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著石頭過河，深入我的骨髓” 　　 　　記者：朱校長，按照您的理念，南方科大當時招生是“時不可失，哪怕沒有條件，創(chuàng)造條件也要上”；而港科大的創(chuàng)始理念是，所有東西都具備后，招生才能上馬。您如何看待這兩種思維的分歧?
　　朱清時：港科大三教授走之前，我們經(jīng)常開會討論這些問題。李曉原教授率直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他認為要建立大的框架，不能再等副校長到位。他們?nèi)齻�人想先把框架做好，而我給他們分配的工作是招聘人才。
　　香港科技大學請了20多人做專家顧問，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幫南科大搭建框架。他們希望將框架搭好后，以后就“一個蘿卜一個坑”地填。但我認為這行不通，必須得讓自己的骨干來定。有哪個大學的框架，是讓別的學校來定?哈佛大學的框架能讓麻省理工學院來定嗎?港科大的框架能讓港大來定嗎?港科大的框架，是吳家瑋請了六七十個人一起討論，爭論許久才定下的。這也是教授治校的理念。
　　我們真正的區(qū)別，不是要不要制定這個框架，而是怎么樣制定這個框架。我一直鼓勵他們做，但先不確定。等到我們的骨干進入之后，大家一起確定，讓骨干有參與感、有發(fā)言權(quán)。所以我就說：“大的框架，李曉原先生先做草稿，但定稿應(yīng)由副校長與核心團隊來確定。”
　　我與他們的最主要區(qū)別是：一定要先引進最骨干的人，比如副校長、院長等，我原想讓港科大的三位老師來擔任的，想請李曉原暫任副校長，還有一個是理學院的暫任院長，一個是工學院的暫任院長，全職工作一兩年，成為南科大的人，這樣才能讓工作到位。但他們不愿意。
　　記者：那如何讓學校的骨干來定大學治理的框架呢?
　　朱清時：我們引進人才的時候，就在商量：這些人是一流的，學校的規(guī)劃、學科設(shè)置自然而然就討論出來了，因為人才是一流的，他們每人都有自己的基礎(chǔ)，會根據(jù)中國、深圳的國情，經(jīng)費的情況，把規(guī)劃等都制定出來。所以這就是中國的方法，先引進一流的人才，這些人再制定規(guī)劃。
　　我們最不能做的，是先雇一個外國的人，哪怕是個高級公司，先幫你規(guī)劃好，再招人填進來，按照規(guī)劃去運行，這個是行不通的。一個學校的規(guī)劃要是自己的骨干制定的，才容易推行。
　　記者：為什么要這么著急上馬，先把45個學生招進來，而實驗室也沒有建好，教學樓也未完全建好，老師也尚未完全到位?如果失敗了，會不會很不值?
　　朱清時：我當了十年的中科大校長，很清楚常規(guī)辦學如何辦。招收45個學生，我用中科大的經(jīng)驗，用深圳的財力，聘用最好的老師，就能夠把學生教好，一個班，并不難。張伯苓當初辦南開大學，初期一個系只有一個教授，數(shù)學系是姜立夫教授，物理系是饒毓泰教授，這個教授什么課都講，學校的幾個工友就是管理團隊；學生也不多，但培養(yǎng)出了陳省身、吳大猷等大師�，F(xiàn)在我們就一個班，如果有六七個好老師，那么兩三年的課就能夠上得很好了。
　　我可以每個禮拜請一個院士來，給學生上課、座談，讓這些學生“吃小灶”，沒有這樣做是怕增加學生的負擔。我覺得我的經(jīng)驗和資源可以保證讓他們受到良好的教育。學生和家長都很支持，沒有哪個大學的新生能受到這樣好的待遇。
　　不是犧牲他們，并不必要把所有的東西論證好了才能做。要等所有的東西論證好，那是要辦個幾千人的大學才需如此。像45個人的班，我知道如何運作，甚至連教學大綱、課程設(shè)置都只需按常規(guī)先試，這些在我腦子很清楚。我只需要請到好老師，招到好學生就行。
　　記者：你的思維類似“摸著石頭過河”。為什么是這種改革思維主導(dǎo)了你的教改嘗試?
　　朱清時：這是因為中國的改革一定要有機遇。兩年前，正好是(自主招生，自授文憑)合適的時候，我到北京找教育部袁貴仁部長匯報，他支持。廣東省委領(lǐng)導(dǎo)很快也批示支持。盡管沒有文件，但對我已經(jīng)很重要。很快我們向深圳市政府打報告，請示“自主招生，自授文憑”。市政府也同意了。我們與學生召開家長座談會時，都擠爆了。教育局副局長也與我一起講話，他們也來宣傳。
　　這種機會稍縱即逝�！白灾髡猩�，自授文憑”對教育制度的沖擊太大。盡管只是少數(shù)幾十個人，但是如果做成，榜樣作用很大。這種改革的機會不多，如果我不趕快招，現(xiàn)在根本沒有機會了。
　　教育部不是一個人，而是有很多人，部長表態(tài)，還有很多副部長、司局長、處長的意見。所以到后來，教育部下文件，讓我們的學生去高考，這時離高考就只有十多天了。教育部的態(tài)度一變，深圳市要與教育部保持一致。那我們就失去機會了。
　　記者：你是說，這是因為我們的政策總有太多的不確定性?
　　朱清時：對。中國社會處于急速轉(zhuǎn)型期，不像香港那樣幾十年保持大致不變，所以香港科大的創(chuàng)始人們可以按部就班地準備就行。他們很難理解我們。像我們這一代人，在中國生活幾十年，深深知道成功的第一要素是機遇。這也是我們與三教授的區(qū)別所在。
　　我也受到小平同志“摸著石頭過河”的影響。當機遇出現(xiàn)的時候，就有了天時地利人和，沒有經(jīng)驗就可以創(chuàng)造經(jīng)驗。港科大三教授像工程師一樣，要把一切都設(shè)計得好好的，然后再按部就班地做。
　　當歷史大變革的時候，機遇最重要，比計劃更重要。我是從骨髓里理解這個。我在中科大時，對學生講得最多的就是，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感知機遇、抓住機遇、把握機遇。這是中國國情下，要做成一件大事最為重要的。
　　
　　“該政府出現(xiàn)的時候政府應(yīng)該出現(xiàn)”
　　
　　記者：聽說上級對南科大教改的事也很關(guān)注?
　　朱清時：是的。他們是全心全意希望南科大辦好。他們站在全國角度，認為南科大這樣一個政府進行教改的形象，是輸不起的。如果辦砸了，民眾會怪罪，政府也不愿意看到。他們昨天(2011年6月23日)來，就是與目前鋪天蓋地關(guān)于南科大的爭議有關(guān)。
　　他們希望南科大走出困境，他們也在思考究竟問題出在哪里，其中討論的一個重點議題是政府有無缺位，因為廣東省教育廳沒有到南科大來考察過，而南科大是省屬高校呀!
　　記者：但政府如果太主動。會不會與“去行政化”產(chǎn)生沖突?
　　朱清時：這是兩碼事。該政府出現(xiàn)時，政府應(yīng)該出現(xiàn)，比如我們要獲取許可權(quán)。他們認為南科大要發(fā)展，必須讓南科大作為一個教改特區(qū)，這必須政府出面。南科大需要資源，需要政府去爭取。
　　政府不是來干預(yù)南科大，而是幫南科大爭取外在條件。這與香港絕對不同。香港政府是無為的，沒有教育部。政府只是出錢組織一個董事會，成員還不全是政府官員。
　　而我們的條條框框限制得很死。我們要掙脫束縛――這束縛有些還是法律法規(guī)，只有政府出面才行，我們?nèi)ジ�，別人就說我們違法。
　　
　　“我不做逃兵”
　　
　　記者：現(xiàn)在南科大遇到問題，你如何面對這些壓力?
　　朱清時：有兩種可能，第一是我向市里推薦―個比我還強的人，作為下任校長。我現(xiàn)在最大的弱點是年齡太大，精力不行，我的身體現(xiàn)在已經(jīng)透支很多了。找個好的接班人，我會退出，非常高興地去享受我最喜歡的工作和晚年生活。當然，之前我要把南科大的工作安排好，讓南科大良性發(fā)展。
　　另一種可能是，我的特點就是越困難越有勁，越要想方設(shè)法干好。如果最困難的時候我走，那就成了逃兵了，南科大會垮的。所以在沒有選到接班人前，我會頂住，把南科大往最好的方面推進。
　　我現(xiàn)在做的最大貢獻，就是讓南科大在全球(2011年4月，美國《科學》雜志亦對南科大教改作了報道)、全國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吸引了很多人才，大家認為這是一個值得獻身的地方。這是南科大很好的名譽資產(chǎn)�，F(xiàn)在一批批的人才開始聚集，我還未見過國內(nèi)的哪所學校像我們這樣引進人才。
　　　“寬容改革者”
　　
　　記者：你退休了之后，又成為了改革者。你希望媒體、政府應(yīng)該如何看待改革中的人與事?
　　朱清時：就兩個字：寬容。改革者做的事，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讓大家理解的，而且改革不可能一帆風順。分歧總會在改革中存在，不能說我不理解，社會輿論就要將其扼殺。政府也是一樣，要寬容。如果一時不理解，沒有看到成績，也要讓他們嘗試，給他們機會。
　　允許改革者嘗試，才有可能出現(xiàn)新鮮事物，產(chǎn)生多樣性的社會生態(tài)。就像森林一樣，各種植物都有機會去生長，去競爭。我們說要自授文憑，就是要讓社會根據(jù)自己的判斷來決定人才，不是按照哪個部門的標準來判定。這就是南科大貢獻給社會的新事物和多樣性。
　　我們爭南科大的生存權(quán)，就是希望中國教育多樣化。南科大這種模式，不可能成為中國教育的主流，這種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學，中國不可能辦很多。但是這種模式最容易培養(yǎng)創(chuàng)新型人才，加州理工大學就是這樣的學校。
　　
　　(傅劍鋒　范承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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