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十七大之后，大型國有企業(yè)的老總出任黨政要職成為一種趨勢，尤其在今年4月迎來了又一輪相關人事任免潮：2日，原中國電子科技集團總經理王志剛出任科技部黨組副書記，并主持黨組工作；11日，蘇樹林被任命為福建省政府副省長、代省長，而在上個月，他的身份還是在世界500強中排名第7的中國石化集團公司總經理。
　　加上之前的山西潞安礦業(yè)集團董事長任潤厚、河南煤業(yè)化工集團董事長陳雪楓分別當選為本省副省長，這一群體正陸續(xù)成為從商場轉戰(zhàn)官場群體中的新力量，社會各界對這種“商而優(yōu)則仕”的趨向，有著熱烈的關注和討論。
　　
　　先例不勝枚舉
　　中央于去年及今年先后出臺黨政機關與國企干部交流機制，建立高級經理學院，使之成為中國六大高級干部學校之一，加強了對國企高管的培養(yǎng)力度，政企高官（管）相互間的角色轉換也日趨頻繁。
　　媒體在報道這些消息時也大多持肯定態(tài)度：“在中國推進現(xiàn)代化和改革開放的進程中，長袖善舞的國企老總，也有望在政治領域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逼鋵�，在我國的干部管理體制下，國企老總和政壇干部之間的對調從來就不少見，大部分的國企老總本身就是黨政干部。而2006年8月的《黨政領導干部交流工作規(guī)定》就要求實行黨政機關與國有企業(yè)、事業(yè)單位之間的干部交流。
　　著名公共行政學專家、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指出，1999年中央曾發(fā)文取消國有企業(yè)行政級別，隨后又發(fā)文稱44家大型國企老總享受部級干部待遇。從理論上和程序上看，國企老總已不屬于公務員序列，而是介于管理高官或技術高官兩個序列之間的高官。
　　在地方黨政首長中，和蘇樹林履歷類似的是一抓一大把。如北京市委書記劉淇曾任武漢鋼鐵公司經理，海南省委書記衛(wèi)留成曾任中海油董事長，廣西區(qū)委書記郭聲琨曾任中國鋁業(yè)黨組書記。
　　有相當一部分人贊同，正是蘇樹林的學識和經歷決定了他在商界、政界中可以做到游刃有余。2006年，他從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的任上轉任遼寧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僅8個月之后，中石化董事長陳同海貪腐案發(fā)，蘇樹林迅速脫離政界成為救火隊長。加上此次履新，蘇樹林已是在政商兩界幾進幾出。
　　同樣，在中央和部委領導中，也不乏王志剛這樣履歷的領導干部，且更有分量，這也是過去“重工”思維下形成的淵源。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就曾任中石油總經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兆國曾任二汽黨委書記，工信部部長苗圩曾任東風汽車公司總經理，前國務院副總理吳儀更擔任過北京最大的石化企業(yè)燕山石化公司黨委書記。只不過，過去政商之間的角色轉換是漸進式的，遠沒有近兩年這樣集中和頻繁。
　　
　　優(yōu)勢帶來活力
　　粗略翻看這些過去的企業(yè)家、如今的政壇新生力量們的履歷，不難發(fā)現(xiàn)，他們都主要來自鋼鐵、電力、石油、汽車等在國家經濟中占支柱性地位的重點行業(yè)。
　　“除了對市場經濟運作非常熟悉之外，國企高管通常還擁有國際化的視野和現(xiàn)代化的管理理念。”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郭巍青認為。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越來越迫切需要一批具備現(xiàn)代化、國際化視野和管理經驗的黨政官員。相較于單純的政工干部、理工科干部，國企高管在這方面無疑更具優(yōu)勢。在國際地位日益提升、與世界打交道越來越多的中國，這種人才也備受倚重。這似乎是解釋“商而優(yōu)則仕”的主流原因。
　　例如53歲的王志剛，長期從事電子科技研究，2003年9月開始任中國電子科技集團總經理。他是神舟載人航天工程副總指揮、嫦娥探月工程副總指揮，被譽為“航天少帥”。此番進駐科技部，王志剛責任重大。
　　當然，除了他們對經濟工作的熟稔，年齡優(yōu)勢也令外界看好其仕途。他們大多是在改革開放后上大學、參加工作的，年輕是他們共同的特征。如蘇樹林、竺延風、艾寶俊、陳川平等都是“60后”，稍大一點的李小鵬、肖亞慶等人也是1959年生。
　　通過出身國企老總的這些政要近幾年來的施政表現(xiàn)，可見他們身上往往有著新銳的理念。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前中海油總經理衛(wèi)留成在剛開始擔任海南省省長后，也把企業(yè)強調執(zhí)行力和效率的作風帶了進來。他在全國率先制定了一個《行政首長問責制暫行規(guī)定》，寫明省長有權對基層政府首長的不作為和瀆職等行為啟動調查和處理程序，包括通報批評、勒令辭職等。
　　
　　政商兩界的界限
　　但國企老總頻繁入仕，并非全是叫好聲，尤其在學界，竹立家教授就保留了自己的意見。他認為政府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政府的目標，政策的制訂、執(zhí)行都是要本著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的目標來推動。但企業(yè)卻是在市場中運行的經濟實體，其管理和政策目標或價值目標，都與政府目標大相徑庭。
　　政界和商界有融合，但更多的還是區(qū)別。海南省委書記衛(wèi)留成與網友在線交流時曾談到一個小故事：“在中海油的收入與在海南省委的收入，兩者差距是非常大的，當初我還以為是小數點打錯了。但是感覺也不一樣，作為一個地方官，能夠給老百姓做一些好事、實事，得到老百姓認可，是另外一種收獲�！�
　　不可否認的是，在民眾心中總會覺得，由于主要國企的絕對優(yōu)勢地位，國企老總似乎要比政府官員好當得多。而國企領導轉任政府官員，要是成為簡單的政治企業(yè)家，把政府當作企業(yè)去經營，或僅僅為政府自身的利益考慮而使其公司化，那很可能會帶來很嚴重的后果。因為政府行為企業(yè)化是一種巨大的風險，這也意味著以提供公共產品為己任的政府更深度地滑入單純追求效率的泥淖。
　　“在當下，中國相當一部分地方政府的嚴重問題就在于他們的公司化，不斷為了這個‘公司’的利益做出侵害人民利益的惡行。因此，國企領導人轉任政府官員必須調整心態(tài)，從企業(yè)家轉變?yōu)檎�治家�！敝袊�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陳光金的擔心不無道理。
　　竹立家教授則認為這些國企老總在企業(yè)界工作多年之后，又回到政界工作，所依據的是什么樣的程序和法律法規(guī)？而這些人回到政界之后，對政界那些已苦熬多年到達一定程度的高級官員有什么影響？難保不會產生蝴蝶效應。
　　因為在國外，商人從政可謂司空見慣，但是中國歷史上卻少有這樣的傳統(tǒng)。大批國企老總從商人走上官員的道路，他們雖是處在市場經濟改革的最前線，轉任政府高官對于政府提升效率有其優(yōu)勢，但這一群體幾乎都出身于壟斷國企，其思維方式和立場難免受到壟斷行業(yè)利益影響，其自身就存在爭議。無論是企業(yè)家還是政治家，統(tǒng)率全局的戰(zhàn)略眼光都是必備的素質。地方經濟要又好又快、可持續(xù)發(fā)展，對政府管理者的要求應該更高。
　　深圳在這方面的探索再次走在了前面。據今年2月出臺的一項規(guī)定，深圳市屬國企老總任免權從政府部門手中松動，這些包括水、電、煤氣、公交等眾多公用事業(yè)單位在內的大型國企“掌柜”，都不再由政府部門任命，而是由企業(yè)董事會直接選聘。外界一致認為這對破除國企的壟斷思維有重大促進作用，也是地方黨政領導先進執(zhí)政思路的完美體現(xiàn)。
　　政企有別，公眾雖不是特別清楚，但會有個大致的概念。政界的工資待遇等即便是部級領導年薪也不到20萬元，而國企老總卻是動輒上百萬以上的年薪。竹立家教授提出設想，高級干部在企業(yè)界、學術界、政界之間的相互流動，如果形成一種趨勢，應該考慮對國企高管薪資福利等實行公務員化。而目前正在進行中的事業(yè)單位推行績效工資改革問題，就是要探索解決國企老總天價高薪難題。
　　政府的工作與企業(yè)的工作，差別巨大。一個人可能當好企業(yè)老總，卻未必能當好政府領導，反之亦然。可以想象，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fā)展，過去傳統(tǒng)社會里的萬金油干部只會越來越少，現(xiàn)代社會治理的專業(yè)部門對專業(yè)化干部的要求非常高。因此，完善傳統(tǒng)干部管理體制下官商之間的雙向通道，才是我們樂意看到的。例如科研出身的王志剛能繼續(xù)在科技部任職，礦業(yè)專家任潤厚分管山西工業(yè)和安全生產。畢竟，培養(yǎng)復合型、專業(yè)型干部人才兩種方式均不可偏廢，那是我們未來的目標，更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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