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基督教右翼是美國國內近年來興起的一股具有重要影響的宗教政治勢力。出于自身強烈的宗教信念，基督教右翼極力敦促美國政府采取一種以維護和支持以色列擴張為基礎的中東政策。近年來。美國共和黨和基督教保守勢力不斷加強的聯系，使得美國基督教右翼可以通過直接參與和動員其力量向政府施加壓力來實現自己的意愿。在其影響下，美國政府在處理巴以問題上始終態(tài)度強硬，幾乎沒有任何回旋余地。美國這種政策不但使中東和平進程陷入重重困難，而且還導致整個中東地區(qū)內部的緊張局勢難以緩解。
　　關鍵詞　美國　基督教右翼　中東政策
　　中圖分類號：D81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9)02－0038－42
　　
　　在決定美國中東政策的多種因素中，人們通常關注的主要是美國在中東的經濟和戰(zhàn)略利益，以及以色列院外集團和猶太勢力對美國決策機構的影響。實際上，近年來在美國中東政策背后，還存在著一股更具影響力的美國新教原教旨主義右翼構成的強大政治力量。在這股勢力的影響下，美國政府積極致力于以反恐為名對伊斯蘭激進國家和勢力加強打擊，對于推動中東和平進程則缺乏誠意，而且拒絕向以色列施加壓力來促使它在歸還被占領土、耶路撒冷分治、難民等關鍵問題上做出讓步。美國政府在基督教右翼勢力影響下采取的這種偏袒和支持以色列擴張的中東政策，使得停滯不前的中東和平進程越來越難以真正恢復。
　　
　　一、基督教右翼影響美國中東政策的原因
　　
　　美國基督教右翼是二戰(zhàn)后興起的一種以“復臨派”為核心的宗教派別。在中東問題上，他們積極要求美國政府維護以色列擴張政策的根本動機，主要出于他們自身的宗教信念。在“復臨派”的宗教信念中，不但深信基督的第二次降臨，而且強調建立一個占據霸權地位的以色列國是基督第二次再來的必要條件。20世紀50年代“復臨派”在美國的興起，不但與以色列1948年的建國密切相關，而且還把自己的宗教信念和以色列的強大直接聯系在一起。從宗教意義來看，“復臨派”宣揚的“千禧年神學”，就是以以色列的復國與擴張為基礎。因此，宗教信念就成為美國基督教右翼全力支持以色列擴張政策的根本原因。不過，基督教右翼對以色列的支持，并非出于對猶太民族的關愛。實際上，傳統基督教神學中還包含著強烈的反猶太傳統。美國基督教右翼支持以色列擴張的實質，主要是希望通過猶太人復國與擴張造成的沖突，催促基督的第二次降臨。所以，盡管大量事實證明美國對以色列的偏袒政策最終會損害美國的自身利益，但當前對美國中東政策具有重要影響的基督教右翼出于自身的宗教信念，依然強調維護以色列安全與擴張是美國中東政策的最重要目標。
　　除自身宗教信念外，基督教右翼對以色列的全力支持，也代表了美國公眾的某種情感傾向。對于很多美國人來說，支持以色列的原因主要是美國和以色列有著某種相似的建國經歷。這意味著，美國和以色列都是那些逃避宗教迫害的人建立的國家。他們最初建立國家的時候，都確定過某種崇高的理想和政治體制。而這種理想和政治體制，都建立在相對進步和民主的觀念之上。不僅如此，美國和以色列在建國過程中，都經歷過和當地原住民的沖突，都對原住民進行過鎮(zhèn)壓和屠殺。在民族和信仰的問題上，美國人不僅像猶太人一樣強調自己是“上帝選民”的國度，甚至更熱衷于把他們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混為一談。美國17世紀最具影響的清教神學家溫思羅普(John winthrop)，曾把美國說成是《圣經?新約》中提到的“山顛之城”和“照亮世界的光”。根據這種觀念，美國早期清教徒強調自己擁有某種神圣的特殊身份，可以采取超越通常道德規(guī)范的行動來實現自己的目標。當他們1637年在馬薩諸塞殖民地屠殺當地佩科特(Pequot)印第安人時，溫斯羅普甚至把這種行動說成是上帝計劃的一部分。此后，美國19世紀的神學家在解釋美國西進運動的合理性時，也把這種行動說成是“天定命運”和上帝的旨意。19世紀末，美國入侵菲律賓，麥金萊總統甚至把這種行動稱為推動當地土著的“進步”和讓他們“基督化”。今天，在美國基督教右翼眼中，布什主義和美國的軍事強權擴張依然被看成是上帝計劃的一部分。美國副總統切尼就明確表示：“如果一只麻雀落在地上都會受到上帝的關注，那么一個大國的崛起怎么可能得不到他的幫助?”特別是，美國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后的民意調查顯示，基督教保守主義者和其他美國人對于布什政府發(fā)動的這場“反對恐怖主義的戰(zhàn)爭”幾乎表現出同等程度的支持，他們之間的意見分歧甚至小于對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問題的看法。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基督教右翼長期以來一直受到民主黨內自由派聯盟的攻擊。因為在經過好幾個世紀的政教分離之后，大多數美國人都不愿意看到任何宗教派別對政府的政策制訂施加影響。但在中東問題上，民主黨自由派和基督教右翼卻始終保持著相似的立場。對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沖突，民主黨自由派的觀點甚至更接近于保守的基督教聯盟和道德大多數，而不是接近于支持中東和平的美國自由派教會。美國自由派政治團體的這種立場，雖然不排除猶太復國主義院外集團長期影響產生的作用，但更多的則是基督教右翼政治影響的結果。
　　
　　二、基督教右翼影響美國政治的方式
　　
　　美國基督教右翼近年來興起為一種政治力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美國共和黨內占主導地位的保守派為爭取擴大政治影響而造成的結果。多年來，共和黨一直強調在對外關系中推行以軍事干預為手段的強硬外交政策，在國內實行有利于富裕階層的經濟政策，因此始終是一個少數人的政黨。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共和黨內保守派逐步認識到，必須聯合美國社會中勢力日益強大的基督教保守派，才能擺脫這種政治上的困境。因此，盡管共和黨大多數成員并不是原教旨主義基督徒，但他們在競選中卻越來越多地依靠對于美國公眾具有廣泛影響的基督教右翼勢力支持。對于美國原教旨主義新教徒來說，他們傳統上其實并不熱衷于國家政治，甚至把政治看作世俗和腐敗的活動。但進入20世紀后期以后，他們也感到必須借助政府的力量，才能實現他們保守的政治愿望和對以色列的全面支持。
　　在這種雙方相互依托的背景下，美國共和黨在一系列引起廣泛爭議的社會問題上，開始采取保守的政策來迎合基督教右翼的立場。與此同時，基督教右翼領導人也積極行動起來，動員數百萬原教旨主義基督徒把選票投給共和黨。實際上，這些選民的經濟收入大多低于美國社會的平均水平，屬于美國貧困階層，本來都是民主黨的支持者。但他們對有關婦女權利、墮胎、性教育、同性戀等問題的觀點極為保守，和民主黨的自由主義政策常常發(fā)生矛盾。當這些原教旨‘主義基督徒看到共和黨的政策更加符合他們的政治立場之后，他們就開始轉而支持共和黨。在這種背景下，共和黨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聯合道德大多數和基督教聯盟等組織，通過無線電和電視廣播以及教堂的講壇在美國發(fā)起了一場右翼政治運動。此后，共和黨在基督教右翼的支持下，贏得了7次總統大選中的5次，并在13屆參議員選舉中8次占據 多數，眾議院選舉中也長期占據著控制地位。
　　共和黨聯合基督教右翼取得的成功表明，美國基督教原教旨主義運動在美國社會中的確具有相當強大的影響力。其實在當代美國社會中，具有宗教右翼傾向的人只占美國選民人數的大約七分之一。但由于他們參加投票和政治活動的比例大大高于普通美國民眾，因而能夠在全國和地方性選舉中發(fā)揮極為重要的作用。隨著共和黨和基督教保守派聯系的不斷加深，基督教右翼在美國一半以上的州協助共和黨一度控制了多數選票。這種情況在美國南部和中西部地區(qū)尤其突出，因為這些地區(qū)原本就是宗教保守勢力的大本營。對此，共和黨一位高級職員指出：“大多數共和黨人在政治上都屬于基督教保守派。他們當中很多人，無論是領導者還是普通選民，都是真正的原教旨主義信徒。”對此，美國宗教界內部強調政教分離的人也感到不安。美國自由派牧師林恩(Barry Lynn)指出：“美國的基督教聯盟現在雖然已經徹底崩潰，但令人沮喪的是這個聯盟中原來那些人大多已經進入政府部門。我每次去司法部的時候，總會看到從前曾經給右翼原教旨主義傳教士羅伯遜(Pat Robertson)擔任律師的那些人�！泵绹�《華盛頓郵報》也指出：“自從宗教保守主義形成一場現代政治運動以來，美國總統實際上已經成為這場運動的領導者。”對于這種現象，基督教聯盟領導人里德(Ralph Reed)則不無夸耀地表示：“現在你不用再朝著政府大樓扔石頭，因為你自己已經在大樓里面了。”他甚至還宣稱，“上帝清楚地知道，喬治?布什有能力按照這種方式來領導美國�！�
　　
　　三、基督教右翼影響美國中東政策的結果
　　
　　美國中東政策的制訂，往往與各屆美國政府對待以色列的態(tài)度密切相關。在傳統上，美國國內兩黨對以色列的態(tài)度有著明顯區(qū)別。代表美國自由主義觀點的民主黨，長期以來一直把以色列這個國家看作是被迫害猶太人的避難所，對以色列國家的民主體制也極為贊賞，再加上民主黨內猶太復國主義的巨大影響，因此民主黨政府歷來都積極支持以色列的各項政策，對待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國家的立場遠比共和黨更為強硬。相比之下，共和黨雖然在外交事務上通常較為保守，但對待中東問題的立場卻比較溫和。這主要是因為共和黨和美國石油工業(yè)聯系密切，不希望對以色列的過度支持得罪阿拉伯產油國。冷戰(zhàn)時期，共和黨政府還擔心和以色列的關系過分密切，會促使掌握中東石油資源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勢力轉向蘇聯或是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
　　在這種傾向性的主導下，美國自從以色列建國以來，歷屆共和黨行政當局為了自身利益，在處理中東問題時通常都會克服來自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和猶太復國主義院外集團的壓力，堅持美同外交政策強調國家利益的原則立場。1956年，艾森豪威爾政府在處理蘇伊士運河危機時，曾向以色列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它退出戰(zhàn)爭。1981年，里根政府曾不顧親猶太勢力的反對，決定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機載預警和控制系統。1992年，老布什政府甚至推遲向以色列提供100億美元貸款，以避免美國的援助對以色列當年關鍵性的選舉產生影響。鑒于美國猶太人大多傾向于民主黨，所以共和黨認為對以色列政府偶爾施加壓力，并不會遭受太大的政治損失。然而，隨著共和黨和基督教右翼聯系的日益加強，這種情況在小布什的共和黨政府執(zhí)政時期已經發(fā)生了徹底的變化�；�督教右翼勢力的不斷擴大，也使共和黨第一次意識到其選民大多具有強烈的親以色列傾向。甚至很多白宮高級官員，其中包括曾經擔任近東和北非國家安全事務主任的艾爾拉姆(Elliot Abrams)等人，都要定期與基督教右翼代表會面。對此一位共和黨領導人指出：“他們的勢力現在如此強大，已經把重點轉向對以色列的支持，并且反對政府做出任何讓步，這就使得政府做出政策決定的環(huán)境發(fā)生了徹底變化�！痹谶@種情況下，共和黨政府開始全力加強對以色列的支持。2001年阿克薩清真寺暴亂時期，小布什政府對沙龍的支持程度，甚至連最強硬的猶太復國主義者都感到驚訝。
　　就美國基督教右翼自身而言，盡管他們支持以色列的活動可以追溯到很多年以前，但這種支持直到近年來才成為原教旨主義運動的中心目標。結果，隨著基督教原教旨主義運動支持以色列的立場日益明顯，美國猶太人也開始重視基督教右翼不斷擴大的政治影響力，并改變了先前不與他們來往與合作的立場。美國原教旨主義領導人鮑爾(Gary Bauer)現在已經成為美國猶太社團的盟友，這在小布什擔任總統之前是從未有過的事情。
　　以上現象反映了這樣一種事實，那就是美國猶太人同樣需要得到基督教右翼的支持。因為在美國人口中，猶太人的數量實際上不到3％。而且美國的全部人口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支持以色列政府當前的政策。因此，不僅是美國的猶太社團，就連以色列政府也認識到美國基督教右翼政治勢力的重要作用，因而加強了和他們的聯系。2001年以來，以色列前總理沙龍和一大批以色列內閣成員都會見過美國基督教右翼領導人鮑爾，要求他給予更多的支持。以色列前總理內塔尼亞胡也明確指出：“我們現在沒有比美國基督教右翼更加重要的朋友和同盟�！�
　　冷戰(zhàn)以來，由于基督教右翼勢力對以色列的支持程度不斷提高，他們對美國中東政策的影響程度甚至超過了美國的猶太社團勢力。這種影響對于小布什政府來說，表現得似乎格外明顯。2003年6月，當以色列當局準備暗殺巴勒斯坦的伊斯蘭極端組織軍事領導人蘭提斯(Abdel Aziz Rantisi)的時候，布什政府曾對這項計劃表示反對。對此，基督教右翼動員其成員向白宮發(fā)送了成千上萬封電子郵件，抗議政府對以色列的責難。而這些電子郵件的作用就是發(fā)出一種威脅，警告小布什政府如果繼續(xù)對以色列施加壓力的話，他們這些選民在總統大選時就不會去投票站投票。結果，觀察家們注意到，小布什的言論在24小時內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后來，當蘭提斯于2004年4月被以色列暗殺時，美國政府的反應也極為低調。就像對待哈馬斯領導人亞辛被暗殺事件一樣，美國政府發(fā)表的聲明大多是為以色列的行動進行辯護而不是譴責。2002年4月，當布什政府要求以色列停止在西岸地區(qū)的軍事進攻行動時，基督教保守主義者再次向白宮發(fā)送了10萬封電子郵件，抗議美國政府對以色列軍事行動的批評。同樣，小布什政府也幾乎立刻停止了對以色列軍事行動的指責，并轉而為以色列的行動進行辯護。與此同時，共和黨占主導的國會甚至在國務院極力反對的情況下，通過了一項支持以色列行動的議案，并指責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動。2003年3月，當布什總統宣布支持中東和平路線圖的時候，白宮在兩個星期內再次收到了基督教保守主義者的5萬張明信片，抗議任何建立巴勒斯坦國的計劃。于是，美國政府很快改變態(tài)度，一度大肆宣揚的路線圖計劃，結果也不了了之。
　　除了對共和黨行政當局行為的影響外，基督教右翼的觀點對共和黨領導人言論的影響也同樣明顯。在美國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信念中，現實世界被劃分為絕對的善和絕對的惡。這種是非善惡的觀點，也直接影響著小布什總統有關中東問題的言論。2001年“9?11”事件 發(fā)生后的第二天，小布什總統就宣布：“這將是善與惡之間的一場殊死搏斗，不過善終將要戰(zhàn)勝惡。”小布什總統還認為，恐怖主義把美國作為襲擊目標，并非因為美國支持阿拉伯獨裁者，或是美國在中東部署軍隊，或是美國支持以色列的占領，或是美國對伊拉克政策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而僅僅是因為他們“仇恨我們的自由”，是惡對善的一種仇恨。在這里，布什顯然是把基督教福音書中有關個人內在品行中善惡的說教，用來作為區(qū)分國家性質的標志。在中東問題上，布什甚至用基督教的觀念來解釋他對伊拉克發(fā)動的戰(zhàn)爭，把這場戰(zhàn)爭描述為“光明照在黑暗之處，黑暗已經無法逃避光明�！备鼮榈湫偷氖�，小布什總統多次強調他是響應上帝的召喚來擔任美國總統的。正如美國記者伍德沃(Bob Woodward)所說的：“總統已經把他的使命和國家，想象成上帝偉大計劃中的一部分�！毙〔际部偨y自己也曾經公開宣稱：“要向地的四方發(fā)出死亡和暴力，來保衛(wèi)這個偉大的國家和消除世界上的罪惡�！币驗樗�相信自己已經接受了領導自由世界的責任，這種使命構成了上帝計劃的一部分。他還直截了當地告訴巴勒斯坦前總理阿巴斯(Mahmoud Abbas)：“上帝告訴我去攻擊基地組織，我已經去做了�，F在上帝又讓我去進攻薩達姆，我也去做了。”小布什總統的這些言辭表明，在他看來，伊拉克就是《圣經?舊約》中預言的新巴比倫。而反恐戰(zhàn)爭則是冷戰(zhàn)時期的意識形態(tài)戰(zhàn)爭之后善與惡之間一場新的戰(zhàn)爭。
　　相比之下，美國國內的東正教教會、羅馬天主教教會、“和平教會”以及其他新教教會，在中東問題上的立場都相對溫和平衡。他們一方面支持以色列維護和平與安全生存的權力，另一方面也反對以色列對西岸和加沙地帶的占領和殖民化，支持巴勒斯坦獨立，并號召耶路撒冷實行分治。但面對基督教保守主義如此強大的影響，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都很難接受這種溫和的立場，改變他們對以色列政府一味支持的政策。不過，這些代表美國多數民眾的教會，也沒有像他們對待有關貧困、種族公正和核武器競賽等問題那樣，聯合起來堅決反對美國政府的偏袒以色列政策。因此，未來無論民主黨或是較為溫和的共和黨政府上臺，都不大可能無視基督教右翼勢力在中東問題上的影響。除非美國的自由主義教會能夠像右翼原教旨主義那樣，把他們的力量聯合起來支持和平與公正地解決巴以沖突問題，才有可能抵消基督教右翼對美國中東政策的影響，促使美國政府改變其保守的中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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