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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學(xué)勤:為什么生活在表層——讀《以撒-伯林的一生》】 以撒怎么讀

        發(fā)布時間:2020-04-10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伯林是我所同意的,也是我所猶豫的。四年前的11月28日,即伯林去世后二十天,「南方周末」曾經(jīng)組織一個版面,紀念這位思想家的貢獻。我以“伯林去矣”為題,寫了一篇短文,語調(diào)積極,同時也流露一絲猶豫。當(dāng)時讀不到有內(nèi)容有深度的傳記,能否定或驗證我對伯林的猶豫。此后僅一年,他的傳記作家伊格納蒂夫出版英文巨著――「以撒亞――伯林的一生」。高毅、高煜兩兄弟通力合作,移譯這一長達500多頁的巨著,2001年出版漢譯本。我們終于有了一本可以討論伯林生平與內(nèi)心世界的依據(jù)。

          

          伊格納蒂夫是學(xué)者、作家兼記者,是哈佛歷史系的博士。他從1987年獲準進入伯林生活,長達十年,每天下午三點,準時扣響伯林的房門, “一小時一小時地錄下他的談話,象傭人用水桶從井里汲水”。他不是伯林學(xué)生,也不是伯林的后代代理人,這使他能與傳主拉開距離,寫作時能保持平視而不是仰視。他還與伯林擁有同樣的俄國血統(tǒng),能聽懂伯林晚年在衰老狀態(tài)下突然恢復(fù)的絮絮母語,這使他能深入傳主內(nèi)心,聽到伯林輕易不吐的心聲。本書最后一句是:智者的一生,應(yīng)該是懷疑的、冷靜的,并且是自由的。似乎是對伯林蓋棺定論,但用來總結(jié)作者對傳主的寫作態(tài)度,也很適用。

          

          高氏兄弟的漢譯本書名略有改動。中文名為:「他鄉(xiāng):以撒-伯林傳」。譯者將書名添上“他鄉(xiāng)”一詞,不是畫蛇添足。伯林1909年出身于一個猶太商人家庭,童年在里嘉、彼得堡度過,十月革命后隨父母避居英國,很快在牛津知識界獲得成功,23歲就順利獲得萬靈學(xué)院的教席。二戰(zhàn)期間有過短暫的外交情報生涯,也介入過猶太復(fù)國主義上層活動,但戰(zhàn)后不久還是回到牛津象牙塔中,安度余生。遠遠望去,伯林頭上有“王室勛爵”的光環(huán),走近一些,也能看到“政治哲學(xué)家、二十世紀思想大師”頭銜,再走近,則會看到他生命的原色,原來不是別的,只是一個猶太兼俄羅斯移民的后裔,一到英倫即交好運,從此好運不斷,以致樂不思“蜀”,且把“他鄉(xiāng)”當(dāng)“故鄉(xiāng)”。

          

          高毅在譯序中總結(jié)伯林一生是三大傳統(tǒng)的交匯:猶太宗教、俄羅斯情結(jié)和英國經(jīng)驗主義。這一總結(jié)也很精到。如果要說二十世紀有哪兩個民族劫難深重,暫不算中國,那也就只能列舉俄羅斯和猶太。俄羅斯遭兩次大戰(zhàn)重創(chuàng),大起大落,如今還未復(fù)原;
        猶太則有六百萬人被投送進焚尸爐,兩千年后還國,在同一塊土地上遭遇另一個復(fù)國主義運動強悍抵制,至今紛亂不斷。伯林身為猶太,生于俄羅斯,或許是不幸,但青年以后有那樣安定的環(huán)境,可以深度潛入那兩個精神母邦的歷史命運。這樣的不幸和有幸,能勾兌出人類思想史上的最好作品。他對十九世紀俄國思想家的移情共鳴,使他提出了“刺猬與狐貍”的著名論斷:“狐貍多所知曉,而刺猬只識得一件重大要事”。如果停留于這樣的比喻,人們可能會責(zé)怪他以那樣凝重的俄國題材僅僅寫成了一個動物寓言,浪費了上好原料。幸而他很快把這樣的總結(jié)勉力提升到一個思想高度:價值多神論、文化多元論。他認為人生悲劇的最為深刻之處,是在于選擇某一價值的同時,總在放棄另一些可能具有同等正當(dāng)?shù)膬r值。他對英國經(jīng)驗主義政治哲學(xué)的貢獻,熒熒大端者為一對著名小經(jīng)典:“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按照本書另一序言錢永祥先生的提示,這一說法的歷史內(nèi)涵此前已經(jīng)被貢斯當(dāng)、約翰-密爾、甚至黑格爾逐漸說盡,但畢竟是在他這里熔于一爐,獲得了對仗工整的表述。對于這些思想成就,人們可能稍嫌其表淺,但還是應(yīng)該保持敬意。令人不解的是,對于猶太民族在本世紀的苦難沉浮,他沒有留下相應(yīng)程度的思緒。

          

          伊格納蒂夫不是以思想分析,而是以現(xiàn)場實錄而取勝,故而給讀者留下很多饒有情趣的細節(jié)。據(jù)他觀察,每天下午,他都看見在這個著名思想家“面前的咖啡桌上,擺著一些盛有杏仁果和一種芬蘭薄脆餅干的鐵盒。他常揣著這些食品去參加宴會。在緊靠他的座椅的書架上,有一堆擺成金字塔形的巧克力!薄八加幸刹“Y,喜歡生一些不難治愈的小病。他喜歡醫(yī)生、養(yǎng)生術(shù)、療養(yǎng)院,一點小病就要臥床。學(xué)生們記得他常常就在床上輔導(dǎo)功課,被子上散布著書籍、紙張、茶杯和餅干。他會告訴你,他的日子很不好過,但實際上他過得舒服極了,因為他的那些小病幾乎免除了他本來應(yīng)盡的所有義務(wù)”。

          

          伊格納蒂夫還記得,伯林兒時生活過的里嘉城區(qū)通行的是德語,那個城市的上層社會大都是說德語的日爾曼人。以此而言,伯林是在德語環(huán)境里長大的,他的一生除了猶太、俄羅斯、英格蘭,應(yīng)該還匯聚著第四文化――德國傳統(tǒng)?這就容易使人想起漢娜-阿倫特。她與伯林為同一代猶太后裔,走過同一條黑暗隧道。漢娜這一生所目擊的歷史事件,伯林都未漏過,而伯林的另一些經(jīng)歷,漢娜則無幸親歷。伯林這一輩子活得是這樣長久,居然能把一部十月革命從頭開始看起,一直看到1989年前蘇聯(lián)解體,平地里起高樓,忽喇喇大廈傾,一個世紀的歷史流經(jīng)他的眼前,就象一部放慢速度的無聲片。50年代漢娜推出「極權(quán)主義的起源」一書,舉世矚目,伯林不會無動于衷。不久,英國王室封以伯林勛爵頭銜。他的一位女友寫信祝賀他說,這個勛位是為了獎勵他“對于談話的貢獻”,令他終生羞惱不已。伯林和漢娜都關(guān)心自由受到的威脅,并以此為終生寫作的方向。那本「極權(quán)主義的起源」,如果是由既聽懂德語、又目擊俄羅斯革命、還見證猶太命運的伯林寫出,或許能寫得更有力度。

          

          赫爾岑是伯林發(fā)現(xiàn)的,這是伯林的又一貢獻。沒有伯林,赫爾岑不會重新回到二十世紀學(xué)院教授們的視野!竿屡c隨想」是伯林一生不離的愛物,打動伯林心弦的地方,肯定在于赫爾岑的顛沛生涯。他們從同一塊土地上出走,又流寓在另一塊相同的土地。赫爾岑盡管出身高貴,爵位來自繼承,而不是賞賜;
        但他熱衷于革命,出入于一國又一國的流亡圈子,甚至與馬克思的“德國硫磺幫”也有過不算冷淡但很不愉快的交往。流亡英倫數(shù)十年,他沒有興趣邁入帝國學(xué)術(shù)體制一步。與伯林滿足于英國王室周圍的氛圍相映成趣,赫爾岑一生似乎滿足于另一端――做一個俄國王室的死對頭,散盡家產(chǎn),抵死不渝。赫爾岑并不偏執(zhí),他既有虔誠信仰,又不受偏狹教條的束縛,一生由失敗的記錄組成,卻始終能保持激情澎湃。那是一道奪目的光焰,伯林畢竟不能凝視太久。他掉轉(zhuǎn)頭去,尋找到屠格涅夫為他的終生榜樣。他看重屠格涅夫的是精致、細膩、甚至有些女氣,以及“天真的嘮嘮叨叨的理想主義”。赫爾岑的倫敦流寓相去伯林不遠,伯林在那里生活了七十多年,似乎沒有去尋找過一次赫爾岑的遺跡,至少伊格納蒂夫沒有留下記錄。但是伊格納蒂夫十年里一直在追問:“你思鄉(xiāng)嗎?你對故鄉(xiāng)里嘉和彼得格勒又作何感想呢?”伯林一遍遍地斷然否定:“根本不想,過新的生活,我要重新開始。”這種回答,冷淡而令人震撼。難怪伊格納蒂夫有這樣犀利的觀察:盡管伯林一再強調(diào),他堅持的是“英國傳統(tǒng)深處獨有的東西”,但是,“這些英國成分是透過玫瑰色眼鏡折射出來的。他所描繪的英國性,是他在20年代初次體認就固定在他腦子里的英國性。英國人的偏狹、土氣、平庸和島民特性,對于他的英國觀沒有產(chǎn)生任何影響。英國人之所以喜歡他,就是因為他對他們說出了他們最自我欣賞的神話!

          

          通觀全書,華彩樂章當(dāng)然是1945年的夜訪泉樓,伯林與愛克瑪娃深度交談。那一晚如泣如訴,如行歌的慢板,可令人百讀不厭。但我也懷疑,恰恰是在這一華彩樂章,暴露出全書唯一的盲點。與伯林一樣,伊格納蒂夫都來自“鏡子以外的世界”,是從外面向里面看。他能非常細膩地剖析伯林在這一晚的內(nèi)心震動,一層又一層,但對愛克瑪托娃那一邊的心跡則無法深入,只能停留于對詩人才情的贊嘆。里面的人有說不出的苦,欲言又止;
        外面的人有看不見的苦,霧里看花。里外兩面就象友情合演一場中國歌。骸叭砜凇。舞臺一亮,里面的人剛一說出,外面的人瞬間看清,定格:這個人已經(jīng)化為一道閃電,同時被閃電灼毀。在她能被看到時,看不清;
        在她被看清時,她已經(jīng)不存在。她是以看不到為代價,換取了瞬間的被看清。那天之后,要不了幾個星期,所有被訪問過的人都遭遇了不幸,唯有伯林除外。對伯林而言,疑小病,宜微恙,說一遍莎士比亞臺詞:“活著,還是死去,這是一個問題”,幾分矯情,幾分平常。而對里面的人,一生緘默,連“不許說”也不許說,一旦說破,那就是點著一把火,一道霹靂閃過。他們的生死大劫似乎降了一格:“說,還是不說,先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伯林和伊格納蒂夫是說俄語的人,他們都聽到了“說”,也記載了“說”,但他們永遠聽不到言說者內(nèi)心的傷痛。那種傷痛,伯林只聽到她喃喃自語:“沒有用的,你來自人類社會,而我們這里被分成人類和……”。只有在他走后,里面的人才如夜半歌聲一般突然吟誦:“究竟是什么樣的光,令我們在黎明前發(fā)狂?”

          

          愛因斯坦對伯林的評價是:“上帝那座規(guī)模龐大而戲多半不很精彩的劇場里的一名觀眾”。

        他們見過一次。愛因斯坦語存仁厚,他大概本來想說,其實不是上帝給伯林觀看的戲劇不精彩,而是這個看戲的觀眾不夠精彩?二十世紀的思想家?guī)缀鯖]有一個人,能象他那樣蒙上帝之洪恩,親見如此多的重要劇目,一些劇目之漫長,只有同時配享上帝特許之長壽,才能從頭到底,從容看完。二十世紀的思想與文化,離不開流亡者的貢獻。甚至可以這樣說,這個世紀最好的精神產(chǎn)品,大都來自流亡者刻骨鏤心的傷痛。流亡不僅是外在的,更多的還有留守者內(nèi)心的流亡,簡稱流放。不能拿俄羅斯以苦難浸漬的那份病態(tài)自虐來苛責(zé)伯林。他做得也已經(jīng)夠好了,無論是緬懷前一代的赫爾岑,善待后一代的薩哈羅夫,或是夜訪留守者,他都給予了應(yīng)有的敬意。但這一份敬意,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總是活在表層上”,散發(fā)著一股紙面上的牛津味。伯林去世以后,對他最為不利的一種評介,也來自一個牛津同事:“他只是一個沙龍藝術(shù)鑒賞家”。我不太忍心說伯林淺薄。但這位老人最令人敬佩的確實不在他的學(xué)術(shù)成就,而在于他的自知之明,他早已預(yù)見到身后會有苛評,于是模仿路易十五的口氣說:“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因此,他對伊格納蒂夫只有一個要求,傳記只能在他死后公布。但在他生前,伊格納蒂夫始終在逼問一個中心問題,且看他如何記錄:

          

          “您從未有過悲劇性的生活,怎么會如此強調(diào)悲劇性選擇,并對受內(nèi)心折磨的人如此深表同情?”他的回答很干脆:“我的生活與我的觀點截然不同,……我認為所有選擇都是痛苦的,但并不意味著所有的選擇對我是痛苦的!薄澳纳顬槭裁慈绱瞬豢伤甲h地安寧?”他用平靜的、有些喪氣的調(diào)子回答說,他的快樂是因為他淺薄!皠e人不曉得我總是生活在表層上!

          

          于是二十世紀思想史就留下了一道以伯林命名的難題:為什么有思想家愿意生活在表層,而且如此清醒?

          

          試析一:流亡者面對流亡地的生活與思想,永遠是一個旁觀者,無法真正融入。他所能做的最好事業(yè)是在旁觀時,運用獨特的想象揣摩思想對象的內(nèi)心世界,由此養(yǎng)成伯林移情共鳴的過人能力。這一能力對于伯林選擇以思想史為終身志業(yè)是再好不過,但也因此使他只能獲得大段“旁白”,不能進入“劇情”。

          

          試析二:他的生活與他思索的生活脫節(jié),是他文化多元價值觀的自我證明。即使是逃避,這一逃避可能有更深一層的含義:他不愿戳破表層,是因為他聽到表層之下激情洶涌,文化多神論在暗中撕咬,非人間能夠忍受;蛟S從來沒有一個人象他這么明白,人類千年苦斗而爭取的自我選擇,一旦實現(xiàn),在政治上是一種權(quán)利,在價值上反而帶來困惑。

          

          試析三:十九世紀的沸騰思想,已經(jīng)凍結(jié)為二十世紀學(xué)術(shù)解剖刀下的化石。此前的思想意味著受難,是痛苦,遭臨懸崖絕壁,縱身一躍,化為一道壯麗的瀑布。此后思想變?yōu)閷W(xué)術(shù),再激進的學(xué)術(shù)也能掛上王室的勛章。學(xué)者的四肢和視野一起收縮,只能聽聽過去的故事,說說今天的內(nèi)心,以能指代替所指。他們是以放棄肢體能力,換來舌苔與聽覺的纖細。赫爾岑聽不到或聽不懂這些,是因為他生活在古代。

          

          試析四:伯林之深淺可能與他所服膺的英國經(jīng)驗主義哲學(xué)特有風(fēng)格有關(guān)。這一“主義”在制度安排上踩著實處走,幾無大錯,但在哲學(xué)思辨上則回避高論,不提供甚至拒絕過度闡釋。艾可頓是這一哲學(xué)在政治上的教父,有一次他這樣總結(jié)英國人厭惡思辨的性格:何為精神?沒有物質(zhì)(――不必在乎);
        何為物質(zhì)?不是精神(――無須操心)。伯林或許太明白,這一哲學(xué)充其量是地面上的行走,無懸崖可跳,無飛瀑可躍。

          

          試析五:端詳一下百年前他在里嘉的那張嬰兒期照片,富貴甜美,面如女嬰。伊格納蒂夫觀察到的那些甜點、巧克力細節(jié),顯然來自他的這一家庭背景,里嘉木材商會會長的獨生子,一生安逸?隙ㄖ挟a(chǎn)階級的歷史價值與社會功能,是一回事,警惕這一階級的庸碌趣味則是另一回事,而伯林是否在這一階級的趣味中沉溺過久?一到倫敦,即入牛津,也不是什么好事。過早入“彀”,即使如牛津這樣的“彀”,也是“彀”,都會收短人的視野,只見書頁,不見森林。這兩者是伯林的“好運”,但是“好運”的另一面,恰好構(gòu)成一個腐蝕,擋住了他本來可以發(fā)掘的思想深度?

          

          最后,但未必是最不重要的一個解釋是,所有的深度挖掘,也可能不及一個常識。那就是人們都忘了,包括伯林自己也在努力忘卻,他離開俄羅斯時只有十一歲。嚴格說來,流亡的是他父親,而不是他自己,而他父親流亡時還帶著百萬家產(chǎn),又不能說是流亡者,只能說是一個富有但政治地位不高的移民。伯林只是這一類移民的第二代。俄羅斯能留給他的只是模糊的童年記憶,以及一份母語。就象大多數(shù)移民的第二代,很光滑融入了當(dāng)?shù)匚幕捍撕笏窃谟瓿闪苏麄社會化過程,幾乎連插班都不必,按部就班地念完那里的小學(xué)、中學(xué)、大學(xué),又順理成章進入萬靈學(xué)院,安享教席。童年那一點模糊記憶,未必能構(gòu)成一個強有力的前結(jié)構(gòu),絕大多數(shù)兒童都會置之腦后。是伯林自己在強化,居然能把這么一點稀薄的童年記憶不斷強化,強化為牛津背景之背景。由此引起的批評,也與他的強化有關(guān),騎虎難下。他后來關(guān)于俄羅斯說了那么多,不應(yīng)該責(zé)怪其膚淺,而應(yīng)驚嘆其難能可貴。人們讀伯林生平500頁,那是伊格納蒂夫?qū)懙?00頁。是這本傳記的作者有濃厚的流亡情結(jié),于是一再追問傳主是否也有同樣的心情,無意中也強化了伯林的兒時記憶。

          

          那時候,那個叫做以撒的猶太男孩才十一歲。

          

          2001/6/17

          

          《阿赫瑪托娃傳》/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15·00元●《 安·阿赫瑪托娃傳》/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0·00元●《詩 的隱居———阿赫瑪托娃札記(一)》/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33· 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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