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的地緣政治隨著歷史的推移、周邊政治地圖的變遷而發(fā)生變化,并呈現(xiàn)不同的時代特點。 　　 　　地緣政治關系是國際關系的重要內容。新疆的地緣政治因素是獨特的、動態(tài)的,隨著歷史的推移、周邊政治地圖的變遷而發(fā)生變化,并呈現(xiàn)不同的時代特點,對中國西部安全和新疆社會政治穩(wěn)定,也產生不同的影響和作用。
　　
　　晚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衛(wèi)京師
　　
　　在古代,新疆以西的境外,沒有出現(xiàn)過能向中國中央王朝挑戰(zhàn)的敵對勢力。但19世紀中葉以后,隨著西方列強特別是英、俄對亞洲大陸的擴張加劇,新疆面對的國際環(huán)境發(fā)生重大變化。英國殖民主義者由印度殖民地北上,沙俄則由西伯利亞南下,雙方在中亞直接對峙,新疆從此處于英、俄兩大殖民勢力的夾擊之下。
　　也就是在沙俄大舉征討中亞之時,1865年中亞浩罕汗國(在今烏茲別克斯坦)軍官阿古柏入侵南疆并建立政權,得到英國支持。1871年沙俄趁亂攻入北疆,霸占伊犁。新疆陷入被肢解、瓜分的嚴重危機之中,一方面清朝統(tǒng)治受到沉重打擊,但另一方面,新疆畢竟未被瓜分出去。事實上,在棄還是收新疆這樣的大事上,清廷內有過激烈的爭論。左宗棠站在清帝國生死存亡的高度,力主規(guī)復新疆。他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wèi)京師”,中國西北地區(qū)猶如手臂與手指一樣是相互關聯(lián)的整體,新疆不穩(wěn),蒙古也將不安,不但陜、甘、山西一帶時刻可能遭到侵擾,而且直隸北部京畿重地亦將無晏眠之日。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衛(wèi)京師――這既是對新疆戰(zhàn)略地位的確認,也是對當時新疆地緣政治形勢與國家安全關系的冷靜分析。在此后20年,西方人方才構筑起地緣政治學的一些基本理論,而左宗棠的這段地緣政治的精彩分析,時至今日仍令人嘆為觀止!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在1904年提出歐亞“心臟地帶-樞紐區(qū)域”的著名三段論:誰統(tǒng)治了東歐,誰就主宰了心臟地帶;誰統(tǒng)治了心臟地帶,誰就主宰了世界島;誰統(tǒng)治了世界島,誰就主宰了全世界。這一名言中的“東歐”,指稱的是廣闊的歐亞腹地,或認為這個“心臟地帶”也包括了中國的新疆。這里是“亞洲的樞紐”和“亞洲內陸的十字路口”。這說明中亞和我國的新疆在西方殖民者眼中的重要地位。當然,“心臟地帶”和“世界島”的預言未必正確:當年的蘇聯(lián)既控制東歐又統(tǒng)治中亞的大部分,卻并未能主宰世界。
　　
　　民國時期:孤懸塞外強鄰虎視
　　
　　辛亥革命爆發(fā)不久,在沙俄唆使和武力支持下,外蒙古上層于1911年12月宣布獨立,建立“大蒙古帝國”。這一事件直接威脅到新疆的安全。1912年剛剛就任新疆督軍的楊增新將軍指出:新疆孤懸塞外,自清朝開辟西域直至改建行省,中原對新疆的投入早已不可勝數(shù),而目前面臨強鄰虎視和外蒙古的狼貪,“只怕此一大好河山即將淪于異族之手”。
　　楊增新此所謂的“孤懸塞外”,是辛亥革命后整個民國時期新疆地緣政治的基本形勢概括。此時的新疆面臨左右兩個方向的威脅。
　　右面是外蒙古“獨立”。1913年6～7月,俄、蒙軍進犯新疆阿勒泰,新疆省軍迎頭痛擊,守住了這片疆土。俄國十月革命后,外蒙古地區(qū)成為俄國白匪軍活動的天地,俄國白匪軍與日本帝國主義相勾結,積極推行“大蒙古計劃”,企圖建立日本卵翼下的傀儡國。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勝利,建立君主立憲政府,1924年11月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
　　左面是蘇聯(lián)的五個中亞民族共和國的相繼建立。十月革命后,沙俄遺留下的民族殖民地是蘇俄首先面臨的問題。蘇俄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承認“民族自決權”,具體說,就是在邊疆民族地區(qū)組建獨立的民族國家,然后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實現(xiàn)“重新聯(lián)合”,建立蘇維埃聯(lián)邦。楊增新立即認識到,蘇俄“所倡之回教獨立問題,不分國界,實大有影響于新疆”,新疆回教各種族“與俄邊境種族姻婭往來,關系密切,將來俄屬回族(指伊斯蘭教各族)獨立,既成潮所激,殊覺危險”,因此“目前最當嚴防者,惟此回教獨立問題”。
　　這樣看來,這位新疆督軍早在1920年就已深切地感受到來自中亞的“民族自決”思潮的沖擊。而如果說“民族自決”在新疆還是個比較抽象的說法,那么,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在分裂新疆過程中已有著具體的鼓動內容。泛伊斯蘭主義鼓吹的是以伊斯蘭統(tǒng)一全世界,其基本原則是宗教的;泛突厥主義則蓄意在當今世界虛構一個“大突厥民族”,并以此建立一個“大突厥國”,其基本原則是民族或種族的。1933年和1944年,在南疆喀什和北疆的伊犁先后建立了兩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就是“雙泛”孕育出的怪胎。前者是英帝國主義一手策動的,后者則是當年蘇聯(lián)出自利己的沙文主義動機插手“三區(qū)革命”的具體表現(xiàn)。
　　從1911年至1949年的民國時期,“孤懸塞外”的新疆的地緣政治環(huán)境十分險惡,其間還有多次中亞難民流入事件、白俄敗兵竄入事件、蘇聯(lián)紅軍多次入新事件和1947年中蒙北塔山戰(zhàn)事。新疆不僅孤懸塞外,而且民族宗教情勢極為復雜、在“三北“(東北、外蒙古和西北)中處境最微妙,但最終并未像外蒙古那樣分裂出去。
　　
　　從友好的后院到“反修前線”
　　
　　1949年新中國建立,新疆和平解放,1950年,中蘇簽訂友好同盟條約,開始了中蘇兩國最友好的時期。這一時期,新疆和中亞作為中蘇兩個友好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后院,政局穩(wěn)定、經濟發(fā)展,其間經濟關系發(fā)展、人員友好往來。印度也在二次大戰(zhàn)后獲得獨立,成為中、蘇友好鄰邦。整個20世紀50年代,新疆的地緣政治關系十分和諧,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
　　20世紀50年代末,中共和蘇共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發(fā)生意見分歧,后來竟發(fā)展到中蘇兩國之間的尖銳對抗。1962年春,蘇聯(lián)駐新疆領事館引誘、煽動、脅迫中國公民逃蘇,制造了“伊塔事件”。其后蘇聯(lián)大量增兵中蘇、中蒙邊境,至1975年,在中蘇邊境和蒙古駐軍達45個師近百萬人。在中蘇關系急劇惡化之時,中美關系一直高度緊張,時值國內又遭受三年自然災害,臺灣的國民黨叫囂反攻大陸,印度又趁機挑起中印邊界戰(zhàn)爭,西戰(zhàn)場就在新疆西南緣的阿克賽欽地區(qū)。
　　1969年,蘇聯(lián)已完成從東歐向中亞調動戰(zhàn)略轟炸機的部署,還將大量核彈頭瞄準了中國,實施核訛詐和武力威脅。1979年,蘇聯(lián)悍然出兵阿富汗,對新疆已形成三面包抄之勢,“新疆的主要危險來自蘇聯(lián)現(xiàn)代修正主義”這一判斷表明,中國不得不認真地看待新疆所面臨的惡劣的地緣政治環(huán)境。這種狀況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蘇關系緩和。
　　中蘇對抗時期,蘇聯(lián)在阿拉木圖和塔什干的電臺每天以四至六小時交替使用維吾爾語、哈薩克語對新疆展開反華宣傳,廣播各類文章兩萬余篇、3000萬字之多,鼓吹“維吾爾的祖國是東突厥斯坦”,煽動維吾爾族“民族自決”,像蘇聯(lián)那樣建立民族共和國。這些反華宣傳和分裂破壞活動給新疆穩(wěn)定帶來嚴重影響,突出表現(xiàn)在1969年破獲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的暴亂事件。該黨的章程稱“要依靠蘇聯(lián)武裝奪取政權”。20世紀80年代,新疆民族分裂主義開始活躍,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可以肯定的是,它與蘇聯(lián)在20世紀60～80年代以民族為題的反華煽動是脫不開干系的。
　　1972年后中美關系開始了正�；�進程,多少牽制了蘇聯(lián)對中國“北方威脅”的壓力,也多少緩解了新疆地緣政治的惡劣環(huán)境。
　　
　　三個動向和三個主義: 國際反恐怖第一線
　　
　　1991年蘇聯(lián)解體,結束冷戰(zhàn)時代。在后冷戰(zhàn)時期,國際關系格局尚未定型,原先被掩蓋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凸現(xiàn)并呈失控狀況,表現(xiàn)出以下三個動向:
　　其一,美國為首的西方在尋找新的“敵人”�！爸袊�威脅論”、“即將來到的美中沖突論”等不脛而走。
　　其二,世界性的民族分離主義泛濫。隨著蘇聯(lián)解體,在民族自決口號下出現(xiàn)了世界性的民族分離主義高潮。不但蘇聯(lián)一分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為五,在巴爾干、外高加索和中亞,民族分離主義泛濫之勢仍在繼續(xù)。
　　其三,伊斯蘭原教旨極端主義泛濫。20世紀70年代末中東地區(qū)興起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并很快地蔓延至北非、中亞、南亞、東南亞的廣闊地帶。伊斯蘭原教旨極端主義運動是政治化、組織化和恐怖主義化的伊斯蘭運動,其本質是極端政治運動,而不是宗教運動。其基本特征是:通過鼓吹“圣戰(zhàn)”思想實施恐怖主義,以達到建立由宗教精神領袖統(tǒng)治的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權的政治目標。在“圣戰(zhàn)”的狂熱鼓動下大搞血腥的恐怖活動,是對政治與宗教分離、世俗化進程的反動,因而也是當代國際政治最嚴重的問題。
　　在上述大背景下,新疆地緣政治的新問題是面臨著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這三個“主義”,或稱“三股勢力”。
　　蘇聯(lián)解體在中亞最直觀的變化是政治地圖的變化,在新疆以西的中亞出現(xiàn)了五個新獨立國家: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蘇聯(lián)的解體,意味新疆曾面臨的“北方威脅”已不復存在,從地緣政治角度看,這或許不是壞事;但另一方面看,中亞新獨立的國家的出現(xiàn),車臣和科索沃等地的民族分離主義和克什米爾地區(qū)的局勢,在客觀上對新疆民族分裂主義有鼓舞作用。
　　中亞諸共和國的伊斯蘭復興趨向明顯地表現(xiàn)出兩股潮流:一是由政府引導的以民族復興為內涵的宗教文化的認同,一是與反政府勢力相勾結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極端勢力的崛起。宗教極端主義極端組織的活躍成為影響地區(qū)穩(wěn)定的嚴重問題。
　　而國際恐怖主義在冷戰(zhàn)結束前后便在西亞地區(qū)興起,恐怖主義的政治目標不是民族分裂,就是宗教極端,或者二者合一。因此中亞、南亞的這“三股勢力”總是錯綜復雜地纏在一起,造就了危害地區(qū)穩(wěn)定的一個個“火藥桶”,其中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落區(qū),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分割的費爾干納地區(qū),就在與新疆毗鄰地區(qū),那也正是“東突”恐怖組織的藏身和活動地區(qū)。新疆已處于國際反恐怖主義的第一線。這是目前新疆地緣政治的突出特點。
　　
　　后9.11時期:美俄“大博弈”
　　
　　2001年9.11事件后,以阿富汗“反恐戰(zhàn)爭”為由,美軍有史以來第一次落地吉爾吉斯斯坦,在瑪納斯機場建立了空軍基地。其實,美國力促北約東擴,向中亞滲透之意早已日顯,對塔利班的“反恐”行動給美軍一步到位進入中亞以千載難逢之機。美軍長駐,已將其在亞洲東、西兩端的軍事部署在中亞實現(xiàn)戰(zhàn)略銜接。應指出的是,此空軍基地于新疆而言,近在咫尺。地緣政治變化可能對中國構成更大的威脅,連旁觀者都已看到:“事實上,中國的整個領土現(xiàn)在變得極易受到美國飛機的攻擊�！�
　　9.11事件后,“反恐”戰(zhàn)爭在阿富汗如火如荼,全世界聚焦于這個緊貼新疆的我們的鄰國。新疆的地緣政治形勢從來沒有如2001年以來那樣發(fā)生如此大的變化。小布什政府八年鼓吹、實施“大中東倡議”、“新中東地圖”、“大中亞伙伴計劃”和“大南亞理念”,其歐亞戰(zhàn)略就是最終將“大中東”與“大中亞”整合于華盛頓主導之下。
　　可以說,近十多年以來,在新疆周邊地區(qū),世界大國的較量,主要是俄美,前者要守住自己的“后院”,后者要開辟新的“勢力范圍”。2003年至2005年,“顏色革命”由烏克蘭、格魯吉亞進軍到中亞,吉爾吉斯斯坦的阿卡耶夫政權應聲落馬,烏茲別克斯坦則發(fā)生慘烈的“安集延事件”,顯示出美國的進攻的勢頭。2008以來,格俄沖突,俄羅斯高調出擊,隨后,烏克蘭親俄勢力大選獲勝,而一直玩弄于俄美之間的吉爾吉斯斯坦的巴基耶夫政權崩潰,又表現(xiàn)出俄羅斯的全面反擊得手。
　　2010年5月27日,奧巴馬出爐了他的《國家安全新戰(zhàn)略》。奧巴馬“新政”可以有條件地放棄小布什的“單邊主義”,但面對身陷爛泥的阿富汗戰(zhàn)爭卻欲罷不能。特別是在中亞,面對俄羅斯高調“特殊利益區(qū)”之說,能忍耐到什么程度,還不得而知。我相信,美俄在新疆周邊的“大博弈”不會就此罷手,好戲還在后面。而北約和歐盟、印度和日本等大的勢力也不同程度地向往此地,雖然不是19世紀的動刀動槍,但政治的、經濟的,特別是能源的爭奪還是有聲有色。對于我們來說,重要的是,所有這些將對新疆地區(qū)的安全和穩(wěn)定會造成什么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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