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22日，在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宣布辭職3周后，日本自民黨舉行總裁選舉，前干事長麻生太郎高票當選。這是自民黨兩年內的第三次總裁選舉，也是兩年內出現(xiàn)的第四位總裁。無論是日本國內，還是國際輿論，普遍關心與之相關的系列問題：兩位前任安倍和福田的政權壽命都是一年，面對已坐擁參議院多數的反對黨強有力挑戰(zhàn)，麻生政權的前途命運又將如何?他的上臺對于日本政壇及其內外政策又將產生哪些影響?
　　
　　兩黨政治仍是夢想
　　
　　麻生上臺后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不僅來自以小澤一郎為首的民主黨等反對黨，還有比其兩位前任更加急迫的所謂“大選”(解散國會提前選舉)的壓力。民主黨等之所以此刻加大提前“大選”的壓力，一是源于自身在參議院的多數優(yōu)勢，二是看到麻生及自民黨空前低落的支持率。
　　2007年7月，以民主黨為首的在野黨奪得了參議院多數，自民黨因席次大減而大敗。自民黨立黨五十多年來，第一次成為參議院第二大黨，民主黨成為參議院第一大黨。反對黨歷史性地控制參議院以后，日本國會運營開始發(fā)生重要變化：一是拖延、阻礙眾議院法案、預算等的通過，多數法案唯有回到眾議院以絕對多數強行通過方能過關；二是對內閣的問責議案很容易獲得通過，從而對執(zhí)政黨產生強大壓力；三是在重要人事任免上掣肘執(zhí)政黨。這就是日本媒體兩年來所謂“扭曲國會”的由來，也是自民黨兩年三總裁、未來執(zhí)政命運仍存變數的重要原因之一。
　　輕松勝出的麻生，并未給自民黨帶來更高的人氣，自身的支持率更是開創(chuàng)新低。麻生上臺后不久的調查資料顯示，麻生內閣的支持率為47.8％。這和當時小泉86.3％，安倍65.0％以及福田57.8％相比，相對偏低。同時，不支持麻生內閣的比率，竟高達40％。這個數字和小泉的8％、安倍的17％以及福田的27％相比，都高出很多。更為重要的是，麻生上臺后仍未擺脫其兩位前任的宿命：支持率一路下滑。日本媒體發(fā)布的調查結構顯示，不到一個月時間內，麻生的民調支持率已直降11個百分點，略微超過1/3。
　　在此背景下，民主黨等在野黨認為當前面對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勢和難得機遇，于是以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態(tài)，強烈要求麻生立即解散國會提前“大選”。然而，無論解散眾院舉行大選的時間是在2008年秋季、2009年年初還是2009年9月，國會改選能否讓日本實現(xiàn)政黨輪替，仍存在諸多變數。最關鍵的原因是，民主黨的民意支持率雖然一直在上升，但迄今并未確立對自民黨穩(wěn)定且明顯的優(yōu)勢。日本《每日新聞》10月20日發(fā)布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在下次眾議院選舉中，48％的人希望主要反對黨民主黨上臺執(zhí)政，與9月底調查結果相比上升11％；執(zhí)政黨自由民主黨的支持率為36％，與9月底相比下降5個百分點。
　　一方面，民主黨作為最大的在野黨，雖然能獲得逐漸上升的民意支持，也能在參院選舉中獲得最多席位，但其自身仍有諸多軟肋。一是未能提出令日本國民滿意的方針政策，有些根本性的政策甚至與主流民意背道而馳，如當年極力反對小泉以“自由市場”為核心的經濟改革政策；二是內部力量有待整合，目前黨內的暫時團結完全基于小澤一郎的個人能力和未來選舉需要，但民主黨內訌不斷的毛病難免再犯；三是由于長期在野，善于對抗和批評，對于其是否有足夠的駕馭能力，不少國民仍心存懷疑。在此情況下，民主黨卻要完成極其艱巨的任務：在眾議院里，執(zhí)政黨占336席(自民黨305席，公明黨31席)，而民主黨僅占114席，其他政黨一共占29席。眾議院的半數席位為241席，民主黨必須在下次選舉中，單獨增加127席。如果連同其他的在野黨組織聯(lián)盟，至少也得增加98個席位。對于民主黨而言，完成這種大翻盤式的選舉重任，仍然顯得有些力不從心。
　　另一方面，美國金融危機引發(fā)的全球經濟恐慌。給麻生和自民黨帶來了一線生機。面對民主黨等在野黨日趨強烈的“大選”呼聲，麻生內閣幾乎被逼到了死胡同，但波及全球的華爾街金融危機帶來了施政緩沖甚至反攻機會：為了應對迫在眉睫的經濟危機，防止出現(xiàn)所謂“權力真空”，解散國會提前“大選”的任務有必要推后。而且，麻生內閣據此提出追加預算案及其他相關經濟對策，迫使反對黨做出進退兩難的表態(tài)：如果支持，那么勢必降低對麻生和自民黨的壓力，反對黨“一鼓作氣”擊潰自民黨政權的算盤就會落空；如果反對，則給了自民黨以“貽誤挽救經濟危機”、“拖延民生問題”等口實。正因為如此，麻生和自民黨改變了秋季“大選”的打算，提出推遲國會改選，目的就是試圖借應對金融危機等議題提升民意支持率，挽回自民黨當前的頹勢。如果這一計劃得以如愿，民主黨實現(xiàn)政黨輪替的愿望將變得更加渺茫。
　　從更深層次探究，日本近期不易實現(xiàn)政黨輪替，兩黨政治更是少數研究者一廂情愿的夢想，還源于其政黨制度和社會心態(tài)方面的重大不足。自1993年細川護熙(社會黨)政權誕生后的十多年間，日本政黨政治仍然因為面臨諸如“一黨獨大”、“聯(lián)合內閣”、“更迭頻繁”等根本性弊病，究其原因，有研究者將其歸因為五個方面：對政黨的嚴重不信任；“單翅飛行”的政黨政治；社會黨的罪過；政黨間關系的扭曲和界限的模糊；政黨缺乏想象力。
　　日本政壇短期內難以形成兩黨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社會背景：國民心態(tài)的保守化。有美國學者分析日本國民對待政治和行政改革的心態(tài)時，引用了一個極其生動的歷史比喻――古希臘傳說中的一對兄弟：艾比米修斯和普羅米修斯，前者總是面向過去，給人類偷來火種的后者則面向未來。“迄今為止，日本改革的心理大致毫無例外，都是艾比米修斯型的。受到輿論壓力，政府推出一些微小的、常常只具有象征意義的對策，而另一方面，則竭盡全力保持現(xiàn)狀�！比毡具@種心態(tài)“不僅阻延了改革，而且也錯過了成為現(xiàn)代國家的機會”。
　　
　　對華友好不可逆轉
　　
　　2008年9月12日，就在總裁選舉前10天，麻生太郎出席由日本記者俱樂部主辦的自民黨總裁候選人公開討論會時，初步卻又較為系統(tǒng)地闡述了其對華外交理念。歸納起來，麻生對華外交的核心內容如下：
　　首先，從全球戰(zhàn)略的高度看，中日關系肯定要靠后且從屬于美日同盟，與前任福田康夫所謂“聯(lián)合國外交、日美同盟、亞洲一員”的“三中心”外交基點說迥異，更與民主黨代表小澤一郎提出的“日美中正三角形論”針鋒相對。他公開宣稱：“美國是日本唯一的同盟國，因此與美國的關系顯然要重要得多�！逼浯�，價值觀外交是其基本外交戰(zhàn)略，因而也是中日關系的大前提、大背景。所謂的價值觀外交，即向國際宣揚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等“普遍價值”，并將成為日本除“強化日美同盟”、“強化與中韓俄等鄰國關系”之外的第三個外交基軸。為此，日本將在歐亞大陸的外圍，積極推動建立一條名為“自由與繁榮之弧”的弧帶。麻生認為，“價值觀外交”既沒有招致中韓反對，也沒有導致中日關系停滯，即使有反對聲音也主要來自國內政治對手。再次，中日關系的戰(zhàn)略定位 是利益互惠。這一定位，同福田的前任也是麻生的政治盟友安倍晉三對中日關系的“戰(zhàn)略互惠”定位，幾乎如出一轍。麻生宣稱：“日中友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日中兩國的共同利益即‘日中共益’才是目的。”最后，基于上述三個判斷和定位，麻生認為除軍事威脅客觀存在外，“中國威脅論”是站不住腳的。麻生表示：“每次談及中國，我總是說同樣的話，即應該對中國的經濟增長表示歡迎，而不是敵視�！�2007年6月，麻生出版了表述自己政治理念的新書《無以限量的日本》，其中專門有一節(jié)是論述中日關系的，題目就叫“為中國崛起而高興”。麻生在書中這樣寫道：“我不同意‘中國威脅論’……所以我為中國的崛起而祝福，從心底里表示歡迎。”
　　上述四點中，無論是對美日同盟的突出和強調，還是對中日關系“利益互惠”、“手段而非目的”的定位，雖然與前任福田頗有區(qū)別，但并非麻生首創(chuàng)。最具麻生“個人特色”，在于“價值觀外交”一說。2006年11月30日，時任安倍內閣外相的麻生太郎在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演講會上表示，向國際社會推展所謂的價值外交，宣揚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等“普遍價值”，將成為日本除“強化日美同盟”、“強化與中韓俄等鄰國關系”之外的第三個外交基軸。為此，日本將在歐亞大陸的外圍，積極推動建立一條名為“自由與繁榮之弧”的弧帶。所謂“自由與繁榮之弧”，是指位于這條弧帶上的一批成長中的“新興民主國家”。麻生還具體指出，這包括“繼續(xù)支持柬埔寨、老撾、越南”，“支持中亞自主發(fā)展和阿富汗穩(wěn)定”，以及“格魯吉亞、烏克蘭、阿塞拜疆、摩爾多瓦穩(wěn)定”等課題。為此，日本會加強與這些國家的對話，以及與歐盟和北約等合作，同時也會大力支持這些國家的民間組織活動。
　　但是，在東亞一體化呼聲正隆的今天，麻生的亞歐民主弧帶說所指向的各國，恐怕不僅不能領下麻生的這份“盛情”，還會懷疑日本給出的這份“餡餅”背后是否有“陷阱”。麻生當選后的第三天，美國《紐約時報》在社論中稱其為“好斗的民族主義者”，這一稱呼曾在日本國內引起廣泛關注。不過，《紐約時報》對麻生太郎的處境與對策，還是有著較為中肯的判斷：“民族主義正在日本令人煩擾地復活，因為很多日本人擔心，曾是亞洲當之無愧的經濟領袖的日本，正被日漸繁榮的鄰國甩在身后。但解決問題的答案不在對其丑惡過去的懷舊幻象里。相反，日本需要完成前首相小泉純一郎發(fā)起的市場改革以實現(xiàn)其經濟現(xiàn)代化，同時需要平等對待鄰國以實現(xiàn)其外交政策的現(xiàn)代化。如果麻生足夠現(xiàn)實地接受上述建議，他有可能會是一位成功的首相�！�
　　2008年10月23日，麻生太郎應中國邀請，正式對華訪問并出席亞歐首腦會議，先后與中國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等會談，并出席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締結30周年紀念招待會。雖然這是他繼9月底上任不久赴美出席聯(lián)大會議后的第二次出訪，卻是第一次正式雙邊外交性質的國事訪問。麻生訪華前，曾有日本媒體預測其訪華的主要議程，認為除參加亞歐首腦會議商討應對金融危機這一要務外，幾個月前發(fā)生的中日毒餃子風波、東海油氣田合作開發(fā)將是另外兩個重要話題。事實卻出乎這一預料之外。
　　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歐領導人共商應對金融危機的良策。尤其是交流協(xié)調中韓及東盟等亞洲鄰邦的應對行動，是麻生這次訪華的核心議題。當前，日本經濟面臨的最大外部壓力是全球金融危機，不僅需要配合美國的救市行動開展金融救援，還需要進一步防范對其實體經濟的負面沖擊。與此同時，日本近年來同中國等亞洲鄰國的經濟相互依賴度也在進一步加深：2007年中日貿易額達到2360.2億美元，日本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中國則成為日本最大貿易伙伴，日本對華實際投資累計金額607.8億美元，成為中國利用外資的第二大來源國；中國多年來一直是韓國最大貿易伙伴、最大進出口市場、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國，日韓之間的貿易總額也高達826.2億美元，中日韓貿易總額更超過4700億美元。日本一方面面臨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一方面對中國及整個亞洲市場依賴度上升。一心要在振興日本國內經濟方面有所作為，同時又想在拯救全球金融危機行動中表現(xiàn)出色的麻生太郎，訪華最關心的議題當然是經濟問題。中日領導人會晤后，不僅達成攜手應對金融危機挑戰(zhàn)的共識，還就進一步深化經貿等領域的合作交流取得一致意見，這些正是麻生迫切需要對其國內經濟和民眾遞交的“答卷”。
　　作為首相首次訪華，麻生的第二個議題在于：借紀念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締結30周年機會，確認維護并發(fā)展中日戰(zhàn)略互惠關系的外交方針，顯示其延續(xù)兩位前任促進兩國關系回暖并前進的積極姿態(tài)。這個議題雖然被指不像前一議題那樣實際而更具政治象征性，卻是麻生在外交上爭取民意支持的一個重要舉措。由于麻生在內政上提振經濟的舉措成效有待觀察，主打國內經濟牌并未能阻止其民意支持率的直線下跌，但外交上的積極作為，尤其是推進中日友好這種同提振國內經濟息息相關的重大舉措，對提升其人氣、延續(xù)內閣生命還是有益無害的。
　　2008年10月25日，麻生太郎在啟程回國前，接受了中國中央電視臺《高端訪問》欄目的獨家采訪。采訪中，麻生肯定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取得的飛速發(fā)展，認為這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民的自信，所以中國能在2008年遭受雪災和地震的困難情況下，不僅迅速組織了救援，還成功舉辦了奧運會和殘奧會，彰顯了中國人民的力量，他對此表示贊賞。在談到歷史問題的時候，麻生太郎表示，他和他的內閣將延續(xù)村山談話的立場，對日本的殖民統(tǒng)治和侵略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他還特意提到，要“謙虛地回顧過去，共同構筑未來”，期待中日兩國青少年能擺脫歷史包袱，展開積極交往，增進兩國民間的友好。
　　在中國外交大格局中地位舉足輕重的中日關系，近來雖然從“破冰”到“融冰”，然后又由“迎春”而到“暖春”，呈現(xiàn)持續(xù)升溫的積極態(tài)勢，但在人們心目中仍未擺脫“敏感脆弱”的陰影。人們觀望和期待的是，日本新領導人上臺后，能否讓中日關系逐步走出“脆弱敏感”狀態(tài)，進而躍升到“平穩(wěn)堅實”的理想境地?
　　(本文系北京市人才強教計劃中青年骨干教師培養(yǎng)項目資助的中期成果，項目代碼為01690856340132)
　　(作者系首都經貿大學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責任編輯：文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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