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中國國家安全與對外關系研討會 　　2010年12月10日 《世界知識》編輯部 　　 　　張沱生中國國際戰(zhàn)略研究基金會對外政策 　　研究中2010?中國國家安全與對外關系研討會
　　2010年12月10日 《世界知識》編輯部心主任
　　丁一凡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世界
　　發(fā)展研究所副所長
　　陶堅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
　　曲星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唐永勝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副所長
　　馮仲平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助理
　　兼歐洲研究所所長
　　劉江永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
　　翟?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南亞
　　東南亞及大洋洲研究所所長
　　
　　“今年的事情……還真是很多。”這是張沱生走進《世界知識》會議室，與迎候的沈國放總編輯寒暄之后說出的第一句話，他說出了隨即開始的這場研討會的主題。
　　的確，人們都感到2010年的不尋常。朝鮮半島局勢詭譎莫測，中日“撞船事件”后嚴重對立，東海南海主權利益紛爭加劇，周邊各種海上軍演頻繁登場，一些國家對華心態(tài)微妙變化，美國借勢高調“重返東亞”，中美關系從年初就開始接二連三出現(xiàn)波折……種種事件儼然形成一種“勢”，用馮仲平的話來說，中國和世界好像進入了一個互不適應、互不理解的時期。
　　普通中國民眾也有不適應感，“為什么”，成了人們觀察中國對外關系時經常浮現(xiàn)在腦中的問題。不知研討會上學者們的觀點能否給人以啟示。
　　――編者手記
　　
　　東亞：“戰(zhàn)略緊張期”？中國怎么辦
　　
　　有西方媒體提出，東亞地區(qū)正在進入一個“戰(zhàn)略緊張期”、“戰(zhàn)略摩擦期”。這一提法值得我們重視與警惕。2010年為什么一下子有這么多事情出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中外摩擦增加來說，外部的原因有多大，中國自身的原因有多大？中國的研究界應對此進行認真的研究。
　　
　　張沱生：2010年周邊安全形勢的發(fā)展變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美國利用東亞發(fā)生的一系列事件，全面有序地“重返”東亞和亞太。有人說“美國本來就在亞太，因此不存在‘重返’問題”，但這個口號是美國人自己提出來的，因為他們認為在布什政府期間，美國過于關注大中東地區(qū)，陷入伊拉克、阿富汗兩場戰(zhàn)爭，使得中國的影響在亞太、特別是東亞迅速增長。奧巴馬上臺后就著手“重返亞太”。2010年美國在這方面取得了比較大的進展。11月，國務卿希拉里在夏威夷發(fā)表關于美亞太政策的講話，提出“前沿部署外交”概念，強調堅持美國的領導權、加強雙邊同盟體系、擴大伙伴關系、積極介入各種多邊機制。我認為，這四個方面既是美“重返”要實現(xiàn)的目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2010年取得的成果。
　　第二，朝鮮半島局勢進一步惡化，半島的冷戰(zhàn)格局有強化的趨勢。2010年，由于朝核危機陷入僵局，加之“天安”號事件和延坪島炮擊事件的發(fā)生，在東北亞，美日韓明顯靠攏，中國和朝鮮走得更近（朝鮮在困難中有求于中國，但其基本政策基本未變），中韓關系困難增加。朝韓雙方雖然都不想打仗，但隨著緊張局勢的加劇，擦槍走火的危險嚴重存在；恢復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的前景卻十分渺茫。
　　第三，釣魚島“撞船”事件使中日關系嚴重倒退，危機結束后兩國關系的恢復進程十分緩慢。很多人都有一個感覺，2010年的中日關系是“一覺回到解放前”，2006年10月以來中日關系的改善成果幾乎喪失殆盡。有知情人士說，在日本，過去到中國駐日使館前游行的主要是右翼團體，而2010年卻有很多普通民眾。反之，中國民眾對日本的態(tài)度亦嚴重惡化。由于中日雙方的民族感情再次嚴重對立，對兩國建立“戰(zhàn)略互惠關系”前景的懷疑、動搖情緒在蔓延。日本民主黨中曾經出現(xiàn)過的“建立較為均衡的日美中關系”的聲音現(xiàn)在已被“鞏固日美同盟”、“加強對華防范”的呼聲所壓倒，而日美原本在軍事基地問題上的嚴重摩擦也因此趨緩。
　　第四，所謂“南海是中國核心利益”的說法一度被炒得沸沸揚揚，美日澳及東南亞一些國家聲稱中國的對外政策發(fā)生了變化，中國“強硬論”廣泛傳播。美國在ARF（東盟地區(qū)論壇）上公開提出支持在南海搞“多邊行為準則”，將其海上對華抵近偵察與中國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在南海的領土與海洋權益之爭混在一起，高調聲稱是在維護海上自由航行權。一些東南亞國家與美相互利用。2010年美國和越南、印尼關系的發(fā)展十分顯眼，又是建立戰(zhàn)略伙伴或全面伙伴關系，又是開展聯(lián)合軍演。不過，對此也不應看得過重，東盟國家仍想在中美兩國間搞平衡，他們決不希望中美關系出現(xiàn)對抗。
　　第五，在西亞和中亞地區(qū)，美國已經開始從伊拉克撤軍，并在阿富汗加強攻勢，為未來的撤軍做積極準備。在中東，重啟的巴以對話仍困難重重；伊朗核對話在停滯一年之后剛剛恢復，取得進展的可能性不大。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與從布什手里接過政權時相比，奧巴馬政府已經有可能將更多戰(zhàn)略關注力轉向東亞和亞太（雖然美要完全從阿、伊脫身和緩和與伊朗的關系決非易事）。對于這一變化可能對中國帶來的挑戰(zhàn)與機遇，值得認真思考與應對。
　　第六，南亞的安全形勢仍然復雜、不確定。就中印關系來說，一方面，中印在邊界爭議問題上的摩擦有所增加，兩軍關系一度停滯，印度對中巴民用核合作耿耿于懷，中國對美印加強戰(zhàn)略合作的關切也在上升；但另一方面，中印邊界問題談判在繼續(xù)，年底溫總理訪印取得成功，對保持兩國關系的基本穩(wěn)定具有重要意義。中巴關系總體穩(wěn)定，但巴基斯坦政局仍不穩(wěn)定，美巴在反恐和對阿富汗政策上的分歧有增無減。
　　第七，中國周邊的各種海上軍事演習明顯增多，加劇了地區(qū)的緊張形勢。11月進行的日美聯(lián)合軍演是歷年來規(guī)模最大的，而韓美聯(lián)合海上軍演持續(xù)之久也為多年來所罕見。此外還有美越、美印的聯(lián)合海上軍演等。中國海軍2010年也在東海、南海進行了一些演習和演練。值得指出的是，2010年多數聯(lián)合軍演針對的是傳統(tǒng)安全。各國的海上演習引起了相關國家的緊張和疑慮。許多國家將其與美國聯(lián)合進行的海上軍演視為常態(tài)，卻對中國的海上軍演頗多指摘。
　　第八，臺海形勢繼續(xù)朝著總體穩(wěn)定的方向發(fā)展。周邊國家對臺灣問題的關注繼續(xù)下降，但美國2010年年初進行的對臺軍售卻給中美關系帶來了新的損害，并造成了兩軍關系的一度中斷。此外，中亞形勢相對穩(wěn)定。中俄關系繼續(xù)穩(wěn)定發(fā)展。周邊的各種多邊對話仍在發(fā)展并十分活躍�？傮w看來，中國在這些對話中保持了自身的影響力。
　　針對2010年東亞形勢的變化，有西方媒體提出，東亞地區(qū)正在進入一個“戰(zhàn)略緊張期”、“戰(zhàn)略摩擦期”。這一提法值得我們重視與警惕。2010年為什么一下子有這么多事情出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中外摩擦增加來說，外部的原因有多大，中國自身的原因有多大？中國的研究界應對此進行認真的研究。在此，我想強調三點：一是對于我們多年來行之有效的基本對外政策決不要因一時一事的變化而輕易動搖；二是要與時俱進，某些具體政策應有必要的調整；三是要大力加強危機管理（包括危機防范與危機管控），加強對外政策協(xié)調。冷戰(zhàn)結束至今，中國未再發(fā)生任何對外軍事沖突，但面臨的安全危機卻不斷上升，正是這些危機對中國的發(fā)展一再形成嚴重沖擊。事實表明，加強危機管理已是當務之急。
　　
　　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美國利用了對中國的“恐慌”
　　
　　2012年之后，將是一個全球性的通貨膨脹時代。之后，美國的債務會慢慢地化解掉，實現(xiàn)所謂的“軟著陸”。當然這也讓美元避免了迅速垮塌的命運。然后，美國才能重新找到經濟增長的基礎。
　　
　　丁一凡：2010年世界經濟發(fā)展趨勢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經濟格局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而這個變化是從金融危機開始的。2009年和2010年是最明顯的轉折，這個轉折最少會影響到未來十年。西方國家的一些評估機構預測，到2020年，“金磚四國”（中、印、俄、巴西），再加上印尼、南非等幾個新興市場國家的總產值將趕上西歐、美國、日本的總產值。這在世界經濟中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而這種變化正是多年的全球化和西方國家的債務負擔不斷增長所造成的。
　　首先看美國，據估計，它現(xiàn)在至少有70萬億美元的債務，這是其整體經濟的好幾倍，可以說，它無論如何也是無法償還的。美國國會預算局認為，按目前的形勢發(fā)展下去，2020年美國將拿出財政收入的20%來支付債務利息；2040年，債務利息將占它財政收入的58%。如果美元依然保持現(xiàn)在這個價值，那么未來的美國政府將無法支付它的巨額開支，而美國人會淪到世代給外國人打工還債的地步。這是世界第一大強國所不能承受之重。
　　債務問題也不是美國獨有，所有的發(fā)達國家都沾上了。此次美國紐約股市的泡沫破滅和美國的債券問題之所以沒有引起像上世紀80年代末那樣慘痛的大規(guī)模的銀行倒閉，很大的原因就是歐洲人替它買了單。所以歐洲的債務是和美國連在一起的，歐洲金融機構的債務危機隨時可能爆發(fā)。由于歐元區(qū)的制度設計有缺陷，其內部發(fā)展已經變成一種政治角力了。比如德國人認為，自從歐元上馬以后，我勒褲腰帶勒了十年，終于把一切都搞好了，而其他國家大手大腳，卻讓我付錢……德國人滿肚子委屈。可是那些危機的國家卻說，你是最有錢的，你不幫我們，這個體系就維持不下去了。而這個體系又沒有退出機制。德國既不能選擇退出，也不能把別的國家從中擇出去。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呆壞賬等問題，歐洲在未來五到十年內會不停地被各種債務危機、公共開支緊縮所困擾，會有不同程度的社會抗議運動爆發(fā)。在這種環(huán)境下，不可能有良好的經濟增長。日本也一樣，債務已經達到其自身GDP的200%多了，它每年支付債務利息就要花掉財政收入的1/5。
　　在這些背景下，除了發(fā)動戰(zhàn)爭這種不可能的辦法外，惟一體面的出路就是通貨膨脹。讓美元貶值，讓價格來沖稀債務，這是一種讓債務持有人吃啞巴虧的手段。上世紀70年代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后，就進入了大幅貶值的軌道，全球持續(xù)通貨膨脹，美國把債務分攤在了西歐和日本頭上。等到80年代初，美聯(lián)儲大幅提高利率，美元再度堅挺，又吸收了大量外國儲蓄。
　　2012年之后，將是一個全球性的通貨膨脹時代。之后，美國的債務會慢慢地化解掉，實現(xiàn)所謂的“軟著陸”。當然這也讓美元避免了迅速垮塌的命運。然后，美國才能重新找到經濟增長的基礎。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還會出現(xiàn)另外一些問題。
　　比如，資本會大量地流入新興國家追逐利潤。雖然現(xiàn)在美聯(lián)儲發(fā)了很多票子，但是美國經濟還是處于經濟緊縮。最近公布的數據中，美國現(xiàn)在的CPI指數處于歷史最低點，也就是說，美聯(lián)儲扔了這么多錢進去，根本沒用，這就為它繼續(xù)印票子做了輿論準備。實際上是因為它放出的貨幣沒有進入美國市場，而是流向新興市場�，F(xiàn)在美元已經成為“套利交易”的工具了。歐洲的債務不斷起伏，也跟貨幣的流動性過剩有關。這就是為什么美國的政策一出臺，所有發(fā)展中國家就會有所反應的原因。因為“熱錢”流進來了，就會給自己造成非常大的危險。
　　在物價飛漲、通貨膨脹這個問題上，中國就承受了巨大的、直接的壓力。有些經濟學家說通貨膨脹是中國的問題，但我認為主要是輸入型的。蔬菜漲價了，但農民并沒有賺到什么錢。這是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菜農必用的柴油價格漲了好幾倍，而柴油需要進口，自產的不夠用。而且不僅是柴油漲價，整個石油都在漲價。為什么石油漲價？因為石油是以美元定價的，美元貶值，石油必然漲價。全球性的通貨膨脹正是通過大宗商品期貨市場表現(xiàn)出來的，最明顯的表現(xiàn)就是石油、黃金、糧食、銅礦等，這些東西一漲價，作為最大使用者或進口者的中國，必然會受影響。
　　好在中國有資本管制這道防火墻，中國是間接的、輸入型通貨膨脹。而包括韓國在內的一些新興經濟體，他們沒有資本管制，已經頂不住了。這些國家的匯率遭遇了巨大的升值壓力，也就是所謂的“匯率戰(zhàn)”。
　　盡管如此，中國的機遇仍然很大，也帶來了增長太猛、太快的煩惱。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曾經做過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中國的增長速度之快，相當于每兩年就增出一個印度，三年就增出一個加拿大。
　　也正因為如此，才引起周邊的“擔憂”。如果我們控制不住自己的民族主義情緒，就會被美國所利用。實際上近幾年，美國人一直在擔心中國的周邊國家會綁在中國的“戰(zhàn)車”上，遠離美國。最近美國重返亞太，實際上就是利用了這些國家的突然性的“恐慌”。
　　
　　中國成為挑戰(zhàn)者了嗎
　　
　　雖然30多年“應戰(zhàn)”的成就非凡，但中國作為“應戰(zhàn)者”的角色并沒有改變。從綜合國力、發(fā)展方式、核心競爭力，以及軟實力等多方面來看，未來我國面臨的外部挑戰(zhàn)壓力并不比前30年要輕。對這一客觀現(xiàn)實，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
　　
　　陶堅：在判斷當前國際大趨勢及中國所處環(huán)境時，我們應該問自己一個問題：中國成為挑戰(zhàn)者了嗎？
　　套用“挑戰(zhàn)―應戰(zhàn)”的分析路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戰(zhàn)略選擇和行為方式，都是以因應外部挑戰(zhàn)和壓力為取向的，包括全球化、多極化、信息化，等等，用的多是“順應”、“調整”、“適應”、“融入”一類的詞。中國“摸著石頭”過的是水很深、很急的“大河”，幾乎沒有“喘口氣”、“歇歇腳”的余地。雖然30多年“應戰(zhàn)”的成就非凡，但中國作為“應戰(zhàn)者”的角色并沒有改變。從綜合國力、發(fā)展方式、核心競爭力，以及軟實力等多方面來看，未來我國面臨的外部挑戰(zhàn)壓力并不比前30年要輕。整體上，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應戰(zhàn)與挑戰(zhàn)”關系尚未發(fā)生根本性的逆轉，在相當長的時期里中國還將繼續(xù)是一個應戰(zhàn)者。對這一客觀現(xiàn)實，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
　　接下來，我們要問自己，中國是一個怎樣的“應戰(zhàn)者”？而這個問題顯然就要復雜得多。這里要特別注意兩個關鍵點，就是“塊頭”和“相關度”。塊頭大、相關度弱，對別人影響不大；塊頭小、相關度強，想影響也影響不了。而中國經濟規(guī)�？焖賶汛�，與世界聯(lián)系前所未有地密切，兩者相加，塊頭大、相關度高，使得這個“應戰(zhàn)者”對于“挑戰(zhàn)者”來說，構成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巨大挑戰(zhàn)。
　　且不論外部世界如何看待和因應“中國應戰(zhàn)所產生出來的挑戰(zhàn)”，我們對自身，對于應戰(zhàn)的方式、方法和著力點，等等，亦有必要作與時俱進的改變。結合2010年年終形勢回顧展望，我覺得以下幾個角度值得切入。
　　一是正視外界觀感與我們自我認知之間的“落差”。在不少外國人的眼里，中國已經成為強大的“挑戰(zhàn)者”。這種落差的存在，要求我們深入分析其產生的原因，以及我國與外部世界的互動為何出了狀況。既要針鋒相對地批駁種種關于“中國威脅論”的不實說法，更要用事實來回答關于中國“能不能挑戰(zhàn)”的問題，用行動來打消關于中國“想不想挑戰(zhàn)”的懷疑。
　　二是關注政策的“個性化與量身訂做”�，F(xiàn)在的商業(yè)營銷非常講究市場的細分，重視地區(qū)的差異、消費群體的差異。由此推及對外政策，也是如此。假設一下，若只把發(fā)達國家作為一塊，看不到美日歐的差別；只把發(fā)展中國家作為一塊，看不到新興經濟體、不同地區(qū)國家之間的差別；只把國際機制作為一塊，看不到其中的不同，那么肯定就會陷入很大的外交被動。各國都在實踐中進行更有針對性的工作，但效果并不完全理想。在2010年一些涉我的外交事件中，我們體會到了政策個性化和細分的緊迫性。
　　三是換位思考。比如，在談美國“重返亞太”時，我們可假設一下東南亞國家的“投資理財觀”。中國在他們眼里，或許是“績優(yōu)股”，而美國更像是“保險”，兩個品種都不可缺少，也不能相互取代。股票占比100%，太過激進；保險占比100%，又太過保守。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一些變化，是帶有趨勢性質的呢，還只不過是在不同時期、根據不同的投資偏好，配置不同的比例而已？在討論周邊局勢時，至少不要因為有的鄰國跟美國走得近了一些，就把我們過去的工作給否定了�；剡^頭看我們這些年和鄰國之間的合作溝通之多，利益相連之深，非輕易所能撼動，睦鄰、安鄰、富鄰等政策效果不可低估。我們不妨問一問，周邊這些國家到底是想和中國這個大鄰居搞好關系呢，還是想搞壞、搞僵關系？答案是很清楚的。
　　做一個好的“應戰(zhàn)者”，也是一門大學問。與過去30多年一樣，我們要繼續(xù)學習，適應變化，才能有效應對未來的挑戰(zhàn)。在國家新的影響力、作用力和承受力的基礎之上，探索更有針對性和包容性、富于張力和韌性的應戰(zhàn)之道，或許可作為思考方向。
　　
　　中國的許多主張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從G8到G20，最核心的變化是新興發(fā)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治理機制里面可以更加平等地與發(fā)達國家對話了。在G20首爾峰會、APEC橫濱會議及坎昆氣候變化會議上，中國的許多主張都成為了國際社會的共識，寫進了會議最終文件。
　　
　　曲星：2010年的國際形勢有幾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多極化取得了重要進展。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個是20國集團在機制化方面取得重要進展，另一個是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里面，新興市場國家的份額和表決權都有了量化性的增長。雖然離真正的平衡還有距離，美國人還有一票否決的權力，但是變化的趨勢還是接近更加均衡的方向。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冷戰(zhàn)結束后沒有國際條約來規(guī)定力量對比和治理機制的缺陷。
　　現(xiàn)在的重要問題是下一步20國機制怎么發(fā)展。從G8到G20，最核心的變化是新興發(fā)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治理機制里面可以更加平等地與發(fā)達國家對話了。但隨著經濟危機最艱難時期的過去及復蘇勢頭的出現(xiàn)，主要發(fā)達國家改革國際金融秩序的動機減弱，因此今后是要把20國集團變成一個常設的治理平臺還是一個常設的論壇，是個很大的問題。而對中國而言，如果需要進一步體現(xiàn)自身在這個機制里的作用的話，就需要把這個機制做實，讓20國峰會的決定具有約束力。
　　當然，西方在20國峰會上所提的要求相當部分是針對中國的，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在2010年11月的首爾峰會上，美國提出所謂“經常賬戶不平衡的量化指標”，是要間接地回答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起源在哪里的問題。如果在峰會上達成這個協(xié)議，會讓國際輿論感覺是部分國家經常賬戶的不平衡引發(fā)了國際金融危機。實際上，經常賬戶不平衡4%的量化指標對中國并不是不可克服的事，因為中國的GDP增長很快，4%的額度也會相應增加。但國際經濟不平衡的因素很多，原因也很復雜，單把經常賬戶問題拿出來確定量化指標，經濟上沒有意義，實踐上沒有依據，政治上也不公平。中國在會前和會議期間反復闡述這些道理，得到了很多國家的認可，美國的主張最終沒有通過。
　　但首爾峰會要求工作層在2011年戛納峰會前拿出一個所謂的“量化綜合參考指南”建議。從目前透露的情況來看，這個建議的有些內容我們可以接過來，往對我們有利的方向引導，還可以增加一些反映我們關切的新指標，我們發(fā)揮作用的空間還非常大。所以我們要想法讓G20發(fā)展下去，變成實質性的治理平臺或至少是一個有效的政策協(xié)調機制。我們要推動達成一些協(xié)議，這些協(xié)議中肯定有對中國的限制，但同樣我們也可以提出對對方產生約束的東西，比如說國際主要儲備貨幣發(fā)行國在發(fā)行貨幣時應該遵從的量化指標。一個國家儲蓄和消費的比例應該是多少，儲蓄過多和儲蓄過少都是問題。在這方面中國“大有可為” 。
　　第二個特點是世界經濟的不平衡復蘇。美國經濟雖呈復蘇態(tài)勢但就業(yè)并未改善，失業(yè)率一直在9%以上的高位波動，經濟動力始終沒有恢復，所以美國在第一期1.7萬億美元的“量化寬松”基礎上又搞了第二期6000億美元的“量化寬松”，現(xiàn)在美國已經開始談第三期“量化寬松”的可能性。美國濫發(fā)貨幣，導致世界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揚，給世界經濟埋下了很大的隱患。歐盟不平衡復蘇現(xiàn)象嚴重，德國2010年二季度對歐元區(qū)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2/3，全年增幅可達3.6%，而希臘增長率為?4.2%，赤字率將達15.5%。繼希臘之后，愛爾蘭也陷入了嚴重債務危機，不得不向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求援，850億歐元的“高息援助”雖有助于度一時之艱，但也增加了新的金融風險�！皻W豬五國”的其他三國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一直在債務危機的邊緣徘徊，發(fā)展趨勢令人擔憂。與發(fā)達國家形成對比的是，新興經濟體復蘇勢頭強勁，據IMF預測，新興經濟體2010年增長率將達6.8%，遠高于全球平均增長率，其中亞洲9.2%， 中國10.5%。新興市場國家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
　　第三個特點是美國戰(zhàn)略布局的大幅調整。美國從中東收縮，撤兵伊拉克，加強對亞洲的投入，包括對阿富汗的增兵、利用朝鮮半島局勢的緊張強化與日本和韓國的戰(zhàn)略同盟關系等。美國還極力挑撥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把本來不是問題的自由航行說成是南海的問題。美國還力推“跨太平洋戰(zhàn)略經濟伙伴協(xié)定”（TPP），企圖架空或弱化亞太經合組織（APEC），削弱其他大國在亞太經濟合作中的發(fā)言權。美國在北約里斯本峰會上主導通過的“新戰(zhàn)略概念”最核心的內容是“走出防區(qū)、超越傳統(tǒng)”，為美國利用北約在世界各地就各類問題進行干預進行了法律鋪墊。
　　第四個特點是歐洲在磨合中變化。歐洲目前正在經受嚴峻考驗。政治上，歐盟內部運行機制正在經歷從成員國主導的“輪值制”向歐盟機構主導的“常任制”轉化；外交上，歐盟越來越感到新興市場國家高速發(fā)展帶來的挑戰(zhàn)；經濟上，歐元區(qū)主權債務危機把歐盟和歐元都帶到了十字路口，歐洲一體化何去何從，取決于歐盟能否克服、并幫助成員國克服目前的危機。在這種背景下，歐盟對外政策中的意識形態(tài)和保護主義因素都在增加。中國與歐盟的關系也在磨合之中。
　　2010年的俄羅斯外交全方位特點非常明顯。俄與歐美關系回暖，表現(xiàn)在俄法德多維爾峰會啟動了“現(xiàn)代化伙伴關系”，俄美簽署了削減進攻性戰(zhàn)略武器新條約，俄與美歐分別完成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俄積極回應了與北約共建歐洲導彈防御系統(tǒng)的建議，俄在制裁伊朗和北約借道俄羅斯向阿富汗運送物資問題上調整政策，受到西方肯定。同時，俄與中國、印度、越南的關系也分別有所推進。
　　當然，2010年的中國外交是最引人注目的。這一年中國外交的關鍵詞是“世博外交”、“峰會外交”和“危機應對外交”。上海世博會取得了圓滿成功，在世博搭建的大平臺上，上演了首腦外交、經濟外交、公共外交、地方外事的一個又一個“外交大戲”。在G20首爾峰會、APEC橫濱會議及坎昆氣候變化會議上，中國的許多主張都成為了國際社會的共識，寫進了會議最終文件。在危機應對方面，中國在克服國際經濟金融危機、鞏固復蘇勢頭方面發(fā)揮了巨大作用；在“天安” 號事件發(fā)生后，中國考慮到有關各方和國際社會對事件原因的不同認識，在聯(lián)合國安理會積極斡旋，安理會最終通過了反映雙方關切的主席聲明，使一觸即發(fā)的半島局勢“軟著陸”。朝韓在延坪島發(fā)生炮擊事件后，中國的勸和促談外交與美國的炮艦外交形成了鮮明對比。
　　
　　需要思想和智慧，也需要戰(zhàn)略創(chuàng)新
　　
　　到今天，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已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甚至可以認為已進入深度調整的關鍵時期，并對國家安全戰(zhàn)略籌劃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和嚴峻的挑戰(zhàn)。這是一個需要思想和智慧的時代，也是一個需要戰(zhàn)略創(chuàng)新的時代。
　　
　　唐永勝：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近兩年來，世界局勢的發(fā)展變化迅速而深刻�？植乐髁x威脅的擴散、金融危機對全球的影響、氣候變化等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的增多、俄格沖突及歐洲地緣關系的調整、新興大國的快速發(fā)展、G20的出現(xiàn)等，諸多重大事件交織在一起，極大推動了國際體系的變遷，并深刻影響到主要國家的戰(zhàn)略調整方向。尤其是金融危機以及溢出效應的發(fā)酵，意味著金融霸權已經開始從頂峰滑落下來。與此同時，伴隨著持續(xù)而強勁的發(fā)展，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全面增強，GDP至少在名義上已經超過了日本。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需要在國際聯(lián)系中實現(xiàn)的利益明顯增多。
　　世界在變化，中國也在經歷著變革，中華民族的復興需要在國際體系的變遷中實現(xiàn)。中國崛起既是體系變遷的重要推力，也是體系變遷的主要結果。中國自身的發(fā)展與變革本身就構成國際變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到今天，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已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甚至可以認為已進入深度調整的關鍵時期，并對國家安全戰(zhàn)略籌劃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和嚴峻的挑戰(zhàn)。如果處置不當，中國很有可能成為國際體系變動中諸多矛盾集中的焦點。這是一個需要思想和智慧的時代，也是一個需要戰(zhàn)略創(chuàng)新的時代。做出這樣的判斷，主要有以下幾點理由。
　　第一，國家內部發(fā)展進入一種瓶頸階段。與美國的困難主要來源于其內部一樣，對中國生存與發(fā)展的重心也主要在于國內問題的順利解決。一方面，國家經濟和社會發(fā)展將實現(xiàn)歷史性跨越，另一方面，傳統(tǒng)遺留問題和由發(fā)展帶來的問題相互影響滲透，對社會變革的需求空前強勁。如果社會變革不能為迅速增長的經濟社會的發(fā)展提供上升空間的話，中國的問題就會非常嚴重，矛盾會積累起來。
　　第二，“崛起困境”效應進入最為突出的時期。歷史也反復證明，一個大國的崛起絕非易事，幾乎無一例外要在克服重重困難和種種矛盾過程中才能得以最終實現(xiàn)。隨著國家利益拓展和綜合實力增強，中國在國際戰(zhàn)略格局中的位次將進一步前移，對重大國際事務的影響力將不斷增強，美、日等主要戰(zhàn)略力量對中國的戒心有可能日益加重，對我國的防范與牽制也會逐步上升。中國堅持和平發(fā)展道路，在國際政治安全事務中努力追求合作和共贏，但美國對外政策中的權力政治邏輯難有實質改變，對中國的戰(zhàn)略顧慮將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持續(xù)提高而不斷加深，將我國確定為最大“挑戰(zhàn)者”和“現(xiàn)實對手”的可能性將長期存在。由此，一些潛在威脅趨于緊迫和增強，甚至可能發(fā)展至臨界狀態(tài)，爆發(fā)危機的可能性也會增加。能否在戰(zhàn)略層面積極應對，趨利避害，順利渡過這一時期，將直接影響到我國的崛起進程與長遠安全。
　　第三，金融霸權仍然是影響國際安全局勢走向的基礎性和關鍵性因素。在金融危機中，金融霸權受到了沖擊，美國的經濟遇到了很大困難。然而不可忽視的是，那些大資本還在，大公司還在，原有的國際金融體制并沒有受到根本的動搖，對金融霸權的自我調整能力、修復能力、反擊能力乃至轉移危機的能力絕對不可低估。甚至可以認為，金融資本越是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其通過軍事手段緩解危機、轉嫁危機的危險反而會越大。這是資本擴張邏輯和資本本性的必然體現(xiàn)。在這種條件下，一些地區(qū)的安全形勢將必然趨于緊張。
　　對于中國，如何處理好融入全球政治經濟進程與保持必須的自主性之間的關系，仍然是戰(zhàn)略籌劃必須解決的問題。處理不當有可能成為體系變遷中諸多矛盾聚集的焦點。要成功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復興，不僅要從中國悠久的歷史中尋找基本邏輯和內在動力，而且也要將其放在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深刻調整的大背景下來認識和籌劃。
　　在相同的內外部條件下，不同的戰(zhàn)略選擇會產生不同的效果。盡管對外關系中存在諸多變數，但總體來講，大戰(zhàn)略選擇將決定中國未來的命運。大戰(zhàn)略不正確，操作和技術層面上再強也難有作為。19世紀德國統(tǒng)一后，俾斯麥實行的是平衡和節(jié)制政策，一旦這種政策被威廉二世的擴張政策所代替，德國兩線作戰(zhàn)的困境就避免不了了，其在戰(zhàn)爭中收獲的也只能是失敗。在眾多大國中，如果從總體上衡量，美國的大戰(zhàn)略選擇至少到冷戰(zhàn)結束都算比較成功，歷史上它的主要戰(zhàn)略對手無一例外都敗在它的手下，而美國在和主要對手的較量中沒有犯過非常嚴重的錯誤。事實說明，美國的戰(zhàn)略設計能力非常強勁，對此必須有足夠的認識和準備。中國的戰(zhàn)略思考必須回答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在新的國際條件下，美國是否還具備條件與崛起的中國下一盤大棋，就像在冷戰(zhàn)時期與蘇聯(lián)所下的那盤大棋一樣，而如果美國戰(zhàn)略界確實有人預謀與中國下這樣一盤大棋，我們如何有效應對，最終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重視與外部世界的每一次互動，積累互信
　　
　　近年來，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和中國的變化都非常大，而兩者都不適應這種變化，中國和世界好像進入了一個互不適應、互不理解的時期。這也是2010年我們強烈地感到中國和外部世界的摩擦、沖突顯著增加的一個原因。
　　
　　馮仲平：我們現(xiàn)在和歐洲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們和整個外部世界，特別是與發(fā)達國家關系的一些特點。近年來，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和中國的變化都非常大，而兩者都不適應這種變化，中國和世界好像進入了一個互不適應、互不理解的時期。這也是2010年我們強烈地感到中國和外部世界的摩擦、沖突顯著增加的一個原因。
　　從西方國家來看，它既不適應中國等新興大國國際影響力的快速上升，也不適應自身的相對衰落。讓發(fā)達國家接受世界發(fā)展重心的轉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體現(xiàn)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體現(xiàn)在西方國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改革的消極態(tài)度上。在2010年12月舉行的坎昆氣候會議上，最大的阻力仍然是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達國家之間的分歧。這種分歧在10月舉行的G20首爾峰會上也非常明顯。
　　中國的不適應也很明顯，主要反映在兩方面，首先反映在應該采取一種什么樣的外交態(tài)度上。對此，有極端的觀點，也有理性的看法，但如果極端的看法被外部世界當成主流反應的話，將會導致中國與一些國家的矛盾更加突出。我經常遇到一些歐洲國家的人問我這方面的問題。雖然我們認為這不是主流的看法和認識，但西方會很敏感。雖然2010年的釣魚島“撞船”事件、南海問題等的出現(xiàn)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在西方看來卻是必然的。國外本來就擔憂中國的發(fā)展，而我們國內出現(xiàn)的一些極端的看法可以說正好印證了他們的擔憂。實際上，中國在主權問題上的立場并沒有發(fā)生任何變化，我們對于領土完整的態(tài)度從來就是這樣。但現(xiàn)在一些西方人已經不認為中國是在和平崛起了。
　　中國的不適應還反映在對自身發(fā)展和作用的認識上。對于中國的發(fā)展特別是我們應負的責任，我們也不習慣。我們必須看到，中國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這是個事實，同時中國是一個特殊的發(fā)展中國家，這也是事實。中國發(fā)展的規(guī)模之大、崛起之快、國際影響之大，決定了我們并非一個普通的發(fā)展中國家。另外我們還要承認中國在國際金融危機后被推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心。
　　歐洲國家的對華態(tài)度有一定的代表性。目前歐洲深陷經濟困境之中，債務危機有可能持續(xù)困擾歐洲，歐洲人長期引以為自豪的繁榮穩(wěn)定一下子開始動搖了。這樣一來歐洲人的自信心深受打擊，這反映在歐洲的整個外交上，不僅是對中國的態(tài)度上。歐洲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整個社會福利制度難以維系下去了。歐洲人顯然難以接受和適應這一變化。今后一段時間，歐洲可能會進入一個動蕩期。因為現(xiàn)在政府搞緊縮，一方面裁減公務員，一方面在福利上開刀。福利包括各種補貼，還包括制度安排，比如現(xiàn)在不少國家被迫要將退休年齡提高，但引發(fā)了激烈的反對。另一個是排外情緒、民族主義情緒上升，瑞士最近做出一項針對外國人在瑞士犯罪的決定，其中包括外國人在領救濟金時一旦被發(fā)現(xiàn)存在欺詐問題，將馬上被驅逐出境。此外，還有法國和其他一些國家規(guī)定的禁止在公共場所穿戴伊斯蘭罩袍、武力驅逐羅姆人出境等。總之，歐洲現(xiàn)在不能包容是因為他們自身問題多麻煩多，而這些問題對他們的外交必然會產生影響。至于今后歐洲的發(fā)展前景，我覺得歐洲有一個發(fā)展戰(zhàn)略值得我們關注，歐洲2010年制訂和通過了“2020戰(zhàn)略”，也叫“里斯本戰(zhàn)略”，提出了三個發(fā)展方式：綠色發(fā)展，可持續(xù)發(fā)展，包容性發(fā)展。它既強調了經濟增長，也強調了就業(yè)和社會發(fā)展。我個人認為歐洲未來的發(fā)展，取決于這個戰(zhàn)略能不能得到很好地實施。
　　西方國家不適應中國的變化，對中國橫挑鼻子豎挑眼，給中國提出了很多苛刻的要求。但我們應堅持和平崛起戰(zhàn)略，同時用具體切實的政策來支撐這一戰(zhàn)略。不能讓外部世界認為我們說的和做的是兩碼事。近年來，中國在經濟上和外部世界越來越捆綁在一起了，如何在政治上增加互信是下一步要做的事。經濟上的好處是第一步，政治上互信是第二步。我們覺得我們是在和平崛起，但別人老是擔心你。明顯是缺乏政治信任。
　　因此，在新形勢下，我們應該特別重視和外部世界積累政治互信。與歐洲積累政治互信的一個重要抓手便是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中國對全球治理的態(tài)度和政策，不僅僅體現(xiàn)在我們提供了多少物質上的東西。中國應該在思想和理念方面做出更大的貢獻。中國在全球治理方面還不適應，不習慣幾十個甚至更多的國家一起開會，但今后世界治理就是這樣一個過程。歐洲二十多個國家的會經常開到深夜有時直至第二天黎明，開不完是不能回去睡覺的。今后，我們和外部世界的互動會越來越頻繁，一定要重視每一次的互動，以此積累互信。
　　
　　隨著東亞峰會擴容，大國博弈勢將加劇
　　
　　隨著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貿區(qū)、印度―東盟貨物貿易協(xié)定的啟動，東盟已初步形成了以自身為核心、輻射周邊大國的五大自由貿易協(xié)定。東盟國家對華疑慮增強，試圖拉攏美平衡中國影響。隨著東亞峰會的擴容（美俄的加入），大國在東亞的博弈勢將加劇。
　　
　　翟?：近年來，東盟在其主導的東亞地區(qū)合作中的地位受到不少挑戰(zhàn)。因此，維護東盟在東亞地區(qū)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成為東盟的要務。對此，我與本所同事宋穎慧、駱永昆和宋清潤等進行專門討論認為，2010年，東盟根據地區(qū)和國際形勢的變化，積極調整政策，通過三招，基本維護和提升了其中心地位。
　　第一招，借五個“10+1”自貿協(xié)定鞏固經濟合作中心地位。隨著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貿區(qū)、印度―東盟貨物貿易協(xié)定的啟動，東盟已初步形成了以自身為核心、輻射周邊大國的五大自由貿易協(xié)定。
　　上述自貿協(xié)定為東盟帶來經濟和戰(zhàn)略利益，鞏固了東盟在地區(qū)經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一方面，東盟的出口產品暢行于世界五大重要經濟體，為出口導向型的東盟經濟注入活力。同時，東盟與六個自由貿易對象之間并未完成所有自貿協(xié)定談判，若要利用這五個“東盟+1”自貿協(xié)定的優(yōu)惠條件，則需要通過深化與東盟經濟聯(lián)系，如到東盟投資來實現(xiàn)。這既可促進東盟經濟發(fā)展，又使各國有求于東盟，有助于提高東盟的經濟合作中心地位。另一方面，這五個自貿協(xié)定也是東盟作為地區(qū)合作主導者的基礎。五個自貿協(xié)定均具有約束力。在此基礎上生發(fā)出的“東盟+3”、“東盟+6”和“東盟+8”等逐漸成為中、日、美等大國角逐影響力的手段，卻均未就合作達成有約束力的法律文件，明爭暗斗激烈，前途充滿不確定性。而東盟借助有約束力的合作文件使其與周邊大國的關系最為緊密，保持并強化了自身的中心地位。
　　第二招，拉攏美國鞏固其在大國平衡戰(zhàn)略中的地位。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系改善，以東盟為核心的東亞合作蒸蒸日上。美因阿富汗和伊拉克戰(zhàn)爭無暇顧及東南亞。隨著中國實力上升，東盟國家對華疑慮增強，試圖拉攏美平衡中國影響，確保地區(qū)大國平衡，維持自身中心地位。此舉與奧巴馬政府“重返”東南亞政策契合。2010年，東盟在雙邊和多邊層面與美國關系全面深化。其突出表現(xiàn)是，印尼與美國簽署《全面伙伴關系協(xié)定》，越南與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相互借重，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稱愿意助美克服“伊斯蘭恐懼癥”。東盟與美國進行整體合作的意愿也加強，如東盟和美國領導人于9月在紐約召開第二次峰會，并成立“名人小組”就制定未來五年東盟―美國戰(zhàn)略關系行動計劃（2011年～2015年）提出建議。11月，柬、老、越、泰與美舉行第二屆美湄（公河）外長會，東盟國家獲1.87億美元資助。多個東盟國家積極參與美主導的多邊軍事演習。越、馬先后加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zhàn)略經濟伙伴協(xié)定”（TPP）談判。東盟積極深化對美關系有利于平衡中國影響。不過，東盟國家也普遍擔心在安全等問題上過于依賴美國的“保險”，將會削弱本地區(qū)主導安全事務的能力，加大美國干預東南亞事務的可乘之機，同時也懷疑美國在關鍵時刻是否真能提供“保險”。東盟國家確實存在“請神容易送神難”的兩難心理。東盟秘書長素林則表態(tài)稱，應始終維持東盟的地區(qū)合作中心地位。
　　第三招，創(chuàng)新東亞合作機制維護駕駛員位置。自1997年至今，東亞地區(qū)形成了以“東盟+x”為核心的三大合作模式：“東盟+1”、“東盟+3”及“東盟+6”。隨著大國博弈加劇，東盟的“駕駛員”地位幾受沖擊。2010年，東盟被迫積極創(chuàng)新。首先構建“10+8”防長會機制。10月12日，東盟與中、美、俄、印、澳、新、日、韓八國防長在越南召開了“東盟防長擴大會”。會議確認“10+8防長會”為地區(qū)安全合作新框架，并將海上安全、維護和平、軍事醫(yī)療合作、反恐、人道主義救援與減災作為五個優(yōu)先合作領域。“10+8防長會”每兩年召開一次，下次將于2012年在文萊召開。其次將東亞峰會擴容。10月29日，第五屆東亞峰會舉行。俄外長拉夫羅夫、美國務卿希拉里作為特邀嘉賓出席。會議通過《河內宣言》，確定加強在教育、金融、能源、災害管理及預防禽流感五個領域的優(yōu)先合作，正式邀請美、俄總統(tǒng)于2011年出席第六屆東亞峰會。東盟希望借創(chuàng)新和擴大地區(qū)合作機制，深化與周邊大國的合作關系，提升東盟在東亞乃至亞太地區(qū)的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鞏固東盟在地區(qū)合作中的主導權。但隨著美、俄等國加大介入東亞事務，大國在東亞的博弈勢將加劇。大國云集的“東亞峰會”可能削弱東盟在東亞合作中的主導地位，尤其是美國在APEC框架內力推的TPP將加劇地區(qū)合作主導權和模式之爭。
　　

相關熱詞搜索：多事 2010 “多事”的一年 cad2010多線樣式設置 word2010多級列表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