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圍繞德國聯邦國防軍海外維和的新聞接二連三地在媒體出現。先是在中東維和的德軍戰(zhàn)艦與以色列戰(zhàn)機“擦槍走火”;再是駐阿富汗德國維和士兵玩弄人頭骨的圖片見報曝光。恰在此時，德國又推出了新版《國防白皮書》，海外派兵問題占了相當篇幅。這些事件也反映出冷戰(zhàn)后德國參與維和行動日趨頻繁且引人矚目的現實。
　　
　　海外維和：國防政策調整與軍隊改革的產物
　　
　　德軍維和行動的產生與演變，是與冷戰(zhàn)后德國國防政策的調整與軍隊的相應改革分不開的；而這又應最終歸因于德國外部安全環(huán)境的根本性改變。
　　一方面，隨著蘇東劇變、兩德統一和北約、歐盟的相繼東擴，德國已從原先歐洲兩大軍事集團對峙的“前線國家”，變成被友邦環(huán)繞的“歐洲中心”；直接性的大規(guī)模入侵威脅消失。但另一方面，歐洲乃至全球的動蕩和不安定因素仍然很多：素為歐洲“火藥桶”的東南歐地區(qū)及前蘇聯地區(qū)被冷戰(zhàn)掩蓋、一朝復蘇的民族、宗教矛盾及領土糾紛，層出不窮的地區(qū)性危機和局部沖突，以及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恐怖主義肆虐和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非傳統安全威脅，都令德國難以獨善其身。特別是“9?11”事件后，國防軍正式把應對國際危機作為國防安全政策的優(yōu)先方面，國土防御和集體防衛(wèi)降到次要地位。2003年5月，國防部公布的《國防政策指導》斷言，要實現“確保德國的和平、自由和獨立”這一國防政策的最高目標，就要“著眼于承擔未來歐洲和世界和平與安全的責任”，并達到“根據《聯合國憲章》為世界和平與國際安全服務、在危機時刻提供援助”等具體目標。參與國際維和，又是德國實現“確保本國的和平、自由和獨立”這一國防政策最高目標之必需。
　　為應對冷戰(zhàn)后歐洲的安全局勢，以及適應維和行動較冷戰(zhàn)期間出現的一系列新特點，德軍的建設思想也隨之大變。國防軍自1955年建軍以來，一直扮演充當抵御蘇東集團西進的“絆馬索”的角色，以重裝部隊為主力；國防軍在根據兩德統一的有關協定大幅裁減的同時，開始向以“輕裝、機動、快速反應”為特征的“國際干預力量”轉變。冷戰(zhàn)結束至今，德軍連續(xù)進行重大改組。1992年到1995年底，德軍分成了兩種類型的部隊，即：參與北約和歐盟在遠距離地區(qū)危機干預行動的快速反應部隊，以及主要用于本土防衛(wèi)的機動防御部隊。
　　按計劃，到2010年，國防軍將進一步削減至25萬軍人和7.5萬以平民身份服役的志愿人員（服役期9個月），并完成從義務兵役制軍隊向職業(yè)化部隊的轉變；同時，將取消現行的陸、海、空三軍體制，將原有的五大軍兵種（陸軍、空軍、海軍、醫(yī)療救護部隊和后勤部隊）演化為三支涵蓋不同軍種的新型部隊：一是3.5萬人的快速反應部隊，用于北約快速反應部隊和歐盟指揮下的各快速反應戰(zhàn)斗分隊，執(zhí)行短期、高烈度的強制性聯合維和行動；他們將“優(yōu)先在陸、海、空、天和信息空間全方位領域以最小的代價，迅速戰(zhàn)勝敵人”。二是7萬人的“穩(wěn)定部隊”，負責參加中低強度的、持續(xù)較長時間的多國聯合性維和行動；他們將“以最小的損失，戰(zhàn)勝軍事化程度不高的敵人”。三是其余14.75萬官兵組成的“支援部隊”，它將為前兩支部隊提供醫(yī)療救護及后勤保障等支持，并執(zhí)行訓練、指揮和控制及本土日常執(zhí)勤等任務。
　　2006年10月25日公布的新版德國《國防白皮書》，在基本沿襲上述思路的同時，進而指出，最近的軍事改革，將是1955年聯邦國防軍成立以來“規(guī)模最大、層次最深、涉及面最廣”的一次改革，將力圖把國防軍建設成一支“反應快速、機動性強、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并能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現代化軍隊，其未來的任務將主要是預防國際沖突、解決國際危機及與國際恐怖主義作斗爭；因此，德軍在未來將繼續(xù)參與國際軍事行動。
　　
　　不斷擔負國際性任務的德國國防軍
　　
　　軍隊轉型的同時，國防軍走出國門，不斷參與在北約、歐盟和聯合國授權下的國際行動。1993年至今，國防軍的足跡幾乎遍布全球各主要熱點地區(qū)，擔負著海上巡邏和船只檢查、人道主義援助、保衛(wèi)戰(zhàn)后重建、停火觀察等多種維和使命。
　　1993年5月16日，德國首次派出武裝人員參與執(zhí)行防區(qū)外的人道主義任務：一支運輸和支援分隊參與了聯合國在索馬里的第二期維和行動。此后，在經過了一場異常激烈的國內大辯論后，德國人終于普遍接受了這樣的共識：使用軍事手段可以阻止戰(zhàn)爭升級和避免人道主義災難發(fā)生。
　　1999年，北約空襲南聯盟。這是德國國防軍參與的首次作戰(zhàn)行動，國防軍也因之經歷了頗有爭議的重要轉折點：真正變成了一支國際性干涉武裝。當時，在德國國內掀起了一場關于“武裝干涉科索沃事務是否符合國際法”的大辯論，但聯邦憲法法院抵制住了所有試圖阻止國防軍卷入這次行動的努力；迄今，尚有近3000名德軍在科索沃執(zhí)行自戰(zhàn)爭結束后開始的科索沃多國維和行動。
　　2001年“9?11”事件后，阿富汗戰(zhàn)爭爆發(fā)。塔利班政權被推翻后，在北約組建的國際安全援助部隊中，德國出兵最多，不僅領導著費札巴得和昆都士兩省的重建分隊，還派出特種部隊參與了在阿富汗的“持久自由”行動。2005年9月，德國議院批準，把在阿富汗執(zhí)行任務的軍隊人數增至3000人。目前，德國已是阿富汗北方地區(qū)維和行動的統一規(guī)劃者。按照德國官方的說法，德軍將在阿富汗至少駐扎到2015年。
　　如今，在國防軍的行事議程中，參與在北約、歐盟和聯合國授權下的國際行動被擺在了相當重要的位置。2004年12月3日，德國聯邦議院通過一項新法律。其中，執(zhí)行“低烈度任務”的批準程序已被大大簡化：只要議會內的任何一個政黨在7天以內不對該事項提出質詢，該行動就因自動得到議院授權而被批準；如果面臨的威脅迫在眉睫，或面對的事態(tài)“性命攸關”，那么議院可在出兵已成事實后再追加批準程序。德國向海外派兵的靈活性隨之大增。德軍在過去15年里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已演變成一支參與國際維和任務的主力部隊。從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已先后有超過20萬人次的德軍在海外執(zhí)行過任務。
　　
　　意義和影響重大
　　
　　如上所述，海外維和行動是冷戰(zhàn)后德國保衛(wèi)本國安全的重要舉措。然而，德國熱衷于向海外派兵，除維護本國安全外，顯然還有更深層次的考慮。
　　首先，這有利于德國在安全方面減少對美國的依賴。歐洲人在波黑和科索沃兩場“家門口”的局部戰(zhàn)爭中的束手無策，以及“9?11”后美國單邊主義的盛行，使德國的政治家們痛感實現自主防務的必要性。到海外維和，不僅可以鍛煉軍隊的實戰(zhàn)能力，還能改換軍隊的新式武器裝備；國防軍實力的增強，是對由“法德軸心”倡導的歐盟防務一體化建設的有力支持，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國主導下的北約對歐洲安全的操控程度。
　　其次，可以借“維和”的名義擠壓俄羅斯的戰(zhàn)略空間。歷史上，德俄曾多次為東歐這片“戰(zhàn)略緩沖地帶”明爭暗斗。冷戰(zhàn)結束后，盡管俄勢力大幅消退，且德俄在共同抗拒美國建立“單極世界”及應對前蘇東地區(qū)不穩(wěn)定因素等方面有利益契合點，但德對俄的防范乃至遏制之心仍存。從2005年7月1日起，德國空軍就應剛加入北約的波羅的海三國的“安全之需”，沿著三國與俄的邊境巡邏和實施空域監(jiān)視。而德國在阿富汗北部大片地區(qū)的駐軍，也對俄的南翼傳統勢力范圍中亞地區(qū)形成了戰(zhàn)略壓力。
　　第三，有助于提高德國的國際地位和政治影響力。由于在多國維和部隊所提供軍事力量的不斷增多，德國已先后獲得了在科索沃、阿富汗北部等地的多支維和部隊的指揮權，這不僅凸顯了它在北約和歐盟中的地位，也增添了它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的砝碼。施特魯克曾說，“德國的國防行動也正在（阿富汗東北部的）興都庫什山麓進行”。在與德國相隔萬里的地方搞“國防”，其政治含義顯然遠重于軍事意義。
　　不可否認海外出兵給德國帶來的好處。首先，德國及其軍隊大大改善了自身形象，這是德國徹底成為“正常化”國家的必經之路。德國二戰(zhàn)后一直在反省和批判當年的侵略歷史和戰(zhàn)爭暴行，政府非常重視對國防軍的正確引導與嚴格管理，并設有專門機構從事軍人的思想教育工作。鑒于二戰(zhàn)的教訓，政府強調，國防軍官兵不能“僅僅是服從命令”，還要明白自己所執(zhí)行的任務的含義，并將“道德”二字時刻牢記心中；這就是國防軍獨特的建軍之本――“道德原則”。這也是國防軍在過去10多年里參加維和的表現受到廣泛好評的重要原因。總體而言，德國的海外駐軍善于與當地民眾和睦相處，因而很受歡迎。由此,就不難明白德國從政府到公眾對“骷髏門”丑聞涉案者發(fā)出一片“嚴懲”聲的緣故，也可以理解以色列人總理，為何如今卻表示歡迎德國人來中東維和、并就“誤擊”事件主動道歉。
　　其次，海外維和使“歐洲的德國”扮演了世界性角色。德國是在聯合國授權的前提下、在北約和歐盟等多邊合作框架中出兵的，這種以國際機制“自我束縛”之舉，既打消了世界特別是歐洲鄰國對德國的疑慮，又巧妙地在“師出有名”的背景下彰顯了德國奉行的多邊主義政治思潮、政治理念的成功實踐，顯然有利于德國實現成為世界性政治大國的夙愿。
　　
　　制約因素不少，今后為繼不易
　　
　　海外維和雖可實現德國多層次的國家利益，但其前景并不容樂觀。首先是政治文化的影響。一是兩次世界大戰(zhàn)害人又害己的教訓，使“和平主義”思潮在德國深入人心，多數德國人頗為反感使用武力，他們堅決抵制由“單邊主義”衍生而來的“軍國主義”和“干涉主義”，認為經濟、政治和外交斡旋等手段應是推行對外政策的首選方式。二是德國公眾在克制方面比政治精英們走得更遠，他們本能地不愿讓德國扮演強國角色。進入新世紀后的民調連續(xù)顯示，70%的應答者希望德國“像瑞典或瑞士一樣”，只有不到30%的公眾相信德國最適合在安全政策上領導歐盟。這就使政界在利用維和行動擴大本國影響力時，不得不小心翼翼。
　　其次是經濟狀況的限制。軍隊改制的順利進行，需要充足的軍費保障；但從2004年至今，德國的國防預算始終凍結在240億歐元上下的水平上，只占GDP的1.3%左右，連北約2%的基本標準也達不到。這是冷戰(zhàn)結束至今，在“和平思潮”籠罩下，廣大民眾不重視軍事力量的發(fā)展，對防務政策的支持率不高的結果。同時，由于德國近年來經濟狀況一直不景氣，大多數人認為，國家目前的當務之急，應是進行旨在穩(wěn)定本國經濟的大規(guī)模改革，而非軍隊的改革進程。本來就緊張的預算“銀根”大多數又用在了人員和裝備的維持上面，致使用于采購、研發(fā)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預算下降嚴重，軍隊改革步履維艱，官兵難以得到足夠的維和所必需的新裝備和訓練。這導致總兵力達27萬多人的國防軍，如今僅有1萬人可被派往國外，被國人譏諷為對危機反應遲鈍的“笨拙恐龍”和“第三世界國家軍隊”；即使新的改革計劃得以落實，國防軍也僅能同時在海外部署1.4萬人，這就使德軍加強在海外部署的回旋余地變得極為有限。
　　新《國防白皮書》發(fā)表僅數天后的10月29日，國防部長榮恩就宣布，德軍海外執(zhí)行任務已近能力極限，為減輕壓力，不得不從12月起將駐波黑的7000維和官兵分批撤出。應該說，今年5月黑山的獨立及科索沃地位的長期不明確，證明巴爾干仍是需國際社會予以特別關注的區(qū)域；而德國竟連這近在咫尺的地方也感到力有不逮，可見其軍力之捉襟見肘�？梢灶A見，德國進一步擔負維和義務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將長期存在。
　　（本文責任編輯：王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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