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太軍：一部深刻解析中國王權政治的經(jīng)典力作——《王權論》序一
發(fā)布時間:2020-06-20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ń鹛�，蘇州大學校學位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治學會理事，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理事，《管理科學》等刊編委。中山大學等校兼職教授。）
欣聞李劍宏所著《王權論》一書即將出版，我十分高興。李劍宏是一名勤奮博學的青年學者，早在1999年的時候，就創(chuàng)辦了以學術研究為宗旨的劍虹評論網(wǎng)，一直保持著和社科人文領域學者們的交流和對話。近十年來，他潛心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和政治學，寫下了近二百萬字的讀書筆記，憑借“少年老成”的人生履歷和扎實的理論功底，開始了獨立創(chuàng)建“中和”學術思想體系的研究之路。眾所周知，獨立研究學術是一條充滿荊棘的坎坷之路，不僅缺少必要的學術研究環(huán)境和必需的課題研究資金，即便完成了研究成果，在市場為導向的出版條件下，書稿也很難發(fā)表出來。所幸的是，李劍宏克服了這些困難。最令人欣慰的是，社科文獻出版社審題委員會肯定了他的研究成果，不僅體現(xiàn)了審題專家的遠見卓識，對于從事學術創(chuàng)新研究工作的青年學者，更是一個巨大的鼓舞。
《王權論》作為李劍宏“中和”學術思想體系研究成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他“十年磨一劍”的扛鼎力作之一。起初約有八十余萬字，幾次刪繁就簡后，濃縮成三十余萬字，但篇幅的縮減沒有影響作者的思想表達，相反，言簡意賅的文字更有“微言大義”的意味。本書觀點新穎、論證深刻、資料翔實、結構嚴謹，是一部深入解析中國王權政治的經(jīng)典之作。作者透過先秦法家韓非子“法、術、勢”的權力政治思想，以犀利獨到的視角深刻揭示了中國兩千多年王權政治統(tǒng)治的奧秘與造成近代中國落后西方的根源，鉤玄提要出中國古人治國理亂的智慧思想，在分析了王權政治產(chǎn)生的種種弊端之后，提出了一個不容回避的歷史命題——如何解決國家和社會雙向鎖定的政治難題，引導讀者得出中國必須走民主和法治道路的結論。
《王權論》一書令人耳目一新，關鍵在于獨特新穎的研究角度、方法和體例，以及作者的獨到見解。
第一，《王權論》一書透過韓非子思想分析中國古代政治，可謂抓住了問題的要害和癥結。
法家思想注重實踐精神，不僅為中國王權政治如何運用權力提煉出了一般性的規(guī)律認識，還提供了一整套可操作的辦法，最契合那個時代的政治現(xiàn)實�；实蹅兛偸歉鶕�(jù)自己的政治需要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法家思想，誠如本書作者在緒論中所言：“但凡少數(shù)人壟斷權力的地方，法家思想揭示的規(guī)律就必然起作用�！�
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韓非子是戰(zhàn)國時期韓國人，他雖出生高貴，卻放棄富貴榮華，做了一名清苦的政治思想家。這樣的人生設計沒有給他帶來好處，相反，造就了他一生的失意困頓和懷才不遇，最后在被人輕視和陷害中凄涼死去。在死后的數(shù)千年間，他依然背負罵名，至今，一些學者仍把他視為中國極權政治的禍首。因為遭人輕視，我們已經(jīng)無法考證他的準確出生年月；
《史記》記載他是韓國的貴公子，但他和韓國王室血緣關系究竟如何，我們也不得而知；
他原本和先秦的其他諸子一樣，被后世尊稱為“韓子”，但唐宋以后，人們開始叫他“韓非子”，正如本書作者在后記中所說：“這恐怕是中國唯一一個被后世人修改了尊稱的思想家吧。人們沒有將孔子改為孔丘子，而把韓子改為韓非子，看得出對他的輕視�！边@位被人輕視的政治思想家，青年時曾拜荀子為師，與李斯成為同學。他立志學成富國強兵的真實學問，報效內憂外患的韓國，但學成歸國時，卻不受國君重用。時為秦王的嬴政在閱讀了韓非子文章后，驚嘆他的大才，不惜發(fā)動一場戰(zhàn)爭強迫韓國將他送到秦國，但他的同學——時為秦國丞相的李斯卻懷著嫉妒心設計毒殺了他，《史記》記其事為公元前233年。本書第一章對此段故事有非常精彩的論述，讀者不妨留意。
據(jù)《史記》卷六十三《老子韓非列傳第五》記載：韓非子“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zhí)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yǎng)非所用，所用非所養(yǎng)。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余萬言�！边@說明：韓非子把實現(xiàn)社會的公平、正義和良善秩序作為他的政治思想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他提出君王“抱法（運用法律制度治理國家）”、“處勢（集中國家一切最高政治權力）”、“用術（掌握組織和駕馭官員的辦法）”的政治主張，試圖通過建立一個君權和法權合一的“理想國”，實現(xiàn)國家富強。
執(zhí)行陽儒陰法政治路線的歷代王朝統(tǒng)治者沒有像儒家知識分子那樣輕視韓非子及其代表的法家思想，甚至可以說，韓非子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是名副其實的千古帝王師。譬如漢宣帝曾訓誡太子劉奭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資治通鑒》卷第二十七《漢紀十九•中宗孝宣皇帝下》）這里所提的“霸道”，就包含著法家的主張。又如三國時期以“仁義”著稱于世的漢昭烈皇帝劉備，在白帝城給太子劉禪的遺詔中曾特意列出一個讀書單：“可讀《漢書》、《禮記》、間暇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明達�！保ā度龂尽肪砣妒駮�•先主傳第二》）這里面的《商君書》、申、韓，即是法家人物商鞅、申不害和韓非子的著作。
因為法家思想真正指導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實踐，是王權政治的“內核”，所以，本書把韓非子思想還原到那個特定的時代特征和歷史條件下，再把這種思想和當時的政治現(xiàn)實相對照，使讀者通過韓非子思想一點點地揭開了王權政治統(tǒng)治的神秘面紗。作者選取這個獨特的研究角度來分析中國古代政治，很有針對性和說服力，可謂鞭辟入里。
第二，《王權論》一書深刻揭示了君主集權政治的統(tǒng)治邏輯、原則和方法，指出專制政治造成“國家和社會雙向鎖死（鎖定）”的局面，是中國近代社會落后于西方的根源。
《王權論》深刻揭示了王權政治的統(tǒng)治邏輯。在本書第二章，作者從“有力者王”的自然法則出發(fā)，將法家提出的人之天性“趨利避害”作為王權政治的人性論基礎，指出人民之所以服從君王一人的統(tǒng)治，是由于君王的政治權力垂直壟斷了社會一切資源，對人民的切身利害有絕對的予奪之權�！叭说奶煨栽谒荒芸咕苓@股力的時候，也無法通過其他方式趨利避害的時候，就會選擇服從，于是行為朝著掌權者的意志方向進行�！�
基于這樣的政治邏輯，王權政治找到了具有“排他性”、“獨占性”特征的專制統(tǒng)治原則——“二柄”，即予奪人民利害的強制力。中國古代君王為了鞏固和運用這種專制權力，采用了毋借權柄、心藏不漏、形名參同、賞信罰必、眾端參觀、一聽責下、疑詔詭使、挾知而問、倒言反事等手段；
十分警惕利異外借、托于似類、利害有反、參疑互爭、敵國廢置、廟攻于外等情況；
努力掌握任人唯賢、精通經(jīng)濟、分權制衡、打擊政敵、鏟除奸黨等本領；
不斷加強把握大局、高瞻遠矚、團結同志、自勝自制、收束野心、艱苦奮斗、自我保護、虛心納諫、自強自立、謙虛謹慎等政治素質；
竭力消除業(yè)已形成氣候的明劫、事劫、刑劫等政治變局。
《王權論》第三、四章，不惜用十余萬字的筆墨，對君王鞏固和運用權力的上述辦法作了分條縷析的深刻解析和評價，同時配合生動有趣的史料，對帝王心術做了淋漓盡致的揭露，也從中提煉了對現(xiàn)代社會有益的管理思想和方法。
對政治學而言，除了要對權力運用或者說是權力控制進行研究以外，還要研究政治的首要問題——如何產(chǎn)生政治權力，或者說如何產(chǎn)生掌握和行使權力的統(tǒng)治者。作者在論述韓非子提出的“自然之勢”時指出：“在韓非子所處的時代，‘選賢與能’的‘禪讓’制度已經(jīng)成為歷史，‘湯武革命’不具有可操作性，各國國君皆以血統(tǒng)關系世襲權力。在這種態(tài)勢下，承認‘自然之勢’，就是承認以血統(tǒng)關系世襲權力的政治現(xiàn)實�！保ā锻鯔嗾摗返诙拢┝攘葦�(shù)語，就把王權政治以嫡長子繼承制作為權力產(chǎn)生方式的現(xiàn)實必然性勾勒出來。由此，我們就能理解中國古代統(tǒng)治者選擇儒家作為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更深刻的動機——專制政治要求權力獨占，雖然嫡長子繼承制不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卻是當時歷史條件下最好的選擇。當?shù)臻L子繼承制成為最高政治權力產(chǎn)生的不二選擇時，論證這種帶有濃厚宗法色彩的權力具有合法性，必然借助于肯定宗法制度的儒家思想。這事實上說明：王權社會對宗法制度及其思想采取了既利用又妥協(xié)的策略，以此穩(wěn)固自身的政治穩(wěn)定。
王權政治主宰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君主專制統(tǒng)治一代高過一代，專制統(tǒng)治手法一代比一代精巧，在這樣的政治傳統(tǒng)下，“有力者王”的專制政治精密地控制了社會，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需要強調說明的是，李劍宏在《民權論》（目前尚未出版的手稿）一書中，為民權政治提煉出“力量制衡產(chǎn)生秩序世界”的自然法理依據(jù)，這就凸顯了王權政治以“有力者王”作為自然法理依據(jù)的政治局限性�！坝辛φ咄酢惫倘皇强沙闪⒌恼胬恚铝⒌恼胬聿⒉皇钦嬲恼胬怼艾F(xiàn)在的情況是，地球不得不繞著太陽轉動，但地球絕不會撞向太陽。如果宇宙僅僅是‘有力者王’的天下，而沒有相互制衡的力，那么宇宙在自我毀滅，絕不會產(chǎn)生秩序和生命。同樣，在人類社會中，當政治以絕對權力控制社會的時候，也面臨著某種不可預期的毀滅結局�！保ɡ顒辍睹駲嗾摗肥指澹┰凇锻鯔嗾摗非把圆糠郑髡叻治稣f：專制王權政治“雖成功禁錮社會發(fā)展的腳步，因而免于社會變革對政治統(tǒng)治的威脅，卻不可避免地崩潰于農(nóng)業(yè)社會結構不可克服之矛盾。歷代王朝，要么被奮起反抗的失地農(nóng)民所推翻，要么被野蠻落后的外來游牧民族所征服。王權政治制造的‘國家和社會雙向鎖死’的局面，造成中國歷史始終擺脫不了一亂一治的興亡周期律怪圈，中國社會一直處于裹足不前的農(nóng)業(yè)文明形態(tài)中�！薄坝捎谡螌ι鐣拈L期禁錮，造成了中國近代社會在民主、法治、科學、經(jīng)濟等領域極度落后于西方�！�
面對專制政治必然造成“國家和社會雙向鎖死”的政治難題，執(zhí)政者無論勵精圖治還是茍且偷安，民眾耽于逸樂還是憂患未來，均不能獲得進步。這就要求統(tǒng)治者變革政治，“首先要打破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統(tǒng)治措施、經(jīng)濟政策，才能使社會結構發(fā)生根本的改變。”“只有當社會能夠反制國家權力，能夠通過法定程序決定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和統(tǒng)治政策時，政治權力和社會的發(fā)展才不會發(fā)生根本性的沖突�！保ㄒ陨隙我贸鲎浴锻鯔嗾摗返谄哒拢�
李劍宏在《王權論》中的這些結論可謂振聾發(fā)聵、發(fā)人深省�！皣液蜕鐣p向鎖死”是一個宏大的歷史命題。應當說，自辛亥革命到新中國成立，中國人正是在走著一條不斷釋放社會活力和生機的道路，鄧小平啟動的改革開放正在令中國人民的經(jīng)濟生活變得自由、多元，國家和社會正逐步走向良性互動。
第三，《王權論》一書重新劃分了中國的社會形態(tài)，提出了人的三種屬性，構建了“思想—事實”的二元解釋框架。
以往，學術界對中國社會形態(tài)有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提法。李劍宏在《王權論》緒論部分中大膽質疑中國是否有過奴隸社會，自秦到清朝的中國社會是否屬于“封建”范疇。他按照“國家主權歸誰行使”的標準，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宗法社會（“指夏、商、周時期，國家權力由大大小小的宗族掌握”）、王權社會（“指自秦朝開始至清朝終結的歷史階段，國家權力由君王一人掌握，實行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和民權社會（“指1912年開始到1949年結束的中華民國歷史，君主專制政體被推翻，共和政體建立。”“實際是自給自足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基礎上的軍閥割據(jù)政治和半殖民地政治”，“由于其共和政體是以民權理念指導下的產(chǎn)物，故暫且將這一段歷史稱為‘民權社會’”）的概念。這些質疑和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中國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基礎理論研究。
李劍宏在《王權論》緒論部分對人的屬性問題創(chuàng)造性地引入“精神屬性”的概念。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有自然和社會兩大屬性，但并不否認意識（精神）是人區(qū)別于地球其他生物的特征之一。作者在學術研究中認為，除了承認人具有自然和社會屬性之外，人還有建立在這兩種客觀屬性之上的第三種屬性——精神屬性，這種精神屬性“是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升華，是人區(qū)別并高于地球其他生物的獨特屬性；
人的精神屬性，主要表現(xiàn)為理性，客觀上制約著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边@一觀點頗有新意。
基于人的三種屬性的認識，李劍宏在《王權論》緒論中提出了對人類歷史采取“思想—事實”的二元解釋框架。因為人的精神屬性是建立在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之上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精神屬性只能制約而不能決定人的自然與社會屬性，那么在人類政治和社會領域，“思想—事實”的二元存在并不是承認哲學上的心物二元論，而是承認精神具有相對獨立的運動規(guī)律——“當失敗者退出歷史舞臺時，縱然肉體已經(jīng)消滅，但他的思想意志并不會隨之死去，并能在一定的條件下復活——某些時候的復活甚至是必然的”，思想具有“穩(wěn)定傳承、指導實踐和超越時空的特點”，“人類歷史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的所有政治現(xiàn)象，背后都有不同思想意志的斗爭和妥協(xié)”，“人類社會的不同歷史階段，具有時代標志意義的政治思想不僅能解釋與之對應的社會形態(tài)呈現(xiàn)出的內在、穩(wěn)定的特征，也能解釋和規(guī)定與之對應的社會形態(tài)的主要的、多數(shù)的政治問題”。
正是基于這種“思想—事實”的二元解釋框架，作者選取韓非子思想作為考察王權政治時代的思想標本；
在對歷史問題進行政治研究時，注意歷史人物的思想動機。在思想觀念與當時的政治現(xiàn)實（經(jīng)濟、文化、社會、政治等多種客觀事實）比較中，逐步揭示了王權政治的本質與內容。
第四，《王權論》一書所體現(xiàn)的作者許多獨到見解，系作者在長期鉆研中提煉而成，因而顯得深刻而富有學術價值。
這些深刻獨到的分析俯拾皆是。比如《王權論》第一章第二節(jié)，作者運用社會學家科賽“知識與權力”的理論工具，結合自己的“智慧塔”分析模型來尋找權力和思想的兩種內在關系，深刻論證了意識形態(tài)的內涵和儒家意識形態(tài)在中國王權社會的確立過程。在《王權論》第二章，作者在逐一分析了孔子、孟子、荀子、《黃帝內經(jīng)》和韓非子的人性觀之后，對荀子的“人性惡”觀點提出了悖論，認為從“人性惡”不能必然地推出人可以“化性起偽”，還提出善惡不應當成為分析人性的定性詞匯，“‘善’與‘惡’本身就是一個說不清的問題，從根本而言，這兩個概念不過是人從自身立場出發(fā)的價值判斷而已。”“善惡是趨利避害的天性在環(huán)境作用下的結果�！痹凇锻鯔嗾摗返谖逯疗哒�，作者逐一分析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清談之風、諫官之弊、告密惡習、文字獄之害；
分析了中國古代社會立法和司法過程中的釋法用術、官官相護、酷吏當?shù)�、親親互隱、法分等級、心誅腹誹現(xiàn)象；
分析了中國古代社會統(tǒng)治者如何以思想、政治、經(jīng)濟手段精密地控制社會和人民。在做這些流弊的分析時，有破有立、貫通中西、旁征博引、引入鮮為人知的典型史料，使這些鞭撻性的批判并沒有流于空泛的道德教條，而是從國家治亂的政治角度理性分析這些弊害，使結論扎實而富有說服力和感染力。
除此之外，作者善于將艱深的理論用深入淺出的文字予以表達，獨具匠心地將各種文言史料用通俗易懂的現(xiàn)代漢語進行表述，在我們輕松地閱讀一個個故事的同時，已經(jīng)“不經(jīng)意”地理解了原本枯燥晦澀的政治理論，甚至在閱讀作者每一節(jié)前的“題記”和每一章最后一節(jié)的“主客對話”中，“不自覺”地保持了和作者思維的同步交流與共振，這使得即便只有中等學力的讀者也能通讀本書，顯示了作者高超的文字駕馭水平。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作者用沉穩(wěn)洗練而不失生動活潑的筆法為讀者呈獻了原汁原味的儒、法、道、墨的基本政治思想，并融入現(xiàn)代政治學觀點予以分析，這對于國學和政治知識的普及是有益的。《王權論》充滿了智慧精警之語，閱讀時，你可能需要一支筆，隨時準備圈點，甚至擊節(jié)而嘆。
我希望：融學術性、思想性、可讀性、創(chuàng)新性為一體的《王權論》的出版，能為李劍宏后續(xù)的學術研究奠定一個良好的基礎。我們的社會應當鼓勵青年學者從事學術創(chuàng)新事業(yè)，一個勇于創(chuàng)新的民族，才能不斷進步、興旺發(fā)達。作為一個中青年學者，我本人愿意與李劍宏及諸位有志于學術研究的同仁共勉。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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