林小波[9]合著的《四清運動實錄》是國內較全面、系統(tǒng)研究四清運動發(fā)展脈絡的學術專著。它既對四清運動從起源、發(fā)動、鋪開、高潮、轉折到最終納入“文化大革命”的歷史過程進行了全方位的歷史考察，也重新梳理了運動過程中出現(xiàn)的若干重大事件，如桃園經驗、北大社教、《二十三條》的制定、毛劉沖突等等，并對這些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和來龍去脈進行了考證和客觀的評析。

　　戴安林[10]則從湖南一省的中觀視角出發(fā)，運用湖南省四清運動的檔案，考察了湖南省四清運動從起源、發(fā)動、鋪開、高潮、轉折到最終納入湖南省“文革”的歷史過程。王剛、[11]曹力鐵[12]、鐘健英、[13]李穎、方蔚、[14]楊明、清[15]概述了河北省、江西省、福建省、黑龍江省、山東省的四清運動。

　　葉江華、[16]劉祖萬、[17]林小波、[18]秦立海、[19]成波平、[20]張洪林、孫連慶[21]、潘洪偉[22]等人分別從貴陽市、廣安縣、北京大學、天津小站、連江、通縣、琿春等局部地區(qū)為切人點，從微觀視角考察當?shù)厮那暹\動的大概面貌。李海紅[23]、尹穎堯[24]、楊建政[25]等使用當?shù)貦n案館資料撰寫的論著向世人清晰地展示了開封市、西安市、千陽縣的四清運動全過程。

　　有的學者對四清運動過程中地方與高層的互動、動員模式、運行機制等進行了探討，從而更深化了對四清運動過程的認識。高華[26]考察了貴州省四清運動，將當年這個重大事件及其背后的北京高層的分歧勾勒出來，揭示了中央對地方政治運動的深刻影響。王玉強[6]從政治社會學角度對四清運動動員模式進行了分析：在四清運動中，隨著階級斗爭意識形態(tài)的迅猛拓展，工作隊——貧協(xié)成為基層社會的非常規(guī)權力組織，使重建后的基層政權更加依附于中央政權，強化了中央政權對基層社會的控制。郭圣福[27]專門論述了貧協(xié)在四清運動過程中的作用。國外學者陳佩華[28]等人則對華南地區(qū)一個小鄉(xiāng)村的四清運動的實際展開過程做了研究，認為一場運動需要具備這樣幾個要素：運動的領導，需要運動的人即積極參加運動的人，運動的具體化即運動的普遍目標要與各地具體實際相結合，掌握運動的技巧“兩頭放”即要同時做到發(fā)動群眾和控制群眾，運動的自我消解。

　　李若建[3]運用翔實的地方志等資料，研究了四清運動過程中的社會控制問題。他認為，四清運動中，官民矛盾激化→整肅基層干部→民眾情緒平息→安撫基層干部→基層干部行為再失控→官民矛盾激化，這是一個惡性循環(huán)過程，得出靠政治運動不能有效地解決社會控制問題的結論。

　�。ㄈ�）關于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的思想分歧及其演變

　　四清運動由劉少奇掛帥，但是退居二線的毛澤東仍能左右運動的走向，這兩位領導人的思考直接影響著中共中央的決策。他們關于四清運動的方式、對象等問題產生的思想分歧及其演變，也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

　　大多論者認識到，在四清運動的方式問題上，盡管劉少奇一直努力跟上毛澤東的思路，但是兩人仍有不同。在小“四清”階段，毛澤東強調以說服教育方式為主、懲辦為輔，而劉少奇更多地希望借助“階級斗爭”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在大“四清”階段，劉少奇卻反過來要求用“教育”方式來解決問題，不能將各種問題、矛盾都上升為敵我矛盾，而毛澤東則突出地強調“階級斗爭”。劉慶曼[29]進一步分析了毛澤東在社教運動方式問題上思路演變的原因：毛澤東沿襲并發(fā)展了其階級斗爭擴大化理論。

　　在社教運動的對象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也有區(qū)別。王艷元[30]分析了毛澤東在社教運動對象問題上的思想演變。劉少奇主持制定“后十條”時，毛澤東認定劉少奇等人會取代地富和蛻化干部成為最需要“教育”的重點對象，社教運動的矛頭由指向下層變成指向上層。這是毛澤東思想轉變的萌芽階段。在1964年5、6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發(fā)出預警表明他將社教運動矛頭由下層轉向上層的思想已有了急劇發(fā)展。1965年1月毛澤東主持制定“二十三條”，規(guī)定社教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正式把社教運動矛頭指向了劉少奇等一批領導人。

　　在毛澤東與劉少奇為何出現(xiàn)分歧問題上，薄一波[31]披露了一些細節(jié)。他認為，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出現(xiàn)的嚴重分歧，除了與兩人對當時的主要矛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以及運動的搞法方面有不同意見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還和當時正在召開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各地對四清運動中“左”的做法的反映，以及陳伯達在其間所起的不好作用有關。在這一問題上薄一波的看法較具代表性。林小波、[32]高曉巖、[33]常志、鄭克卿[34]等人基本上也持相同的觀點。任慶銀、王穎超[35]的看法略有區(qū)別。他們認為，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出現(xiàn)分歧，不僅僅因為對“四清”運動的性質和主要矛盾意見不一致，而是：是鞏固新民主主義還是否定新民主主義呢？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呢還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呢？是割封建主義尾巴呢還是割資本主義尾巴呢？

　　高華[36]另辟蹊徑，通過解讀《江渭清回憶錄》，解釋了毛澤東對劉少奇產生不滿的主要原因：蹲點問題、“調查會過時論”、批江渭清的教條主義問題、“大捧王光美”及劉少奇呼風喚雨的能量太大。

　　（四）關于四清運動的影響

　　四清運動是一場影響深遠的政治運動，在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都留下了痕跡，尤其是四清運動對“文化大革命”產生的影響，更是學術界關注的論題。

　　大多數(shù)學者認為四清運動為“文化大革命”做了準備。林小波[9]認為，四清運動為“文革”做了理論上、實踐上的準備，“還為”文革“提供了某種題材和動力。汪春劫[37]從五個方面全面分析了四清運動對”文革“的影響，即：”四清“運動為”文革“的發(fā)生作了思想上的動員、理論上的準備：”四清“運動最嚴重的是使毛澤東產生了對劉少奇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四清”運動為“文革”樹立了主要的斗爭目標和手段；
四清運動為“文革”期間派別的對立和仇恨埋下了伏線：“四清”運動還為青年學生介入“文革”提供了示范和預演。江俊偉[41]疏理了福建省四清運動與備戰(zhàn)運動的互動關系。福建備戰(zhàn)運動和城鄉(xiāng)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中共中央“抓運動促生產”社會發(fā)展模式的一次實踐，這兩者在福建互相交織，彼此促進，非但沒有緩解“大躍進”運動以來累積的各種社會矛盾，反而使之復雜化和深刻化，并在實踐上成為“文化大革命”的預演。

　　也有學者持相反的觀點。李若建[3]認為四清運動發(fā)揮了安全閥作用，在這場運動中，大批農村基層干部受到沖擊，同時也讓飽受疾苦的農民出了怨氣，因此降低了文化大革命中農民對基層干部的批判強度，客觀上穩(wěn)定了農村社會。四清運動中重新劃分成份的做法，在擴大打擊面的同時，也消除了一些潛在的反對力量。

　　單世聯(lián)[39]對陳村的四清運動的分析揭示了運動如何把濃烈的政治意識嫁接、移植到日常關系之中，從而改造了人們的生活世界。他認為，四清之類的政治運動最終會走向自我消解，走向自己的反面，導致群眾對政治的漠視，使凡事懷疑和不信任的犬儒主義盛行。

　�。ㄎ澹╆P于四清運動的歷史作用與評價

　　《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分為二地對四清運動做出了評價，即，有一定的可取之處，但其錯誤是嚴重的，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該運動�，F(xiàn)有的四清運動研究總體上都未偏離這一評價，只是論述角度、側重點有所不同。根據(jù)研究側重點的不同，大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側重于四清運動的消極方面，另一種是側重于四清運動的積極方面。

　　李海紅[40]認為，四清運動中如干部下基層蹲點、走群眾路線、強調干部參加勞動等一些政策措施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的。但是這場運動的消極面更大，導致其積極面在實際運行中也未能取得良好效果。如，四清運動為“文革”的發(fā)生做好了準備；
嚴重擴大了打擊面；
工作隊在農村的過“左”行為，破壞了農村的法制秩序；
對包產到戶的批判，使家庭積極性未能發(fā)揮，阻礙農業(yè)生產的發(fā)展。

　　王連生、朱根生[41]認為四清運動犯了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但是仍有可借鑒之處：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黨員干部的作風問題；
在加強經濟管理鞏固集體經濟方面，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
這次運動對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制度做了有益的嘗試等等。金怡順[42]雖然承認四清運動使不少基層干部受到了不應有的打擊，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全黨搞經濟建設的注意力，但從這幾年黨的工作總體來看，社教運動的錯誤還是屬于局部性質的，因為黨沒有放松經濟工作，黨采取了一些糾偏的政策措施減輕運動帶來的危害，社教運動的影響也是局部的。

　　就全國范圍而言，湖南省、貴州省等是開展四清運動最為積極的幾個省份。對這幾個地區(qū)的四清運動的評價如何呢？戴安林[43]對湖南省四清運動做了全面考察后，得出必須徹底否定湖南的四清運動的結論，因為湖南四清運動作為在“左”的錯誤思想指導下的產物，造成的惡果是十分嚴重的，失遠遠大于得，造成了很多的冤假錯案。周林[44]在回憶中認為，李大章等為首的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團在運動中出現(xiàn)了大面積錯誤的奪權；
貴州省四清運動，是貴州歷史上的一大災難，與“文革”的災難性質是一樣的。前貴州省委第一書記的回憶不乏個人的恩怨色彩，但不失為人們解讀貴州四清運動的一種重要敘述。

　　對其他地區(qū)的四清運動的評價又是如何呢？曹力鐵[12]對江西省四清運動做了詳細考察后，認為，江西全省的工農業(yè)生產在四清期間從全局來看是正常的，工農業(yè)總產值逐年上升。1964年比1963年增長12％，1965年比上一年增長17.9％，1966年增長11％，各項經濟指標都完成得比較好。這說明，社教運動期間，“左”的錯誤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曹力鐵的觀點在四清運動開展不甚積極地區(qū)的研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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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王永華，南京大學歷史系講師，博士。（江蘇南京210093）

　　來源：《重慶社會科學》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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