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矚目的舉國體制 　　 　　我們經常說世博會是舉世矚目的盛會，究竟舉世矚目到什么程度?不能低估，更不宜高估。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以團體操美學見長，絕大多數國家無法復制，此次世博會的舉國體制，絕大多數國家也無法復制，極少數具有同樣特長的國家又沒有經濟能力主辦。從這一點來說，此次世博會獨一無二。
　　但是，這場持續(xù)半年之久的盛會，舉世矚目的程度不會高于六七月份在南非舉辦的世界杯。世博會在世界上的認知度遠遠小于世界杯、奧運會等。雖然中國從未主辦過世界杯，但國民對歷屆世界杯的賽程、結果和各種花絮如數家珍。在上海準備主辦世博會之前，國民對于世博會的認知非常有限，主要是通過廣告對1915年巴拿馬世博會(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有所了解，諸如某某某產品曾經獲得金獎。這里需要提醒的是，該屆博覽會頒獎等級分為6種：大獎章、名譽獎章、金牌獎章、銀牌獎章、銅牌獎章、鼓勵獎，金獎是第三等級的獎項，整個巴拿馬博覽會評出25527個獲獎產品，其中實發(fā)獎章20344枚，獎狀25527張。
　　中國舉辦世博會，主要是通過集體動員建立國家認同。舉國體制使得國民擁有了“大國崛起”的感覺，“大國崛起”的感覺又證明了舉國體制的有效，這種互相認證的過程需要通過大型活動或大型工程完成。幸福的國民一直處在節(jié)日以及對節(jié)日的期待之中，盛世成為最強、最響的主旋律，于是。那些讓人不快的事件在這種雄壯的聲音之中只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小插曲，一閃而過。
　　上海世博會認真學習了北京奧運會的成功經驗。從“平安奧運”到“平安世博”，政府行為、社會心態(tài)和對外交往方式一以貫之，充分體現了“穩(wěn)定壓倒一切”的精神。遺憾的是，由于奧運會的舉世關注程度超出世博會，上海世博會在北京奧運會之后，青出于藍，卻難以勝于藍。這種以大型活動或者大型工程推動的“中國模式”，如何在世博會之后繼續(xù)運行，這是一個疑問。不過，新的大型活動或者大型工程一定會出現，對此不必擔憂。
　　對于“大國崛起”的后發(fā)國家，世博會是一個特別理想的旅游項目，既是―種實地旅游，也是一種想象旅游。1989年、1994年，“錦繡中華”和“世界之窗”先后在深圳開業(yè)，一度舉國關注。兩者分別按照一定比例微縮中國和世界著名景點，此外還按照主題設立景點。與世博會的格局有相似之處。對于初級階段的后發(fā)國家，這種微縮景區(qū)使得游客仿佛走進“小人國”，自己突然變成一個周游世界的巨人，一時觀者如云。
　　20年過去了，國內旅游已成家常便飯，環(huán)球旅游也非難事，“錦繡中華”和“世界之窗”開始給人一種山寨的感覺，微縮景區(qū)逐漸無法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相比之下，世博會具有一種“萬國來朝”的氣象，這是環(huán)球旅游也無法給中國國民提供的精神享受。世博會提供了“錦繡中華”和“世界之窗”無法提供的景觀，同時又提供了“君臨天下”的想象，自然會成為一個國民首選的旅游項目。
　　
　　抄襲不是最糟糕的
　　
　　世博試運營期間中國觀眾的不文明行為，比如亂扔飯盒、爭先恐后等，基本上與世博沒有必然聯系。在沒有舉辦世博期間，我們也會經常遭遇這些不文明。以“應試”的思維要求中國觀眾在參觀期間講文明、懂禮貌，對于提高國民的文明程度沒有根本幫助。就世博會而言，我個人更為關注的是一些工作人員包括志愿者的不文明行為，這不限于世博園區(qū)。比如在地鐵的安檢過程中，一些工作人員大呼小喝，對于乘客缺乏應有的尊重。這種態(tài)度雖然沒有嚴重到需要投訴的程度，但是很容易讓乘客對安檢產生抵觸情緒。所以，在要求乘客配合安檢的同時，也需要充分尊重乘客。
　　機場的安檢非常嚴格，人流量也很大。但安檢人員依然可以做到禮節(jié)規(guī)范，乘客配合程度也很高。機場安檢人員態(tài)度溫柔，是不是因為他們收入較高，我沒有研究過，希望有關部門能夠認真研究。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批評觀眾不文明是促進世博會形象，批評工作人員不文明就是破壞世博會形象，這種內外有別的雙重標準尤其值得檢討。事實上，觀眾不文明影響的主要是觀眾自身形象，工作人員不文明影響的才是世博會形象。對于前者，可以提出建議，“勿以善小而不為”；對于后者，需要嚴格要求，“勿以惡小而為之”。當然，后者應該獲得與其工作相對稱的經濟回報。在世博開幕之前，也出現了世博歌曲和吉祥物涉嫌抄襲的指責。與抄襲相比，否認抄襲是錯上加錯，情節(jié)更為惡劣。此次世博局能夠暫停使用涉嫌抄襲的世博會倒計時30天推廣歌曲《2010等你來》，是一個值得肯定的危機公關。新民網報道，上海世博局局長洪浩表示，組織者已經注意到關于海寶、中國館外形以及上海世博會階段性歌曲推介等方面的一些看法，關于上海世博會知識產權方面的任何紛爭，都應在法律和國家規(guī)定的范圍內解決。我比較認同通過法律的方式解決知識產權的問題，至于國家規(guī)定，似乎不必特別強調，因為國家規(guī)定也需要在法律的范圍內。
　　從文化而非知識產權的角度來看，我更為擔憂的是，大量作品即使確屬原則，也毫無創(chuàng)意。想象力的貧困，是當下文化生產中的致命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未雨綢繆，等到世博舉辦之際再來著手，已經過于倉促。
　　
　　世博園區(qū)，讓生活更美好?
　　
　　世博會對國家的貢獻大于對上海的貢獻。它已經不再是一座城市的事情，而是整個國家的事情。當然，世博會并非對上海沒有價值，它加快了一些重大市政工程的建設，諸如地鐵等。從理論上說，市政工程是否開工建設，取決于市民的需求，但是在現實生活中，越是重大的市政工程。越是具有“獻禮工程”的屬性。很多市民因為期待這些“禮物”，期待世博會。
　　世博會期間，觀眾看到的不僅是世博園區(qū)，還有上海這座城市。世博會的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可惜世博會的主題常被錯誤地理解為“世博園區(qū)，讓生活更美好”，有時為了世博園區(qū)的美好不惜讓城市變得不那么美好，這與世博會的主題恰恰背道而馳。
　　汪道涵先生曾經表示，世博會是戰(zhàn)略性的，可以管50年。如何理解汪道涵先生的這段話，可以從清末士人對博覽會(又稱“勸業(yè)會”)的關注講起。當時士人對重農抑商的傳統(tǒng)有所反思，意識到工商業(yè)不僅有利于經濟發(fā)展，也有利于制度建設，諸如契約意識、法治精神的培育都與工商業(yè)有關，所以大力引進博覽會。整整100年前，南洋勸業(yè)會舉辦，20萬至30萬人參觀，年輕的魯迅和年少的葉圣陶、茅盾都曾趕去，《申報》刊登了《勸業(yè)會與立憲》，闡述這種會展活動和立憲政治的關系。梁啟超、吳趼人、陸士諤都在政治幻想小說里表達了憲政立國的中國夢，并且在小說里描述了夢想實現的情景，其中一個共同的情節(jié)是中國主辦了博覽會。梁啟超特別講到，博覽會不僅展出各種工商物品，還“處處有論說壇、日日開講論會”，城市具有開放的公共空間。
　　此次世博會有大量市民參與，但他們基本處于“服從命令聽指揮”的狀態(tài)，與汶川地震之后的公民參與完全不同，后者以公民自主組織的公共活動為主。政府力量主導的集體動員，可以較為高效地貫徹政府意志，“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但是世博會主要面對的是友人，而非敵人，過于強調政府意志，市民的創(chuàng)新能力和應變能力往往無法獲得充分的展現。志愿者不是臨時工，這個差別常被忽視。
　　從城市發(fā)展史的角度來看，歐洲的城市精神是自治，市民在城市中自我治理。近代以來，中國的城市精神也出現自治的萌芽。自治精神和權力規(guī)則如何形成制衡，這是中國城市需要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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