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生死態(tài)度和生命哲學肖像 　　 　　1936年10月19日,一代大師魯迅先生離我們而去,留下的是無窮的傷痛和未解的謎團｡70年后的今天,我們已沒有必要去費思于“如果魯迅再活得長一點”的假設,因為對于死生,先生有自己的態(tài)度和決定,而生命的消逝并不影響精神的長存｡
　　
　　魯迅的決絕態(tài)度
　　
　　魯迅帶著大徹大悟的決絕,匆匆歸復生命所從來的大化,距今70年矣｡“如果魯迅先生還活著”,其間不知有多少人如此設問,不知包含幾多感慨與揣測｡還有,20世紀末重新熱鬧起來的有關魯迅死因的爭議｡可惜,無論是耽誤說還是謀害論,都沒有足夠考慮到魯迅本人的意愿――先生愿意多活一日嗎?
　　好生惡死,人之共性,且以中國文化為甚｡“愈是無聊賴,沒出息的腳色,愈想長壽,想不朽”(《古書與白話》),對此魯迅痛加斥責｡
　　決絕,除此二字無以概括魯迅的生命態(tài)度｡
　　臨死前不久寫出的《死》,明確交待了“趕快收斂,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關于紀念的事情”,對妻兒未來生活也有直白的指點｡這正無妨視為魯迅的遺囑｡看透生死,習慣死亡,實在是魯迅區(qū)別于凡人的本質所在｡唯其如此,魯迅重病時一直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他不遵醫(yī)囑,未去休養(yǎng),病情稍見好轉即行寫作,活到五六十自以為賺了“外快”｡明了于此,對魯迅病重仍堅持延請醫(yī)術平平的須藤大夫,也就不難理解了｡
　　“一個人對于死亡的態(tài)度往往反映了他對人生的態(tài)度”,鹿地亙所見極是:“魯迅先生在臨近死亡的威脅下沒有絲毫的沮喪,憂愁,他堅忍不拔的意志更加快了工作速度｡”(鹿地亙《魯迅――我的師友》)魯迅親身實踐了他的生命哲學｡
　　
　　魯迅生命觀的形成
　　
　　縱觀魯迅的生命觀,在三味書屋所受魏晉文學熏陶是其文化的源頭活水｡魏晉文學充滿了“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生命嗟嘆,曹丕倡導“未若文章之無窮”,更是策略地顛覆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序列｡魏晉文學的自覺,實乃生命之覺醒｡少年時代的魏晉教育早給魯迅播下了另類的文化種子｡
　　但是,遭遇親人的死亡更能震撼稚嫩的心靈｡
　　魯迅8歲時,小妹端姑出生十月夭亡｡那時魯迅已不再懵懂,端姑病篤時他在屋隅為妹妹暗泣｡1892年曾祖母去世,無意中撬動了周家老宅的基石｡在京為官的祖父周福清(號介孚)千里奔喪回鄉(xiāng),因為周家子弟科考“走門子”行賄敗露,被系入獄｡生死的惶惑與恐懼從未如此近逼,魯迅隨母親逃往娘家安橋頭避難,大受刺激｡介孚公被判斬監(jiān)候,周家于此進入了長達7年的生死等候的焦灼期｡
　　待死之人命偏硬得狠,而富于青春､韶華之年的親友卻不期然地死去｡介孚公系獄的第二年秋,魯迅的小姑母(康官)產后患產褥熱病逝｡父親承受著科場無望而老父又命在旦夕的雙重煎熬,在祖父入獄當年的某一天突然吐血,終于1896年死去,年僅37歲｡兩年后,魯迅赴南京讀書,在等候開學期間回鄉(xiāng)參加縣考,遇四弟椿壽夭亡｡
　　四年后,魯迅遠渡東瀛,留學日本,一待八年,于茲華族危機與生命覺醒形成異質同構,在濟世中實現(xiàn)超眾以致“不朽”,這是魯迅的人生設計,“幻燈片事件”是又一起生死事件,它促使魯迅棄醫(yī)從文,為的是啟蒙民族精神,也為了個人的文學自覺｡
　　西哲存在主義的文思,克爾凱廓爾､尼采､安特萊夫､迦爾洵､望?藹覃等人的作品,進一步充實了魯迅的個性主張,為此他拒絕成為革命黨暗殺行動的犧牲品｡魯迅對自己有更高的期許｡
　　辛亥革命后,魯迅北上為教育部部員,經(jīng)歷南北議和,袁世凱稱帝,曹錕賄選……這一切讓魯迅深有幻滅感｡再加上包辦婚姻的失意,時有病痛作怪,家族死亡陰影隨之浮上心頭,使其倍受煎熬,1924年已成就文名的魯迅,仍向北大學生李秉中流露了自殺的念頭｡李秉中亦有自殺傾向,這就叫同病相憐｡
　　魯迅采取縱酒､學佛､抄碑等方式進行自我排遣､自我陶冶､自我麻醉｡在成名后,又以熬夜寫作來加速生命的燃燒,此與其師章太炎“速死”之道異曲同工｡他所以沒有選擇顯在的自殺,是感激母親的養(yǎng)育之恩,更因其also a man,求生亦是其本能｡
　　
　　從死火重溫到花開花落兩由之
　　
　　在北京后幾年,魯迅所作《野草》以詩語縱容陰郁､頹敗的心情放任自流,藉此宣泄了他內心的死亡意識,完成了生死的思考,實現(xiàn)了文學療傷的功能｡
　　但死火重溫,關鍵還在于愛情的力量｡許廣平闖入他的情感世界,賦予魯迅新的生機｡這遲到的愛,對于魯迅具有生命拯救意義｡除了許廣平,還有誰過問魯迅的生死?為此,魯迅在女師大風潮中完全站到了學生一邊;為此,魯迅找到了生存的另一理由――“為了我的敵人”｡
　　魯迅決定活下去,不是想做什么“名人”,而是要“玩玩”｡此外,“中間物”的歷史定位,作為進化鏈條的一節(jié),魯迅也確立了“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寫在后面》)的生存方式｡
　　離開北京后,之廈門､之廣州,最后折至上海,并且漸漸安頓下來｡在教授與作家之間,魯迅選定了后者,算是將愛好變成了專職｡然而,職業(yè)作家的自我定位,反倒拘限了魯迅的自由創(chuàng)作｡靈感棄他而去,重寫中國文學史亦因紛擾的心緒､資料的欠缺､生計的拖累而只能斂手興嘆｡
　　上海,注定要埋葬這位文化英雄｡魯迅迅速老去,衰老得讓蕭軍初見為之落淚｡對自己的衰老,魯迅一方面有所忌諱,另一方面調整了自己的寫作方式｡比如,推掉一些稿約,有所不為正為有所作為｡再如,文化心態(tài)更趨沉靜,不再激越于論戰(zhàn)｡又如,生命轉速加劇,想寫的就趕緊寫｡
　　晚年魯迅也適當養(yǎng)生,嗜煙飲酒也受到愛妻的有效控制,但往年積勞向晚年魯迅連本帶息索要昂值,魯迅疾患不斷,看病的次數(shù)明顯增多,但再多不過是敷衍,他自己也是個焦躁的病人,醫(yī)藥僅成安慰劑｡魯迅依舊透支著生命,他在《“這也是生活”……》中已暗示自己將死于“過勞死”｡
　　但這已不是有意找死,只是遇生且活,死來即亡｡用魯迅的話說,也就是“姑且活下去”,“姑活”不同于醉生夢死的“茍活”｡因為“姑活”,魯迅挈婦將雛躲避“一?二八”戰(zhàn)火,躲避國民黨當局的迫害;正因為“姑活”,魯迅不懼特務暗殺威脅,毅然前行為“民權保障同盟”總干事楊杏佛送殮――魯迅已是“花開花落兩由之”了｡
　　花開花落兩由之,是生存命題邏輯推演的必然結果,這也是魯迅生命哲學的最高終結｡
　　
　　魯迅創(chuàng)作的生死主題
　　
　　生死關懷,是魯迅創(chuàng)作的一個潛在母題｡
　　晚年魯迅承認:“多傷感情調,乃知識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終不能改”,他認為此乃人之“真情”,“無賴子”無之｡
　　那確然是一個生命短促的時代,與魯迅生命交織又先他逝去的,可以開出一份長長的死亡名單｡《朝花夕拾》對保姆､父親､范愛農深表哀悼之意,面對國民黨當局的血腥屠戮,魯迅更是寫出了《為了忘卻的記念》,與《記念劉和珍君》合成雙璧,深情追悼強權暴政下殞滅的靈魂｡他還為《守常全集》作“題記”,為白莽詩集作序,更是帶有“紙墨更壽于金石”的用意,花大力氣為亡友瞿秋白編纂遺文集,意在接續(xù)亡友的生命｡
　　感念逝去的生命,譯印先賢的作品,成為極具生命感的魯迅行為｡譯印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因原作者死于關東大地震;與鄭振鐸編輯《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那是在搶救行將消亡的制箋藝術傳統(tǒng)｡此外,魯迅作品中還有一些喪悼文字,如《韋素園墓記》､《?田誠一墓記》､《憶韋素園君》､《憶劉半農》､《死所》､《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還有那沒有寫完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在生命的最后階段,魯迅織就《死》､《女吊》等黑焰文字,更是滿蘊著自我的生命意識｡
　　魯迅終于走到了他的人生盡頭｡但他在同生命遷逝的角力中勝出｡
　　我們現(xiàn)在只能假定“魯迅”這一筆名具有NOTHING的含義,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魯迅寓言證實他的如此人生到頭來絕非一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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