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世紀之交的上猶客家魂——以營前陳氏為例，19—20世紀上猶客家的精神變遷
發(fā)布時間:2020-06-19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營前之大前天：峒民的消失
凝視營前。
從南宋到清代，關(guān)于營前的史料一直延綿不絕，有著連續(xù)的歷史記載，我們可以通過梳理營前的歷史，更細微具體地了解一個“客家”聚落的變遷史，進而分析“客家”文化的形成。正如當代學者黃志繁所指出的，大陸關(guān)于“客家”文化的討論，卻多以歷史分析為背景，以“共時性”分析為主旨，很少從比較長的歷史時期進行村落層面上的個案式探討，更缺少對具體“客家”聚落進行個案式的長期歷史分析。非常幸運，營前所揭示出來的“客家”文化形成過程，在宋至清初才得以開發(fā)的閩、粵、贛邊界山區(qū)應當有一定的普遍性。①
這樣對“營前”聚落的了解，其意義就超出了營前和上猶，甚至超出了贛南，“上猶文化底蘊綿厚”也就得到了切實而具體的佐證。營前從南宋至今，土客籍爭斗與相融貫穿著歷史的長時段，成了今天的客家重鎮(zhèn)，所以營前的客家魂完全可以涵蓋和代表上猶的客家魂，它是上猶文化底蘊的重要組成。
這里，我們所說的營前是文化意義上的營前，即文化營前，也就是起源于中原的傳統(tǒng)文化（正統(tǒng)文化）逐漸覆蓋營前區(qū)域，并成為當?shù)匕l(fā)展變化的主流文化的營前。
營前鎮(zhèn)位于上猶縣城西面77公里，距贛州132公里，是贛南西部一個邊陲鄉(xiāng)鎮(zhèn)，羅霄山脈南段，人口31000人，南接崇義縣，北接遂川縣，西遴湖南桂東。廣義的營前包括營前鎮(zhèn)、五指峰、平富、金盆（今并入水巖）、水巖、雙溪等五鄉(xiāng)一鎮(zhèn)。自古水路運輸，云水河通陡水（現(xiàn)在是水庫），匯入上猶江，經(jīng)南康縣的唐江圩達贛州，可抵達南昌和南京。過去崇義縣的一半鄉(xiāng)鎮(zhèn)，唐江、贛州、遂川，以及湖南的桂東、郴州、陵縣、汝城等地都在此地辦貨，商貿(mào)發(fā)達，因而贛南有“頭唐江二營前”的說法。②從地理概念，人們說的營前，一般指鎮(zhèn)政府所在地的營前圩。
營前一開始被稱為石溪、營溪、屯頭里、村頭里，名字相當普通，但在“唐末節(jié)度使邑人（即本縣人——李注）盧光稠在此建兵營，宋贈封盧為太傅，此地稱太傅營，圩場稱太傅圩。初始的太傅圩是個富饒的小盆地，如今被陡水水庫淹沒。營前地處湖南江西交界處，地勢險要。此后，太傅圩逐漸叫營前圩。
③
筆者認為，當某地某圩注入文化色彩，它就具有某種品格和超越性更會被世人接受而廣為流傳，稱太傅圩不僅僅緣由盧光稠受到朝廷追封，更因為它建立了一個太傅書院，為當?shù)匚娜搜瞿胶途奂亍Ｒ彩沁@個原因，它后來被“營前圩”所取代：“明正德年間王陽明率軍鎮(zhèn)壓桶崗、橫水農(nóng)民起義，駐兵太傅圩，兵營前便開辟為圩場”。④王陽明除了武治，還在此地辦了書院——文功。從時間上，王陽明后于盧光稠；
在官職及其文化影響上，王陽明比盧更為卓著。因而“營前”的稱呼更富有文化色彩。
如果僅以盧光稠（他還是虔州即贛州的創(chuàng)始人）、王陽明這樣的文化名人來概括和替代營前的文化內(nèi)涵，顯然是空泛的，只有著眼于當?shù)鼐用竦纳a(chǎn)生活和文化活動，也就是從內(nèi)部探尋其活力，一個發(fā)展的、有血有肉有個性的文化營前才能展現(xiàn)在人們的面前。
嘉靖《南安府志》載：
上猶之韁域……溪洞廣袤，而邑落其中，民以山深而俗淳，亦以山深而穴寇。唐天佑猶人盧光稠各虔州，黃廷玉議創(chuàng)上猶場……自創(chuàng)場迄今三百四十五年之間，群兇寇鄉(xiāng)良民凡五十有三，而犯邑者十五。唯紹興壬申鄰寇亂境，邑令王同老謂居民非有根而難撥，何苦累其家而聽其害，許鄉(xiāng)邑之民自使奔于他處，寇平民歸，不過火其廬而人物如舊，令喜，倡民起梁棟于煨燼……嘉定己已（1209年——李注），匹袍陳葵反，本路孫通判咎猶字有反犬，壬申（1212年——李注）改為南安縣。
相對于中原傳統(tǒng)文化，這里“群兇”（本地歹人）和“鄰寇”（附近歹人）可統(tǒng)稱為“峒寇”或“峒民”，屬“化外之民”即沒有開化的百姓，其文明程度遠未有中原農(nóng)耕文化那種水平。
峒，查《現(xiàn)代漢語詞典》，只是表示某個具體地名，其它語焉不詳，其實就是四周高山中間盆地即溪洞廣袤的形象叫法�！败嚨缴角耙蔁o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峒的形象寫照。據(jù)筆者1997年營前實地考察，匹袍就是蝙蝠的俗稱，蝙蝠有兩個大而有力的翅膀，當?shù)厝艘卜Q匹婆（稱棉襖為襖婆），具體指的就是伯公坳——五指峰，那里多山洞，盛產(chǎn)蝙蝠，匹袍也就成了地名。大文學家沈從文1920年代以湘西為背景寫的名著《邊城》和其它作品，依然頻頻使用“峒”字，說明那里（湘西）文化形態(tài)一直比較復雜，延續(xù)著“山深而俗淳，亦以山深而穴寇”的狀況，直到現(xiàn)代，苗民征而不服，也可以說，“峒民”在現(xiàn)代還是湘西社會的有機組成。于是沈從文發(fā)出：對苗民問題，應當有個新認識，糾正過去把“苗族同胞當成被征服者的錯誤看法”（《沈從文小說選•題記》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而在營前早就不這樣叫了，這說明營前即使頻有動亂，以農(nóng)耕文化為底色的儒家文化即正統(tǒng)文化已成了當?shù)氐闹髁�，也就是文明程度較高，寇亂始終主宰不了營前。
一則史料顯示，鑒于當時（宋代）營前“化內(nèi)之民”（納入官府正式統(tǒng)治的百姓）與“化外之民”（峒民）的爭斗不時發(fā)生的情勢，甚至后者比較頑固地與官府對抗，“本司（朝庭——李注）昨置太傅、石龍兩寨……寨兵不許承受差使，不許調(diào)遣移戍，專一在寨教習事藝。自立寨之后，十年之間，寇峒有所憚而不作�！� ⑤宋朝還在營前設(shè)立書院以“教化”峒民。另一則史料是：當時南安“邑小事稀，官不必備”，正在裁減官吏，但保持了營前兵寨和書院的編制。[嘉定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江西提刑司奏：“……乞?qū)⒛习部h丞閣下部省廢卻，以俸給補助新創(chuàng)太傅、石龍兩寨及太傅書院地基�！� ⑥也足見宋朝政府重視文化，在軍事要地不忘文化建設(shè)，拿今天的話就是文武“兩手都要硬”。這樣一來，由于政府的介入，太傅（營前）便確立了以農(nóng)耕——儒家文化為正宗地位，它雖地處偏僻也融入了中華主流文化。
在那時，中原文化雖是先進文化，其水平還是很低的，不可能有多少書籍，至多請儒者講講課，書院只是個文化象征精神象征，它象征中原文化權(quán)力、文化秩序和文化正統(tǒng)——文化殿堂開始在營前扎根。
透過這些史料，我們還可以辨識，即使建了書院，峒民與化民的紛爭仍不時發(fā)生，書院只是表達中央政府樹立儒家文化的權(quán)威，以儒家文化訓化營前的意愿，落到實處還得靠當?shù)厥考潕ь^身體力行，并通過當?shù)赜忻男帐线M入當?shù)亍搬济瘛钡男撵`。能辦書院和能進書院猶如當今的研究生、博士，說明人的品味不同一般。因而當?shù)氐氖苛植豢苫蛉薄?/p>
朝庭沒有停留在建兵寨書院上，而是以各種方式扶持南遷的有文化根基的如朱、陳、蔡等姓氏，讓他們成為營前的主流——構(gòu)建營前主流社會，朱、陳、蔡等姓氏為了在營前扎根，并且建立聲望，也積極配合朝庭，獲得朝庭的支持。他們占據(jù)了營前的中心地段，有圩場、兵寨、書院做支撐，而且他們之間聯(lián)合大于爭斗。因為有著共同的文化根基，朱、陳、蔡的生存發(fā)展迅捷，取代了當?shù)蒯济穸蔀楫數(shù)卣�，文化秩序得以建立。就是地處營前邊緣山區(qū)的峒民也被歸順和同化，都以朱、陳、蔡即中原文化的標準成為自己的行為準則，這跟當今時代落后弱小的民族追逐強國文化標準的心理是一樣的。在后來不斷進入的客家面前，他們就成了“土著”了。
確實，自南宋以來八九百年歷史的朱、陳、蔡這些營前世家，完全有資格以土著自稱的。這樣在營前“峒民”或“峒寇”的俗語稱便悄悄消失了。這是時代的進步，當然也是營前的進步。
于是爭斗與和解——開始體現(xiàn)為朱、陳、蔡與當?shù)蒯济竦臓幎放c和解——在爭斗中趨向和解應該是營前歷史的強勁旋律，其結(jié)果，一，和能生財，促進了當?shù)亟?jīng)貿(mào)的發(fā)展，營前貿(mào)易重鎮(zhèn)得以形成；
二，先后進入營前的各姓氏幾乎都經(jīng)歷過“斗爭——融合”的曲折，似乎后入者都打敗了先入者，但后入者最后打的還是樹中原正統(tǒng)文化的旗幟。但這種正統(tǒng)文化或傳統(tǒng)文化也汲取了新的時代氣息和陽光雨露，在變化中壯大，在壯大中變化。三是中原文化的主流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并化為營前人的行為準則。
在黃志繁先生對贛南聚落營前12-18世紀的社會變遷進行梳理之后，“至今人們看到的營前的地域文化，也就是一般所稱的‘客家文化’，乃是自宋至清經(jīng)過一系列‘峒寇’、山賊、流民與官府、土著的沖突與融合而形成的�！边@符合客觀事實。
然而，筆者不太同意他的一個結(jié)論。他說：“我們又有什么理由只依據(jù)族譜資料，把陳、蔡認為是中原遷來的世家大族，而不是由山居的‘峒寇’就地轉(zhuǎn)化而來的呢？” ⑦就是說，黃先生把宋代到營前的兩個有經(jīng)濟和文化實力的陳、蔡看作是由當?shù)氐摹搬伎堋鞭D(zhuǎn)化而來的，對“客家”源自中原正統(tǒng)血統(tǒng)的說法提出挑戰(zhàn)。也許在別的地方能找到“峒寇”即另一種意義的“客家”的相關(guān)資料，但在營前，陳、蔡（還有朱）確實是自覺懷抱中原文化血統(tǒng)的世家，他們以各種不同的原因先后來來營前，在成為本地望族之前并沒有倒退為“峒寇”。有中央兵寨和書院傳統(tǒng)的營前，欠缺文化根基的“峒寇”怎能勝出為當?shù)厥兰夷兀?/p>
于是我們進行進一步的探尋。本文正是向著“村落層面上的個案式探討”方向掘進，營前陳、蔡兩個姓氏進入了我們的視野中。
營前的前天：陳、蔡的反“客”為“土”
乾隆《上猶縣志》說：“贛、南二府，自明季粵寇流殘焚殺已甚。”（卷十《藝文志》）這說明中央政府憑靠當?shù)刂�、陳、蔡等旺族建立了文化秩序，本地的“峒民”已歸順，官家已把鬧事者稱為“寇”，但主要來自廣東和營前周邊地區(qū)的流民（包括農(nóng)民起義）爭奪生產(chǎn)生活資源的斗爭（有其正當性的一面，也有非正當性的一面）不斷發(fā)生。社會的進步并不一帆風順。首當其沖受到流寇沖擊的當是成為了望姓的朱、陳、蔡。
讓我們探尋一下朱、陳、蔡反“客”為“土”的過程。
只要你進入營前，就能聽見“朱、陳、蔡是土著”的說法。中國文化里對排列先后是有講究的，筆者揣測，一定是朱姓先來，而且以其經(jīng)濟和文化實力成了營前的望族，后來的陳、蔡經(jīng)過一番跟朱姓的較量，達成了和解，和解之前一定有新來的姓氏虎視眈眈，于是三姓以各自的文化根基形成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朱、陳、蔡成了土著的代表，即本地人，構(gòu)成了營前的一道文化風景。
據(jù)羅勇先生實地考察，“朱氏族譜已不存……（據(jù)一朱姓老人介紹）朱氏于南宋年間從豫章遷入，石溪、王龍、黃龍壩、樟樹村、巷子角等村均為朱氏所建。后朱氏衰落遷散�！� ⑧
依當時生產(chǎn)力和經(jīng)濟水平，建村子須有一定的文化內(nèi)涵，發(fā)展起來更須得眾人的認同，有如此建樹須好幾代人的努力，決不是可以隨便亂建的。這也說明朱氏在當時是營前先進生產(chǎn)力的代表，朱氏有文化凝聚力。至于后來衰落，當在明朝末期和清朝（恰恰在明代，蔡氏的發(fā)展達到極盛）。凡姓氏遷移不外這么幾種原因：一是躲避戰(zhàn)亂和天災人禍；
二是由中原（中央政府所在地）派到各地做官或流放，一個家族為此搬遷；
三是躲避上級的委派（所謂得罪不起但躲得起，當時也容易躲），像陳氏就屬這種情形。（據(jù)乾隆甲辰[1784]春鐫《營溪陳氏重修支譜》載，陳氏原居金陵[今南京]，八世祖名徽，僭稱吳國，欲招陳徽為幕僚，陳徽不肯為吳所用，遂捻攜老幼由金陵徙居泰和柳溪，并改名為暉，以匿跡。⑨）而且都不是一步到位的，即使遷到江西境內(nèi)，也還是一遷再遷。像陳氏不與最高權(quán)力合作，選擇隱逸，正如著名學者李歐梵所說，“中國古代與自我流亡最為接近的是隱逸，或是自動退出政壇而保持自我的完整性，或是因為王朝更迭，時代動蕩，為求自保而自動退隱。然而，通常的遠離政治權(quán)力中心，尋求隱逸的雅致的道路，事實上就是回歸家園，沉湎于藝術(shù)、文學和學術(shù)的文化追求。這種姿態(tài)部分地受到道教思想的影響，正好與儒家入世的風氣相對。”（《身處中國話語的邊緣：邊緣文化意義的個人思考》）這又雄辯地說明，朱、陳、蔡有著中原文化的根基，決不是當?shù)蒯济瘛?/p>
筆者揣測，朱氏衰落也有一個過程，其主要原因一是明朝宮廷內(nèi)斗，爭權(quán)奪位，朱家人分房族派系，追殺自家人，而且要趕盡殺絕，據(jù)說朱元璋一個兒子當年就流落贛南。接著清朝（滿族）更是對朱氏不客氣（朱氏是前朝皇室），三是支脈外遷，由于住不順或另圖發(fā)展，朱氏后裔遷往它地。當?shù)厝苏f朱氏的覆滅緣由后來新來客家的一次剿殺，以至族譜什么的沒有留下，此說不一定準確，遭剿殺的也許是朱氏已經(jīng)衰退的大本營，此前散住在營前各地的朱氏也許早就走散了。筆者仍相信以后還是能找到營前朱氏更為清晰的“足跡”。不管怎么說，朱氏對營前是有文化貢獻的，給營前留下了文化印記。
蔡氏原居福建莆田，是北宋書法家蔡襄之苗裔。南宋時，有衡道公為宦江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遂從福建遷居南昌，至南宋末年衡道公子節(jié)烈公授招討使，從文天祥起兵勤王，宋季離亂，遂又由吉水的歧下坊市遷來營前，始祖（1250年）為蔡起渭，世居村頭里。到宋時世代為官，為顯族，故遷居營前后，也很快成為地方名紳。
蔡氏至明代人阜物豐。明洪武年間，六世主太公富于貲，“捐米一千二百石賑濟江南，奉赦旌表”。⑩這充分說明，營前雖地處偏僻，有地方望族做引導，投身于全國公共事業(yè)，因而成為時代和社會的主流。蔡氏這種胸懷，當然離不開當時官府的倡導，更離不開他們祖先的憂患意識——中華文化傳統(tǒng)（如“窮則獨善其身，富則達濟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
正德年間，在太傅營的前面筑城營前城，家族勢力達到鼎盛時期。⑾在建蔡家城之前，蔡氏已有宗祠�！稜I前蔡氏城記》說：“城堤倒塌修補之費，一出于生姓宗祠。” ⑿宗祠就是本姓文化共同體的載體，有宗祠便有修繕和維持其運轉(zhuǎn)的經(jīng)濟與文化運作，這也是一種社會管理，可以反映宗族的組織化程度。
而陳氏于南宋紹熙三年（1192）由本省泰和柳溪遷來，世居下陳。⒀（陳、蔡及諸多姓氏幾乎都在江西中部停留過，后來順贛江又順章江和貢江而上進入贛南各地。）前面說過，陳氏的先祖也是朝庭命官（“八世祖名徽，僭稱吳國”）。據(jù)柳溪陳氏三十七世孫（柳溪陳氏興寧支系五十一郎（贄例）之二十三世孫）漢民提供的資料（這是拙作發(fā)表后增加的）：
江西泰和柳溪陳氏始祖暉（徽）
唐朝末年，盜賊四起，流民紛紛，黃巢起義，藩鎮(zhèn)割據(jù)，天下大亂。群盜起江淮，壽春人王緒與其妹婿劉行全聚眾據(jù)壽州，取光州，劫豪杰置軍中。緒為秦宗權(quán)所攻，遂率眾南奔，略潯陽，贛水，取汀州，陷漳浦。始祖暉又名徽，年少時就讀于東佳書院，中和四年（884），與宗帥堂兄固一起，被緒脅迫南行。緒為人氣窄，將吏之材能者，朝不保夕，多死軍中，人人自危。緒為王潮設(shè)計所擒，慚而自殺。暉隨堂兄固奔浙江。吳王楊行密頗能舉賢任能。光化二年（899），浙地睦州、婺州、衢州盡歸吳國。陳暉投吳，為溫州司戶參軍，大理評事。天佑二年（905）十月，楊行密薨，其長子渥立。王廣樹親信，陵蔑舊勛。天佑四年四月，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帥牙兵擊殺王親信十余人。天佑五年五月，張顥、徐溫遣紀祥、陳暉、黎璠、孫殷入宮，王覺察有異，大呼"諸位反戈一擊封侯"。陳暉等人唯唯諾諾，唯獨紀祥不允并弒王于寢室。旋溫使謀斬顥于牙堂，轘紀祥等人于市，軍府事咸取決焉。陳暉心不自安，急投梁太祖朱溫。開平三年（909），李洪寇荊南，朱溫義子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擊敗之；
朱溫詔馬步軍都指揮使（行營招討使左衛(wèi)上將軍）陳暉將兵會荊南兵討洪。陳暉軍至襄州，李洪逆戰(zhàn)，大敗，王求死。九月丁酉，拔其城，斬叛兵千人，執(zhí)李洪、楊虔等送洛陽，斬之。天佑十三年（916），后梁以歸降將領(lǐng)為本，降將譚全播為大將，在淮南抗擊后唐，兵敗。天佑十五年十一月，吳國將領(lǐng)劉信進攻虔州，吳國先鋒始至，虔兵皆潰，遂拔虔州，追執(zhí)守將譚全播于于都，全播降吳。陳暉潛回老家江州德安太平鄉(xiāng)常樂里。同光元年（923）遠遁山林沃野江西泰和柳溪，隱姓埋名，不修譜，不立傳，以避朝野新舊仇人。稍有不慎，豈不燕巢傾覆？
陳、蔡的文化資歷及到營前的時間都相近，對當?shù)厣a(chǎn)生活資源的占有以及共同對付別姓氏的侵犯（或侵犯別姓），都有共同利益，容易結(jié)成“利益共同體”。陳、蔡在明代已是營前頗有勢力的地方大族。
陳氏在明代也涌現(xiàn)了許多科舉功名人物，還建立了學田，建立了祠堂。明代初期，陳氏開始修譜，此時陳氏已在營前定居了一百七、八十年。明朝中后期，陳氏的宗族實力進一步增強。乾隆年間陳氏族人追述明代其宗族情況說：“明天啟四年，邑侯龍公倡建營溪水口文峰塔，而陳之游庠食餼，貢于雍飲于鄉(xiāng)者，共數(shù)十余人�！雹谊愂线�捐建了北門庵和桃?guī)X庵。⒂至乾隆年間，陳氏在營前已定居500多年，繁衍了十八、九代，丁口近千人。⒃這都說明陳氏不但有經(jīng)濟實力而且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業(yè)。
陳、蔡兩姓成了營前地區(qū)重要的力量，而且他們與官府維持了較好的關(guān)系。營前的文化靈魂開始凝聚。自然陳、蔡也成為流民襲擊的目標。
相對而言，朱、陳、蔡屬先來營前的客家，因為各自樹立了文化形象，被后來的客家稱為土著，朱、陳、蔡亦以土著自雄。而此前營前各姓居民的湮滅也是其欠缺文化根基，被同化的結(jié)果，他們的頹敗與湮滅的根本原因是欠缺內(nèi)在的文化活力。即便有著中原文化傳統(tǒng)的朱、陳、蔡一度興旺，最終還是受本文化中的惰力（消極面）所累，被后來的客家所戰(zhàn)勝，當然這后來的客家同樣面臨自身文化惰力的克服問題。簡言之，走向開放與融洽是保存和壯大自己必由之路，老守著一成不變的傳統(tǒng)勢必途窮末路。這在當時環(huán)境封閉信息不暢惰力深重的情境下，需要各姓氏的智慧者帶頭人感受變革的必然性，并把這種變革付諸行動。
陳、蔡的聯(lián)手給營前文化注入了新的內(nèi)涵，使這個邊貿(mào)集鎮(zhèn)大放異彩。
從蔡家城到文峰塔：客家靈魂的象征
像歷史上各民族各姓氏的聯(lián)合一樣，陳、蔡的和解依憑婚姻為紐帶，通過聯(lián)姻維系和解。據(jù)羅勇先生考察，陳氏在營前一世到十五世，所記載的丁數(shù)559例中，其中有170例與蔡氏通婚。⒃這里面包含一種文化價值與文化秩序觀念，如門當戶對，陳姓娶了蔡姓女會帶來財富和吉祥——興旺發(fā)達，這也說明兩姓的和解已深入到情感和心靈，玉成了一種心理。
陳、蔡都維持了跟官府良好的關(guān)系，成為官府平定盜賊流寇的重要力量，這是自然的�！蛾愂献遄V》記載說：“明正德年間，流寇猖獗，欲筑城自衛(wèi)而不果。其從王文成公征桶缸賊有功，旌為義勇指揮使者，則瑄之第四子九顴也。”⒄
由于中原傳統(tǒng)文化有著內(nèi)傾性排它性封閉性的惰力（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加上現(xiàn)實利益（如風水、人丁、財富、生產(chǎn)、生活資源等）的考量，他們在聯(lián)合中有爭斗，爭斗中有聯(lián)合，一開始各自都不會看重這種“利益共同體”，總想壓倒或勝出對方，于是在爭斗上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陳、蔡始終有著矛盾即爭斗的潛在心理，這也是自然的。這在筑城一事上各姓心態(tài)表露無遺。
蔡氏當時在經(jīng)濟和文化實力上遠在陳氏之上，所以在面對流民的騷擾焚殺，便想自建蔡家城，一是自保，二是炫耀經(jīng)濟和人才實力，三是顯示自家與官府的關(guān)系更鐵，四是顯示自家文化根基。筑城源于一種圈子——封閉心態(tài)，這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特色（如長城）。當時建城必須得到官府的批準，蔡氏當然履行了這一程序。
陳氏以同樣的心理也想筑城，這樣兩姓不安的靈魂暴露無遺。于是便有這么一個故事：兩個土著大姓都想筑城自衛(wèi)，向官府報批，官府的批復是“準寨不準城”。由于寨與蔡諧音，城與陳諧音，蔡家城就建成了，而陳氏“筑城自衛(wèi)而不果”。從字面與中國的歷史看，城更有官家神圣色彩，城興表示城這一帶興，城敗則這一帶衰，而寨富有山野即非正宗色彩。黃志繁先生質(zhì)疑說：這個故事是后人的編造，有可能是陳氏在為自己沒有能夠筑城進行辯解。⒆
從更內(nèi)在的原因，也許是陳氏內(nèi)部在凝聚力、財力和文化魄力（包括管理）上尚不到火候。舉個例子，清乾隆年間《營溪陳氏支譜》從乾隆二十一年（1756）發(fā)起組織，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鐫刻成書，前后耗時28年（也算是一種持恒的文化精神，但在魄力上有欠缺）。⒅筑城當比修族譜工程更為浩大，主持者須有頑強的定力即文化精神，可見蔡氏把筑城當作一項神圣大業(yè)。也許經(jīng)這樣一激，早有準備的蔡氏干脆把筑城變?yōu)閷嶋H行動。
筆者以為，蔡氏在文化心態(tài)（精神）上更持恒，也更泰然若定，這才是最關(guān)鍵的。上面已提及蔡氏在明代捐米賑濟江南的事跡，說明蔡氏有以文化主流自雄的氣魄。在捐款捐糧以濟世上，人們往往看到的是一種善舉，注重的是包括獲得功德名譽的回報，這屬于功利性思維；
人們常常忽視：捐贈濟世是一種文化精神，捐贈者能從中提升精神境界，涵養(yǎng)大氣。蔡氏這種文化心態(tài)決不是一代兩代人形成的，它有一個長期積淀過程。嘉靖《南安府志》卷十七《書院》載：
至元大德間，縣簿劉彝順申復臺省重修書院，時有吉水住歧人，姓蔡名璧字起渭者，僑寓于此，彝順見其學行超卓，增中俊秀，選而未任，遂舉有司掌學務。而起渭親構(gòu)講堂，崇飾圣像，訓迪一方，子弟文風為之復振。延佑初，達魯花赤楊伯顏察兒復營學田百畝有奇，仍舉起渭司教。是時書院將傾，而起渭又裒資購材大加修葺。⒇
蔡氏從熱心護持書院（社會公共事業(yè)）到慷慨賑災，貫穿著強勁的文化精神，代代相傳，于是筑城就有充分的底氣。在當時蔡氏筑城確出于一種文化氣魄和文化眼光，它的氣魄和眼光更是通過筑城得以顯現(xiàn)（物化）�？陀^地說，由于筑城，營前的文明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為這個邊貿(mào)集鎮(zhèn)增添了豐采和文化魅力，也足以使蔡氏自豪和自雄，所以蔡家城也叫營前城。
在蔡氏建好外城就派上了用場。明正德十二年（1517）崇義橫水、桶缸爆發(fā)謝志順、藍天鳳畬民起義，其中一支以藍文昭、雷鳴為首盤居于營前附近的上信地、下信地，南贛巡撫王陽明親自督戰(zhàn)，住軍蔡家城，經(jīng)三載而平定了畬民起義。蔡氏給予王陽明很大的支持。嘉靖三十一年（1552）廣東農(nóng)民李文彪攻掠營前，知縣吳鎬與生員蔡朝佾、朝瑛等議保障之策，旋斂得族銀七千余兩重修內(nèi)城。（21）這樣蔡家城就非常壯觀了。即使在戰(zhàn)亂歲月，蔡氏趁勢而上，為圓筑城夢而奮斗。何況城做好了，還得維持，還得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辦法。沒有文化精神是不可想象的。
筆者曾于1997年春在營前采訪抄錄了龍文光寫的《營前蔡氏城記》（標點為筆者所點）：
予治猶之初年，因公至村頭里，見其山川秀美，山之下坦，其地有城鎮(zhèn)之，甚完固。既而寓城中，比屋鱗次，人煙稠密。詢其居，則皆蔡姓也，他姓無與焉。為探其所以，有生員蔡祥球等揖予而言曰：“此城乃蔡姓所建也，生族世居村頭里，正德間生祖歲貢元寶等因地接郴桂，山深林密，易于藏奸，建議軍門行縣設(shè)立城池。爰糾族得銀六千有余，建筑外城。先祖等又斂族得銀七千重筑內(nèi)城，高一丈四尺五寸，女垣二百八十七丈，周圍三百四十四丈，自東抵西徑一百一十三丈，南北如之。城內(nèi)悉蔡氏，其城垣損壞城堤倒塌修補之費一出于生姓宗祠。生祖訓曰：君子雖貧不鬻器，創(chuàng)建城垣保固宗族，其艱難之巨，祭器之若郎或食不能自存欲售屋土者，亦只可本族授受，敢有外售者以犯祖論，故子孫世守勿失焉�！泵涝眨淌蠟樽訉O計深且遠也。然固守中籍于城，守先惟在于志，語云眾志成城，蓋其志可用也。今觀蔡氏后賢，雖罹兵燹而人無散志，城中屋土不敢鬻于外姓，惟祖訓是遵循，可謂能繼先志者矣。自茲以往聚族而處，居常則友助扶持，觴酒豆肉，而孝敬之風藹然。遇變則守陴巡偵，心腹干城，而忠義之氣勃發(fā)，是爾祖建城鑿池，非第安而聚之，乃所以教忠而教孝也。且顧其城曰：江南名鎮(zhèn)，蔡氏后賢勿替所守也可。天啟四年（1624——李注）甲子冬月記。
蔡氏的文化精神由無形、形�。ㄖ鞒謺汉唾c災）到大形（筑城），它必定超出本姓成為營前地區(qū)的文化精神，支持和反對的姓氏都會得到啟發(fā)受到激勵，陳氏概莫能外。所謂民族傳統(tǒng)文化精神就是這樣形成的。蔡氏在營前的領(lǐng)袖地位便這樣確立起來。
陳氏不甘落后，雖沒有建立城池，也在考科舉（“游庠食餼，貢于雍飲于鄉(xiāng)者共數(shù)十余人”）、建學田、建祠堂等宗族的組織化上急起直追，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化積累。就在縣令龍文光寫下《營前蔡氏城記》的天啟四年（1624），龍文光倡議陳氏“爰合本里蔡捐置塔會租田壹百零伍擔，獎勵后進，以志不忘所自明季多難，祠宇民居悉為流寇所焚毀�！保�22）這也是政府對陳、蔡的勉勵，說明陳氏的實力正在增強。政府希望聯(lián)合的陳、蔡成為穩(wěn)定營前的基本力量（朱氏已衰敗）。
陳、蔡合建了文峰塔�！稜I前陳氏重修支譜（世德堂）》留下重重的一筆：
吾鄉(xiāng)名營前，里曰村頭，陳蔡二姓卜居斯地，自宋末元明迄清數(shù)百載矣。前天啟間，邑侯龍公以公事求，登臨覽勝，竊嘆東方文峰低陷，爰斜兩姓建造寶塔。嗣是，游庠者、登科者相繼而起。兩姓之祖，仰慕作人之化，聊效甘棠之頌，建祠置田，塑像崇本，以志不忘。其租田一百零伍石，載糧壹石三斗三升，內(nèi)撥壹拾伍石贈僧香燈之資，余玖拾石……輪次完糧收管。若科甲及恩、拔、副、歲等貢，眾議收一年以資路費，僧糧一并包納，毋得紊序爭收，祖訓敢不凜遵。今遭逢圣世，加意右文，兩姓游庠以及國學者約計數(shù)十人。若一個管收一年，久令后起者懸懸觀望。公議自今伊始……而四十四年以后進學者，每年輪案挨次，兩人合收……
龍飛康熙四十五年丙戍歲仲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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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家發(fā)達，榮宗耀祖，繁衍子孫，這樣“立功立言立德”就師出有名。具有經(jīng)濟實力應該也是新客家有號召力的一個物質(zhì)原因。
筆者還認為，既然新客家都來自流民，在當時戰(zhàn)事頻仍，省際流動頻繁，流民中的交流相當頻繁，肯定會產(chǎn)生新的智慧。就是說，流動性促使他們看事物想問題有個比較，流動性促進了開放性，他們比土著更善于做生意，視野更寬，生存的力量更強�？图以挒槭裁茨苋〈镜赝猎�？這后面有個經(jīng)濟實力問題。英語能覆蓋全球，客家話能在許多國家和地區(qū)流行，都與英美以及香港的經(jīng)濟實力相關(guān)。這屬于精神層面的東西，表現(xiàn)在現(xiàn)實中就是行為和行動的優(yōu)勢。這些于營前都是新鮮的，在土著則是不可想象的。如今的營前都講客家話了。
因此，新客家不但打破了營前原有的經(jīng)濟格局，也打破了文化格局，給營前的“新生”注入了新的動力。
不過，新客家對自己真正力量的認識也未必清楚，往往歸功于通過幾次血的較量打敗了土著，歸功于武力，而且他們一旦站住腳，也操起當年朱、陳、蔡曾用過的“捐贈積善”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yè)的思路，以逐步進入營前的主流社會。如《黃氏族譜》之《黃氏列祖行實》說：世榮公遷來營前后，“耿介剛直，好善樂施，輕財重義，士林咸欽。豎造石橋一座，在浮潮灣小溪，詳載邑志�！弊阋婞S氏的經(jīng)濟實力和遠見。就是說，他們依然沿用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標準，而想不到或不屑提自己善于經(jīng)商善于變通的優(yōu)勢。這后者恰恰是營前社會中新的質(zhì)素。
筆者曾于1997年夏摘錄《黃氏族譜》之《去粵來營記》——
竊嘗誦詩，有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未嘗不重嘆，古人之于桑梓，若是恭敬也其于鄉(xiāng)亦云重矣，而豈有輕去者哉。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或處時勢之艱而托跡異國，或負遠大之志而宦處他邦，蓋安土不遷者，遷固非安適彼樂土者斯適耳，又況去而來、來而去，天地往復之數(shù)大抵然乎？余黃氏一族系出江夏，溯其初歷，邵武而建昌南豐，而虔贛瑞金以及閩汀其間之遷徙，由粵東再遷，諸公先后繼起俱能丕顯丕承恢宏，統(tǒng)諸其豐功偉烈。至于我父則有異其慷以慨，其情和而穆，輕財重義取與不茍，外而具剛明果斷之資，內(nèi)而兼我母賢淑之助，常自謂人不囿于俗，方能出乎俗，適邦族之人不能肯容，遂奮興曰孟母三遷，孔訓居仁，是欲人擇里卜鄰也……而我即以為士出于農(nóng)工商，不與汝曹各務本業(yè)，勿遷異焉。須切思創(chuàng)業(yè)之艱難而深念守成之不易，自今而后慎記重遷之言，勿輕為離鄉(xiāng)之舉，為昭為穆依次有序……無學賭博，無好爭訟，毋以富欺貧，勿奢侈，勿放蕩，以孝弟忠信義廉恥為準則……
這是營前黃氏第二代的譜記。其中對先祖當然有溢美——揚善隱惡之辭，字里行間，還是能感受到黃氏遷徙之頻繁，先祖希望能找到一塊安適之地定居下來；
黃氏對時事的新見解；
以及追溯文化之根的的信念。像“剛明果斷之資（歷）”的訴說是有體溫的，決不是泛泛而談，玩文字游戲�！笆砍鲇谵r(nóng)工商”有著新的生活和精神視野。這也說明，黃氏與包括土著的和解是有精神基礎(chǔ)的。黃氏族譜里不也充溢傳統(tǒng)文化汁液嗎？跟土著（如蔡氏）相比，以黃氏為代表的新客家明顯具有一種開放性眼光，為營前客家精神增加了新的內(nèi)涵。
在科考上，黃、何、胡等23姓氏新客家只擁有一個戶頭，這是朱、陳、蔡等土著憑借既定的官方統(tǒng)治秩序，進行文化限制或文化控制的措施。這不是發(fā)動一次跟土著的戰(zhàn)爭能夠解決的。此事急不得，只有用智慧。在科考上新客家的胡氏舉措即智慧頗有代表性。
連縣令也站在土著一邊，力主新客家不能冒籍考試，但他主張“必須與土著結(jié)婚聯(lián)姻，怡情釋怨，里甲得以認識”，才有資格參加考試。于是就有這么一個故事：胡氏娶了土著之女（聯(lián)姻），當孩子長大要參加科考，但流民（客家）沒有秀才，沒人作保，所以不能應考。胡姓男童的外公是土著秀才，他整天呆在外公家里，幫助干活，很得外公家喜歡，于是外公教他讀書。他故意顯出呆相，外公以為他一定考不上（老人心里依然保持相關(guān)禁忌），就讓他去考，結(jié)果他中了個秀才。后來他為客籍子弟科考作保，這樣客籍憑讀書逐漸進入了營前文化核心，打破了“東粵流寓二十三姓共用一個戶籍”的尷尬局面，（28）打破了土著在文化上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流民的合法身份還是逐漸為官方所認可（這種情形跟今天萬千在城市里的打工仔的身份認同是相通的）。
這里事實上顯露了和解的空間（可能）。一是官方“保結(jié)稟生”政策的應用，當然官方是從穩(wěn)定政權(quán)這一角度考慮的；
二是客籍與土籍聯(lián)姻；
三是土著為客籍的親屬作保。這也說明改革之難，但改革在推進。
土客籍趨于和解，進入清朝中期，營前沒有大規(guī)模的族群沖突，客籍成了本地人，以當?shù)赝林苑Q，迎來了一個繁榮時期。乾隆十七年（1752）營前上信地的何阿四起義很快被彈壓，官方表彰巡檢張仕剿滅有功（事平，改巡檢司為縣丞），其實從社會心理層面，土客籍基本和解，客籍也建立了自己的宗祠等文化形象，大家不愿再陷入無休止的動亂了。這也說明，如果沒有外力（超地域流動所帶來的沖擊力即新的思想、新的精神力量），囿于一隅的起義是成不了氣候的。何況何阿四抱著的仍是做皇帝的念頭，逆時代潮流而動，失敗是必然的。當然，純粹的農(nóng)民始終處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滋事（騷動）、起義（反抗）在客觀上也暴露了社會尖銳的矛盾和深層危機。
值得注意的是，在客籍入主營前即成為強勢的支配力量之后，大概他們已獲取一個正宗的地位，雖然在生活中繼續(xù)發(fā)揮著善于經(jīng)營的優(yōu)勢，但在總的文化姿態(tài)上，趨于守成和保守，準確地說，是他們骨子里那種保守和惰力逐漸占了上風。如張姓原居粵東應州，康熙十六年（1677）遷徒來到營前石溪橋頭灞居住，逐漸發(fā)家致富，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宗族組織（祠堂和族產(chǎn)）；
胡氏族人有人考上科甲，胡氏由流寇家族一變而為士紳家族；
為鼓勵子弟讀書，黃氏設(shè)有“賓興會”；
營前街的商人集資建了萬壽宮（1872）……基本上客籍還是做當年朱、陳、蔡等土著曾經(jīng)做過的事。當然從穩(wěn)定營前現(xiàn)有的社會秩序，利于大家安居樂業(yè)，有它值得肯定的一面。
以旅美學者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即以從“技術(shù)上的角度看歷史”，1698年明朝陶醉于自己建立的文統(tǒng)道統(tǒng)之中，而英國在遭受西班牙艦隊攻擊后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普通法的法庭，更受首席法官的指示。以后與商人有關(guān)的案子，照商業(yè)習慣辦理。這樣一來，英國的內(nèi)地及濱海、農(nóng)村與工商業(yè)中心距離縮短，資金對流，實物經(jīng)濟變?yōu)榻鹑诮?jīng)濟，可以交換的條件增多，分工較前繁復，所以整個國家可以數(shù)目字管理�！保S仁宇《〈萬歷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西方從宗教（傳統(tǒng)）倫理引申出發(fā)展資本主義的道德觀價值觀。由此，世界朝現(xiàn)代化加速。
可是在這樣迅猛的世界潮流面前，我們的中央帝國以不變的道德價值觀來應對時代的變化，大清帝國的奄奄氣息日益突顯，傳統(tǒng)社會原有的痼疾和時代的巨大反差，將中國帶入一個深刻變革的前夜。營前盡管商業(yè)發(fā)達，在這樣一塊土地上同樣徜徉著傳統(tǒng)守舊的影子。各姓氏仍以陳舊的文化價值觀為圭臬，離現(xiàn)代經(jīng)濟依然十分遙遠，在閉關(guān)自守的大清帝國的政治文化秩序統(tǒng)攝下，作為一個鄉(xiāng)村貿(mào)易集鎮(zhèn)，它的活力已發(fā)揮到極限。
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說，“只有著重于中國文化的獨特進程和形式，才有可能看清這個偉大的文化傳統(tǒng)是如何被其內(nèi)在的動力鞭策，從一個階段進展到另一個階段�！保ā段覍χ袊幕c歷史的追索》2007）從時間上，營前進入了現(xiàn)代，它獨特的既斗爭又和解，經(jīng)營和商業(yè)不斷發(fā)展壯大的歷史，給予了營前——上猶客家富有深刻的內(nèi)涵。
記得哪個智者說過，“社會本身自發(fā)形成的一些道德、價值、觀念，它是以某種形態(tài)存在的�！苯�(jīng)濟營前文化營前現(xiàn)代營前并不是哪個姓氏，或土著或客籍，單方面的努力與創(chuàng)造，而是包括時代在內(nèi)的多面合力的結(jié)果，他們或勝或敗、或喜或悲的經(jīng)歷都會積淀成一種文化和精神，成為面向未來的認知基礎(chǔ)。所以，20世紀以來，營前在遭受新的歷史大變動，它又以新的人新的內(nèi)容融入時代，既是所屬姓氏的光榮，更是營前合力——客家文化滋潤培育的結(jié)果。發(fā)展中的營前自發(fā)形成的、以某種形態(tài)存在的道德價值、觀念就是這種“合力”的精神化顯現(xiàn)，其文化底蘊也體現(xiàn)在這種“合力”之中。
于是，我們又看見營前新的豐采。
營前的昨天：客家文化精神的老樹新花（一）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西方以武力敲開了中華大門，清王朝王綱解紐，其統(tǒng)治趨于松散。朝野“維新”即改革的呼聲很高。處在江湖之遠的營前得到了一次長足的發(fā)展機遇，呈現(xiàn)繁榮，更是夯實了南贛名鎮(zhèn)的基礎(chǔ)，它的商貿(mào)和經(jīng)營——開放更與時代密切相關(guān)，它能夠較快地感應時代新的律動。學者王思睿把1888年作為一百二十年歷史回顧的起點，“在這一年，劉銘傳啟用臺灣巡撫關(guān)防，臺灣省正式成立；
中國第一條運營鐵路唐山胥各莊鐵路，延伸至天津；
清廷任命丁汝昌為水師提督，北洋海軍正式成軍；
康有為第一次上書光緒皇帝，請求變法。所有這一切都表明，經(jīng)過鴉片戰(zhàn)爭后渾渾噩噩的二十年（蔣廷黻語），新舊兩派（分別以恭親王、文祥和醇親王、倭仁為代表）激烈斗爭的二十年，至此，中國現(xiàn)代化的車輪已經(jīng)啟動。再經(jīng)過甲午戰(zhàn)敗、庚子拳亂、日俄戰(zhàn)爭的刺激，到20世紀初，中國要不要現(xiàn)代化的問題已經(jīng)基本解決�！�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绷簡⒊凇蹲兎ㄍㄗh》中援引經(jīng)典來為新時代鳴鑼開道。正是在他所處的時代中，中國實現(xiàn)了從“舊邦”向“新邦”的“蛻變”�！靶掳睢钡暮x有二：一是在實體意義上的“新邦”，即從由本部和周邊番屬混合而成的傳統(tǒng)王朝到具有明確邊界和領(lǐng)土范圍并獲得國際承認的現(xiàn)代國家；
二是在價值取向上的“新邦”，即具有現(xiàn)代化導向的新思潮、新道統(tǒng)的進步國家。（29）
當然，偏僻的上猶及營前并不知道這些標識性的變化，更不知道諸如“現(xiàn)代”這樣的新鮮字眼，但是從教育體制的更替，已感受到新時代的到來。清政府宣布廢除科舉制度，實行“停科舉以廣學�！毙抡Ｉ溪q可以說是聞風而動，經(jīng)過一段醞釀籌劃時間，營前人氏黃衍裳兄弟聯(lián)絡(luò)本地及縣內(nèi)一些文人如劉守銜、陳鴻鈞等人，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成立“上猶縣興辦新學籌備會”，把興辦新學提上了議事日程。撤消清政府的“儒學正堂”和“儒學訓導”，改為“學監(jiān)制”。1906年在縣城南門口的“城防”即兵營的地方創(chuàng)辦了“上猶縣學堂”（城區(qū)小學的前身）。民國五年（1916）學校開設(shè)了英文、珠算等課程，體操改為體育。（30）
應該說，在當時交通、信息不通，一般民眾尚在晚清的余光里徜徉，上猶能與變革的時代同步，從表面層次上，是因為有一撥立足傳統(tǒng)又敢于“吃螃蟹”的知識分子，領(lǐng)時代風氣之先，把上猶推向新的時代；
從深層看，是有一批有創(chuàng)新意識的士紳——他們身上體現(xiàn)的客家精神做了文化與精神的墊底。上猶興辦新學，來自營前的新銳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須知，上面所說的黃氏等“辦學先鋒”都是清朝秀才或廩貢，他們不為傳統(tǒng)因襲所累，勇銳地吸納時代新潮。說明國家現(xiàn)代化的時代呼喚一下子得到了社會基層的響應，也說明上猶本土已經(jīng)具備這種與時俱進的土壤，或者說文化精神。進一步辨識，黃衍裳兄弟正是營前新客家的后代，他們的秀才身份說明他們的姓氏已進入營前紳士即社會上層，而陳鴻鈞正是營前“土著”陳氏的后代，共同的現(xiàn)代化事業(yè)將他們聚集在一起，這是客家精神新結(jié)的果實。再進一步辨識，在他們背后，都有著營前活躍的經(jīng)貿(mào)活動做支撐。黃氏和陳氏等土客籍已融洽相處。
筆者為什么選擇營前陳氏做基點展開敘述？陳氏來營前較早，實現(xiàn)了由“客”而“土”的轉(zhuǎn)化，而且向來以有文化根基自豪自雄；
在朱、陳、蔡等土著遭到慘重殺戮，陳氏受害較次，并沒有外遷，因而較多地保存了“種子”，保持了活力；
在與后來進入的新客家相處，陳氏既有土著意識，又能吸納新的精神，它后來的振興——在營前眾姓氏中始終占有重要的一席，應該看作陳氏后人不但繼承了本姓優(yōu)良傳統(tǒng)，也汲取了各姓——營前好的傳統(tǒng)。一句話，從營前陳氏近千年的興衰交替，我們可以較清晰地感知營前地域文化——客家文化的獨特性、曲折性和豐富性以及綿厚積淀。20世紀初營前新的豐采里，自有陳氏不俗的一筆。
這樣我們又把筆觸對準了陳氏，沿著上面所提到“辦新學”的中堅之一陳鴻鈞的若干足跡追溯下去。據(jù)《聯(lián)修陳氏族譜》（1997）介紹說：“鴻鈞，名世瓊，號容甫，公元1876（光緒二年）生，光緒二十九年（1903）留學日本中央大學法學系，1905年入同盟會�；貒笤谓魇⒆h會議長，非常國會議長，孫中山秘書等職�！彼牡艿荜慀櫾逋瑫r留學，同在日本中央大學法學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同入同盟會。
相對照，《城區(qū)小學校史》所說陳鴻鈞1905年參加了上猶縣興辦新學籌備會，似有不確。正確的解釋當是，陳鴻鈞出國留學前（接近30歲）積極參與了上猶新學�；I備的前期工作，待“上猶縣興辦新學籌備會”正式掛牌，他已去國。因而我們可以想像其血氣方剛銳意進取的激昂姿態(tài)。這一批上猶驕子正是現(xiàn)代上猶的先鋒呵！
正是在投身時代籌辦新學的過程中，陳鴻鈞陳鴻藻兄弟獲悉了更多新的信息，得到了更多的激勵，才萌發(fā)并堅定了留學之志。當然這跟其家庭的支持是分不開的。這不僅僅是經(jīng)濟實力，同時也是個思想觀念問題，正是陳氏當家人識時務而且看得遠，才毅然一次性把兩兄弟送到國外留學。中國傳統(tǒng)文化觀念重“父母在不遠游”，何況陳家境況不是特別好（下面講陳氏子弟的人生歷程時可以證明），陳氏家族早不像過去那樣顯赫，重新崛起，這是需要文化魄力做支撐的。也就是說，陳家是個有文化魄力——肩負文化使命的家庭，但它需要（等待）時代的機遇即現(xiàn)實的觸發(fā)，需要陳家一個恰當?shù)娜隧槙r順勢擔當重任。至于說當時出國留學是公費還是私費，不應當成為褒貶其志向的理由。即便是公費，陳家也要做出很大的努力（陳家主觀上當然有振興家族榮宗耀祖的世俗考慮）。這個人就是營前陳氏100世的陳玉田。
這里我們先講陳鴻鈞陳鴻藻兄弟。他們留學日本并成為孫中山同盟會重要成員，是營前——上猶融入時代、站在時代前列的重要標志，有孫中山的同盟會，才有后來的國民黨以及民國。雖然他倆后來沒當民國要員，但受到民國政府的器重。孫中山祖籍在贛南，也是客家人，陳氏兄弟加入他的陣容是有客家情誼——共同的心理和精神基礎(chǔ)的�？梢哉f，在中華民族向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的悲壯過程中，在一開始，上猶有著不俗的貢獻。
陳鴻鈞陳鴻藻兄弟是我國最早的“海歸派”，即留學回來定居服務祖國的知識分子。當代海歸派、畫家兼學者陳丹青在《羞恥與責任》這樣回望和評價說：“特別是清末民初第一代海歸，是真正的精英，回國后為中國各領(lǐng)域的現(xiàn)代化奠定基礎(chǔ)……清末民初，海歸派不只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shù)，更在文化、政治領(lǐng)域除舊布新。他們共同創(chuàng)建了共和，國父孫中山就是大海歸。”“就文化的廣義性而言，第一代海歸派開創(chuàng)了中國的思想啟蒙運動，啟動了國家的轉(zhuǎn)型，建立了現(xiàn)代大學和現(xiàn)代教育�！保ㄒ婈惖で嘀锻瞬郊m(xù)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有必要對陳鴻鈞兄弟多用一些筆墨，交待一下民國初年他們參加國是——投身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中國主流政治的若干事跡�！秾O中山全集》里有對陳氏兄弟的記載。日本《支那政黨史》（P58）記載：益友社（國民黨）有會員約二百名，分政務處、文牘處、會計科、庶務處和交際處，李肇甫和陳鴻鈞是會計科主任。
記于1911年《民國之精華》（傳記）的“陳鴻鈞先生”欄（P208）這樣寫道：
陳鴻鈞，字容甫，歲三十六，籍貫江西省上猶縣營前鎮(zhèn)，地址北京宣武門內(nèi)油房胡同北頭陳寓。君為人篤實誠厚。生平無戲言戲動。然天資極高。悟性敏捷。讀書能以主觀判斷是非。不為成見所局。故思想豐富。見解新穎。人但見其居常規(guī)自守。不知其精神固異�；顫娨�。海內(nèi)維新之后。君銳志西學。遂以前清優(yōu)廩生。入江西高等學校。畢業(yè)后。留學日本。入巢鴨宏文學院習普通學。旋入日本中央大學預科二年。升入法律本科畢業(yè)。歸國被選為江西省議會副議長。翮轉(zhuǎn)眾議院議員。國會解散后。充北京時間法政專門學校教員。此次國會重開。遂克仍充眾議院議員。并財政委員長。
當代學者謝泳的《靠不住的歷史（雜書過眼錄二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有幾篇涉及中國第一撥留日潮的文章，對了解包括陳鴻鈞陳鴻藻在內(nèi)的留日學生的學習內(nèi)容及對中國現(xiàn)代化的推動作用有一定啟發(fā)。在《讀〈法政速成科講義錄〉》和《從〈東語完璧〉說起》二文，謝泳寫道：《法政速成科講義錄》于日本明治三十八年出版，這一年是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科舉就是這一年廢除的。當時中國學生在日本各大學學習法律、政治、經(jīng)濟的人也有一些，但“以華語通譯教授法律、政治等學科者，則又唯法政大學一校而已。”（這是日本“民法之父”梅謙次郎的話）《法政速成科講義錄》對于研究中國現(xiàn)代知識體系形成中的日本因素，有很重要的意義。（P30）《實用東語完璧》即《日語自得》1905年在上海出版，書中完整附錄了一份《日本東京游學指南》……能看出當時留日學生裝的生活狀態(tài)。晚清留學日本的學生對中國現(xiàn)代化的影響很大，當時“日語速成”一類的教科書曾起過重要作用，特別是在新知識體系的形成中，這個過程的意義是非常明顯的。（P32）陳氏兄弟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既保持了自己的文化根性，又接受了現(xiàn)代文明的陶冶，后來成為中華民國立法立國的中堅。
應該看到，陳氏在日本以及后來時勢政治風浪中所顯現(xiàn)的優(yōu)良品質(zhì)，其性格——人生基礎(chǔ)是在家鄉(xiāng)墊定的，正是家鄉(xiāng)的客家文化精神通過其家庭，在他幼年身上產(chǎn)生了積極而長遠的作用。
為了讓陳鴻鈞當年的從政行蹤更確切一些，我們可以從《民國初年的國會》（1912——1913）一書（31）了解一下當時的時代：民國初建的兩年間，先后成立的中央民意機構(gòu)有四個，第一個是各省都督府代表聯(lián)合會，1911年11月成立，1912年1月27日結(jié)束。第二個是南京臨時參議院，1912年1月28日成立，4月5日結(jié)束。第三個是北京臨時參議院，1912年4月29日成立，1913年4月8日結(jié)束。第四個是正式國會，1913年4月8日停閉。除正式國會外，臨時參議院及各省都督府代表聯(lián)合會，均扮演國會的角色……正式國會謀制定憲法，然后依據(jù)憲法成立正式政府，因袁世凱不滿憲法內(nèi)容，將憲法會議停閉，僅制成大總統(tǒng)選舉法，選舉正式大總統(tǒng)，其他的政府組織及職權(quán)行使，大體仍以中華民國臨時的法為依據(jù)。
這是“你方下臺我上臺”政治動蕩的年代。說具體一點就是，孫中山主要政治力量（國民黨）所在的南京參議院與袁世凱的北京參議院和黎元洪的湖北參議院產(chǎn)生了很大的矛盾。1912年1月1日臨時大總統(tǒng)孫中山就職，南京參議院參議員45人，來自18個省。陳鴻鈞參加了臨時憲法的起草工作，是“臨時約法”主要擬定人之一。參議院實際上起到了國會的作用。由于三支政治力量矛盾重重，4月1日臨時大總統(tǒng)孫中山正式解職，孫中山推舉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tǒng)。袁世凱不愿南下，而黎元洪積極擁袁把參議院設(shè)在北京。于是參議院遷往北京，叫北京參議院。1912年5月1日，北京臨時參議院正式開會，出席的議員有75人，江西籍有7人，陳鴻鈞以國民黨（同盟會）身份名列其中，為法制委員。以后他又轉(zhuǎn)為眾議員。國會選舉結(jié)果國民黨勝利，袁世凱不能容忍，采取各種手段拉攏國民黨人，但不受收買的國民黨人仍占多數(shù)。1913年11月4日袁世凱假國民黨在湖口倡亂為名下令解散國民黨，1914年1月10日袁世凱宣布解散國會。而陳鴻鈞并沒有被袁世凱收買，始終追隨孫中山（他能載入《民國之精華》就是例證）。
1927年陳鴻鈞與國民黨元老李根源等提倡實業(yè)救國，打算在江西大余西華山辦實業(yè)開采鎢礦，經(jīng)多年籌措努力，因日本入侵阻撓破壞，最終未能如愿。
陳氏兄弟歸國后對上猶的融入時代也有切實的推動。我們注意到這么一個事實：陳鴻藻從日本學成回國后，于民國二年（1912）任上猶縣知事（縣長），可以想見，他繼續(xù)著留學前陳鴻鈞等的“新學事業(yè)”，而且能夠用行政的力量推動“新學”，從1910年代上猶——營前的小學開設(shè)了英文、珠算等課程，體操改為體育，我們能夠看出他的這一政績，開創(chuàng)之功不可沒。那個時代的上猶在新世紀太陽的朗照下朝氣蓬勃，全國一流的新式教育在上猶得到推行。
陳鴻藻歸國后任上猶縣知事（縣長），膺選江西省參員，任國會參事，秘書及大理院推事（法院院長），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授，后來在南昌贛州等地開辦律師事務所為國內(nèi)著名大律師。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北京淪陷，陳鴻鈞含恨病逝，他也息影家園。
不過，陳鴻藻的兒子陳澤森投筆從戎，1944年經(jīng)昆明飛抵印度，加入中國遠征軍駐印部隊（中國駐印軍隊總指揮由美國史迪威將軍兼任，抗日名將鄭洞國任副總指揮），擔任了鄭洞國的機要秘書。中國駐印全體官兵經(jīng)過浴血奮戰(zhàn)，相繼攻克緬北重鎮(zhèn)八莫、南坎、臘戍等地，遂使中印緬國際線路得以暢通，抗日戰(zhàn)爭物質(zhì)再度源源運入中國大陸，有力地支持了全國抗日戰(zhàn)爭。陳澤森擔任過原中國遠征軍副總指揮辦公室秘書，原國民黨國防部第四廳秘書，解放后是民革成員，一直住在上海，2006年他以88歲高齡執(zhí)筆寫下《參加原中國駐印遠征軍點滴回憶》等文章。
陳澤森能做當時的旅長（中國遠征軍）鄭洞國的機要秘書，大概跟鄭洞國夫人陳碧蓮有關(guān)。自然我們又觸及到陳家的另外兩個女性陳澤英和陳碧蓮——上猶客家女子開始進入我膠的視野。
陳澤英是陳鴻鈞的女兒，夫婿肖忠貞是湖南石門縣人，時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zhí)委。陳碧蓮（陳澤蓮）是陳鴻藻的大女兒，當時17歲，跟著堂姐陳澤英在南京讀初中。
據(jù)《黃埔忠魂——鄭洞國傳》（團結(jié)出版社，2003）記載，1933年，已強占我東三省的日本向山海關(guān)發(fā)動進攻，東北軍將領(lǐng)何柱國率領(lǐng)守軍奮起抵抗。30歲的鄭洞國任東北軍獨立第九旅旅長，此時鄭氏原配妻子病逝已三年。他所在的第17軍在古北口、南天門一帶與日軍血戰(zhàn)達兩個多月，擊斃擊傷日寇五千余，“敵人傷亡之大，為‘九一八’以來所少有，而戰(zhàn)線仍膠著在南天門附近，殊出敵預期之外�！保ǘ彭裁髡Z）但是如此轟轟烈烈的長城抗戰(zhàn)，卻換來了一紙《塘沽停戰(zhàn)協(xié)定》，為國之恥辱�？箲�(zhàn)將士雖敗猶榮，回到北平仍受到各界的熱烈歡迎，鄭氏名氣日隆。鄭氏率部駐在北京城外黃寺。一次鄭氏出差南京，去看生病住院的同鄉(xiāng)肖忠貞，這天恰好見到了給姐父送物的陳碧蓮。這時的陳碧蓮一身旗袍裝束，天生麗質(zhì)，含苞欲放，鄭氏被深深吸引住了。經(jīng)肖忠貞陳澤英夫婦牽線，陳碧蓮嫁與了鄭洞國。這里有肖、鄭政治利益考量的因素，有“門當戶對”的世俗考慮，更有少女的陳碧蓮出于傳統(tǒng)文化，把鄭氏當作民族英雄而仰慕，“夫貴妻榮”以及追求人生幸福的心理。
在與陳碧蓮結(jié)婚后，鄭洞國戰(zhàn)功更為卓著。1991年2月新華社為鄭氏逝世發(fā)的電訊說：
1933年，（鄭洞國）就以國民黨中央軍第17軍2師4旅旅長之職，率部參加長城古北口戰(zhàn)役，與日軍浴血奮戰(zhàn)，給日軍以重創(chuàng)。“七七”抗戰(zhàn)爆發(fā)，他又首先率第2師參加了平漢路保定會戰(zhàn)。1938年3月，鄭洞國率第2師參加徐州會戰(zhàn)，在震驚中外的臺兒莊大捷中戰(zhàn)功顯著，升為第95軍軍長，后率部參加武漢會戰(zhàn)。1938年底，鄭洞國任國民黨第一支機械化部隊——新編第11軍（后改第5軍）副軍長兼榮譽師第1師師長。次年12月，他率部參加昆侖關(guān)戰(zhàn)役，攻克要點，兩度攻入昆侖關(guān)……升任新編11軍軍長，率部參加鄂西會戰(zhàn)，并擔任宜昌以西、宜都以北沿長江一線防務近兩年之久，多次擊退日軍進攻……1943年春，鄭洞國被派赴印度擔任新1軍軍長，后升任中國駐印軍副總指揮……1946年，鄭洞國被派往東北擔任軍職。1948年，在遼沈決戰(zhàn)的重要時刻，鄭洞國脫離國民黨陣營……
應該說，作為內(nèi)室，陳碧蓮的貢獻也是功不可沒。在長達20年的婚姻里，鄭洞國延續(xù)著戎馬生涯，家室生活多有空疏，陳碧蓮有過外遇（與鄭的參謀長有婚外情），但鄭氏大度，沒有發(fā)作。除了性格因素，這大度有著太多的社會和情感內(nèi)容。可以揣測，在內(nèi)心深處，對自己屢建戰(zhàn)功，鄭氏有感念陳碧蓮的一面（所謂“旺夫”——給他料理家事，給他帶來好運氣），也有看在陳碧蓮家人（如陳鴻鈞、陳鴻藻及陳澤森）的一面，以及內(nèi)省的一面。在鄭洞國1991年辭世，“他的前妻之弟、駐印時期的秘書陳澤森，用蘸淚之筆追思其一直視為兄長良師的姊丈。”（《鄭洞國傳》）可見，即使鄭氏與陳碧蓮后來分手，陳氏家人與他依然保持誠摯的感情。幾十年后，他不答應與陳碧蓮復婚，但轉(zhuǎn)交了她向全國政協(xié)主席鄧穎超求助的信，說明他心里仍存感念的情愫。
1947年駐守長春的鄭氏一度險勝了敢打硬仗的林彪（解放軍）。1948年10月長春被解放軍層層包圍，附近的國民黨新七軍宣布起義，鄭氏內(nèi)外交困，最終放下武器，棄暗投明，脫離了國民黨陣營。電影《兵臨城下》就是依據(jù)這個史實拍的。這里有這么一個后來不怎么提及的事實，就是當時在上海的夫人陳碧蓮給鄭氏寫了一封勸他明辨形勢應該投誠的長信。在鄭氏最終選擇投誠的“諸多合力”中，陳碧蓮這封信更是以情感的份量發(fā)揮了作用。
解放后，鄭洞國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被安排擔任水利部參事，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委員會委員，是全國政協(xié)委員和全國政協(xié)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1952年6月鄭氏正欲舉家北上，妻子陳碧蓮卻不愿相從�！多嵍磭鴤鳌氛f：“理由是她是南方人，不慣北方的氣候……鄭洞國向來不愿強人所難……獨身北上。一年后，妻子來信，提出離婚的要求�！编嵤蟼模瑲鈶�，但不愿報復她，也就簽了字。從中可看出其間鄭、陳之間的隱情；
在筆者看來，此書作者這一結(jié)論太簡單表面了。聯(lián)系當時的情勢，更聯(lián)系陳碧蓮的家庭背景文化淵源，以及她當時三十出頭的年齡，在她完全可以繼續(xù)“夫貴妻榮”過舒適生活的時候，卻決定離開他而找新愛，是可以理解的，同樣是出自客家文化精神滋養(yǎng)的一個現(xiàn)代女人的生命亮色。也可以說她閱歷不深，富有愛情的浪漫情調(diào)，而對后來政治運動頻仍社會動蕩——生活越走越窄毫無感覺，她選擇了新愛也就承擔了以后的坎坷（這坎坷既是她個人的，也是我們民族的）。在個人選擇上她遵從的是自己的意愿，這是她生命的光彩，她不是個尋常女子。但是她依然是個弱女子。
實際上，她選擇的新愛——她留在上海的生活多有苦澀，并不美滿。在北京另成家的鄭洞國同樣坎坷，不但經(jīng)受政治運動的沖擊，而且現(xiàn)任（第三個）妻子病逝，與這個妻子的女兒被人殺害。1976年粉碎四人幫歷史翻開新一頁。在第五屆全國政協(xié)大會上，鄭氏當選為全國政協(xié)常委，并擔任了民革的領(lǐng)導工作。在上海的陳碧蓮也從“苦海”里探出頭來。當她得知鄭洞國孑然一身，便通過一些老朋友，委婉地表達了與他破鏡重圓的愿望。他與第一任妻子的兒子及媳婦也希望他與她復婚。鄭氏經(jīng)過慎重考慮，最終沒有答應�！多嵍磭鴤鳌愤@樣寫道：鄭洞國先前只是不說話，后則搖搖頭，末了才甕聲甕氣地說了一句：“她來了，我一個月的工資（行政九級，245元——筆者）只夠她10天花�！逼湔嬲�，代理他家政的兒媳焦俊保明白：“大約是因為當初對方傷透了他的心。”
在筆者看來，這還不是原因的全部。由于長期的階級斗爭思想的沖擊和禁錮，面對陳碧蓮這樣一個有著復雜政治背景，而且傷過他的心的女人，加上他自己步入老境，生活和治病已無憂，“平安”是他的首選。但也可看出，陳碧蓮是個大把花錢慣了卻又保持一定自尊的女性。
然而，能真正懂得鄭洞國內(nèi)心的還是陳碧蓮。復婚不成，她又寫信給他（由焦俊保轉(zhuǎn)交），訴說自己無經(jīng)濟來源，請求他將她的陳情書轉(zhuǎn)給當時全國政協(xié)主席鄧穎超。這說明她有給鄧穎超陳情的充分理由（不僅僅是輔佐過鄭氏的前妻），由鄭氏轉(zhuǎn)交是加大鄧穎超收到信的保險度。這次他果然照辦了，挺負責任地為她轉(zhuǎn)交了信。在鄧穎超的關(guān)心下，陳碧蓮被安排在上海文史館工作（其兄陳澤森是民革成員，上海市政協(xié)委員）。
《鄭洞國傳》說：“鄭洞國對前妻的寬容，是一種大寫的大度、一種超凡脫俗的寬容、一種天性的善良”。筆者認為，還應該加上“鄭洞國內(nèi)心深處還有著沒有泯滅的是非觀念和飲水思源觀念即基本的良知”。經(jīng)過長期的歷練和思索，鄭氏會明白當年他國民黨陣營的一些幕僚（包括陳碧蓮的國民黨親屬）也是為國獻力的民族精英，只是黨派不同罷了。更何況，在他人生抉擇的關(guān)鍵時刻，陳碧蓮寫了長信勸導他。當然他也能察覺，隨著政策的調(diào)整，“國共融和”是一種趨勢，也是一種“國是”。
從全國政協(xié)主席鄧穎超來說，關(guān)心陳碧蓮，并不是因為她是落入窘境的鄭氏的前妻，而是考慮她有著不可小視的“統(tǒng)戰(zhàn)背景”，更重要、重具說服力的是，她同樣為新中國做過自己的貢獻。周恩來鄧穎超夫婦極會做團結(jié)人的工作，為共產(chǎn)黨爭取了不少力量，這是有口皆碑的。
歷史是公正的，對一個有過貢獻的小女子是不會永遠忘卻的。為國為自己，陳碧蓮都綻放過絢爛的光彩。
陳氏兄弟姐妹在動蕩時代的身影，足以說明營前——上猶的客家文化精神綻放出絢爛的花朵。“一人讀書能影響和改變一家人甚至后代”，此言不虛，而這正是客家文化精神的精髓。
營前的昨天：客家文化精神的老樹新花（二）
這里，無須刻意地把陳氏兄弟姐妹等一批卓越的客家子弟在外面風云叱咤的事跡作為上猶客家精神來鼓吹，我們還是面對這塊土地，探尋陳氏兄弟身后的陳氏家庭；
筆者著意的，是從一個普通的個人和家庭來追尋營前——上猶客家精神的發(fā)展變化，這樣更有普通性和普遍性，也更有說服力與啟示力。于是我們又接觸到了另一個客家士紳——由農(nóng)民而地主而民族企業(yè)家的故事。
1886年對于陳位鏐家來說，是個既普通又劃時代的年頭。這時營前土客籍趨向和解，圩場一派興旺但也競爭激烈�？梢哉f這也是陳家發(fā)展的一個難得機遇。據(jù)《陳氏支譜》記載，陳位鏐（營前陳氏第99世）的祖父陳顯炤（97世）有二子，父親陳名堃（98世）只有位鏐一個兒子，房系都人丁不旺，這就說明，在當時一夫可以多妻的環(huán)境中，他是家境貧困的小戶，這跟整體上營前陳氏的頹敗之勢相吻合，他肩上頂著發(fā)展經(jīng)濟和興旺人丁的雙重壓力，在他內(nèi)心深處，勃動著陳氏祖上稱雄營前的渴望，因而他像陳氏先輩一樣懷揣振興房族家族的夢想。這樣的“夢想”決不是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有太多的歷史與現(xiàn)實內(nèi)容（前面已介紹），夢想與現(xiàn)實的反差（張力）聚集于內(nèi)心。他的夢想既是他個人的，是陳氏家族的，也是營前“土著”的。推而廣之，也是包括新客家在內(nèi)的曾經(jīng)受重創(chuàng)家庭家族的夢想。這就是文化底蘊，也是他力量的源泉。
陳位鏐分別給六個兒子起了“堂號”（如一德堂、二南堂、三溪堂、四吉堂、五福堂、六春堂），足見其文化雄心與夢想，想象每個“堂”（支脈）都興旺發(fā)達。自然還是農(nóng)耕文化的理想。但是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力量不濟，愿望成不了現(xiàn)實，于是他痛下決心，毅然把家長之職讓給16歲的長子玉田，這是讓賢之舉，開明之舉，也是他變通的決絕之舉，這在父權(quán)顯赫的當時是不容易的。傳統(tǒng)加各姓競爭激烈的營前現(xiàn)實的觸發(fā)，終于在這一陳家父子兩代發(fā)生作用。
這人就是陳鴻鈞陳鴻藻兄弟的長兄陳玉田。據(jù)陳家慶余、慶仁、慶偉、慶源、慶煌合編的《玉田公傳略圖譜》（2007）載：陳玉田是陳位鏐的長子，1870年生，身材高大。中年著中式長衫，布鞋布襪，生活簡樸，晚年蓄有長長的潔白胡須。這樣，16歲（1886）的陳玉田就擔起了重任。他受父之命，他是長兄是個原因，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有著直率坦蕩、待人真誠、胸懷寬、克己厚人、勤勞勇銳、廣交朋友、助人為樂、遇事沉著冷靜等一些優(yōu)良品質(zhì)（其父有眼光）。他身上這些品質(zhì)也可看作是土客籍融會的文化結(jié)晶。家有六兄弟五姐妹，治這個家非同兒戲，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陳玉田當家之時耳聞目睹許多家族成功發(fā)達的例子。鵝形（五指峰）鵝窠子鄭家的發(fā)達就是是個很好的實例。鄭家遷來鵝窠子已經(jīng)一百多年。當初祖先還在金盆隘（鄉(xiāng)）居住，山林土地極為有限，于是把兄弟六人召集起來，想分出人去拓基。面對五指峰那豺狼虎豹出沒的地方，兄弟六人誰也不主動開口說愿意去。兄弟中的老五老六也就是鄭纓泰、鄭經(jīng)泰順從父母的意圖從安逸的老家金盆遷到了蠻荒的鵝窠子，以三對小鵝換來可供發(fā)展的一隅之地，鵝窠子地名由此而來。鄭家充分利用竹木資源，造起土紙，又把木材通過水路運往上猶和贛州等地，財富驟然激增，不但在當?shù)芈曂钙穑抑孟铝粟M州（當今文清路）黃金地段的一溜店鋪，創(chuàng)造了上猶客家人新的奇跡。艱苦創(chuàng)業(yè)，從無到有，從貧到富，他們建起了氣派的鄭氏宗祠�！捌漤樚谩本瓦@樣在鵝窠子出現(xiàn)了。顯然，陳玉田的決心、信心和智慧正是來自傳統(tǒng)（家庭）和營前這種“百舸爭流”的現(xiàn)實。
在父母大力支持下，他首先做好“農(nóng)耕”這篇文章，種好田養(yǎng)好家禽家畜（包括牛），解決溫飽。營前這個大市場給他以大思路，成功創(chuàng)業(yè)者的事跡是他的榜樣，接著他謀劃經(jīng)商（這顯然是新客籍的經(jīng)驗），選擇了做木材生意。他去五指峰黃沙坑跟黃氏商量，得到了黃氏的幫助，采購了一批質(zhì)地上乘的杉木，水路運往贛州，大獲成功，不但積累了資金，也積累了經(jīng)商經(jīng)驗。他打聽到崇義蓮花山劉氏的杉木質(zhì)地優(yōu)良（打下的斧印浸水便會消失），又同四弟世琮前往采購，不但運往贛州，還運往南京。每立方米木材能賺200-300塊光洋。他成立了“婺源木材公司”，分別在贛州、南京等地設(shè)立轉(zhuǎn)運站。一個以家族經(jīng)營為特征的經(jīng)營實體出現(xiàn)了。與單純以地租實現(xiàn)原始積累的地主相比，陳家以辦跨地區(qū)跨省際工貿(mào)企業(yè)大大加快了原始積累，思想境界也為之一新。這肯定對營前乃至上猶有很大的啟示作用。這實際上顯現(xiàn)了由地主到民族資本家的轉(zhuǎn)型。
陳玉田于1903年慷慨供兩個弟弟留學，當然是基于學而優(yōu)則仕和榮宗耀祖的傳統(tǒng)思想，他并不知道東渡的弟弟追隨即將推翻帝制的孫中山做一番大事業(yè)，更不會知道陳家后代會在都市嶄露頭角。陳鴻鈞陳鴻藻在日本參加孫中山的中國同盟會，是最早的同盟會成員。孫中山立國后，陳鴻鈞做過其秘書。陳鴻藻偕同李根源、李烈鈞、熊克武等國民黨元老，大力提倡實業(yè)救國，發(fā)展民族工業(yè)。筆者認為，在營前是陳家而不是別的新客家的子弟被送去留學，這樣的文化眼光非得有深厚文化根基，又想改變面貌的家庭，在精神上才有如此一躍。陳家正好是這樣的家庭。至于兩個弟弟后來出人頭地反過來支持家里，那是“種瓜得瓜”的結(jié)果，談不上陳家的投機。陳玉田的后來經(jīng)商當然運用了這樣的政治資源。
應該說，陳玉田有如此雄心，自有他具備內(nèi)在素質(zhì)的一面（他沒有竭力扶持兒子讀書，而是全力扶持兩個弟弟），在日本的兩個弟弟跟隨孫中山后來成為中華民國初期的棟梁，也是個很好的條件。真是“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兩個弟弟歸國從政刷新了陳家的歷史，再次說明營前——上猶置身于時代主流，又沖上了一個很高的起點。營前——上猶的經(jīng)濟活動融入全國經(jīng)濟之中。有所準備的人才能抓住機遇，所以他躊躇滿志，夯實了經(jīng)濟基礎(chǔ)，路子越走越寬。他又派家人從廣東的始興調(diào)入食鹽從水路運往龍南——贛州，再由竹筏運往營前。從贛州等地采購的布匹，從廣東的南雄采購“洋油”（煤油）、“洋火”（火柴），運往營前后又分散在湖南的桂東等地。他還從營前人口多耕地多，犁頭、鐵鍋需求量大的實際，創(chuàng)辦了五指峰羅家山鐵廠、黃沙坑鐵廠、上寨鐵廠等多家小型企業(yè)。這樣陳家在營前圩擁有多家店鋪，如“道生號”、“福安號”、“永慶祥號”、“光大行號”等，在本地經(jīng)濟中占有一席之地。一個民族資本家已現(xiàn)雛形。
如此，陳家的一德堂、二南堂、三溪堂、四吉堂、五福堂等才真正名實相當，陳家的夢想成為了現(xiàn)實。陳位鏐于1917年病逝，孫中山、袁世凱和同盟會元老都送來挽聯(lián)，以示哀悼。這說明同盟會的同志之情，也說明孫中山等對陳氏兄弟的器重，對陳家老人的尊敬，更能說明營前——上猶因有她的子女的奮斗，已進入時代和社會的主流。
這里，略舉陳玉田五弟陳祝山長子陳澤長一個實例。在臺灣的陳澤長后代慶祺、慶禎、慶祚、慶緹、慶繽、慶績于1992年10月31日撰寫的《先嚴陳公澤長生平事略》說：
……故鄉(xiāng)依山傍水，風景秀麗，歷代先祖耕讀傳家，兼營鎢礦探采，以利鄉(xiāng)人。先祖輩兄弟六人，事業(yè)皆卓然有成……父親幼承庭訓，七歲啟蒙，課讀古籍經(jīng)傳凡五載。后轉(zhuǎn)入西昌小學，以天資聰穎，勤奮好學，直入縣立中學就讀，畢業(yè)后，由于家鄉(xiāng)民風保守，適逢采礦經(jīng)營失敗，先祖本擬父親暫時停學，協(xié)助處理家務，然以校長力薦，乃同意父親赴南昌省立第一高級中學。在學期間，因家庭經(jīng)濟拮據(jù)，所需學費及生活費用，常無法獲得接濟，學業(yè)幾至中輟，父親仍刻苦攻讀自勵，在三餐不濟情況下，終于民國二十三年以優(yōu)異成績完成高中學業(yè)。同年考入國立河南大學攻讀文史，肄常期間，適逢國難，生活備極艱難，忍苦含辛……大學教育系在顛沛流離中完成。
�。�1938）自河大畢業(yè)，旋至湖南省第三區(qū)行政督察公署服務……次年轉(zhuǎn)調(diào)財政部，因服務成績優(yōu)異，甚受上級器重，（1944）調(diào)升財政部錢幣司稽核。父親平日行事一絲不茍，正直不阿，在任稽核期間，經(jīng)常查核銀行，糾舉不法，業(yè)績卓著……母親（吳穎）出自書香世家，畢業(yè)于上海復旦大學法律學系，在校成績均列前茅，個性爽直，賢淑慈雅，與父親結(jié)婚四十載，恩愛情深，為親朋所欽羨。
�。�1949年初）政府再度西遷重慶，是時先母懷孕待產(chǎn)，父親未便隨部遠行，乃舉家離穗赴港暫居，寄居香港達六年之久……頓時接濟中斷，流離失所，父親于此困頓危逆之際，得悟基督博愛濟世之真義，而受洗為基督徙，直至終生。（父親1955年來臺，先后在臺灣省財政廳、財政部、臺灣銀行任職，于1987退休。）
父親鑒于自己苦學之經(jīng)歷，對子女教育非常重視，子女六人在學期間之作業(y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必親自審閱教誨，子女在父親數(shù)十年嚴格督導下，均能學成業(yè)立……
凡悼念父輩不免有溢美之嫌，但我們能夠從中感覺到，在臺灣的陳家后代對家鄉(xiāng)的深情懷念，這種懷念顯然跟其父平時的教誨一脈相承（也是當時臺灣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印證）；
感覺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營前學風及陳玉田家的家風。陳玉田支撐這么一個大家庭（幾個弟弟讀大學和留洋），委實不易。家里及家鄉(xiāng)（如那位校長）給人的文化影響是深巨的，可以滋潤人的一生，像陳澤長等陳家后人，在時代的顛波中，因有文化精神做支撐，沒有放任沉淪。所以，盡管后來苦盡甘來，諸事順暢，甚至飛黃騰達，他們都發(fā)自內(nèi)心地感念家鄉(xiāng)和親人。
如今他們及其子弟分散在美國、加拿大、海內(nèi)外等世界各地，為振興中華，和平統(tǒng)一祖國貢獻自己的力量。畢竟家里是一個人的人生起點，所以陳家后輩都感念在家奮斗的陳玉田。
近年當聽說要修“陳玉田傳略”，陳鴻鈞女兒陳澤英的長女肖良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其夫張俊彥為北京大學教授）深情地回憶說：大外公是我們晚輩們尊敬的長輩，他尤其喜歡我的媽媽。我媽媽曾經(jīng)對我說過，我外公赴日本留學之后，外婆家貧困不能資助他，冬天澤厚舅舅（大學畢業(yè)后曾任吉林省代省長）就在夾衣外再罩單褂御寒，衣長褂短，惹人恥笑。有一天吃晚飯，我媽媽嫌飯菜不可口，要吃酒泡飯，外婆說沒有酒，我媽媽便伏在桌子上哭。這時大外公從外面回來，得知原委，立即出門買來米酒，讓我媽媽美美地吃上一頓酒泡飯。
從中可以看出，陳鴻鈞陳鴻藻日本留學是娶了媳婦有家室的，陳家分大家小家，大家由陳玉田管理，當時正是陳家創(chuàng)業(yè)的初始階段，經(jīng)濟狀況不怎么好，但陳玉田還是盡最大努力滿足侄子女的要求，讓弟弟一門感到家的溫暖，以免影響弟弟的學業(yè)。
陳鴻鈞留學學有所成，也促進了陳家觀念的更新，其長女陳澤英后來讀書舉業(yè)，與湖南的肖忠貞結(jié)婚，時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部干部。她為丈夫的家鄉(xiāng)做了貢獻，湖南石門縣已把她的墳墓立為文物。
陳玉田辦實業(yè)，也趨于制度化管理。如他進軍大余縣洪水寨鎢礦（1934），買下數(shù)個坑口，設(shè)“興茂棚”、“興利棚”，兩棚共有員工300多人（大多從營前老家招來），訂的制度趨于明細（大意）：1）忠于職守，負責工作，團結(jié)互助；
2）有事請假；
3）按勞取酬，多勞多得，獎懲結(jié)合；
4）集體學習練武，確保防衛(wèi)安全；
5）青年徙工夜晚不得外出，不得在外過夜；
7）除少量零用錢，工資由會計代寄回家；
8）有病得去治療，不得強行上班；
等等。這是從粗放管理到制度管理的過渡，這就是一種智慧。
不過，從“數(shù)學化管理”即現(xiàn)代管理來看，陳氏的管理還是初級的，實際上還是家族管理的延伸。陳玉田助人、育人幾乎都是從本姓（姓氏）或親屬關(guān)系著眼的，這有他樂于助人的一面，也說明他的局限性。這也是時代的局限。一個人不可能突破自己內(nèi)在的局限性，陳玉田同樣如此。在一定程度，他的局限性也是營前——上猶的傳統(tǒng)客家文化的局限性。他在時代中脫穎而出，最大限度地達到了他的人生高度，實現(xiàn)了他的生命光彩。他的成功和局限同樣是一筆有價值的精神財富。
當然最大的局限性還是來自時代，在國共較量戰(zhàn)爭和動亂頻仍的時代，一切被置于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情境，仇恨、報復——階級斗爭大行其道，建立在客家——民族智慧基礎(chǔ)上的民營實業(yè)受到了深巨的重創(chuàng)，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建設(shè)精神受到了極大的摧殘。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我們長期奉行戰(zhàn)爭時期建立起來的革命即階級斗爭理論，而沒有向國家建設(shè)理論轉(zhuǎn)軌，傳統(tǒng)文化的毀棄之烈造成了諸多不良后果。如今一切仿佛回到起點，但重塑文化精神是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阻遏與沉潛：客家文化精神更新的漫長之路
在陳家興旺（權(quán)勢財氣人氣）的時候，陳玉田的一些作為，如扶持弱勢，捐款修善，修建氣派的住宅，其實是先祖作為的重復，還是一條傳統(tǒng)的路子。如果從世界現(xiàn)代化這個角度，中國所面臨的時代是一個全新的時代，不是以往任何一個朝代所能比擬的。積貧積弱的中國在世界格局中沒有什么地位，而國民長期閉目塞聽養(yǎng)成了自大和自戀，自以為是世界的中心，一旦與強國交鋒便敗下陣來，一股仇恨的民族情緒應運而生。應該說，這種情緒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總的來說，一股激進的思潮籠罩著華廈大地。筆者贊同王思睿的看法：
五四運動（1919）之后，中國的主流思潮和政潮越來越左傾，越來越激進，在“文化大革命”中終于走到極端。（31）
這種激進的思潮跟日益貧困的現(xiàn)狀相結(jié)合，就更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所謂貧困的現(xiàn)狀就是貧富的距離拉大，越來越多的社會底層陷入貧困和絕望，它不但體現(xiàn)在物質(zhì)生活上，也體現(xiàn)在精神上，拿營前來說，蟄居心靈深處的土客籍對立的仇恨思想很容易死灰復燃。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就分析過這種現(xiàn)象。激憤之下，人們的思想簡單化。對陳家來說，有人在朝（兩個弟弟在中央政府任職，陳位鏐病逝時，孫中山和同盟會元老都送來挽聯(lián)），自家店鋪連片，還擁有礦山和不菲的田產(chǎn)，還興建了營前第一流的二層磚木結(jié)構(gòu)，有三進廳堂的榮光堂大院，大院內(nèi)置有景瓷盆景，紅燭高照，“百年燕翼唯修德，萬里鵬程在讀書”的楹聯(lián)燦然。陳玉田如愿以嘗，肯定會吐露豪氣和傲氣，甚至不可一世。殊不知，他和陳家如此招人顯眼，“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的命運就在眼前。
1930年營前興起蘇維埃運動即“鬧紅”，作為“土豪劣紳”，陳家自然首當其沖，陳宅毀于大火。這是陳家由盛而衰的開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兩個弟弟是民國政府要員既給陳家?guī)砉獠屎椭T多好處，同時也給陳家蒙上令人恐懼的政治陰影。《玉田公傳略圖譜》也只是簡略幾句：這座營前一流的陳家大院被大火燒成灰燼，只剩下殘垣斷壁。據(jù)說當時全家老幼都躲在舉嶺的坪頂子，望著濃煙滾滾的大屋被燒，無人敢去救滅，只好望大火興嘆，無可奈何。這是發(fā)生的事實，我們也無須再做評價。筆者揣摩當時陳玉田的心理，一定是悲涼的，陳家在他手上躍上頂峰，突然間墜落下來。
報復和破壞（包括敵對雙方）總是痛快的，就是在營前拍手稱快的也大有人在，不過從社會精神這一層面，包括那些叫好的人，不愿經(jīng)營、小打小鬧、得過且過、甚至指望擄掠富者的思想會彌漫開來。富有建設(shè)精神的客家精神受到阻遏，而向著仇恨斗爭的方向發(fā)展（這在營前也是有歷史傳統(tǒng)的），人們的思想兩極化簡單化，一些務工辦企業(yè)慢慢形成的健康的常識受到摧毀，這也是事實。就是說，客家精神的滋長受到了極大的挫折。這也是20世紀末期鄧小平時代的改革發(fā)展至今，最終要回到文化建設(shè)（提倡和諧社會和諧文化）的一個內(nèi)在原因。
經(jīng)受這一重大挫折，陳玉田在為人處世上會有消極的一面，不再像先前那樣凝聚心力含辛茹苦奔忙了。但在行動上，他卻不甘服輸，繼續(xù)辦陳家實業(yè)，更加依傍權(quán)勢也是其必然的選擇，不過在奮斗中，他依然以客家文化精神為支撐。即是說，客家精神更為沉潛了。這里，可以舉若干例子。
一是1934年，大余縣礦場坑口原是營前人陳奕柱經(jīng)營，因欠債而抵押給南康人張文志，隨后又被陳奕柱贖回，后來由陳玉田收購。張氏不滿陳玉田收購，故意找茬拖延交接，不讓后者進駐生產(chǎn)。張氏只看到了自己在地方玩得轉(zhuǎn)，而沒有把陳玉田的政治背景當回事，他賄賂了大余縣長及警察等相關(guān)辦案人員。這就顯示，民國立了法，但在具體操作尤其在地方上仍以政府權(quán)力為核心，且充斥權(quán)錢勾結(jié)的腐敗。次年陳玉田等待未果，他并未亮政治背景，而是據(jù)理遞交訴狀，與張氏打官司，請法院裁決。結(jié)果陳玉田敗訴，還被判處三個月拘留處分（這顯示了權(quán)力介入司法的特征）。這個結(jié)果肯定讓他及家人震驚。
陳鴻鈞的長子陳澤厚（大學畢業(yè)，曾任民國實業(yè)部專員、吉林省秘書長、代理省長，1976年病逝于臺灣）與妻子朱倫（東北人，抗戰(zhàn)期間任蔣介石夫人宋美齡代表，民國東北特派員）獲悉立即介入。朱倫非一般女子，她與宋美齡、李宗仁夫人郭德潔、杜聿明夫人秀清結(jié)為四姐妹，時任全國婦女委員會副會長，她認為投資辦實業(yè)符合國家利益，遂于宋美齡商議，宋美齡表示：“可拿我手諭，派你代表我到南方七省視察婦運工作兩個月，對你伯父敗訴一事做進一步了解。”
于是陳家女子又進入了我們的視野。朱倫從南京乘飛機抵廣州，改乘廣東警備專車直奔江西大余。當縣長得知此事非同小可，立即改變態(tài)度，低聲下氣，釋放陳玉田。朱倫表示：受賄者依法懲處。不過，陳玉田這時也顯驕矜之氣，要縣長親自賠禮道歉，用四人大轎，披紅掛彩，鞭炮長鳴，護送回到洪水寨礦山。
我們不停留在朱倫的權(quán)勢層面，從另一個角度，便可以發(fā)現(xiàn)，她一個東北女子，又具有如此顯赫的政治身份，她完全可以通過電話要地方妥善解決，或派別人前來解決，但她親自奔赴贛南，這就說明她已融入陳家，她對陳玉田——陳家的感情肯定來自于丈夫陳澤厚及公公陳鴻鈞對陳玉田的愛敬和對陳家的眷戀，這種濃濃的“客家感情”已延續(xù)到后一代。
陳玉田也憑藉了威權(quán)，大權(quán)勢壓小權(quán)勢。旁人或后人都會將此歸結(jié)于權(quán)勢之爭，其實，從事情本身分析，一開始陳玉田的道理是能站住腳的（他要是早亮權(quán)勢背景，縣長根本不會抓他）；
他用心訂了制度管理礦山（前面已提及），說明他當作了一樁事業(yè)來對待。他的智慧和雄心被權(quán)勢之爭掩蓋了。這也顯示權(quán)勢代替法律的社會趨向。
二是熱情協(xié)助政府辦學。王繼春是上猶（1939——1943）廉潔有作為的民國縣長，他到上猶經(jīng)過調(diào)查研究，決定發(fā)動富戶捐款辦一所縣級中學，把教育納入政府負責的軌道。在他“寧可一家哭不要一路哭”，大刀闊斧推進的時候，其實是得到了許多有識之士（包括紳士）的大力支持的。陳玉田就是熱情支持者之一（他嘗到了讓子弟讀書的甜頭）。1940年在營前北門鄉(xiāng)公所募捐大會上，王繼春看到一位須髯飄飄的老人，打聽到他就是陳鴻鈞陳鴻藻的哥哥，叫人搬一張高椅給他坐，并請他講話。他說：建設(shè)新贛南新上猶，創(chuàng)建縣中和普及小學的決策很正確，需要一定的經(jīng)濟力量，靠政府撥款遠遠不夠，我先捐10石稻谷。他還提了幾點建議：1）把全縣各鄉(xiāng)、庵、寺、廟或其它社會公產(chǎn)全部收回作教育公產(chǎn)；
2）把全縣各姓祠產(chǎn)、眾產(chǎn)，除春秋五祭留一部分外，全部收為教育基金；
3）把全縣各姓膳學田產(chǎn)全部收為教育公產(chǎn)；
4）歡迎各界人士自動貢獻土地或財產(chǎn)。這說明陳玉田不但有重教的切身體會，他熟悉營前乃至全縣的教育狀況并做了深入的思索，他身上體現(xiàn)出客家文化精神；
也說明王繼春善于吸取民間智慧。
三是維護社會穩(wěn)定。1943年，由于官員腐�。�1990年代曾任民國江西省教育廳長周邦道秘書的陳吉炯先生告訴筆者，接王繼春的縣長劉文淵設(shè)水上關(guān)卡增收林木稅，把稅金據(jù)為己有用于競選吉安專員，票據(jù)存根堆滿了半個屋子），官僚體制百孔千瘡，社會矛盾加劇，營前土客籍矛盾時隱時現(xiàn)。營前人黃建曾是民國興國縣長，1930年紅軍攻興國縣城，他棄印而逃，在人格上也是個失敗的官員。他會書法，有才氣，算得是一個營前精英�；氐嚼霞�，他仗著是王繼春同學，又想東山再起，在王死后，與劉文淵相勾挽，終于當上縣參議長。他看不慣和懷恨陳家，當然也收集了陳玉田一些“把柄”，這里有嫉妒的因素，有想自己稱雄的因素，更有土客籍宿怨的因素，當然也有陳玉田及陳家的種種不是。這天他終于按耐不住，組織以黃姓為主的一些人要抓陳玉田游街示眾。一場姓氏流血械斗眼看就要在“道生店”門前——營前街上發(fā)生。這時陳玉田沒有躲避，而是吩咐打開店門，他站在一張高凳上向群眾做解釋，說明械斗會讓許多無辜者遭殃的嚴重后果。許多人醒悟過來，一些黃姓人向陳玉田道歉。一場人為的災難就這樣平熄了。
從這些尋常的生活場景，我們能聞見已成旺戶的陳家風雨飄搖，步履維艱，甚至滑坡的境況，可以感受到時代的腳步，生活的紛紜復雜，仍可感受到激蕩生活的深處，即便是陳家，受著時代的沖擊，客家文化精神依然強勁地律動，在陳家男人身上可見一斑，在陳家女人身上同樣有不俗的表現(xiàn)。
陳家文化精神代代相傳，前面已提及；
我們已領(lǐng)略陳家女子的光彩。這里再舉一個例子：陳鴻鈞的女兒陳澤英，夫婿肖忠貞是國民黨高官（1940年代逝世），她始終遵循陳玉田 “榮光堂名下不分房派，只要能讀書的子弟，都要出去讀書”的叮囑，對當時來南京的陳家許多兄弟子侄，不分男女，一視同仁，一樣督促，一樣安排，一樣管教，使他們學有所成，為國出力。她把陳澤蓮（陳碧蓮）帶到身邊（南京）讀書，并促成陳碧蓮與抗戰(zhàn)將領(lǐng)鄭洞國完婚。她們像陳家男兒，在動蕩時代以自己的方式鏗鏘抵達時代前沿。
完全可以想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果陳家把她們困守家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生做為男人的陪襯而存在，她們的人生肯定是黯淡的；
她們以熱血生命刷新了營前——上猶的客家文化精神。她們乃尋常的南方山鄉(xiāng)女子，體質(zhì)嬌小甚至羼弱，但她們植根傳統(tǒng)文化之樹，一旦走出“山門”風云際會，吸納時代新鮮氣息，有作為，有所成，與七尺須眉相媲美，同樣奏出了命運的慷慨樂章（陳澤英、朱倫是從政方式，而陳碧蓮則是個人方式，但都置身于時代的前沿）。啟示是深遠的。她們同樣構(gòu)成了營前——上猶的文化現(xiàn)象，進入我們的文化記憶。
我們看到，毀棄客家文化精神的是我們自己，發(fā)揚它并讓它成為不息的生活潛流，也是我們自己。我們應該檢視自己，我們責無旁貸，以新的視野新的魄力雄健地走向未來。
這里筆者謹用李連齊《廢墟》的一首詩獻給營前—上猶，以表達對客家先賢的回望與歌嘆——
荒原之上，唯有你
迢迢地招搖著一種情調(diào)
歲月的塵埃湮沒苦澀和憂傷
你保持著沉思的方式
巨大的孤獨擁抱著經(jīng)天日月
荒原沉渾
一把積雪和陽光
咽下一片傷痕累累的寂靜
記憶的翅膀
老得不能再飛翔
疼痛了歷史
古典的事物不再生長
一生風雨
悲愴，植根于內(nèi)心
靈魂的斷裂，新生的呼喚
為誰而歌，為誰而泣
渴望的明光之河泛濫
負載最初的舟楫，今生
你注定與荒原天荒地老
沒有你，荒原就沒有故事
沒有活力的血液，你是——
荒原最初也是最后的生命詮釋
[附記]
當時代進入21世紀，上世紀晚期逐漸興起的“客家文化熱”仍在繼續(xù)升溫。我縣蘊藉的客家文化是我縣文化底蘊的重要組成，而營前客家聚落的歷史悠久，典籍保存相對完整，以及商貿(mào)重鎮(zhèn)的地位，具有典型個案的意義，已經(jīng)引起了專家學者的關(guān)注。上猶應該有自己的客家文化研究。從表層看，有諸如打造旅游牌的功利性考慮，有由注重經(jīng)濟發(fā)展到注重文化建設(shè)的社會功能性考慮；
從深層看，更有尋找并汲取本土（本地）的傳統(tǒng)文化資源，以澆鑄現(xiàn)代國人文化靈魂的渴望。建設(shè)和諧社會已成為我們的共識，而“和諧文化”——客家文化是它有機的一翼。
探尋歷史的足跡并不是復活歷史，歷史是無法復活的；
復活的是一種文化傳統(tǒng)，一種文化價值，一種文化精神，這才是它的價值所在。
有的專家學者所展開的“營前”課題研究，富有學院派氣息，而我側(cè)重文化精神文化靈魂的探究，不但關(guān)注事件和歷史進程，更關(guān)注其中的人的命運及精神狀態(tài)，因而更能找到與當今時代的切合點和共鳴。這種切合點和共鳴既是社會的，也是個人的。我注意到，歷史的發(fā)展總是呈某種回歸或重復，這就表明類似的歷史場景里面有一種情愫閃亮，它正是后來的時代和人所需要的，或者說被我們一度所忽視了的。這就是歷史的啟示，能感覺這樣的啟示也說明時代在進步。市場經(jīng)濟的洶涌浪潮中，健康個人——個人化的評判，選擇，追求以及內(nèi)在動力的汲取，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逐漸成了我們每一個人面對和正視的精神課題。其實這也是建設(shè)現(xiàn)代公民社會一件帶基礎(chǔ)性的工作。在這個意義上，彰顯我縣文化個性，提升縣人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提高縣人的文化精神素質(zhì)，弘揚上猶精神，進而提高我縣文化競爭力，為打造和諧社會注入強勁的內(nèi)在動力，就很有必要。這幾年縣政協(xié)文史委就在做這樣的工作。這方面我們的工作只是剛剛拉開序幕。
“上猶是客家重鎮(zhèn)，具有文化底蘊”幾乎成了我們的口頭禪，它體現(xiàn)在哪里？除了一些從表層可以聞見的諸如“客家門匾”、姓氏宗詞和譜牒、上猶歷史上有某幾位名人，我們不禁茫然，實在說不出更多的有說服力的東西。尤其我們搞文化工作的人更應該汗顏。我認為，利用我縣相關(guān)資料保存得相對完整，從中發(fā)掘有情感、有體溫、當然有價值的人與事，從而感受生命和精神的律動，得到啟示。不過，在許多相關(guān)資料（包括譜牒）只是記錄其事，而忽視其人的活動，更沒有作為個體的人和活動，這就增加了了解歷史的難度。了解歷史就是了解我們自己，而了解一個時代只有當這個時代成為過去才有可能，因為后來的人有了新的參照和新的感悟，就像當年魯迅先生從英國人寫的《中國人的性格》得到啟示，而寫出了不朽之作《阿Q正傳》一樣。
正如克羅齊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探究19—20世紀上猶客家的精神變遷——世紀之交的上猶客家魂，就是以當代思想文化為比照，探究當代縣人的精神建構(gòu)和精神走向，為我縣的文化積累做一些工作，當然也發(fā)現(xiàn)了我們以前所忽視的一些東西。1985年為探尋“九獅拜象”的起源，我在營前采訪了好一陣子；
1997年為寫長篇小說《曠野黃花》，我對營前做了更深入的了解；
平時也接觸了營前的人和事；
這都為我了解營前打下了基礎(chǔ)。這次我又深入了文化營前的縱深地帶，依然有全新的發(fā)現(xiàn)。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自己比以前的精神視野更寬了，思想起點更高了。
在此文的寫作中和寫出初稿后，有幸連續(xù)獲得一些有價值的相關(guān)資料，我欣然做了一些充實。
幾年前我寫《王繼春在上猶》時感言；
由于王繼春而蔣經(jīng)國，當時上猶的發(fā)展已置于時代的主流中。這次我更感悟：早在20世紀初，上猶精英追隨孫中山，上猶就置于時代主流；
甚至在遙遠的宋朝，地處蠻荒的上猶更是主動地撲進時代的主流。我們的祖先在每一個歷史關(guān)頭，以傳統(tǒng)為基礎(chǔ)，吸納新潮，站在時代前列，張揚了上猶的精神氣，具體體現(xiàn)為一種胸懷、眼光、膽識和開拓精神，從容地走自己的路。這是上猶客家人卓越的貢獻，也應該是上猶文化底蘊——文化靈魂最有說服力的一筆。
無數(shù)的中外事實說明，文化形象的大小并不跟地理和經(jīng)濟狀況的大小強弱有著必然聯(lián)系；
我縣完全可以而且能夠頗具說服力地打造富有特色和底蘊的客家文化品牌，而營前就是這樣一個堅實的文化存在，它不但是我縣的一個文化閃光點，同時也是中華客家由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的一個意蘊豐沛的典型個案。
在寫完上述包括正文和后記的文字后，我又恰好讀到學者何懷宏的一段話。他說：我們生活在現(xiàn)在，我們又生活在“歷史”或“傳統(tǒng)”中，第一種傳統(tǒng)或可稱之為“以千年計的傳統(tǒng)”或簡稱“千年傳統(tǒng)”；
第二種是近代，尤其是五四以來的“以百年計的傳統(tǒng)”或“百年傳統(tǒng)”、“二十世紀的傳統(tǒng)”，那就是前期啟蒙、后期革命的傳統(tǒng)；
第三種則是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以十年計的傳統(tǒng)”或“十年傳統(tǒng)”。這可以與董仲舒劃分孔子《春秋》紀年的歷史“所傳聞世”、“所聞世”和“所見世”相對應。嚴格說來，“千年傳統(tǒng)”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傳統(tǒng)”，而今天的“十年傳統(tǒng)”挾全球化鋪天蓋地之勢，不僅是我們“現(xiàn)實”的，看來也將是我們“未來”的主要構(gòu)成力量，我們說它是“傳統(tǒng)”，則主要是在一種未完成式的意義上說的，因其與中國已有文化的某種異質(zhì)和新穎，我們肯定它無論如何將成為一種未來的“傳統(tǒng)”（《精神歷程——36位中國當代學人自述》（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我正是以這樣的思路一路寫來的，感到踏實和歡欣。
現(xiàn)實（物質(zhì)）之水與時間之“水”，加上陳舊過時的觀念，障蔽了古往營前——上猶——這片熱土，但是新世紀太陽的朗照，我得以眺望云端中的先賢，聆聽并感受到了歷史的回聲。幾年來我分別寫出像《王繼春在上猶》、《南贛有梅香襲人》和現(xiàn)在這篇《世紀之交的上猶客家魂》等大塊文章，追求資料性思想性學術(shù)性的統(tǒng)一，讓更多的人了解上猶，感受今天的上猶，也感受上猶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即文化底蘊。在深掘并展現(xiàn)上猶的文化靈魂上，我還要繼續(xù)努力。
2007/12/30—2008/01/15于上猶縣城
2008/02/26—2008/03/03 正稿
注：
�、泞散刷孝尧闸症兀�25）（28）黃志繁《動亂、國家認同與“客家”文化——一個贛南聚落12-18世紀的變遷史》，《歷史人類學刊》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辦，2006年第四卷第一期
⑵⑷⑻⑼⑽⑾⒀⒂⒃⒆（21）（23）（24）（26）（27）羅勇《上猶縣營前的宗族社會與神明崇拜》，見國際客家學會、海外華人研究社、法國遠東學院《贛南廟會與民俗》
�、切戮帯渡溪q縣志》
⑸陳元晉《漁墅類稿》卷4《申措置南安山前宜狀》
�、省端螘嫺濉分腥A書局1957年影印
（12）龍文光《營前蔡氏城記》，收入光緒《上猶縣志》卷16
（22）《營前陳氏重修支譜（世德堂）》
�。�29）（31）王思睿《一百二十年和兩個六十年：中國現(xiàn)代化歷程的連續(xù)性與曲折性》，載《領(lǐng)導者》雜志2007年19期
�。�30）《上猶縣城區(qū)小學校史》2006
�。�31）《民國初年的國會》（張玉法著），“臺港及海外中文報刊資料專輯•特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該書在“出版說明”中說；
本文為探討我國民初代議政體的創(chuàng)設(shè)，國會由組成至被非法解散的專著，載1984年臺灣《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期。
（載江西省上猶縣政協(xié)《上猶客家》（《上猶文史資料第7輯》，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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