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9月15日，百年投行“雷曼兄弟”破產。如果將這一天視為這場危機的起點，到如今，這場危機迎來了周年祭。 　　 　　“這個世界會好嗎?” 　　
　　這是一個過于寬大的命題，源于1918年，快要過60歲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員外郎、學者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正在北京大學當哲學教授的兒子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無疑，面對過去一年的金融劫難，無論富人窮人，為政者從商求學者，時刻在彼此追問或心底自問：這個世界會好嗎?
　　3月初，來到北大脫產研修經濟學。早春二月，北國還是冷徹入骨。
　　北大燕園，晨霧未消，未名湖上，一半是湖水，一半仍為冰雪。在博雅塔下構成的這一奇異意象，一如金融危機惡化半年以來，正身處的“U”型底部。
　　多少有點始料不及，我和同學的住宿被安排在暢春園地下室。
　　原因很簡單，金融海嘯來了，銀行贊助未談妥。
　　4月初，出資人談定，走出地下室，但依舊身居樓層底部，危機的烙印已經深深燙上。
　　
　　是W是V還是L?
　　
　　基本上，每個前來講課的教授言必稱金融危機，都熱衷于用簡單英文字母來傳達預期。國內政界要人如畢井泉等，基本都看好中國乃至世界的復蘇，一般認為是W型或V型，國外金融界的如黃曉光等，相對悲觀地預期為L型。
　　小W型增長也是財經班項目創(chuàng)辦人之一的林毅夫教授的觀點，不過那時他已奔赴世行。北大周其仁院長以一貫的幽默介紹說，直到去年5月31日在機場為林毅夫送行，他也不明白世界銀行為什么要把林請去當首席經濟學家和高級副行長。
　　現(xiàn)在，我們總算比較明白了一點，世行決定聘請一個中國的經濟學家，原來是因為世界出了問題!
　　世界出的問題普遍被解讀為貪婪。
　　歸到一點，現(xiàn)代銀行或者說“影子銀行”們的高杠桿效應，正在背離銀行的基本屬性。
　　花旗銀行(中國)有限公司行長黃曉光作出檢討：還是要回歸到最初的規(guī)范，行長必須對金融創(chuàng)新產品有基本判斷，
　　“不要迷信你看不懂的東西，不要迷信，要誠信。”
　　年初，北大教授盧鋒拜訪美國幾大金融機構后發(fā)出感慨：那些動輒厚達幾千頁的金融衍生品報告，那些推演公式的復雜性與相互制約，連他這個受到西方經濟學嚴格訓練的正牌教授都看不大懂。
　　當金融危機席卷而來時，我們才意識到，許多銀行其實并不了解他們買賣的金融工具，那些被專業(yè)評級機構貼上優(yōu)級標簽的證券其實一文不值；這時我們也發(fā)現(xiàn)，那些普通百姓認為太復雜而無法理解的，對于炮制出各種等式的“金融巫師”們來說，同樣是一團謎題。
　　
　　危機過后不應有更大的危機
　　
　　擔任路透社多年記者的清華大學“全球財經新聞”項目主任周乃菱博士，講述了發(fā)生在英國的一件趣聞――去年底，英國女王訪問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出了一道讓經濟學家們難堪的難題：為何沒有人料到會發(fā)生這么大的金融危機?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是最好的預言家。他在1994年，預言亞洲可能發(fā)生金融危機，1996年他把預測寫進《流行國際主義》這本書中。
　　至于全球性危機，早在10年前克魯格曼就預警過。
　　這位“自凱恩斯以后，文章寫得最好的經濟學家”，在《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初版序言中，發(fā)出了忠告：“迄今為止，真正被這種剛剛變得無法治療的病菌感染的人，其實只是少數(shù)；但對于我們中間目前為止還算幸運的人而言，聰明的做法應當是不惜一切代價尋找新療法、新預防方案，以免我們最終也淪為它的獵物。”
　　克魯格曼說必須對所面臨的問題進行清晰的思考，“有人說，經濟問題是結構性的，沒有藥到病除的良方，我卻認為，妨礙世界繁榮的重大結構性障礙只有一樣，就是那些充斥在人類頭腦里的陳舊教條�！�
　　克魯格曼近日判斷說，世界避開了大蕭條，目前正處于“大致穩(wěn)定”的狀態(tài)。
　　路透社說，但隨全球經濟在各國政府大規(guī)模刺激措施扶助下逐漸走出衰退深淵，這一擔憂也在逐漸消散，類似大蕭條的可怕景象并沒有出現(xiàn)。鄰國日本宣稱經濟5個季度來首次呈現(xiàn)正增長。
　　但是，在一年后的今天，所有遭遇和見證了危機的人們，最大的期待莫過于：“危機過后，不應有更大的危機�！�
　　
　　中產惶恐：痛苦是實實在在的
　　
　　金融危機改變了世界經濟的版圖，在改變成千上百萬普通人的生活后，還改變了人們的觀念。雖然現(xiàn)在的口徑統(tǒng)一是“企穩(wěn)向好”，但痛苦還是實實在在的。
　　《南方周末》8月曾做過一個題目《“中產”之后》，放在這個特殊節(jié)點，中產之后是什么?是惶恐。根據這一輪金融危機的人群影響分析，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的結論是，
　　“富人遭受最大損失，窮人最沉重，中產最惶恐”。
　　早在經濟寒冬來臨的3年前，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作出了更大膽的預測：中產階層的消逝。他設置的問題很簡單，
　　“一、房貸造成你很大的生活壓力嗎?二、你是否不敢結婚，或是不打算生兒育女?三、孩子未來的教育費用讓你憂心忡忡嗎?”如果有任何一個答案為是，你就會被踢出中產階層的行列。
　　大前研一中產萎縮的預言現(xiàn)在正加速實現(xiàn)。
　　對中國來說，雖然實體經濟在巨額政府投資的拉動下保持了GDP上的增長，達沃斯傳出消息說，中國內地全年新增貸款將達9.5萬億，但內需依然無法有效拉動。
　　對中產之后的人們來說，要么努力進入高收人群體，要么往下走，返貧為低收人群體。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懼，只能在“前半輩子用命換錢，后半輩子用錢換命”的路徑依賴中繼續(xù)走下去。
　　多年前認識的一個IT界朋友，在北京有一房一車一媳婦，除去提成外的固定年收入為30萬元，還拿著公司期權。夫婦倆都34歲了，但依然不敢貿然“制造小孩”。
　　他調侃說，“電力、通信和石油領域的福利，都是按照國家法定最高標準扣繳，其他的民營企業(yè)集中的行業(yè)，則大都是按照法定最低標準執(zhí)行。”“要有小孩，收人起碼得到50萬�！痹谒�看來，中產階層是沒有保障的，只要發(fā)生個意外，馬上就貧民了。
　　相對富人來說，中產基本上不擁有“生產資料”，他們往往有少量“資產”，例如一兩套房產或幾十萬市值(估計已經縮水到幾萬)的股票等。但這些東西可以在頃刻之間變得一錢不值，即使金融危機過去，也不大有靠它們在短期里重新“生產”出新財富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金融危機把富人降低為中產，把中產降低為窮人。但等到經濟恢復以后，過去的富人很快就回到富人行列，而過去的中產則很可能一去不回。而中產的消逝，對社會結構所起到的穩(wěn)定安全閥作用，值得我們仔細考量。
　　
　　(摘自《長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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