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在杭州作為一個觀察者，參加了盛況空前的浙商大會，浙江的民營企業(yè)家們一直是一個我非常欽佩的群體。記得我小時候，在南京還是改革開放初期，大家還享受著國有體制的福利，而一些開放的領域，比如殺豬，收破爛，理發(fā)，這些最苦的城里人不屑的工作往往都是溫州人為代表的浙江創(chuàng)業(yè)者干的。而如今他們已經成為了弄潮兒，在人民大會堂門口，停滿了他們的跑車，主席臺上也有他們的成功代表就坐。來自草根的創(chuàng)業(yè)者能夠白手起家成就夢想，自己成功的同時，也打破了中國一元化的官本位體制，這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

　　這次會上，我最感興趣的發(fā)言者之一就是宗慶后先生，在他和達能的紛爭搞得沸沸揚揚之后，尤其是他一些非常激動地發(fā)表煽動民族主義的言論，而又同時被披露自己家庭多位成員持有綠卡獲美國國籍之后，他低調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以為他這段時間會有一些冷靜下來的思考甚至反省，至少說一些有和解和寬容色彩的話。

　　而他的發(fā)言卻讓我大跌眼鏡，在過去娃哈哈—達能事件報道的時候，我還對有一些信息將信將疑，近距離，親口聽到那些話從宗慶后嘴里說出來，我終于相信，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不講信用、且剛愎自用，很容易就可以把自己擺到道義的制高點上。

　　在主持人的詢問下，宗總談到了他的企業(yè)，在經濟危機中，加快發(fā)展步伐，把危機當做機遇，在很多企業(yè)遇到困難的時候，利用手中現(xiàn)金流良好的優(yōu)勢，開展一系列資產并購，實現(xiàn)跨越式發(fā)展。這些話邏輯非常清晰，體現(xiàn)了一個企業(yè)家的精明，這讓臺下響起了熱烈的掌聲。當講到和達能的糾紛時，宗總是這樣講的：“那些西方資本家太壞了，千萬不能相信這些西方資本家”，至于這些“西方資本家”為什么壞，他是這樣概括的“當時我們實力不行，達能給我們投資了10億，這些年我們已經給它賺了差不多30億了，這幫人除了出錢什么都沒有做，他們還想收購我們后來自己辦起來的企業(yè)，我們不讓它收購，他就告我們。以后千萬不能相信西方資本家！”如果不是在臺下近距離的親耳聽見，我是不敢相信的，一個百億身家的企業(yè)家，按理說達到這個層次，靈臺明澈，也該考慮一下子孫后代，立德立言的問題。沒想到在大禮堂里，上千人的場合，說起話來像個混不吝的小流氓一樣。

　　說起哇哈哈和達能的糾紛，邏輯其實也非常簡單，當年哇哈哈和達能合作成為合資股份公司。宗慶后不再是娃哈哈品牌的完全意義上的百分之百的老板，而是職業(yè)經理人和股東之一。但宗慶后過了一段時間，隨著企業(yè)發(fā)展，覺得自己“不差錢了”以后，還想做百分之百得老板。當然他不可能在原來的合資公司里把已經入股的達能擠出去，于是他想到的招數(shù)，利用自己的內部人身份，和自己的親信又注冊新的公司，用宗慶后自己的話說是“為合資公司代加工的”，逐步把哇哈哈和品牌和渠道資產轉移到新的公司里面，據(jù)后來達能亞太負責人范易謀的調查，“宗慶后從1994年就開始發(fā)展體外循環(huán)的非合資公司，當時已達40多家，總資產為56億元，利潤高達10.4億元，竟然比合資公司業(yè)績還高。另外，宗慶后本人還擁有多個離岸公司。�！边@個做法用通俗的講法就叫挖“老鼠倉”，在中國非常普遍，尤其是一些國有企業(yè)的經理人，經常用這種手段來“挖社會主義墻角”，宗慶后大概也熟稔此道，他的一桶金，兼并國有企業(yè)就與此招有關，在中國的國有企業(yè)，只要搞定了幾個上級官員，就可以睜之眼閉只眼。但問題是達能的經理人們是要對股東負責的，不是中國國有企業(yè)的官員，當然不能眼看著宗慶后把原先那個合資公司的資產挖空，實際上換了誰站在達能的角度也不能答應。達能方面最初希望私下協(xié)商解決，“提出可以在低價并購非合資公司的同時，向其提供６０００萬美元的補貼”，宗慶后不干，在他看來，這不是達能的忍讓和善意倒是“威逼利誘”，這樣達能訴諸公堂，于是宗慶后就得出結論“西方資本家太壞了”。

　　設想把這件事?lián)Q到別的企業(yè)家身上，比如王石吧，會更好理解一些。他一開始搞萬科的時候，資本還比較小，吸納了很多投資，現(xiàn)在萬科做大了，當初的投資者，有些已經賺了幾十倍了。假設王石也像宗慶后那樣開始不安份了，不甘于當一個股東和職業(yè)經理人，拉上一些親戚朋友，在萬科之外再注冊一個“新萬科”公司，把萬科的品牌、渠道和隊伍拉出去。萬科的股東們絕對不可能答應，而相信王石也絕不會理直氣壯地說：“你們投資，什么都沒干，現(xiàn)在都賺了幾十倍了，還不允許我在外面辦公司�！弊詈蟮贸鲆粋�結論“中國股東太壞了”。

　　而最讓我感到好奇的是，什么塑造了宗慶后這樣的人格特質，一個人如此堅定地堅持自己的文化姿態(tài)，不管對錯，都一定是有其思想資源的。我想宗慶后能表現(xiàn)出這種姿態(tài)，放在中國尤其是文革中成長的這個文化背景來看，也許是在情理之中的。正因為此，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宗慶后的不誠信舉動，像宗慶后這樣不講誠信的舉動，不完全是中國特色，所謂商場如戰(zhàn)場，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管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會受到機會主義的誘惑，但至少這是不光彩的事情。像宗慶后這樣破壞國際通行商業(yè)規(guī)則的人，做賊的人，還可以如此囂張和自信，則是充分的顯示了中國文革的文化熏陶。而宗慶后和王石這樣相對較為現(xiàn)代的企業(yè)家相比，最大的特點，也就是一種有文革的文化色彩的霸氣，這種霸氣用在好的地方，也許可以帶來企業(yè)的攻城略地，而另一方面就是總把自己放在虛妄的道義制高點，并且蔑視文明，蔑視規(guī)則，也就是毛澤東所謂“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當然并不是從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人，都會有宗慶后這樣的觀念，在一些資料和宗慶后的傳記中，可以發(fā)現(xiàn)他是非常癡迷于毛澤東的思想的，他在一次接受采訪時介紹自己“在農村待了１５年，一直在看《毛澤東選集》，《毛澤東選集》對我的人生確實有很大影響，包括我現(xiàn)在做生意，很多用的都是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也許他也學了毛澤東那樣對權力的癡迷。比如宗慶后非常推崇“人民戰(zhàn)爭理論”，“統(tǒng)一戰(zhàn)線”理論，所以他和達能訴諸法律不同，他可以非常聰明地把民族情感和自己個人的利益捆綁在了一起，大家自然一起“同仇敵愾”；

在被達能起訴后，最初形式對宗非常不利，于是他在2007年6月發(fā)布了一封長達5400余字的辭職信，辭去合資公司的董事長一職，并宣稱：“大不了我另立山頭！”我相信他此時腦海中一定浮現(xiàn)出“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岡山”的詩句；
后來被揭露持有國外綠卡和護照，宗的公開信也引用“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

　　　學習和模仿毛澤東的習慣也許能給宗慶后帶來人生的樂趣。據(jù)百度百科上的資料，宗辦公桌上沒有電腦。至今，他仍喜歡用“朱批”的文件來下達命令，有時親自撰寫每月的銷售通報，并在考察市場時直接用電話指示下屬迅速行動。有人見到其下屬經理的一份報告，其開頭第一句話是：“根據(jù)您的指示……” 。

　　但他難道就沒有想一想，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所謂上行下效，如果他的企業(yè)員工，合作者，還有他后來并購的其他企業(yè)的骨干，也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同樣類似的方式挖娃娃哈的墻角，并且也用同樣的邏輯也可以批判他：“宗慶后是個資本家，除了投資，什么都沒做，哇哈哈的今天都是我們員工干出來的，他憑什么賺了上百億還不知足，資本家實在太壞了。”當然換個角度想，一個崇拜毛澤東的人，總會在企業(yè)建立起他個人的絕對權威，并且具有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能力。

　　最讓我覺得遺憾和可悲的是，宗慶后完全從實用主義出發(fā)的民族情緒煽動，到目前為止還有很多的粉絲支持，我們的國家還有很多人會一聽到“外國資本”就會沒有來由的血脈賁張，我想這也許也是宗慶后可以越來越有恃無恐的原因之一。一個標簽“西方資本家”貼在人家身上，說人家除了投資“什么都沒干”，就讓宗慶后自己站上了道義的制高點，可以不顧商業(yè)規(guī)則，把理不直而氣壯發(fā)揮到了極點，我相信在未來的歷史上這一定會被當做一個給中國人丟臉的笑話來講。

　　不過，在杭州期間，我問了幾個浙商朋友，你們怎么看宗慶后？浙江商人通常都是比較圓通低調的，大家的說法都是，宗總辦企業(yè)的成功是我們比較佩服的，但是他和達能的糾紛和他的處理方法，還是我們覺得很遺憾。有一個也很成功的企業(yè)家不無惋惜地說：宗慶后作為一個企業(yè)領袖的人格魅力給他自己毀掉了。在浙商中這種認識較為普遍，也讓人稍許有些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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