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正值五四運動十周年，胡適接連發(fā)表文章，批評國民黨政府假說人權以掩飾思想專制，揭露孫中山“知難行易”說的邏輯矛盾，與國民黨當局爭論新文化運動是否應該否定，堪稱別開生面的紀念

　　“思想言論完全失去了自由”

　　民國十八年（1929），正值五四運動十周年，胡適發(fā)表了《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從文學革命、思想自由、對文化問題的態(tài)度三個方面，批評“今日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關于思想自由，胡適說：

　　新文化運動的一件大事業(yè)就是思想的解放。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tài)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但……國民黨協(xié)作的結果，造成了一個絕對專制的局面，思想言論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而總理遺囑不可不讀，紀念周不可不做。一個學者編了一部教科書，里面對于三皇五帝表示了一點懷疑，便引起了國民黨政府諸公的義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張要罰商務印書館一百萬元！一百萬元雖然從寬豁免了，但這一部很好的歷史教科書，曹錕、吳佩孚所不曾禁止的，終于不準發(fā)行了�。ň幷咦ⅲ�1929年，國民政府查禁了顧頡剛、王鐘麒編輯的《現代初中本國史教科書》，原因是該書對中國上古史持懷疑態(tài)度，“不承認三皇五帝為事實”，會“動搖國本”。）

　　至于輿論呢？我們花了錢買報紙看，卻不準看一點確實的新聞，不準讀一點負責任的評論。一個負責任的學者說幾句負責任的話，討論一個中國國民應該討論的問題，便惹起了五六個省市黨部出來呈請政府通緝他，革掉他的校長，嚴辦他，剝奪他的公權！然而蔣介石先生在北平演說，葉楚傖先生在南京演說，都說：上海的各大報怎么沒有論說呢？

　　所以在思想言論自由的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早在五四運動爆發(fā)前夜，已成新思潮源頭的《新青年》編者群體內部，胡適屬于“極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主張者。以后新青年社分裂（1921），陳獨秀、李大釗變成中共創(chuàng)始人，社員們各走各路，而胡適的選擇仍然是他的自由主義。上引那段話便是明證。

　　批評國民黨的訓政和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

　　需要說明，胡適于民國十八年寫《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是對國民黨政權否定五四運動的公開抗議。自從民國十六年（1927）國民黨寧漢合流，“分共 ”“清黨”，次年十月便由國民黨中常委通過、由南京國民政府發(fā)布的《訓政綱領》，不但規(guī)定訓政時期全國人民必須服從擁護國民黨，還聲稱國民程度太低，在被訓練如何“使用政權”之前，國民黨中央在“必要”時可以限制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權。同月蔣介石自任國民政府主席，到這年底張學良等宣布東北易幟。于是民國十八年一月，蔣介石便在江西發(fā)動“剿共”內戰(zhàn)；
同時也不斷“削藩”，與異己軍閥力量大戰(zhàn)。

　　那時胡適擔任中國公學校長，并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新月》雜志。盡管他的學生傅斯年、顧頡剛等已擁戴國民黨，他的舊友蔡元培、王寵惠、吳敬恒、蔣夢麟等均晉身黨國高層，但他還是在《新月》上批評國民黨的訓政。

　　民國十八年四月，南京國民政府下了一道法令“保障人權”；
“當此訓政開始，法治基礎亟宜確立。凡在中華民國法權管轄之內，無論個人或團體均不得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產。違者即依法嚴行懲辦不貸�！闭�在踐踏人權的政府忽然宣稱保障人權，使以溫和著稱的胡適也忍不住了，迅即作《人權與約法》一文，質問“自由”指什么？所依為何“法”？“我們今日最感痛苦的是種種政府機關或假借政府與黨部的機關侵害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而命令對此完全不提，豈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在當時批評國民黨“黨治”的羅隆基，也在《新月》上發(fā)表長文《論人權》，提出35條所謂“目前所必爭的人權”。

　　五四時期胡適與蔣夢麟在上海同訪孫中山，已聽過孫中山談論的政治設計，即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的“建國方略”，以及它的哲學基礎“知難行易”說。國民黨當國，奉孫中山為“國父”，又稱訓政是秉承孫中山《建國大綱》遺教。這使胡適起意評判“知難行易”說，又發(fā)表長文《知難，行亦不易》。除了揭露“知難行易”說的邏輯矛盾，特別說它的“真意義，只是使人信仰先覺，服從領袖，奉行不�！�。胡適宣稱，此說引發(fā)的最大危險，在于當國者自居“知難”，獨得孫中山先知先覺的政治社會精義，可以教導黨國同志“行易”，而中國人民只有服從，“于是他們掮著‘訓政’的招牌，背著‘共信’的名義，鉗制一切言論出版的自由，不容有絲毫異己的議論”。

　　 胡適自稱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雖不贊成暴力革命，卻在民初每回“革命”之后，總期盼社會經過一次震動，可能導致“一點一滴的改良 ”。這可以解釋，他在五四《新青年》時期，主張不談政治，但他的同仁陳獨秀、李大釗，趁他離京回鄉(xiāng)結婚期間，辦起了談政治的《每周評論》，而他不僅認可既成事實，為它撰稿，還在陳獨秀被北洋政府逮捕后，承擔起《每周評論》的主編義務。同樣，在新青年社的編者群體分裂以后，他經同社的陶孟和介紹，與著名地質學家丁文江結為知友。丁文江即丁在君，是民初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成員，但相信科學救國論，認定改良政治應屬學者的義務，常說“不要上胡適之的當，說改良政治要先從思想文藝下手”。胡適盡管不同意丁文江的批評，但當民國十一年（1922）丁文江發(fā)起組織評論政治的《努力周報》，胡適不僅贊同，還給刊物命名并作發(fā)刊詞。《努力》影響最大的，是由蔡元培、王寵惠、羅文干3位政學名宿領銜而有16位名流簽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好政府主義”，引發(fā)全國性爭論，那宣言正是丁文江與胡適共同起草的。只有在國民黨奠都南京后，胡適辦起《新月》，標榜純文藝，而胡適、羅隆基等卻時時發(fā)表政論，彰顯胡適對中國政治前景，其實常懷焦慮。

　　指出《建國大綱宣言》的錯誤

　　就在《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二文發(fā)表后，不過月余（1929年9月），胡適便發(fā)表續(xù)篇。這回直奔主題，質疑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

　　質問的對象，還是孫中山臨終前改定的《建國大綱宣言》。其中否定民國元年孫中山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身份簽署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1912年3月11日公布），說是“《臨時約法》之未善，乃由于未經軍政、訓政兩時期，而即入于憲政”。

　　照此說來，辛亥革命后由18省反清獨立代表選舉成立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最大問題就在急于改君主專制為民主憲政，沒有經過軍頭獨裁和寡頭專政的過渡時期。于是他的臨時大總統(tǒng)就做不下去了，導致“革命尚未成功”。

　　據羅家倫的《國父年譜初稿》，孫中山在北京病危(1925年2月），西醫(yī)束手，他的家屬和從人推李石曾專赴天津找回胡適，勸說他試服中醫(yī)所開藥劑。雖然最終無效，這事卻表明晚年孫中山對胡適頗為尊重�；蛟S因此緣故，胡適一再作文，借批評孫中山“知難行易”論，反對國民黨當局假說人權以掩飾思想專制，起初還能得到蔣介石容忍。

　　然而，當胡適的《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一文，追述歷史證明孫中山《建國大綱宣言》的錯誤及“惡影響”，蔣介石們便難以忍受了。胡適說：“自從‘ 民國’二年以來，那一年不是在軍政時期？‘臨時約法’何嘗行過�！�天壇憲法草案’以至曹錕時代的憲法，又何嘗行過�！薄肮适畮啄暾�治失敗，不是驟行憲法之過，乃是始終不曾實行憲法之過，不是不經軍政、訓政兩時期而遽行憲法，乃是始終不曾脫離撥亂時期之過也�！碑斎�，胡適的結論，仍為國民黨政府繼續(xù)訓政留下地步：“我們不信無憲法可以訓政；
無憲法的訓政只是專政。我們深信只有實行憲政的政府才配訓政�！�

　　對于國民黨政府的訓政，當時還有來自中共和左派人士的批判，要比胡適和新月派猛烈得多，如瞿秋白就將蔣介石連同孫中山的訓政論徹底否定。比較起來，胡適的批評，文質彬彬，無非說訓政缺乏合法性。所謂“無憲法的訓政只是專政”，并沒有擊中國民黨“獨治”的要害。因為孫中山晚年改組國民黨，本來是在蘇聯(lián)派來的鮑羅廷策劃下進行的。此人在孫中山死后，仍做國民黨政府高等顧問，直到國民黨寧漢合流之前被武漢的汪精衛(wèi)當局解聘，已在近四年任內使國民黨蔣介石、汪精衛(wèi)、胡漢民各派，習聞列寧、斯大林的政黨學說，將“一黨獨治”視作天經地義，所以對胡適批評他們“專政”，并不在乎。他們在乎的胡適批評有兩點。一是說他們既然承認訓政需要“法治基礎”，卻連起碼的“約法”都未制定。二是指責他們剛頒布“保障人權”法令，卻旋即從國民黨政府主席到省市黨部頭目便隨意破壞。由于胡適的輿論領袖地位和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間的影響力，較諸已被宣布為“反革命”的中共地下黨領導人及其左派同路人，更令國民黨政府頭痛，因而蔣介石們對他的批評，猶如芒刺在背，不得不設計拔除。

　　退回教育部的“訓令”

　　那計策也很奇特，就是指示國民政府教育部出面，給胡適任校長的中國公學下一道“訓令”（1929年10月4日），說“該校長言論不合，奉令警告”。訓令沒說“奉”誰之“令”，卻列舉“該校長言論不合”的罪狀，即指《新月》發(fā)表的《人權與約法》等三篇文章，還附有六件公文，說胡適三文“誤解黨義”、“ 語侵個人”、“放言空論”，顯示“頭腦之頑舊”、“思想沒有進境”云云。胡適也不示弱，隨即將“部令”退回教育部長蔣夢麟，并致函這位部長先生：“這件事完全是我胡適個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與中國公學何干？你為什么‘令中國公學’？該令殊屬不合，故將原件退還。”信中還說：“若云 ‘誤解黨義’，則應指出誤在哪一點；
若云‘語侵個人’，則應指出我的文字得罪了什么人。貴部下次來文，千萬明白指示。若下次來文仍是這樣含糊籠統(tǒng)，則不得謂為‘警告’，更不得謂為‘糾正’，我只好依舊退還貴部。”信末附言也很有趣：“又該令所引文件中有別字二處，又誤稱我為‘國立學校之校長’（引注：中國公學為私立高校）一處，皆應校改�！�

　　蔣夢麟與胡適私誼甚篤，這回“奉令警告”胡適，無疑被迫充當蔣主席中正的出頭椽子，也無疑搜腸刮肚，想出“訓令中國公學”的方案，并以附送 “公文 ”，暗示訓令來頭，希望老友知趣閉口。豈料胡適反而公事公辦，彰顯他不屈從權勢而恪守信念的品格。不消說胡適很懂得訴諸輿論，將此事捅給報界，頓時鬧得沸沸揚揚，反而使蔣介石們假說人權行真專制的面目，在他們極力爭取的文化精英中間，也暴露無遺。

　　反駁國民黨中宣部長葉楚傖的文章，批評國民黨是反動黨

　　看來蔣介石們很會制造奇文。在南京教育部“奉令警告”胡適的同時，國民黨中常委、中宣部長葉楚傖，為雙十節(jié)作文《由黨的力行挽回風氣》。此文劈頭便稱“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筑成的黃金世界”，隨即數落“眼前”從政治道德、民族氣節(jié)到社會風尚的環(huán)境種種“不幸”，都是從清朝皇帝以來上下中外各種勢力造成的。胡適敏感地察覺，“今日我們不能避免的新舊文化問題”，已被國民黨權力者提出來了：“如果三百年前的中國真是‘一個由美德筑成的黃金世界 ’，那么，我們還做什么新文化運動呢？我們何不老老實實地提倡復古呢？”

　　于是胡適決定站出來回應了，在葉楚傖奇文滿天飛的一個半月后，刊出長篇駁論，即前揭《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我們從新文化運動者的立場，不能不宣告葉部長在思想上是一個反動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動的思想�！边@里的“我們”，很清楚是指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者”，包括已被軍閥殺害的李大釗，剛被中共開除的陳獨秀，正在與新月派論爭的魯迅，仍在教書作文的錢玄同、周作人、高一涵等等。他們已與胡適分合不一，但胡適仍從尊重歷史的角度，出面為他們曾經共同從事的新文化運動的正當性辯護。而他面對的，是擁有政、軍、財、文權力資源的國民黨，但他竟說這個黨這個政府及其代表的思想都是反動的，令后來學人看來，真有點覺得不可思議。

　　前已具引胡適此文對國民黨扼殺思想言論自由的批評。這里不妨補充一點，即胡適此文在列舉三項事實證明“國民黨是反動的”，還用了大半篇幅，從歷史和理論兩方面，指出國民黨對于新文化運動和中國舊文化的相反態(tài)度，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

　　根本上國民黨的運動是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的運動，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質，便含有擁護傳統(tǒng)文化的成分。因為國民黨本身含有這保守的性質，故起來了一些保守的理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種理論便是后來當國時種種反動行為和反動思想的根據了……

　　本來凡是狹義的民族主義的運動，總含有一些保守性，往往傾向頌揚固有的文化，抵抗外來勢力的一條路上去。這是古今中外的一個通例，國民黨自然不是例外。

　　然后胡適由德國說到印度，再回到中國戊戌維新以來的歷史，特別詳述孫中山本來是一個基督徒世界主義者，越到晚年越認為民族主義是俄國革命成功的要素，因而《三民主義》有很多夸大中國古文化的話，“而后來《三民主義》成為一黨的經典，這種一時的議論便很可以助長頑固思想，養(yǎng)成夸大狂的心態(tài)，而阻礙新思想的傳播”。

　　胡適標榜“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此文尤其大段大段引述孫中山的原著，結合清末民初的歷史予以解釋，自然也表明他不想授人以柄。胡適并不否認國民黨的勝利是事實，卻以為這是由于這十年來，“全靠國民黨能有幾分新覺悟，能明白思想變化的重要”。

　　但胡適此文也毫不客氣地指出，國民黨登臺執(zhí)政以后，已全然背離孫中山所說“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的遺教�！八�以他們天天摧殘思想自由，壓迫言論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統(tǒng)一。殊不知統(tǒng)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謀思想的變化”。

　　對國民黨的未來作“大膽”的假設

　　胡適自稱此文只是歷史的研究，卻于文末對于國民黨的現狀與未來，作了“大膽的假設”：

　　現在國民黨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干燈盡之時。

　　假設終究是假設。此后80年的歷史仍然在走自己的路，單是中國“思想之變化”，那實際進程的復雜、曲折、回旋，甚而復歸更遙遠的中世紀歷史的出發(fā)點，絕非胡適所能逆料。連同胡適本人在五四運動第三個周年祭過后，也如此文批評的葉楚傖，被宣布為“在思想上是一個反動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動的思想 ”。不過當年胡適對國民黨“大失人心”的前景預言，有一點說得不錯，那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被國民黨政權罵詈侮辱排拒之后，未及一世終結，便基本（并非完全）失掉“思想界的同情”，從而淪為千夫所指的對象。那是后話，在此存而不論。

　　忝居中國思想文化史的從業(yè)者，我曾躬逢五四運動第三個到第九個十年祭。限于專業(yè)分工，在五四60周年過后，編選過《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的首卷即五四卷。當時已對胡適論五四的原材料頗感興趣，注意到他每逢五四運動周年祭的言論，屢有異說，而以他于五四第一個十年祭，沒有話當年，卻與國民黨當局爭論新文化運動是否應該否定，堪稱別開生面的另類紀念�，F將昔年思考寫出，也算一種讀史陋見吧。

　　魯迅并未視胡適為論敵

　　這里要附記一筆的是，這期間也是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文化界與新月派互相嘲罵的開端。胡適是新月派的領袖，但魯迅攻擊新月派，常指名梁實秋、陳源、徐志摩等，卻很少提及胡適，似乎打蛇不打頭�？戳撕�適在民國十八年對國民黨訓政的批評，以及國民黨政府以勢壓胡的歷史文獻，令人恍然，得知魯迅并未視胡適為論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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