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阿Q的命運 　　1983年12月22日，圣誕節(jié)前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首都柏林。 　　這是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德國的阿Q在此時此地實現(xiàn)了自己的宿愿之一:他終于得到了小尼姑（修女），雖然憑借著暴力。施暴之后，阿Q吃驚地發(fā)現(xiàn)：小尼姑死了！
　　處理好小尼姑的尸首，阿Q和同住的王胡繼續(xù)喝酒，在酩酊大醉中憧憬著偉大的革命，幻想著推翻他們既畏懼又痛恨的“老爺”。就在他們喝高了的時候，革命發(fā)生了。更令他們郁悶的是，他們堅信本該作為被革命的“老爺”，卻搖身一變，成了革命的領(lǐng)導者。
　　次日清晨，“革命老爺”下令逮捕了阿Q，罪名并非昨晚的強奸和殺人，而是莫須有的盜竊。革命的鐵拳盡管并不準確，卻依然是堅硬的:阿Q被判處了死刑并立即執(zhí)行。
　　在荒誕和血腥中，阿Q結(jié)束了他的德國故事。
　　在東柏林德意志劇院大廳首演的話劇《阿Q的真實故事》，獲得了觀眾熱烈的掌聲。隨后幾天的門票，立即成為搶手貨……
　　
　　海因:“移民”中介
　　幫助阿Q“移民”到德國的，是一個名叫克里斯托夫?海因的劇作家。
　　海因是東德人，卻因“政治成分”不好，在西柏林求學。就在東德政府不斷收緊對西柏林的封鎖前，已經(jīng)在西柏林生活多年的海因卻在1960年回到了東德故鄉(xiāng)萊比錫，這時他16歲。在1961年柏林墻建造起來之前，據(jù)說有將近250萬的東德人涌入了西柏林，海因卻走了一條相反的路。
　　因為西柏林的生活經(jīng)歷，海因沒能到萊比錫大學學習戲劇，可他并沒有放棄對戲劇的追求。后來，他為瑞士劇作家、導演本諾?本森擔任助手，而本森此時正是柏林“自由人民劇場”的負責人。
　　在本森幫助下，海因做了“戲劇助理”。自1973年（29歲）起，他終于成為專職劇作家。然而從成果來看，他非常失�。�5年間他雖然完成了十七部劇本，卻只有一部半得以通過審查而上演。
　　1979年，本諾?本森因不滿當局干涉演出，離開了東德。海因也被劇場領(lǐng)導掃地出門，他當時完全有機會和本森一起離開東德，可是他選擇了留下。
　　生活是現(xiàn)實的:海因靠當翻譯、給電臺寫廣播稿，艱難地維持一家大小的生活，他的一切生活細節(jié)都被東德秘密警察監(jiān)控。
　　事業(yè)和生活的雙重壓力下，海因反而迸出了藝術(shù)的火花，1982年他憑借小說《陌生的朋友》一舉成名，并在東德文化界引起很大反響。1983年，他將魯迅的《阿Q正傳》移植到德國背景下，創(chuàng)作了話劇《阿Q的真實故事》，更是掀起大辯論。
　　
　　阿Q的德國生活
　　雖然“移民”到了德國，阿Q的境況還是和在中國時一樣糟糕。他和王胡一起住在破廟中，屋頂還有個大洞，風雨無遮。更令他煩惱的是，天氣也和他過不去，幾乎天天下雨。
　　整部戲的場景，始終是那個破廟，暗示著精神上的無家可歸。能住進這破廟，對阿Q和王胡來說，已是相當不容易。盡管深深受害于屋頂?shù)拇蠖�，阿Q和王胡卻根本不屑去修補它，而是天天忙著高談闊論，向往革命。
　　他們被掌權(quán)的“老爺”控制著，作為“老爺”代表的守廟人和鄉(xiāng)村警察可以對他們?yōu)樗�欲為，他們因此而堅信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將“老爺”推翻�?
　　和中國阿Q不一樣，德國的阿Q變得有學問了，滿嘴的哲學和政治學術(shù)語，尤其陶醉于“無政府主義”這個詞的音節(jié)。阿Q雖然不理解這個詞的真正含義， 卻聲稱“這是個好詞”，“鋒利而且有力”。他因自己的處境，充滿了對暴力和毀滅的向往，自己也常念叨：“我充滿了仇恨”，幻想著“把自由的敵人、人民的敵人像小貓一樣掐死”。
　　德國阿Q嘗試著改變自己的命運。他進了趟城，衣著光鮮地回來了，據(jù)說是他經(jīng)商成功了。他帶回了好些時尚的奢侈品，吸引了村里的上層人物，連那個從不露面的“老爺”，也派人前來購買。阿Q為心儀已久的小尼姑（劇中改稱修女）留下了一件高檔晨褸。小修女（尼姑）被這件美麗的衣服吸引，忘記了應有的警惕，在風雨之夜前來破廟，終于遭遇不測。
　　與阿Q相比，王胡是更為典型的德國知識分子。阿Q對金錢、性、權(quán)力等充滿了欲望，而王胡的所有人生欲望似乎都被磨平了，心如死水。唯一的愛好就是教導阿Q要讀些書，才能真正理解“無政府主義”這個“美麗詞匯”的含義。在阿Q被處決后，王胡才表現(xiàn)出了一點點“欲望”：一方面擔心命案會牽連自己，另一方面也貪圖阿Q留下的那張破床墊，終于卷“墊”逃跑。
　　這一連串看似布局相當散漫的荒謬事件，通過劇中人物的大量對話串連起來，海因自己總結(jié)道：“阿Q是被一個他所不能理解的時代所強暴的，是體系化的社會暴力的殉道者�！�
　　
　　劇場外的荒誕
　　在中國被當作反封建大旗而高高舉起的《阿Q正傳》，在東德則似乎成為諷刺現(xiàn)狀的居心叵測的“惡搞”。
　　“阿Q”這個形象，在德國并不陌生，早在1928年就被翻譯介紹到了德國。二戰(zhàn)之后，德國分裂，東德力推魯迅。但隨著中蘇大論戰(zhàn)，魯迅也成為忌諱的話題。相反，此前因意識形態(tài)而冷淡魯迅的西德，卻從1968年的自由主義運動開始，熱捧魯迅。
　　從1979年開始，無論是在東德還是西德，學者和公眾的注意力都開始從“政治的魯迅”轉(zhuǎn)向“文學的魯迅”，海因的話劇《阿Q正傳》就是這個階段的標志性作品。
　　當時的東德，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內(nèi)部變革呼聲高漲，鄰國、尤其是同胞手足的西德，給東德的執(zhí)政者也施加了巨大的壓力。執(zhí)政者不斷在調(diào)整自己的姿態(tài)和行為。許多知識分子在夢想著變革的時候，卻感覺到自己的無力和蒼白。
　　戲劇界的同行們猛力批判該劇，但德國社會統(tǒng)一黨的黨報《新德國》，卻出乎意料地對此保持了沉默，這令《阿Q正傳》僥幸躲過了禁演的命運。
　　為了表達某種姿態(tài)，當局還是動用了一支看不見的手：將該劇從大廳移到了小廳，每周只能演出兩場。即便如此，《阿Q正傳》還是連演了46場，成為當時德國文化界的奇跡。與此同時，阿Q旋風席卷了德國的另一半國土――西德，并在西歐其它國家引起巨大反響。相比較而言，東德反而成為這出“為東德觀眾而寫就”的戲劇最沉寂的地方。
　　早在1930年，剛誕生不久的《阿Q正傳》被首次改編成了電影劇本《面包與女人》，走上拳頭加枕頭的商業(yè)化道路，引起魯迅的激烈反對。從那之后，阿Q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每一次改編，都擔負起沉重的政治使命，阿Q，仿佛成了傳遞某種理念的一個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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