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20年時間，全球化終于使新帝國的圍墻搭建起來，以“新聞無疆界”、“人道無疆界”、“電影無疆界”這些帝國利器，圍墻正在連接最后的缺口。 　　電影，無論是故事片還是紀錄片，能不能自許真實或歷史真實？這是遍觀今年戛納的選片，在資本與政治結盟的現實面前，躍入人們腦海里的一個問題。
　　電影最早是為夢想而誕生的，一百年后，這門職業(yè)中卻有越來越多的人，逃開制造夢想的任務，日益鉆進追逐真實的牛角尖。故事片紀錄片化，或干脆直接拍紀錄片，已成時髦。讓很多兩部大片之間找不到靈感、或江郎才盡的電影人，甚或一些政治投機者，紛紛“下�！�。自戛納幾年前第一次接納紀錄片，并于2004年讓美國人邁克•摩爾反伊戰(zhàn)的紀錄片得了“金棕櫚”，紀錄片風潮便一發(fā)不可收。今年在戛納上映的各個單元的入圍片，紀錄片化的故事片的數目已經趕上傳統(tǒng)故事片。也許是選片人的有意操控，現在只有很少的國度有送選傳統(tǒng)故事片的運氣，很多地方被挑來的幾乎清一色是紀錄片化的故事片或干脆是紀錄片。讓人看到戛納電影節(jié)的一個明顯意向：為導演安排了尋找真實的使命，并且只要他們完成這一使命：夢想由我們來做，你們去尋找你們的真實。
　　于是電影繼分成商業(yè)與藝術兩股道之后，藝術電影本身又分出了一支，并且自定義“歷史記錄者”。5月16日，賈樟柯就《二十四城記》接受法國《費加羅報》影評人波爾德采訪時說：“當集體記憶消失的時候，個人記憶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想述說歷史以留下證詞……如今在中國，大家忘記了一切。談歷史是被禁止的。任何東西都不能討論。而我，我要弄明白并且知道我從哪里來！”這段話我是轉譯自法文的，不排除波爾德的夸張。但這樣的話卻是法國人等待每一個被邀中國人為他們提供的證詞！圍繞《二十四城記》的法國評論，全是超出電影藝術的政治評判，總之賈的電影證明中國過去不好，現在更不好！我佩服國人自我批評的胸襟，但輸出后若只為了取樂幸災樂禍的人，我以為大可省省口舌。記得杜琪峰送選《黑社會》那一年，也接受波爾德的采訪，談話中就香港黑社會說了一個很嚇人的數字，憑此數字，西方人把香港想象成意大利那波里綽綽有余。當晚我與杜正好出席同一晚宴，便問他真這么可怕嗎？他一笑置之：“嗨，他們就喜歡聽這種話�！�
　　4•19之后，我到一家中國人開的壽司店用餐，有個女孩端上菜，我問她是不是大陸來的，她點頭，站在桌邊半晌不走，像是忽然抓到一個可以傾訴的人。她說前一陣實在受不了了，只差一年就畢業(yè)了，但呆下去要發(fā)瘋，行李都打好了，不要文憑也要爭口氣。這只是個課余在餐館打工的女學生，似乎可以不承擔任何東西，但那瘦弱的肩膀癡癡地要去分擔一個民族的屈辱和尊嚴。每個人為他們只在瞬間可以把握的真實負責。
　　你不能阻止人為偉大的使命拍電影，尤其當偉大使命是為西方知識精英提供恒久不變的精神食糧。法國人有個“國病”，就是受不了幸福，尤其受不了他人的幸福�？吹街袊�的高樓大廈，他們真有割肉之痛，一看到廢墟就拍手，因為那才符合他們心理可以承受的中國。前不久經北京機場，在一處飲水機前喝水時，忽然聽到法語，尋聲望去，見幾個法國人正朝飲水機走來，其中一男子邊走邊說：“不會是大糞水吧�！蔽以�打算問他們要不要幫忙，聽到這話，轉身走人。飲水機是戴高樂機場都沒有的服務，換來的卻是這樣一句酸臭話！別人窮、破、臟、亂的圖景，對他們就像美餐一樣不可或缺。于是就有一些中國友人心領神會，送來應有盡有的廢墟。到后來連編故事都多余了，隨便什么人從西方某個基金手里接一筆錢，找最窮最破的地方拍個紀錄片，肯定被選來。證據由中國人自己提供，是最有說服力的。問題不在于畫面真實與否，而在于它們的統(tǒng)一用途。
　　這恐怕是戛納的一個明確走向，越來越政治化進而紀錄片化，讓一個藝術電影節(jié)行使“電影無疆界”組織的政治使命。不到20年時間，全球化終于使新帝國的圍墻搭建起來，以“新聞無疆界”、“人道無疆界”、“電影無疆界”這些帝國利器，圍墻正在連接最后的缺口。
　　一切都不在真實本身，而是為真實劃界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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