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9月7日，因四川保路首領(lǐng)被總督署誘捕，保路同志會屯聚在成都城門外，將巴蜀首府圍成孤城。保路運動的情勢急轉(zhuǎn)直下，并導(dǎo)致了一個意外的收獲：武昌革命一舉成功。因為朝廷為鎮(zhèn)壓川亂，調(diào)了駐湖北的軍隊，這才給了起事新軍可乘之機。
　　
　　辛亥逸事
　　百年前的10月10日，武昌城數(shù)聲槍響，一場倉促的起事意外成功，催生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本刊特辟“辛亥逸事”欄目，以講故事的方式，再現(xiàn)辛亥革命發(fā)生前后的細節(jié)，勾勒出中國百年歷史進程的線條。敬請垂注。
　　
　　上午八點鐘，鈴聲嘩啦當(dāng)搖過，川漢鐵路股東會又將召開了。
　　不料代表股東羅綸登臺報告：“現(xiàn)在有個好消息，督署派了一位軍官來說，頃接閣部電報，持督部堂名帖請我們即到督署去商量辦法。隨即回來報告情形，希望大家不要散會�！贝蠹叶颊f好，于是幾名股東代表離席而去。
　　代表們久出不歸，會場里交頭接耳的議論聲嗡嗡地多了起來。洪雅縣有個代表叫王小舟，表示他愿意打電話去四川總督府問問情況。
　　王小舟打完電話回來，說：那邊的人說代表們正在談話，一時回不來，請代表股東們多等一下子。
　　但這一等，就等到了下午。七月天，熱得很，會場內(nèi)又沒有吃的，茶水倒有，越喝越餓。代表們饑熱交迫，忍耐不得。有些人就想先走，哪知一出門就被人堵了回來。一位軍官上臺報告：“今天外面突發(fā)暴動搗亂情事，已宣布戒嚴(yán)，街上交通斷絕，這個時候出去很危險，請代表們解嚴(yán)后再出去。”
　　代表們大嘩。但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兵根本不跟你說理，他只負責(zé)扛把槍守住門口。一時間說什么的都有。當(dāng)然也有人想再打電話去問督署，這番卻打不通了。
　　窗外的天色漸漸暗下來。餓了一天的代表們連吵架的力氣都沒了。有人拿出錢，要看守的士兵幫忙出來買幾塊鍋盔牛肉，回答是：你們搞罷市，通街店鋪都關(guān)門了，而且全城戒嚴(yán)，哪里還有啥子鍋盔賣？
　　終于可以走了。封堵會場的軍隊荷槍而退，走出公司大門，街上站崗的軍警也撤走了。但是街上沒有行人，只有若有似無的月色隱現(xiàn)。代表們搭幫結(jié)伙地回宿處，聽得更鼓已經(jīng)敲了三更。
　　他們不知道，已經(jīng)出大事了。
　　
　　死事
　　去督署的代表一共是九人，七人是總督指名（一人請病假），三人是自愿旁聽。包括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股東會會長顏楷、副會長張瀾、《蜀報》主筆鄧孝可。
　　聽說，剛走出川漢鐵路公司的大門，帶隊來請人的軍官就翻了臉，將九個人分別管押，像提拿犯人一樣往督署送。
　　從公司到督署，要經(jīng)過暑襪街、東大街、走馬街。這幾個人誰不認識？尤其是保路同志會各街道分會的同志，一見此狀，馬上就反應(yīng)過來：川督趙爾豐要動手了！
　　傳言像熱風(fēng)一樣在蓉城的街道上瘋跑。塵埃與口水不斷加入，傳言又像氣球一樣膨脹。罷市中的成都本來就郁積著躁動不安的空氣，傳言更像一顆火星濺進了將沸的油鍋。
　　當(dāng)王小舟打電話問訊時，皇城內(nèi)外的傳言已經(jīng)變成了：九位代表被當(dāng)街拿捕，趙爾豐親自審訊，危言恫嚇，誣指造反，羅綸盛氣抗辯，立被槍殺，余人皆錘鐐丟監(jiān)。
　　成都沸騰了。先是附近幾條街的民眾，捧著光緒皇帝的靈牌，擁往督院衙門請愿。更遠處的民眾聽說，也捧著靈牌往督署趕奔。短短時間即湊合了千把人，把總府街堵得水泄不通，一堆一堆往督院轅門里擠。
　　自有保路運動以來，這是成都第一次完全自發(fā)的民眾聚集：主要領(lǐng)導(dǎo)人都被抓了，各地代表又被困在會場里，誰來策動？誰來領(lǐng)導(dǎo)？人人都是熱血沖動，只想著請愿救人。
　　一片哭喊聲中，突然幾聲槍響，子彈飛向空中。
　　民眾的哭聲驟停了一下，但馬上又響成了一片。龜兒子，那么多人，老子信你娃敢開槍？
　　真的開槍了，據(jù)說是營務(wù)處總辦田徵葵下的命令。子彈不長眼睛，這下子搞到事了哇？院壩內(nèi)秩序大亂，民眾四散。轅門內(nèi)又沖出馬隊，追趕射擊路人。正在此時，更遠處的居民與城外農(nóng)民聞聽捕人，裹著白巾頂著牌位來請愿，正碰上馬隊開槍，當(dāng)場又死了數(shù)十人。
　　趙爾豐下令關(guān)閉成都各城門。這時蒲、羅等人被捕的消息已由快馬送往周邊各州縣，同志會員正在大舉趕來，至則不得入，便屯聚在城門外。巴蜀首府，登時成了一座圍困中的孤城。
　　這是宣統(tǒng)三年七月十五日（1911年9月7日）的事。
　　
　　保路
　　決定罷市、罷課、罷工，是在閏六月二十九（8月23日）的股東會、同志會聯(lián)合緊急會議上。緊急會議召開的原因是：那日督署轉(zhuǎn)來李稷勛為宜昌分公司總理的電文。
　　1903年，四川總督錫良與湖廣總督張之洞商定建筑川漢鐵路，宜昌以下由湖北擔(dān)負，宜昌以上由四川擔(dān)負。朝廷也下了旨意，允許川漢、粵漢鐵路向民間資本開放。川漢鐵路全長三千余里，預(yù)計需銀七千萬兩。
　　以四川當(dāng)時的社會資本狀況，要說僅靠招股集齊三千五百萬兩的半數(shù)資金，難于蜀道。所以四川的集股辦法，與湖南一樣，分為購股、商股、租股三種，五兩一小股，五十兩為一整股。前面兩種好理解，無非是各縣知縣召集地方紳民，連勸帶派，而且宣揚民辦鐵路是“與洋人爭路權(quán)”，用商業(yè)利益與愛國主義兩套說辭來吸引股款�！白夤伞眲t是按糧冊攤認，于每年征糧時將股份攤?cè)胩锂�征收。各縣因此都專設(shè)了租股局，按期征收。
　　這樣一來，從地主到佃戶，都得為川漢鐵路賣力捐資。四川當(dāng)時人口約五千萬，有兩千來萬人擁有川漢鐵路股票，除去少數(shù)民族和極貧困人口，可以說，全川稍能溫飽者，無不是川漢鐵路股東。一旦鐵路股份出了問題，跟每一個四川人都切身攸關(guān)。
　　川漢鐵路從建筑計劃公布之日就爭端頻現(xiàn)。四川負擔(dān)修宜昌至成都的路段，最難修的就是三峽一帶，而三峽一帶大半屬于湖北，四川只有巫山一個縣。建筑計劃是先修宜昌至夔門段，很多人認為用四川人的股款，卻先造福湖北人，想不通，希望先修成渝段。這個提議催生出了一個組織叫川漢鐵路改進會，主事者是一幫留日川籍學(xué)生。雖然川漢鐵路督辦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但這些人后來都成了保路同志會的骨干。
　　川漢鐵路爭端，說來話長。要言之，鐵路修建因為工料、款項、人事、投資等諸般原因，遷延日久，其根子，恐怕還是“官督商辦”這個體制下，官與商的矛盾難于解決。盛宣懷主打提出的鐵路國有政策，實在也是考慮到鐵路越拖越久，材料積壓情況嚴(yán)重，資金缺口越來越大，本身已經(jīng)影響到筑路各省的社會穩(wěn)定。如1911年5月5日給事中石長信正式提出“收路”的奏折中所言：“四川湖南現(xiàn)因興造鐵路，創(chuàng)為租股名目，每畝帶征，以充路款。聞兩省農(nóng)民，正深訾怨，偶遇荒年，迫收尤覺難堪……深恐民窮財盡，欲圖富強而轉(zhuǎn)滋貧弱。”
　　正是這個理由，讓清廷認為收路有益民生，“必?zé)o阻撓之虞”，才草草下了這個決斷。
　　四川人也并不想年年把錢往這個無底洞里扔。不過這路已經(jīng)修了八年，錢扔得不少，總要對股東有個交代吧？股東會的決議是：要求政府將歷年用款，用六成現(xiàn)金加四成股票的形式還給股東，尚存的資金七百多萬兩也由股東會處理。
　　盛宣懷如何肯認這個賬？如果承認這些條款，四國銀行的借款連還債都未必夠，還談什么繼續(xù)修路。朝廷的政策，是將以前的股票全部換成國家股票，等路修成了再慢慢還。
　　這下把四川股東惹毛了哇，大家說：既奪路權(quán)，又不認倒款，更提現(xiàn)金，形同搶劫。最壞的是，盛宣懷仗恃他是郵傳部尚書，不準(zhǔn)各地電報局譯發(fā)關(guān)于鐵路文電，也就是說，川漢鐵路公司總部要跟各地分公司、租股局聯(lián)系，只能恢復(fù)以前的快馬急遞，這不是束縛人民與團體的通信自由么？諮議局的議員們拍桌大罵。
　　三天之內(nèi)，保路同志大會便轟轟烈烈地在成都岳府街鐵路公司的大廳內(nèi)宣布成立了。五月廿一日（6月17日）的到會人數(shù)，足足在5000人以上。
　　聲勢雖大，但主張“保款”的人還是多于主張“保路”的人，用諮議局副議長肖湘的話說，是“以索還用款為歸宿，以反對國有為手段”。但在向朝廷上奏、請愿將近兩月之后，政府不僅一點兒沒有松口，反而因為李稷勛之事，矛盾空前激化。
　　李稷勛是四川秀山人，1909年以郵傳部左丞參議的身份被派往川漢鐵路公司宜昌分公司任總理。他本來是反對鐵路國有的，但不知是受到了頂頭上司盛宣懷的壓力，還是放棄了本土立場轉(zhuǎn)而為政府利益謀，同意將川路余款轉(zhuǎn)為國有路款。如此一來立遭千夫所指，股東大會有人宣稱“盛宣懷賣路于前，李稷勛賣路于后，是害吾川之生命財產(chǎn)，皆二賊所為，吾川人必誓殺此二賊”。
　　然而盛宣懷決意強硬到底，聯(lián)合川漢鐵路督辦端方、總辦瑞?等人聯(lián)名上奏，派李稷勛繼續(xù)主持收歸國有后的川漢鐵路宜昌段建設(shè)。消息傳來，全川沸騰，罷市罷工，勢所必然。
　　
　　罷市
　　罷市、罷課、罷工，全城“三罷”，在四川肯定是頭一遭。尤其是罷市，畢竟大部分手工業(yè)者小商販?zhǔn)且蝗詹蛔鲆蝗詹坏檬�，如果罷市通告發(fā)出影響不大，或因為生活壓力不能久罷，或因軍警脅迫不能貫徹，做不到全城關(guān)門，就會變成全天下的笑柄。
　　“列位！盛宣懷奏準(zhǔn)欽派川人所公請撤換的李稷勛為宜昌總理，系為執(zhí)行他的喪權(quán)辱國之借債合同！盛宣懷是一個賣國媚外的漢奸，李稷勛是一個賣省求榮的敗類，應(yīng)該約集全省同志一致起來反對，先從省城做個典型。要求全城各界同志實行罷市、罷課，來抵抗郵傳部違法喪權(quán)的專橫政策。大家如贊同這個方式，請從今天實行！”
　　保路同志會副會長羅綸的話音未落，全場的狂呼聲、鼓掌聲已經(jīng)響成一片。幾百人高呼：“政府要硬搶鐵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還做什么生意！”
　　會一散，立即按照昨晚商定的部署，同志一齊往辦事處領(lǐng)取傳單，然后分成兩隊，直奔商業(yè)場。
　　商業(yè)場是成都商業(yè)的中心區(qū)，這里如能全面罷市，則全城關(guān)門可望實現(xiàn)。分成兩隊的用意，是第一隊先進去挨戶發(fā)傳單，只簡單地說“請即關(guān)門贊助”。第二隊再跟進，發(fā)現(xiàn)有懷疑觀望者，再加說明勸導(dǎo)，務(wù)使每戶關(guān)門。
　　上午十點，第一隊人馬進人商業(yè)場后門。
　　進程意外的順利。從第一戶開始，商鋪戶主才看完傳單，立即去搬鋪板關(guān)鋪門。散傳單的走到哪里，鋪門就關(guān)到哪里，漸漸第一隊的話都不必說，只要將傳單遞過去，第二隊更是無所事事。偌大的商業(yè)場，便只聽見腳步聲和鋪板聲，混在一起根本分不出先后。
　　于是領(lǐng)頭者當(dāng)即將兩隊分成若干小隊，加快進度。說來嚇人，成都府大街小巷，上千上萬家店鋪，幾乎都沒有二話，有些店鋪只有小孩看門，搬不動鋪板，宣傳隊就幫他搬一搬。才大半天工夫，成都的時鐘就停了。
　　各大街的中心都搭起了臨時牌樓，高比屋檐，寬與街齊，上設(shè)香案，中間立“德宗景皇帝”，就是光緒的牌位。兩邊的對聯(lián)是從光緒的上諭中摘出來的：鐵路準(zhǔn)歸商辦，庶政公諸輿論。保路同志會街道分會天天在此開會，痛罵盛宣懷、端方、李稷勛。
　　最狼狽的是各級官員，他們上下衙門，原本就是張傘喝道皂隸凈街，現(xiàn)在見了光緒的牌位，格于規(guī)制，只好下來叩頭行禮，步行通過，再行上轎。可是每條街都有牌樓，這……這也太不便了吧？那末，繞行小街？可是這些刁民發(fā)現(xiàn)了，再小的巷他們也扎個牌樓……很多官爺最后不得不撤轎，跟班拿著衣包，微服步行偷偷溜過去。
　　罷市從七月初一開始，半個月不見停息，反有愈演愈烈之勢。內(nèi)外交迫之下，趙爾豐才搞出了七月十五捕人開槍的大動作。
　　
　　獨立
　　同志軍搞七月圍城，成都變了孤城一座。沿途交通被截斷，各縣向首府的解款全停。這時出現(xiàn)了所謂“水電報”。
　　一般記載，“水電報”由同盟會員龍鳴劍于城南農(nóng)事試驗場發(fā)明，他們將幾百片涂了桐油的木片投入錦江，順?biāo)�漂向川南各地。木片上寫著“趙爾豐先捕蒲、羅，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
　　但也有人說，“水電報”是趙爾豐為了坐實蒲、羅等代表的造反罪名，吩咐下面的人偽造了“油粉兵符”，上寫“調(diào)兵進省救援”等字樣，投入江中，再自行撈起以為證據(jù)。沒想到弄巧成拙，投入水的多而撈起的少，木牌順流而下，反而幫助保路同志會傳播了信息。
　　最大的可能是兩者皆有。據(jù)犍為人寧芷村說，他當(dāng)時正好搭船從嘉定（樂山）回犍為，沿江看見許多木片，“撈起來看，上面有不同的寫法，大都是報告消息，主張抗糧抗捐，組織同志軍，堅持力爭等等。而且他看見很多人在岸邊守候水電報。
　　七月廿八日（9月20日），傳來消息，朝廷命岑春煊來川“助理剿撫”，而且朝廷對川漢鐵路的意見也很不統(tǒng)一。盛宣懷仍是秉持此前不準(zhǔn)郵電互通保路消息的政策，認為隔絕輿論，有助于平息風(fēng)潮。不過郵傳部管不著報館，他求助朝廷，希望民政部能出面，“嚴(yán)禁各報登路事”。然而民政部大臣桂春持反對意見，認為只要保證報紙報道“不得故作危詞”、“不得附和亂黨語氣”，亦不必“過分束縛”。
　　這一來明顯看出，朝廷也在剿撫之間因循，而且“撫”的意見頗有后來居上之勢。又過兩天，岑春煊《告蜀中父老子弟書》的電文也傳到了四川。這位前任四川總督的文告寫得很動感情：
　　“春煊與吾蜀中父老子弟一別九年矣，未知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否？春煊則固未曾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丁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與父老子弟相見，頻年契闊之情，竟不勝其握手唏噓之苦，引領(lǐng)西望，不知涕之何從……父老子弟茍有不能自白于朝廷之苦衷，但屬事理可行，無論若何艱巨皆當(dāng)委曲上陳，必得當(dāng)面后已……父老子弟果幸聽吾言，春煊必當(dāng)為民請命，決不妄戮一人�！�
　　而且他還向外界表示，平息四川亂事，有三條對策：（一）發(fā)還商股；（二）釋放蒲殿俊等；（三）請朝廷下詔罪己以收人心。
　　這些對策完全與趙爾豐的舉措相反，趙當(dāng)然深感不安，作為因應(yīng)，他一面致電朝廷，力阻岑春煊來川，并有“岑不來猶可若，岑前來恐終無寧日”之語，另一面，也向川內(nèi)表示和解的意向。
　　9月23日，同志軍自動解成都之圍，四鄉(xiāng)的米炭蔬菜得以進城，成都人的便溺垃圾也可以運出去，這座古城忍受了一個月的罷市、半個月的圍困，終于回復(fù)了生活的正常。
　　武昌起義爆發(fā)，趙爾豐再也打不起精神來“平亂”了。眼瞅著全川有數(shù)十州縣已經(jīng)聲稱獨立，川邊平藏的部隊被同志軍擋著回不了省城，還有那個端方端老四，呆在資州，似乎隨時來取己而代之，趙爾豐無復(fù)往日威風(fēng)，也默許手下跟諮議局那幫立憲派你來我往地商量，尤其是聽得傳言說“宣統(tǒng)爺從北京跑了”，嚇得趙總督一身冷汗：大清朝……怕是要完。
　　磨來磨去，總督衙門提出了一個“官定獨立條件”，主要強調(diào)“不排滿人”、“安置旗民生計”、“不論本省人與外省人視同一樣”、“不準(zhǔn)有仇官言動”，這些是趙爾豐為自己與下屬、旗人提出來的條件，其余如保護外國人、保護商界、不準(zhǔn)仇殺搶劫、維持藏邊防務(wù)，倒是跟紳方提出的獨立條件一致。
　　條件談定，11月26日上午，趙爾豐將關(guān)防大印移交給新成立的軍政府。11月27日，“四川大漢軍政府”宣告成立，趙爾豐發(fā)表《宣布四川自治文》，蒲殿俊發(fā)布《大漢四川軍政府宣告獨立書》。
　　像是為了呼應(yīng)這個日子，就在這一天凌晨，湖北來的新軍沖進資州行轅端方的臥室，殺掉了這個清末最出色的旗人大員。四川人從保路到反清的斗爭，到此有了一個轉(zhuǎn)折點，但“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巴蜀的亂局，這才剛開了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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