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李伯安先生生前曾經擔任《名人傳記》雜志美術編輯工作，其在工作崗位上兢兢業(yè)業(yè)、勤勤懇懇，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努力。作為一名水墨人物畫家，他在繪畫專業(yè)的領域也留下了可以傳世的優(yōu)秀作品。李伯安先生的《走出巴顏喀拉》人物長卷是中國20世紀現實主義藝術的最為優(yōu)秀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國20世紀文化現代性探尋過程中的經典作品。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南方周末》評出了三十年來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十件美術作品，其中包括李伯安先生付出十年心血創(chuàng)作出的《走出巴顏喀拉》國畫水墨長卷。其藝術成就在繪畫界得到了普遍的贊譽和肯定。吳冠中先生曾在李伯安先生畫展上留言，稱其為“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馮驥才先生稱他為“罕世和絕代的畫家”。黃永玉先生稱他為“近百年來中國最偉大的畫家”。今年5月2日是李伯安先生逝世十一周年的日子,本刊特發(fā)表著名文藝評論家何向陽和我社副總編輯王國欽的文章，以示紀念。
　　
　　寫下這五個字時，李伯安已經離開我們十一年了。十一年，對于瞬息萬變的信息時代而言，是漫長的，這個時間足以消弭一切昨天還新鮮的事跡，何況是對一個已經漸行漸遠的故人。
　　那么，為什么我還要寫下紀念？實在是因為這個走遠了的人身上有著我們時代不該淡漠的氣息。
　　我和李伯安不算熟識，豈止不熟悉，在他生前，我們從沒有正式謀過面。對于他的認識，是在他去世后開始的。讀了他的畫冊、畫展，讀了同仁寫他的文章，行走在他頂天立地的人物之間，心緒難平，以至幾次提筆，均無法落在紙上。我深知是遭逢了一個純粹的人。以前往往明了世上有那么一種人，他借了某種藝術傳達內心之旅，與人眾與萬物共同成長，直至使命完成，從容放下。這放下的事物里有時包括生命。針對著人類歷史中的這樣一個群族，不同的人表示著千差萬別的看法，一種常見的觀點是，對于生命而言，沒有比之更可貴的，任何加諸生命之上有損生命的勞役都可視作扭曲，所以，許多人選擇了正常的生活，而遠離某種耗人心血的藝術、思想，或者，選擇了思想、藝術的人也多知保護自己免受激情之火的灼傷，哪怕由此付出的是平庸的代價。當然，更有甚者，選擇了藝術并不以藝術為目的，而是通過藝術的獲得去謀取藝術之外的專屬個人的東西。自然，這第三條路，已不在藝術之列。
　　但是李伯安不，他走的是另外一條路。
　　他選擇了藝術，企望通過藝術傳遞他內心的想法，對于世界、對于人、對于繪畫，他把諸種認識與理想放進去，卻唯獨沒有把自己放進去，或者說，在成就藝術的目的時，藝術就是藝術，藝術不是給藝術家?guī)�來功利的手藝。唯其如此，在另一方面而言，他又將自我深深地放了進去，自我是藝術通過的手段，“我”的身體“我”的智慧“我”的能量，是藝術達到藝術目的的手段，藝術憑借“我”從一個高度上升到另一個高度，而不是相反。
　　1998年到2000年，因為寫作，我陸續(xù)走過黃河的諸多段落。八省之中，青海一段最為艱辛，大雨滂沱泥石滑坡時我在峭壁懸崖親見翻到深深的溝壑間的車輛，天上落雨一般在一路碎石中穿行。那次去巴顏喀拉的路上，我只走到興海、貴德，黃河的激流在兩峽之間打著深漩躍過。如果不是高于生命的藝術目的的牽引，我想那條《走出巴顏喀拉》的路不會屬于我。四千二百米海拔準備的氧氣罐最終沒有用上，臉部已經開始浮腫，但鉆到氈帳里和藏民一起笑的樣子仍是燦爛，還有什么值得放在值與不值的秤上稱量的呢？我不知李伯安是如何走通了那一段落的，高原的反應，語言的不通，生理的、心理的挑戰(zhàn)有時到了人所能耐受的極限，但是都不足論，以它們換算為《走出巴顏喀拉》的鴻篇巨制，李伯安完成了，藝術通過他完成了使命。所以當有人為那些巨作震驚又轉而在巨作面前嘆惋他個體生命的短暫，而稱之為犧牲時，我的看法不同。那些畫中的人物，我深知他們的所來之徑，面對他們，我受到深深的撼動，而創(chuàng)造他們以給我們這種情懷的人，我知道，他在通過他們給我們講生命的原義，講不朽中真正的惜生。
　　我們不能忘了這個藝術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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