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刑法和法律沒有違憲審查,沒有違法審查,這個國家就沒有行政,就沒有法制 　　 　　12月1日,北京大學5位學者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了審查國務院《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的建議。本刊記者采訪了參與者之一的北京大學法學院行政法教授姜明安。
　　在這位學者看來,《條例》助長了一些地方領導人過分依賴“賣地”和房地產(chǎn)業(yè)發(fā)展當?shù)亟?jīng)濟的思路、政策。長期以來,一些地方的領導人以GDP為本,以建設高樓大廈、大馬路、大廣場和改變城市外在形象為本。老百姓的痛苦,老百姓的眼淚,老百姓以命相爭、相抗、自殺、自焚,他們都看不到,聽不見,他們對之無動于衷,野蠻拆遷中不斷流淌出的血和淚絲毫不能撼動他們,強制拆遷依舊,暴力拆遷依舊。
　　《條例》對房屋拆遷補償作出的具體規(guī)定將補償與對房屋所有權的征收分開了,將補償作為了拆遷程序的一部分,把本應在征收階段解決的補償問題延至拆遷階段解決,從而明顯與《憲法》、《物權法》和《房地產(chǎn)管理法》要求的“先征收補償,后拆遷”的規(guī)定相抵觸。
　　根據(jù)《憲法》和《城市房地產(chǎn)管理法》規(guī)定,征收、補償?shù)闹黧w是國家(政府),征收、補償?shù)姆�律關系是行政法律關系,必須遵守依法行政的要求。但是,《條例》卻將對被拆遷人給予補償、安置的法定義務轉移給拆遷人,將行政法律關系轉變?yōu)槊袷路�律關系。《憲法》、《物權法》和《城市房地產(chǎn)管理法》明確規(guī)定,征收是拆遷的前提,但是《條例》規(guī)定的拆遷人申領房屋拆遷許可證的前提條件中,卻沒要求拆遷人提供被拆遷人房屋所有權和相應土地使用權已被征收的證明材料。
　　“我們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審查國務院《條例》的建議,除上述考慮外,還希望推動我國《憲法》和《立法法》設計和確立的法規(guī)違憲、違法審查制度實際運作起來�，F(xiàn)行《憲法》已經(jīng)實施27年,《立法法》已經(jīng)實施9年,但我們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從來未審查和撤銷過一個行政法規(guī)或地方性法規(guī)、自治條例、單行條例。難道這些法規(guī)、條例從來就沒有過違憲、違法的情形嗎?如果說它們永不違憲、違法,那為什么還要設計和確立法規(guī)違憲、違法審查制度呢?長期以來,我們的這項制度一直在睡覺,這與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的治國方略完全背道而馳。因為沒有違憲、違法審查,就沒有對政府權力和地方權力的制約,就沒有人權保障。而沒有權力制約和人權保障,就沒有憲政和法治�！苯�明安說。
　　
　　根本原因在以政績?yōu)楸?
　　
　　人物周刊:暴力拆遷時有發(fā)生,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姜明安:根本原因就是你是以人為本還是以GDP為本、以政績?yōu)楸?這是個思路問題。一個縣城都是三道四道甚至六道的馬路,卻根本就沒有幾個車子走,你這是什么思路啊?
　　你說為改善老百姓的住所,但是他祖輩就在那里住了幾百年了。你不能因為你說肉好吃就讓大家都來吃肉,老百姓還愿意吃魚呢,甚至還愿意吃蘿卜白菜呢。再者,房子拆了就給人家十幾萬幾十萬塊,再搬到你那個新房子里去,卻要上百萬,人家買不起啊。這些地方的這些領導人就是替自己著想,這是根本原因,而不是那個條例。
　　人物周刊:《條例》第4條中“拆遷人應當依照本條例的規(guī)定,對被拆遷人給予補償、安置”,可見,《條例》規(guī)定的補償主體為“拆遷人”。
　　姜明安:依據(jù)憲法和法律,征收、補償主體應該是國家,征收補償法律關系應該是行政法律關系;而《條例》卻將補償主體定位為拆遷人,將拆遷補償關系界定成民事法律關系。因公共利益的拆遷,應該是國家給當事人補償、安置,怎么讓拆遷人給他補償呢?這個當然是把法律關系搞錯了。
　　人物周刊:政府在拆遷過程中的“一女兩嫁”使得當事雙方都有各自依據(jù)?
　　姜明安:對,就是一女兩嫁了。我有房產(chǎn)憑證、土地使用憑證,我這個房子還沒有被征收過去,但他那里有拆遷許可證,或者還有土地使用批準書,他也有理,兩人就肯定打起來了。
　　人物周刊:《物權法》相對于《條例》是上位法,但對于接連發(fā)生的強拆問題,有人質疑,《物權法》是不是一紙空文?
　　姜明安:物權法只是原則性規(guī)定,沒有辦法實施:可以拆遷私人房屋,但應進行補償,并安置住房。什么樣的情況下可以拆遷?什么才是公共利益?都沒有確定。拆遷要經(jīng)過什么樣的程序,要辦什么手續(xù),它沒有規(guī)定。怎么補償,怎么安置,它沒有辦法。那政府當然就按那個拆遷條例來了。拆遷條例規(guī)定得很細啊,當然這些條例都是很不合理的。
　　人物周刊:城市拆遷中的問題最為突出的是什么?如何平衡政府、開發(fā)商同拆遷戶之間的利益?
　　姜明安:這要區(qū)分公共利益與商業(yè)利益。公共利益拆遷,如果是老百姓真的不走,那是可以運用強制手段的。但如果是開發(fā)商利益,這就是民事關系,不能單由行政決定,就由開發(fā)商和老百姓去談,把補償、安置問題都解決了。比如建奧運會場館、世博會場館,建地鐵,都是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也不能搞野蠻拆遷,也要遵守《行政強制法》,就是強制拆遷,也要保證公正,法院應該公正裁決。
　　人物周刊:會不會有很多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去征地?或者公共利益項目最后變成了商業(yè)利益項目?
　　姜明安:老百姓不同意,可以到法院去告,政府也可以到法院去申請,最終由法院裁定。法院是根本,當然法院能不能夠公正是另外的問題。
　　
　　輿論不應提倡用生命去抵制
　　
　　人物周刊:“孫志剛事件”讓《收容審查條例》得以廢除,而“唐福珍自焚事件”是否會讓《條例》廢除?
　　姜明安:關鍵不在于這個條例有沒有,而是它合不合法�，F(xiàn)在它違憲違法,就應該修改得讓它和諧合法。孫志剛這個事件實際上是廢除那個原來的條例,出來城市救急條例。現(xiàn)在拆遷管理條例修改已經(jīng)開始了,12月16日國務院召開會議討論這個條例的修改。國務院準備自己改了。當初為什么向人大建言呢,就是希望人大作為一個很好的案例,下次老百姓認為這個法規(guī)有問題,無論是地方性法規(guī),還是行政法規(guī),那就可以找人大,人大就可以進行審查,就制度化了。
　　人物周刊:唐福珍不惜以犧牲個體生命為代價來捍衛(wèi)自己的住宅防衛(wèi)權,您如何看待?
　　姜明安:從法律方面看,她這種做法不可取。我們不能夠因為凡是有政府違法,或者是開發(fā)商違法,就要自焚,或者是上海釣魚執(zhí)法事件中,剁指證明自己清白。但他們這些人是起了推動的作用,如果沒有孫志剛,沒有唐福珍,那這兩個條例是不會這么快就被修改的,某種意義上他們是為社會公共利益做了犧牲。
　　生命是最重要的,哪怕是公共利益,輿論都不應提倡用生命去抵制。網(wǎng)絡輿論通常能反映多數(shù)民眾的良知,表達正義,“同情弱者”在通常情況下就是良知和正義的體現(xiàn)。無論是政府,還是法院,都不能無視網(wǎng)絡輿論。但對網(wǎng)絡輿論也需要加以引導,防止情緒化,防止“多數(shù)人暴政”,民主需要法治制約,民眾激情需要法律規(guī)則、法律意識、法治理念去中和。
　　人物周刊:早就有法學家質疑過《條例》是否合法,當《物權法》產(chǎn)生之后,更是遭到了一致的質疑。但這么長時間以來,該條例一直存在著。
　　姜明安:這有個量變引起質變的過程。重慶、上海、成都、貴州、東北,現(xiàn)在這種事件已經(jīng)大到了這么一個點。當《物權法》產(chǎn)生之后,就應該修改這個相違法相抵觸的條例。但全國人大一年只開一次會,最多一星期,根本就來不及審查國務院的行政法規(guī)。
　　我也提出人大能不能夠有四分之一的專職代表,人大常委能不能夠有四分之三或者一半的編制代表專門來做�，F(xiàn)在讓政府自己去解決自己的錯誤,當然也有可能,但很難。
　　一個國家的刑法和法律沒有違憲審查,沒有違法審查,這個國家就沒有行政,就沒有法制�！皩O志剛事件”之后不是很多人想把它啟動起來嘛,結果沒有啟動起來,最后國務院自己修改了那個條例。當然,自己改了也是好事,但不能夠單純靠出現(xiàn)一個事件就改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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