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10年，當過中國內地首富者有榮毅仁與榮智健家族、劉永行與劉永好兄弟、黃光裕、丁磊、張茵、楊惠妍等6人（家族），幾乎清一色地是低調者 　　 　　“通行證”與“墓志銘”
　　
　　中國商業(yè)史上總有一些非常巧合的事情發(fā)生。2009年4月底，幾乎在同一時間，有兩則關于“首富”的消息被熱議。一則是，有香港傳媒報道，前“首富先生”黃光裕在看守所自殺未遂；另一則是，遼寧忠旺集團在香港招股，如若上市順利，其掌門人劉忠田家族有望以至少240億元的身家，沖擊今年的首富寶座。
　　真是意味深長的對比。對于前者，據稱黃光裕案涉及的副部長級以上的官員有57位之多；而對于后者，劉忠田顯然是大多數公眾眼中的“新面孔”――盡管去年他以70億元資產位居胡潤百富榜第76位，但你上網搜索他的個人信息，可謂寥寥數行，譬如“今年45歲，遼寧人，當年從房地產業(yè)掘得第一桶金，如今執(zhí)掌生產鋁型材的忠旺集團近16年”等。
　　于是有人開始給劉忠田冠以“神秘富豪”的名頭。正如去年的杜雙華，一開始人們對這位中國民營鋼鐵業(yè)的風云人物知之甚少，當他進入富豪榜前三甲時，傳媒才開始將他在日照鋼鐵的創(chuàng)業(yè)史陸續(xù)挖掘出來，而當他與山東鋼鐵的博弈不斷升級時，其標本意義終于凸現。
　　劉忠田的低調毫不遜色，今年3月初，身為全國人大代表的劉忠田赴京參加“兩會”，彼時他正緊鑼密鼓推進忠旺在港的IPO計劃，我試圖在北京加以“堵截”而未果，后來忠旺公司員工說：“我們老板是只身一人到北京的，不帶秘書，這是他的習慣�！�
　　最近10年，當過中國內地首富者有榮毅仁與榮智健家族、劉永行與劉永好兄弟、黃光裕、丁磊、張茵、楊惠妍等6人（家族），幾乎清一色地是低調者。最典型者莫過于楊惠妍，遵從父命躲避媒體，結果自己的婚禮視頻流傳網上，披著大紅嫁衣的截圖竟然成為風行一時的首富標簽。
　　幾天前遇到胡潤，他讓我推測一下今年的首富會是誰。我說，一定還是一位低調行事者――低調是首富們的通行證啊。胡潤狡黠地笑了下，說：“也是他們的墓志銘吧�！�
　　在中國學習并做了10年百富榜的英國小伙胡潤，竟然可以恰到好處地活用北島的詩了。
　　
　　“座上客”與“階下囚”
　　
　　胡潤百富榜10年，榮氏父子三度登頂，黃光裕則分別于2004年、2005年和2008年三次成為內地首富。如今黃光裕已為階下囚，而榮智健亦因澳元外匯衍生品投資巨虧，于2009年4月辭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職。
　　對于崇尚自由主義的香港民眾來說，他們兩眼主要盯的是企業(yè)的信譽和社會福利，而非什么“紅色背景”。4月中旬我在香港出差，接觸了一些香港民眾，談到中信泰富，他們首先提及的，其實是中信泰富控股的西區(qū)海底隧道（西隧）和東區(qū)海底隧道（東隧）近幾年接連大幅提價事宜，港人批評中信泰富社會責任缺失，至于其政治背景，或是榮智健生活的奢華，鮮有人津津樂道。而在內地，人們自然而然地去揣測這一財經事件背后的政治斗爭。
　　無論榮家是否就此“謝幕”，榮智健事件連同黃光裕案已散發(fā)出某種共同的時代隱喻，即對財富群體的考量，又繞回到了十多年前人們甚為避諱的話題上：政商勾結和裙帶主義的盛行是否已超出容忍的限度。
　　1999年9月胡潤制出第一份“中國內地50富豪榜”，發(fā)給《時代》周刊、《福布斯》等機構尋求出版，他在自薦信中寫道：“如果把成功定義為擁有財富多少的話，那么這50人就是中國大陸最成功者，他們的故事能讓全世界更好地了解共產黨執(zhí)政下的中國社會。”
　　現在回頭來看，1999年――共和國建國50周年，人們開始廣泛地談論起“富豪”及個人財富多寡來，實在是一個偉大的時代開端。之后的10年間，盡管民營企業(yè)家為自身身份之跌宕而心潮起伏――為2001年被第一次定位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yè)建設者”而歡欣，為2003年山西海鑫鋼鐵掌門人李海倉被殺及孫大午“非法集資案”而焦慮，為2004年中小企業(yè)板開市及2006年施正榮、彭小峰等新能源富豪的誕生而振奮――但他們依然認為，民營經濟連同“個人財富”這一概念的地位均在“螺旋式上升”，直到有一天，他們發(fā)現以山東鋼鐵意欲吞并日照鋼鐵、首鋼洽購山西海鑫鋼鐵為代表的“國進民退”風潮步伐正在加速，以黃光裕案為代表的政商利益互送之種子，早已潛滋暗長并不斷滲透，甚至無孔不入。
　　10年一回頭。中國社會的財富觀，到了應該重新加以審視的時候了。
　　不斷有新的官員因黃光裕案而落馬。中國多數民營企業(yè)家的尷尬恰恰就在于此――10年間他們不斷沖破一些原本不該有的樊籬，不時被冠以莫名的罪名，如今當他們終于不再為此而傷腦筋、準備大干一場的時候，卻又要與政商勾結之路徑依賴者（特別是東窗事發(fā)者），一同感受這風聲鶴唳和步履維艱，更別說還要忙活于應對經濟危機的威脅和巨頭國企的排擠了。
　　
　　“長青樹”與“枯藤木”
　　
　　民營企業(yè)家處理政商關系的類型大致有四種，第一種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風光，卻常心生唏噓；第二種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結，共謀“大業(yè)”；第三種是“不倒翁型”，環(huán)境惡化抑或決策失誤后，總有“貴人“相助；第四種是“緊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從不越界。
　　成為第四種類型者，實在是少數中的少數了。臺灣首富、臺塑集團創(chuàng)始人王永慶或許屬于此列。不過，王永慶于2008年10月中旬去世后，臺灣《聯合晚報》在一篇社論寫道：“盡管王永慶敢言，動輒以萬言書闡明心志，可是到了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他依舊遭到來自政府掐住喉嚨，使得大陸投資計劃擱淺……臺灣實應走回政商分際、司法嚴明的正道！”
　　忙于周旋政商關系，不但是臺灣地區(qū)，同樣也是中國內地許多民營企業(yè)的一大“要務”。當全球經濟危機蔓延，許多內地企業(yè)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動用自己長期以來在政府及金融系統(tǒng)搭建的資源橋梁，而非進行自我審查、變革和突圍。
　　看看香港首富李嘉城吧，由于這輪危機下香港股市和樓市出現了一個季度的“時差”――2007年9月至2008年1月，香港樓價急升約3成，李嘉誠趁著詭異的市場氣氛，高價出售旗下樓盤，嗅覺靈敏可見一斑。正因為此，就在我們大談李嘉誠的財富大幅縮水的時候，他在內地最大的商業(yè)地產項目――上海真如項目于今年4月逆勢開工了，據說是李嘉誠在內地房地產業(yè)最大規(guī)模的一筆投資。
　　另一方面，由于內地的“首富們”對政商關系諱莫如深，于是不得不與公眾及傳媒保持一定距離――其實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一邊為廟堂和江湖之事很煩很壓抑，一邊又不能讓市井百姓看出自己的情緒來――記得黃光裕到央視《贏在中國》節(jié)目做嘉賓時的一處細節(jié)――一群知名企業(yè)家濟濟一堂，圍成圓圈，各陳高論，而黃光裕坐于一旁，沉默不語，主持人王利芬問他有何高見，他尷尬地笑了一下，用不太流利的潮汕普通話說：“沒什么要說的，做企業(yè)，就那么些事嘛！”
　　從時間軸線上來看，內地富豪們最頭疼的事則是企業(yè)傳承。他們無一不希望基業(yè)長青，所以早早盡心盡力培養(yǎng)下一代。迎面而來的是兩個難題，一是子女內訌，要知道日本家族企業(yè)傳承并不平等，通常是長子繼承，且一旦確定，其他子女都要離開企業(yè)（這也是許多日本企業(yè)有幾百上千年歷史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中國講究百子千孫平均制。二是政商關系傳承難度大。
　　第二個難題顯然是重中之重。李鴻章說了，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自然而然地，一代人擁有的是一代人的人脈。黃光裕就算有通天本領，也難以將自己的人脈傳承給自己的子女,再說他的子女還都是小朋友。
　　好歹國美沒有倒掉。有一天國美成了百年企業(yè)，人們定會一邊贊賞這顆長青樹企業(yè)，一邊為它的創(chuàng)始人早早成為“枯藤木”而唏噓。元人馬致遠在一曲《天凈沙•秋思》中吟道：“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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