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實際的視野來看，中國今天的法律明顯具有三大傳統(tǒng)，即古代的、現(xiàn)代革命的和西方移植的三大傳統(tǒng)。三者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中是實際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現(xiàn)實；
三者一起在中國現(xiàn)、當代歷史中形成一個有機體，缺一便不可理解中國的現(xiàn)實。但今天的法學界主流把“傳統(tǒng)”僅等同于古代，并完全與現(xiàn)實隔離，又把毛澤東時代的法律傳統(tǒng)既排除于“傳統(tǒng)”之外，又排除于現(xiàn)在之外。

　　今天，我們不應該接受這樣的狀態(tài)，我們需要更清醒地認識，一個沒有過去、沒有歷史的法律和社會是一個不實際、也不健康的法律和社會。過去的脫離實際的認識是被逼出來的；
今天，中國已經完全有條件走出這種認識上和精神上的困境，重新認識自己的歷史，包括古代和近、現(xiàn)代的歷史，不僅是為了要更好地認識過去，也是為了要更好地認識現(xiàn)在和將來。

　　我們應該承認，上述的困境，部分來源是中國法律史領域的自我束縛所致。要建立真正的自我認識，一方面，需要對當前整個法學領域中的西方現(xiàn)代主義進行深刻反思，另一方面，也需要對自己領域的研究傾向進行深刻反思。簡單地否定自己的歷史，對法律采取一種沒有歷史的虛無態(tài)度，乃是今天走到極端的現(xiàn)代主義深層構成原因之一。

　　接受百年來對自己的歷史的拒絕，便等于接受一種本土的東方主義，認為中國傳統(tǒng)只是一個“他者”，只適合用來突出西方現(xiàn)代法律的普適性。在研究中，如果只試圖說明中國自成系統(tǒng)的法律思想和制度，只為過去而論過去，滿足于簡單的思想史和制度史，即便是充滿民族感情的敘述，最終的現(xiàn)實意義也只可能是作為西方現(xiàn)代法律的“他者”。

　　正因為如此，中國今天要走出這個困境，需要推翻現(xiàn)在的這個前提性信念，重新塑造我們對中國過去和現(xiàn)在的認識，建立中國法律史對理解過去和今天的現(xiàn)實的必要性。

　　首先要跳出不顧實踐和實際運作的研究架構。如果簡單地僅僅著眼于理論，中國法律史在近百年中所經歷的確實是一再的巨變和反復。從以德國（經日本）為模范的晚清和中華民國歷史開始到毛澤東時代的“反封建、反資產階級法律”，再到改革時期的再度模仿西方的經歷，確實是一個巨變的、斷裂的過程，其中，古代法律確實似乎不具有任何意義或正當性，而革命的現(xiàn)代傳統(tǒng)則在改革時期被置于與清代法律同樣的地位。光從理論和法律條文來看，中國近百年的法律歷史確實似乎是一個虛無性的變化，沒有什么歷史延續(xù)和積累可言，幾乎可以將其比喻為一個性情非常浮躁、易變的青年，談不上經驗和積累，更談不上歷史和傳統(tǒng)。

　　但是，我們如果從法律實踐的視角來考慮，近百年的歷史展示的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圖像，其中，當然有變遷，但是，也有延續(xù)和積累。也就是說，現(xiàn)實有它一定的歷史，并且不可脫離歷史來理解。實踐之所以不同于理論，首先是因為它具有主體性，不允許簡單地全盤移植，而要求在實踐中，也在法理中，適應中國的實際，包括人民的意志。其次，實踐要比理論寬容。它允許中西合并、相互拉鋸、影響、協(xié)調、妥協(xié)。而法律理論則不然，它要求邏輯上自洽。中國法律史的研究如果限于理論和思想研究，便只可能與西方法律相對立，非此即彼，絕無可能相互并存、相互作用。但今天中國的現(xiàn)實不允許這樣簡單地選擇，既不可能復古，也不可能脫離中國歷史而全盤西化。中國現(xiàn)實所需要的，正是共存和相互影響。最后，也是最關鍵的，是實踐法律史的現(xiàn)實意義。脫離了實踐，只論理論，便談不上中西的取長補短，更毋庸說建立可以在現(xiàn)代世界中適合中國實際的、獨特的法律。

　　這里要倡導的是建立一種新型的、關心實踐和運作的，即現(xiàn)實世界的中國法律史研究。因為實踐歷史要比理論歷史貼近歷史實際，而正是面對歷史實際，我們才有可能跳出百年來中國的自我否定和歷史與現(xiàn)實隔離的狀態(tài)。我深信，惟有如此，才可能脫離當前的法史研究絕境，才可能把中國法律史從博物館中挪移出來，重建中國法律歷史的現(xiàn)實意義，重建中國法律歷史在全世界的法學和法律中所應有的地位。來源：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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