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時，我喜歡聽老歌。此時此刻，我聽的是馬克西姆的《出埃及記》。這是一首我非常喜愛的曲子。嚴格說，它比我曾經聽到過的任何曲子都要古老，因為它貫穿了整個人類波瀾壯闊的歷史與命運。也因了那位克羅地亞“鋼琴圣手”所帶來的獨一無二的明亮與自由，堅忍不拔的鋼鐵意志，在此我更愿意將它作為“出鄉(xiāng)村記”一節(jié)之序曲。

　　“出埃及記”講述的是希伯萊人在先知摩西的帶領下走出埃及、重歸自由之鄉(xiāng)的故事，而我在接下來的“出鄉(xiāng)村記”里將要勾勒的則是幾代中國農民淡出農村的幾道側影。相同之處在于，二者所描述的都是一群人，他們迫于生計或者只是向往另一種生活不得不離開一個地方去了另一個地方。不同者，“出埃及記”講述的是一群人跟隨先知從異鄉(xiāng)到故鄉(xiāng)，首先是他救；
而“出鄉(xiāng)村記”則是一群人分期分批，近乎自發(fā)地離開故鄉(xiāng)，而且要把他鄉(xiāng)當故鄉(xiāng)（所謂“融入”），在這里沒有先知，每個人都只能自救。如易卜生所說，“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

　　從某種程度上說，在經歷幾十年的城鄉(xiāng)分治之后，如果將鄉(xiāng)村和城市比作兩個國家，那么從農村走向城市的農民工，更像是從一個政治與經濟破產的國家逃向另一個國家的難民。出鄉(xiāng)村者對故鄉(xiāng)的情感是既愛又恨，藏于他們內心的痛苦往往是，出鄉(xiāng)村既是為了重新尋找安身之所，同時又在客觀上構成了對故鄉(xiāng)的損毀或者拋棄。在鄉(xiāng)村，我曾經看到一些老屋，一旦沒有人居住，沒幾年便會坍塌。而這些塌陷的老屋的命運，亦是今日漸漸淪陷的鄉(xiāng)村之寫照。

　　我們無法無動于衷地觀察周遭的一切。然而，我并不想簡單地敘述人們生活的不如意。我相信對大多數(shù)人來說，寫作都只是為了平息一種酸辛，或者出于精神上的審美，而不是喚起萬般痛苦。雖然生命與生活中有些故事，在你敘述的時候無法繞開、無法回避，但你總還是誠心誠意地希望能夠從中找到一些潛藏于人心底的力量，正是這些力量讓人在現(xiàn)實的羈絆與未來的命運中，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倘使有讀者因我過去的文章而傷感，倘使它們只讓你流下眼淚而忘記生活的詩意與美好，只看得見這個世界的黑暗與曲折，我愿意自此擱筆，從此逃開良心上的自責。

　　接下來，在我著重敘述本村農民及其子弟“出鄉(xiāng)村”之前，有必要簡單了解一下人類文明究竟從何而來。記得2006年“中非論壇北京峰會”召開時，北京出租司機都開玩笑說“老家來人了”。顯然這不只是開玩笑，而是有科學根據(jù)的。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們早就論證了人類最早起源于非洲大陸。至于理由也是異彩紛呈，除了遠古的頭骨化石之外，有人甚至找到中國成語撐腰。在我印象中，有位法國人類學家便是從漢語“樹倒猢猻散”一詞中獲得靈感，堅信人類最早起源東非大裂谷附近，由于當?shù)氐沽嗽S多大樹，以至于猿猴像熟透的果實一樣紛紛落地，從此走出非洲，在世界各地埋下了文明的種子，直到有朝一日生根發(fā)芽，繁花四起。照此理論，不難推斷，如果沒有當年“猢猻英雄”之“出樹梢記”，斷然不會有后來的雅典、羅馬、巴黎、倫敦、北京、紐約以及我現(xiàn)在正在記錄命運的村莊。

　　簡單說，人類文明首先是自由行走出來的。當然，這不僅包括走出地理，同樣包括走出禁忌、苦難與不公正。我曾經多次贊美古羅馬時代是人類歷史上最風光旖旎的時代，也是現(xiàn)代文明的搖籃與草圖。比如，共和制之于三權分立，辛辛那提圖斯之于華盛頓，康茂德之于極權統(tǒng)治，角斗場之于大眾傳媒，元老院之于議會等等，無論是制度、法律，還是體育、文化，似乎都不難從中找到參照。通常，人們將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源頭追溯到瓦爾登湖畔的亨利•梭羅，其實，這種思想乃至行動早在古羅馬時代就已經成為平民博弈貴族的利器。比如說在公元前510年，為了擺脫貴族的控制，許多平民帶著武器和生產工具離開羅馬城，到城外去建立自己的國家。面對這場“古羅馬式罷工”——準確說是“罷國”，貴族與元老院不得不做出讓步，滿臉堆笑追上平民議和，平民有權否決元老院決議的保民官制度即是由此而生。舊時代有舊時代的自由。了解古羅馬平民用腳投票（votewithyourfeet）的風流往事，就不難發(fā)現(xiàn)，其時的壯觀與成就遠在廈門PX時小試身手的“中國式散步”之上。

　　事實上，正是因為古羅馬時代的先民們有這種“用腳投票”的權利，我才有緣在公元2000年后的一個秋天，在意大利旅行時，在不經意間走進一個叫圣馬力諾的國家，并在群山的懷抱之中傾聽與我不期而遇的圣馬力諾“總統(tǒng)”（聯(lián)合執(zhí)政官）講述這個國家久遠的傳說。

　　圣馬力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國，大概也是惟一以人名命名的國家。據(jù)稱在公元301年，一位叫馬力諾的基督徒石匠為逃避羅馬皇帝的迫害，帶著一群石匠逃出了羅馬皇帝的控制區(qū)，從此藏身于今天意大利東北部的蒂塔諾山頂，建立了由自由人組成的“石匠公社”，并在后來的歲月里成為一個國家。

　　難能可貴的是，馬力諾只聽從上帝與內心的召喚，而沒有像宋江那樣渴望皇帝的招安。那個在我生命中非常富庶的秋天，我站在蒂塔諾山山頂上，環(huán)視著這個僅有3萬人又自稱“兵源充足”的小國，我理解圣馬力諾人的榮耀，也第一次真正體會國家之于個人的意義，明了富蘭克林當年為什么說“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國”。

　　幸福，首先來于可以選擇。如羅素所說，“須知參差不齊乃是幸福的本源”。只要人人都可以自由抉擇，人類生活與利益才有可能從整體上達到最優(yōu)。無論是上述“出埃及記”、“出羅馬記”，還是我即將展開論述的“出鄉(xiāng)村記”，背后的邏輯都是，每個人都應該擁有隨心所往、自由遷徙的權利。

　　盡管迄今為止，自由遷徙在中國得而復失，尚未再次成為一種憲法權利，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將描述的“出鄉(xiāng)村記”里的自由內涵同樣貫穿了整個中國歷史。而中國之所以至今仍是一個農業(yè)國家，仍然經受種種封閉與隔離的困擾，就在于國民對這一權利的運用停停走走，有時甚至會發(fā)生大倒退。比如，在宋朝，談到中國個體自由與社會創(chuàng)造的大發(fā)展，熟讀中國歷史的人可能更愿“夢里回到宋朝”。且不說所謂“四大發(fā)明”或者“四大發(fā)現(xiàn)”其中有三項便是在這一朝代出現(xiàn)或真正得到運用，宋朝航海、造船、醫(yī)藥、工藝、農技等都登峰造極，GDP占全球一半，而稅收也多來自工商業(yè)。在此意義上，宋朝已經告別了傳統(tǒng)的農業(yè)國家，進入了工商業(yè)社會。只不過，現(xiàn)實比歷史更無情，和民國一樣，外敵入侵一次次中斷了這個國家自然進化的節(jié)奏，帶來歷史的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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