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中國青年報》2003年1月29報道：北京市人代會期間，農(nóng)業(yè)部某研究所的李起先生聽說代表接受人民來信和建議，就寫了份關于北京市工作的建議書，送到代表駐地，想通過服務員轉交給大會秘書處。但他卻被警察帶走，關在地下室里7個多小時，直到被警察逼著在筆錄上承認是“上訪”，保證不再去了，才被釋放。隔日，該報開始討論為什么“公民見人大代表難”。

　　其實，上述事件同公民見人大代表難或易的問題無關，那是個執(zhí)法機構尊重公民權的問題。但這件事卻引發(fā)了我的幾點感想。

　　第一，公民見人大代表當然難。不僅在中國難，在美國也很難。我國平均每100萬人才有兩個全國人大代表。在任何一所有上萬學生的大學，學生要見校長和黨委書記就很不容易了，何況是在百萬人的“選區(qū)”，何況人大代表并不在人大“坐班”，難得來北京開次會！文章評論說，“解放初期，劉少奇可以隨便走進一個普通老百姓家里拉家常，這樣的作風現(xiàn)在很難見到了。”言外之意是批評現(xiàn)在人民代表作風不如過去。搞沒搞錯？劉少奇當然能“隨便”走進百姓家，但絕無可能是任何百姓都能隨便走入劉少奇家。那根本不是“作風”問題，而是比例問題，是1比1億的問題。整天在老百姓家“拉家�！钡闹豢赡苁抢习傩�，而且是退了休的老百姓，不會是日理萬機的國家領導人。

　　第二，公民們真的很在意去“見人民代表”嗎？代表們遠道而來，每年開幾天會，能討論和表決多少公民的具體要求？他們討論和投票支持國家的大政方針就夠忙活的了。何況代表們多半是各行各業(yè)的勞動模范，一年來開幾天會是光榮，是黨和政府對他們成就的獎勵。所以，與西方不同，我國有上趕著找公民“提建議”的人大代表，卻鮮有上趕著找人大代表提建議的公民。倒是有不計其數(shù)的人告狀不去法院，找人大代表。所以，李先生找人大代表的行為讓北京警察覺得實在有悖常理，只能認定他是來“告狀的”。就現(xiàn)行體制而言，如果你想讓寫在紙上的法律在現(xiàn)實生活里生效，應當去找黨和政府的辦事機構；
如果你有重要的新想法，應當去告訴每天都“坐班”的黨和政府負責人；
如果你的要求并非“重要”，而是“日�！钡�，那就“有困難，找警察”吧。若是找他們都不頂用，找人大代表能頂用？我猜想，如果法院“頂用”，如果大眾媒體頂用，如果黨和政府的日常辦事官員容易見到，公民就不會費盡心機去“見代表”了。

　　第三，所以，該問的不是公民為什么見人大代表難，應該問的是下面幾個問題。（1）為什么執(zhí)法機構能不尊重公民權利？（2）誰來裁判政府是否尊重公民的法定權利？（3）誰來懲罰犯法的執(zhí)法機關？（4）五年一天的選舉能在五年里的每日每時都迫使執(zhí)政者遵守法律，尊重公民基本權利？（5）民選的立法機構會比執(zhí)法機構更尊重公民權利嗎？北京市民的多數(shù)必定會支持本市街頭充斥“上訪”或“抗議”者嗎？民選的希特勒為什么不尊重猶太人的公民權呢？民選的美國議會為什么能長期維持種族隔離政策，直到黑人訴諸街頭暴力？“競選”的代價會低于李先生被非法拘押的代價嗎？（6）香港為什么不會發(fā)生李先生這種事？告狀的找人民代表很正常嗎？我們能否想出一個代價低，但更有效地使李先生能維護其公民權的辦法，能否有個不用人們瞎撞到人大去告狀的法院？

　　人民代表大會治不了官員濫用公權。我擔心，一旦人大代表的權力真的擴大了，若還沒有分權制衡，他們會成為濫用公權隊伍里的一支新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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