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鍵詞：抗日戰(zhàn)爭 文人 胡適 周作人 陳寅恪 范文瀾

　　內(nèi)容提要：本文擬選胡適 、 周作人、 陳寅恪 、 范文瀾幾位抗戰(zhàn)時期身處淪陷區(qū)、國統(tǒng)區(qū)、解放區(qū)的文人，簡析他們在此間的表現(xiàn)，以為對歷史的回憶和未來的自警。同時本文也說明，以自由主義思想為主體的廣大中國文人是在抗戰(zhàn)時期開始真正地了解和選擇了中國共產(chǎn)黨。從這個意義上講，抗戰(zhàn)時期中國文人們的思想變化對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地位的形成是起到了極大的意義的。

　　胡適曾以不無自嘲的口吻說及文人的社會價值：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舊式文人的四體不勤造成了他們面臨亂世時的無奈，這樣的情狀多少促成了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階層普遍的“君子動口不動手”倫理的形成。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傳統(tǒng)文人徹底的、誠心誠意的蔑視武力。“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guān)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這首詩才道出了這些文人對武力的真實心態(tài)，所以中國歷史上才能演繹出無數(shù)“投筆從戎”的故事來。抗日戰(zhàn)爭中，中國面對 “武裝到牙齒”的日本這個窮兇極惡的敵人，離開武力，毫無崛起的希望。很自然地，大批的文人都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參加到抗日的洪流當中，他們基本上把自己的雅趣擱置起來，個別如季羨林那樣雖能繼續(xù)自己的學術(shù)，卻也在以后的日子有所不安：“當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兒女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浴血奮戰(zhàn)，壯烈犧牲的時候，我卻躲在萬里之外的異邦，在追求自己的事業(yè)。天下可恥事有過于此者乎？”。當然，為求榮計、求生計而委身為奴者自然也是有的，其數(shù)量必不為多，誠心誠意者更是稀少了。固然在抗日前線浴血奮戰(zhàn)、直面犧牲的主角不是那些柔弱的文人，但如果沒有他們構(gòu)筑精神上的萬里長城，則中國民眾持久抗戰(zhàn)的信念必然大大地減弱。所以，本文擬選幾位抗戰(zhàn)時期身處淪陷區(qū)、國統(tǒng)區(qū)、解放區(qū)的文人，簡析他們在此間的表現(xiàn)，以為對歷史的回憶和未來的自警。

　　一、胡適：犧牲個人自由

　　胡適的崇尚自由在近現(xiàn)代中國文人中是極其知名的。1917年，他從美國求學剛剛歸國，就宣布20年不談政治、20年不干政治，為的就是求一種獨立自由的生活狀態(tài)，好從事自己的文化事業(yè)；
幾年后的他大談政治，甚至于首倡“好人政府”，為的也是怕在軍閥武力控制下的政府沒有自由；
再后來他公開批評蔣介石領(lǐng)導的南京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侵害人民的身體自由和財產(chǎn)安全，也還是為了自由。但是在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后，他明白地看出日本滅亡中國的妄想是不可以通過和談而弭滅的，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危在旦夕，此時只有拯救國家的自由才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礎(chǔ)。于是，他投入到火熱的抗日斗爭中，連蔣介石派他到歐美去宣傳抗日、爭取外援的建議都加以斷然的拒絕：戰(zhàn)爭已經(jīng)很急，我不愿離開南京，我愿與南京共存亡！后來在朋友的“為了抗日”的哭勸下才毅然領(lǐng)命。

　　1937年9月26日胡適以國民政府非正式代表的身份到達舊金山（1938年9月13日，他又被國民政府正式任命為駐美大使），由此而開始了他長達五年多的抗日宣傳之旅，為爭取美國民眾、政府對中國抗戰(zhàn)的支持作出了極其重大的積極影響。但就他個人的興趣而言，他是非常不愿意接受這個政治家所要承擔的任務的。他剖析道：“我21年作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國家現(xiàn)在到這種地步，調(diào)兵調(diào)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所以并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 駐美大使這個在當時既安全又位顯的職位足令多少中國人眼饞呀，可胡適完全是從為國效勞的角度才接受這個職位的，這足以表明他的拳拳報國心了。

　　胡適的大使生涯名垂青史。他兢兢業(yè)業(yè)，四處奔走，八方演講。他利用自己在美國人心中的名望，利用他自己留學美國的文化背景，不厭其煩地講述中美之間的利害關(guān)系，直言不諱地批評孤立主義的危害性；
他利用自己跟羅斯�？偨y(tǒng)的校友關(guān)系，積極爭取美國政府對中國抗戰(zhàn)的支持。在他的積極爭取下，美國一步步走出“孤立主義”，中國得到了日益增多的美援，給困境中的中國以巨大的物質(zhì)和精神上的支持。

　　胡適的成就引起日本的憤恨，因為他的宣傳使得美國排日的空氣日益濃厚；
胡適的成就也引起了邱吉爾的嫉妒，因為他發(fā)現(xiàn)僅僅在幾年間美國人竟然“把中國看作幾乎同大英帝國相等的參戰(zhàn)大國了”。而胡適為了這個成就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個weekend,不曾有一個暑假”。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fā)，美國直接加入到抗日戰(zhàn)爭行列當中。胡適終于可以長長地松口氣了，他知道自己的大使生涯也應該結(jié)束了，并很快就表達了這個愿望。1942年8月15日，他的愿望得到了實現(xiàn)，于是又高興地開始耕耘那已久久荒蕪的學術(shù)園地。

　　胡適可說是抗戰(zhàn)時期利用外交投身抗戰(zhàn)并取得了最大成就的一介書生，對此，我們怎能忘記？

　　二、周作人：懦弱的漢奸

　　1938年4月9日，北大教授周作人身著長袍馬褂，參加了由日本人主持召開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shè)座談會”，這標志著周作人由淪陷區(qū)無助的自由文人一下子變成了為日本人效力的漢奸。周作人的舉動令時人震驚，讓后人迷惑，因為此前他給人們的印象畢竟是不錯的。

　　他曾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員干將，他推崇個人主義，強調(diào)個性自由，追求理想的新村社會生活。他的文學成就足令郭沫若大家贊賞：“近年來能夠在文化屆樹一風格，撐得起來，對于國際友人可以分庭抗禮，替我們民族爭得幾分人格的人，并沒有好幾個。而我們的知堂是這沒有幾個中的特出一頭地者�！敝�堂是周作人的尊號。

　　他曾是一個愛國者。青年時在上海外灘公園門口看見“犬與華人不能入”的招牌，他激憤不已；
“三一八”慘案后，他公開指責日本的侵略行徑，號召對日進行“堅韌持久的排日運動”；
“九一八”事變后，他力主用武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公開揭露日本是法西斯政權(quán)。

　　他反對北洋軍閥的暴力統(tǒng)治。無論是在“五四”運動中，還是在“三一八”慘案中，他都堅定地站在受政府迫害的愛國師生一邊，痛斥政府的殘暴。

　　他反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要不要清黨，我們局外人無從說起，但是那種割雞似地殺人的殘略手段我總不贊成，白色恐怖絕不會比赤色的好”“我覺得中國人特別有一種殺亂黨的嗜好，無論是滿清的殺革黨，洪憲的殺民黨，現(xiàn)在的殺共黨，不管是非曲直，總之都是殺得很起勁……卻就把殺人當作目的”

　　這樣有血性的周作人怎么當起了漢奸呢？

　　“七七事變”后，很多學者文人都紛紛南下，周作人卻遲遲不見動靜。據(jù)他后來的解釋，一是他家人口太多（其妻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其父母、弟妹都隨周作人生活），共有19人，行動不便；
一是北大校長蔣夢麟委派其與錢玄同、孟森、馮祖荀共同留守北大（此點后來得到了蔣夢麟的證實）。他的逗留在北京引起了國統(tǒng)區(qū)朋友的不安，大家希望他離開敵占區(qū)，郭沫若大聲催促：“知堂如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調(diào)換他，就死上幾千幾百個都是不算一回事的”“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較多，假使他飛回南邊來，我想再用不著發(fā)表什么言論，那行為對于橫暴的日本軍部…...怕已就是無上的鎮(zhèn)靜劑吧”。但周作人終究沒有南下。

　　他也沒有立刻淪為漢奸。在北平陷落的半年多時間里，他拒絕了日偽控制下的偽滿洲大學、偽北平師范學院、偽“留日同學會”等各種機構(gòu)的聘請，安靜地讀書。后來隨著生活的日益拮據(jù)，他支持不住了，終于倒向了日本人的懷抱。他先后擔任偽北大文學院院長，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常委，偽教育總署督辦，偽北平圖書館館長，偽華北作家協(xié)會評議會主席，到后來，他甚至于無恥地謀劃偽國府委員一職，就為多拿一點那可恥的薪水。此間，他以偽官職的身份訪問過日本、偽滿洲國，其影響極其惡劣。尤為過分的是1942年12月9日的閱兵式上，他頭戴日本戰(zhàn)斗帽，身著日本軍裝，整個一幅日軍的打扮，一代文人的雅名消逝的無影無蹤，活脫脫的奴才相！抗戰(zhàn)勝利后，他以漢奸罪被判刑10年。1967年在北京病死。

　　后人對周作人的漢奸舉動多有遺憾，不乏為其辯解者，甚有美化者。就罪惡的實施來說，周作人似乎并無損害國家利益的直接行為，國民政府的教育官員曾承認抗戰(zhàn)期間華北教育未被奴化。但是像周作人這樣的特殊人物，在中國人民浴血奮戰(zhàn)、不少人對前途感到渺茫的關(guān)鍵時刻，卻與日本軍方公開合作，這對中國人抗戰(zhàn)精神是一個多大的損害呀！

　　周作人的確有無奈的地方，可那不就是生活貧困嗎？那個時候又有多少人不是如此呢？

　　周作人的當漢奸從根本上來說就是缺乏“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而沒有了這個，知識分子“社會良心”的角色從何體現(xiàn)呢？李宗仁這樣評價過汪精衛(wèi)：汪兆銘當了漢奸，卻沒有作積極破壞抗戰(zhàn)的勾當。李宗仁的這個論斷是否妥當，我不敢肯定，但若用在周作人的身上我以為還是比較恰當?shù)�。即使如此，周作人也是不可原諒的，因為中華民族是從來不原諒漢奸的！

　　三、范文瀾：戰(zhàn)斗的學者

　　“七七事變”發(fā)生的時候，范文瀾在河南大學任教。他立刻投身到轟轟烈烈的抗日浪潮之中。

　　他本來是一介書生。在北大文本科學習時曾受業(yè)于黃侃、陳漢章等國學大家，專心經(jīng)書研究。但他骨子里有一股強烈愛國入世的激情，所以他沒有把自己關(guān)在象牙塔里，雖然他在南開大學任教時就出版了《文心雕龍講疏》，受到學術(shù)界的關(guān)注。他就是在這時參加了五卅運動，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并擔任了南開大學黨支部書記。他在1930年和1934年曾兩次被捕，幸虧蔡元培的營救才免難。

　　這樣充滿激情的文人面對空前的民族災難，只能是義無反顧地參加抗日。他1938年9月，他主持創(chuàng)辦了《風雨》雜志，親自撰寫文章，積極宣傳抗日。他在《對持久抗戰(zhàn)的幾個膚淺意見》一文中嚴厲地批駁了唯武器論，指出只要組織民眾、訓練民眾，進行全民族的戰(zhàn)爭，我們一定能夠取得最后的勝利。為了組織民眾進行抗日游擊戰(zhàn)爭，他編寫了《游擊戰(zhàn)爭》一書，兩個月就銷售5000冊，范文瀾一下子成了聞名的“游擊戰(zhàn)術(shù)專家”。

　　為了延續(xù)中國文化的血脈，為了延續(xù)抗戰(zhàn)的血脈，他策劃成立“河南大學抗敵工作訓練班”，首期招生100多人，并親自授課。1939年他來到信陽四望山，參加了新四軍，同年秋再次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1940年1月，在劉少奇的建議下，范文瀾經(jīng)過長途跋涉，來到冰天雪地的延安。氣溫雖然極其的寒冷，然而他的心里卻滾燙滾燙：“我‘過五關(guān)斬六將’，沖破若干險阻，居然走到這‘寤寐求之’的邊區(qū)了！快樂的把鋪開卷丟棄在汽車上，多光明的邊區(qū)��！我到邊區(qū)了！我清算過去四五十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煩惱�，F(xiàn)在開始清爽快樂的生活了”。多么鮮活的文字喓！

　　的確，這塊偏僻貧瘠的黃土地決定了他后半生的命運，成就了他一代史學大家的功業(yè)！

　　范文瀾的到來使得文化人士稀少的延安欣喜萬分。中共中央很快就任命他為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教研室主任，1943年又到中宣部工作。

　　在延安，范文瀾把自己的抗日熱情全部傾注在建構(gòu)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史學之中，為科學地解釋和弘揚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作出了卓越的歷史貢獻。

　　1941年他的《中國通史》上冊出版，1942年中冊出版，1946年他將上中冊合在一起，定名《中國通史簡編》；
1946年，他又出版了《中國近代史》上冊。這兩本書的出版，標志著范文瀾建立了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史學體系。他一改中國傳統(tǒng)史學帝王將相為主角、循環(huán)不變?yōu)閮r值取向的寫法，明確將唯物史觀的五種社會形態(tài)論、人民群眾主角論、生產(chǎn)力發(fā)展論、階級斗爭動力論貫穿到中國歷史的內(nèi)容，使得中國歷史研究獲得了新感受、新視角，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持。

　　范文瀾是抗戰(zhàn)時期奔赴延安的4萬多知識分子中的杰出代表。像他這樣的舊學造詣卓爾不凡的大學者卻拋棄了自己過去謹謹守規(guī)的治學之路，轉(zhuǎn)而謙謙于馬克思主義，這不能不說當時的中國在空前的民族災難面前對一種既體現(xiàn)時代精神又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精神的渴望是何等的急迫！馬克思主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充當了改造中國民族精神的重任的，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為什么在短短的抗戰(zhàn)8年中，會有那么多或受傳統(tǒng)文化浸染或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熏陶多年的知識分子服膺于馬克思主義。范文瀾的事例充分地表明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地位是中國知識分子自主選擇的結(jié)果！

　　四、陳寅�。红o靜流淌的熱血

　　盧溝橋的槍聲響起時，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正臥病在床，中國軍隊在前線迅速失利的消息使這個病中的老人憂憤不已，最終他拒絕服藥，拒絕進餐，于9月14日溘然去世。國難家殤一起刺痛著陳寅恪的心靈，使他本已有疾的右眼視網(wǎng)膜剝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醫(yī)生囑其迅速治療，但陳寅恪擔心治療過程較長而長期滯留在淪陷區(qū)，便毅然放棄了迫在眉睫的眼疾治療，決定南下長沙，執(zhí)教于由北大、清華、南開諸校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他的這個決定，可能影響了他的后半生，因為從此他的眼疾由于得不到有效的治療，視力越來越差，最終在抗戰(zhàn)末期完全失明。但他在當時無可選擇，否則，就只能等待亡國奴的命運。

　　南下的歷程對于其他人來說，也許不是什么難事。但對當時視力已急劇下降的陳寅恪來說，卻是一個很大的難題。雖然校方給他買了臥鋪，但擁擠的人流使他無法上車，最后還是別的車廂的朋友從窗戶里把他拽了進去，并騰出一個位置才得以成行的。

　　然而戰(zhàn)局的發(fā)展越來越惡化，長沙已不安全。長沙臨時大學又向云南的蒙自遷移，并改名為西南聯(lián)合大學。陳寅恪又繞道香港、越南，歷經(jīng)曲折，才到達目的地。1939年他被英國牛津大學聘為教授，次年9月他決定取道香港赴英就職，因戰(zhàn)時交通不便而在香港逗留。此間，他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的聘任，還一度擔任國內(nèi)該系的系主任。1942年他設(shè)法偷渡離開日本占領(lǐng)下的香港，在辛苦顛簸中經(jīng)澳門、廣州灣，到達桂林。此后，他又先后執(zhí)教于廣西大學、燕京大學（在成都）。1945年春赴英國治療已經(jīng)失明的眼疾，1946年6月回國，不久重回清華大學執(zhí)教。

　　綜觀陳寅恪在抗戰(zhàn)八年中的言行，并沒有什么豪言壯語，也沒有參加任何派別的政治活動，他毅然秉持自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學原則，在圖書資料異常匱乏、視力日漸失明的情況下，還撰寫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考論》《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部學術(shù)價值極高的著作。

　　然而，陳寅恪并非兩耳不聞窗外事，他有著滾燙的愛國之心，只不過不像一般的人那樣溢于言表罷了。他不愿寄籬于淪陷的北平，以羸弱之軀千里迢迢輾轉(zhuǎn)于流亡途中的行為，就是對日本侵略行徑的最大的譴責，因為他若欲茍延生命而逗留淪陷區(qū)，日本人也不至加害于他�？墒撬�是個極其崇尚民族氣節(jié)的人，他視“中華文化為三綱六紀”，雖然不能馳騁疆場，但絕不可仰人鼻息地求存。他潛心學術(shù)研究是為了發(fā)揮自己的所長，為民族爭得一口氣。所以，在抗戰(zhàn)前，牛津大學兩次聘他教授之職，他都加以謝絕，而在抗戰(zhàn)時期他卻接受了，為了什么？是為了躲避戰(zhàn)禍？否也！只是因為他此時在外幫的講學可以“慰彼都人士之渴慕，藉揚我國學術(shù)之精萃，本校同仁與有榮焉”，他是用文化在支持抗戰(zhàn)！當他身陷香港糧食緊張不得不典衣當食時，日本軍方曾派人送來兩袋大米，他卻是將之推出門外，來人反復強送，都被其斷然拒絕；
有人請他到淪陷區(qū)的廣州或上海創(chuàng)辦東方文化書院時，他絲毫不予理睬。一個視學術(shù)為生命的人，何以沒有像“陳碟衣”們那樣以唯美主義的眼光醉心于自己的文化事業(yè)，而堅定地參與到自己最不趨同的時事政治當中去呢？因為在陳寅恪看來，愛國已不是一般的政治，而是一種人文情懷，一種自由獨立的生存理想。是故，才可以理解他雖如此地愛國，卻沒有依附于、親近于都在堅持抗戰(zhàn)的重慶國民黨政府和延安共產(chǎn)黨政府。

　　我認為，以自由主義思想為主體的廣大中國文人是在抗戰(zhàn)時期開始真正地了解和選擇了中國共產(chǎn)黨。從這個意義上講，抗戰(zhàn)時期中國文人們的思想變化對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地位的形成是起到了極大的意義的。

　　上述四個大文人中那三個本來曾決心不問政治的人，一個公開堅定地參加了抗日政治，一個靜悄悄地趟進了反日政治，一個屈辱地半推半就地掉入了漢奸政治。由此看來，文人的遠離政治只不過是一種幻想。只有范文瀾是比較一致地關(guān)心政治，而與范文瀾思想傾向相一致的知識分子們基本上都在抗戰(zhàn)期間靠近了中國共產(chǎn)黨，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這主要不是文化選擇的結(jié)果，而是抗戰(zhàn)政治比較的結(jié)果。那三個在抗戰(zhàn)中以不同的方式卷入政治的人，除了漢奸之外，他們也并非是出于對當局政府的好感而產(chǎn)生自己的行動的，而是因為抗日！尤其是抗戰(zhàn)后期，知識分子的良心基本背離了國民黨政府，聞一多的拍案而起、朱自清的拒收嗟食更是其中的驚人之舉。所以，我認為，以自由主義思想為主體的廣大中國文人是在抗戰(zhàn)時期開始真正地了解和選擇了中國共產(chǎn)黨。從這個意義上講，抗戰(zhàn)時期中國文人們的思想變化對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地位的形成是起到了極大的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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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程美東（1969——），安徽無為人，中共黨史專業(yè)博士，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①] 本文之所以沒有沿用大家習慣已久的“知識分子”概念，乃因本人一直以為中國20世紀多數(shù)人借用這個本來西方意義的特定詞語時往往將之本土化了，多少失去了其本來意義。所以，我認為還是用我們本土的“文人”來表達這一智力群體比較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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