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賈樟柯要多點想象力
發(fā)布時間:2020-04-11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人物周刊:你實現(xiàn)自己的夢想了嗎? 賈樟柯:階段性地實現(xiàn)了。比如想當導演,還真就當了。剛開始拍片時有一些焦慮,擔心拍完這頓沒下頓。這13年一直在拍,沒有中斷過,從這個角度看,算幸運了。
人物周刊:有沒有想過自己超越階段性的終極歸宿?
賈樟柯:沒想過,我把每個電影創(chuàng)意的產(chǎn)生比喻為分泌物。終極歸宿不知道,但是終結點我知道,就是分泌得很勉強的時候吧。我一直感覺自己在這個行業(yè)才剛剛起步。好多人以為我一直在拍自己,但其實我沒有!墩九_》里有我自己的一部分生活,其他都是我的觀察和感受。
人物周刊:你這么說可能很多人會吃驚,大家一直以為你在拍自己。
賈樟柯:準確地說,我沒有拍自己的直接經(jīng)驗,一直在拍間接經(jīng)驗。有評論說,我的電影扛個攝影機上街就拍了,這是對我最大的誤解。電影本身越接近現(xiàn)實越需要想象力。我在電影里傾注了非常大的想象力,靠想象力在支撐,靠想象力在結構,而不是單純靠經(jīng)驗或者靠實景、非職業(yè)演員這些制作方法。它們只是產(chǎn)生美學情調(diào)的一種方法,不能構筑電影全部。
我是學電影理論的,我希望我的電影共同構成一個時代的過程,雖然是片面的、一個導演目光中的時代,但我希望它是完整的。多年之后觀眾再看,還能夠感受到上世紀的70年代末、80年代、90年代……一個導演目光中的變化中國,這是我的理想境界。
人物周刊:馮小剛也表達過類似的心愿。
賈樟柯:馮小剛能夠做到這一點。雖然是一種通俗的做法,但他有一個很可貴的地方,他一直試圖跟當代社會對話。
影市泡沫是資本和電影人的合謀
人物周刊:你有沒有覺得,第五代大師們的導演能力在退化?
賈樟柯:我的觀點跟你不一樣。我不覺得是這些導演能力退化,是沒把心力放上去。很多人把電影市場當成一個股市,快進快出,撈一把就走。形成泡沫是合謀,既因為資本的短視和投機,也因為有我們電影工作者的里應外合。還有觀眾的原因,因為觀眾即使罵,也還是一直買單。
如果愿意嘔心瀝血拿出一個作品,能力不至于變成這樣。他們畢竟原來都是那么精彩的導演,視線和想象力都在那里。還是創(chuàng)作態(tài)度的問題,越是創(chuàng)作態(tài)度有問題,營銷時越強調(diào)有多么辛苦,多么努力。
一些在80年代、90年代非常優(yōu)秀的導演,曾經(jīng)是國際級,他們提供本土的經(jīng)驗和故事,能夠和國際文化相匹配,但現(xiàn)在他們變成了本地導演,可以伺候本土觀眾的喜聞樂見,卻失去了跟國際對話的能力。
人物周刊:他們?nèi)绻f是為了振興民族電影工業(yè)呢?
賈樟柯:振興民族電影工業(yè),最好的方法就是拿出有質(zhì)量的電影啊……一些導演在談到這點時,最常為自己找的合法性就是抵抗好萊塢,說如果不拍這樣的電影,好萊塢就會長驅(qū)直入,會占據(jù)我們的銀幕,中國電影就完蛋了。這有一定道理,但其實也說不通。你用和好萊塢同樣的類型來翻拍好萊塢,這是經(jīng)濟層面而不是文化層面的抵抗,因為你變成它了。你用好萊塢的類型電影來抵抗好萊塢,那等于好萊塢開了個分店。好萊塢從中國每年賺走100個億,因為你的出現(xiàn)它們變成50個億,那是經(jīng)濟層面的抵抗,但是,反好萊塢,不是文化層面的命題嗎?
好萊塢自身非常優(yōu)秀,反好萊塢不是把丫滅了,而是說它不能成為唯一。我們是希望不要那么一元,希望中國電影里還能夠產(chǎn)生跟我們的本土經(jīng)歷、跟我們的生存困境、生存實質(zhì)有關聯(lián)的作品。
人物周刊:但是現(xiàn)在影市的繁榮,也是觀眾一張票一張票買出來的。
賈樟柯:說簡單點,就是總體上閱讀和精神生活的匱乏。很多公眾可能已經(jīng)不記得相對嚴肅的寫作和電影,只用“笑不笑、哭不哭、打不打3個指標”來評價電影了。熱鬧沒有問題,每個月一兩部大片,挺好。問題是,熱鬧過后,這些大片我們還會再看嗎?你能從中尋找到我們曾經(jīng)的生活經(jīng)歷或者情感嗎?基本上找不到。娛樂這個權利是大家爭取來的,但是我們由過去的一個極端跑到另一個極端了,過去是原教旨主義的思想和精神,現(xiàn)在又跑到實用主義去了,就是另一個極端。
從電影導演的角度看,我非常不喜歡現(xiàn)在的電影氛圍,任何電影都應該從創(chuàng)作的角度進入電影本身,《星球大戰(zhàn)》也好,《哈利•波特》、《指環(huán)王》也好,基本不談生意,而是談哲學,談人類,談對空間、對虛擬世界的想象,都是就文化生產(chǎn)本身應有的話題在討論,其次才是科技、視覺、娛樂,最后是票房,F(xiàn)在我們整個電影變成了一個經(jīng)濟體,只有兩個話題:投入跟產(chǎn)出,中間都缺失了。這非常奇怪,也非常危險,電影本身變成了唯一的一種投資。沒有人否定電影它不是生意,但問題是除了商業(yè)之外,它本身還有文化屬性。
年輕人不要有跨越年齡的物質(zhì)欲望
人物周刊:就你的觀察,當下年輕人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賈樟柯:跟我們年輕時一樣,患得患失。每做一個選擇,如果需要在現(xiàn)實利益跟希望之間選擇,最后結果一定是妥協(xié)。我不是說理想應該跟物質(zhì)絕緣,這個不矛盾。但20歲有20歲的經(jīng)濟模式,25歲有25歲的,不要試圖去跨越它。16歲的女孩沒必要因為沒有LV或者迪奧的包而焦慮,現(xiàn)在很多年輕人,有跨越他年齡段的欲望。
人物周刊:你年輕時應該也有這種追逐財富的愿望。
賈樟柯:我在更年輕的時候,曾經(jīng)非?释敻。但是我一直告訴自己,應該隨著我熱愛的工作和事業(yè),來改善財富的狀態(tài)。你一定要想辦法讓想做的事情為你帶來財富,而不是迷失在(追逐)財富的過程里。
我拍《小武》時沒有任何工資,但我特別感恩,因為終于可以拍一個長片了。我拍了一個我愛的電影,如果多配合做一點努力,票房好一點,地區(qū)版權賣得多一點,慢慢就有財富了。有一次,我跟一個記者開玩笑說別再跟我談財富問題,我28歲時已經(jīng)解決自己的財富問題了,沒興趣再談它。29歲,最多的時候我一張存折上有500多萬,那是1999年啊,我全部扔到《站臺》里拍片子了。
人物周刊:年輕人對物質(zhì)的焦慮,不應該只由他們自己來買單。
賈樟柯:這個當然不怪年輕人,怎么造成這個現(xiàn)象才是最重要的。話說回來我覺得還是應該先從文化開始改變。現(xiàn)在我們文化里有一點很不好,就是懶惰。作為惰性文化,無論權力,還是資本,既得利益者所傳達出來的觀點,在這個社會上基本得不到抵抗,這就是懶惰。不僅不抵抗,而且還努力地成為他們,或者努力地用自己的努力證明自己也可以那樣,這就是文化出了問題。我們總覺得制度改變了,文化就會改變。恰恰是有什么樣的文化,才有什么樣的制度;有什么樣的國民,就有什么樣的文化。過去80年代我們有這種制度改變的理想,現(xiàn)在他們變成一個一個利益集團,都在維穩(wěn)。你說理想為什么失落,說得狠一點,就是背后有一個群體不希望改變,所有的理想都是在尋求改變。
人物周刊:你曾經(jīng)做過一個演講,《我們這一代的怯懦》。當下社會,集體失落了什么讓你最痛心?
賈樟柯:主要還是反叛精神。大家都明白有些價值取向是有問題的,但在實際的生活里基本上都認同,都爭著去證明自己也可以附和那樣一種價值標準。政府一直在強調(diào)文化,但我覺得,中國沒有宗教提供思想資源,普世價值又不讓提,最后我們的思想資源是什么呢?沒有了。如果電影、文學都不能提供這些,來自文藝、哲學、社會學之外的資源沒有,連藝術方面的資源都沒有的話,我們就處在一個很尷尬很貧乏的階段。我們通過什么方法,用什么樣的努力去重新提供這些思想資源,是一個很迫切的事情,但是我也不知道。呈現(xiàn)問題很重要,哪怕我們不知道解決之道,也先把問題討論清楚。有時候,最大的迷茫來自于我們出了什么問題都不知道。
人物周刊:你現(xiàn)在最大的迷茫是什么?
賈樟柯:就是你會發(fā)現(xiàn)這個社會很多人一直致力于去形成文化共識,卻總是像沙子一樣,不停重建,整個國民仿佛變成五毒不侵、一句話都聽不進去的一個群體。最大的困惑就是經(jīng)歷了很多周期之后,我們干的還是同樣一個事情,還是在同一個起點上談論。比如對權力的批判,1990年代時很多人離開權力、離開體制,但是現(xiàn)在,年輕人都拼命考公務員去了。這些周期看得越多,失落感也越強。比如說戶籍,我上中學時看路遙的《人生》,里面就在說戶籍問題,1980年代文學作品提出的問題,我們到現(xiàn)在還在談。
我其實并不文藝
人物周刊:大量的創(chuàng)作實踐可以看出,你很善于生意和藝術相結合的運作。
賈樟柯:我很善于跟資本打交道,讓看起來很難賺錢的電影都賺到錢。比如說《海上傳奇》,拍的時候我就知道它很難在市場上有所作為,所以我們最初的設計就是要在世博園上映,而且一定免費。跟上影談合作時我很堅持,他們也做到了。在世博有了500多場放映,我還發(fā)愁招商嗎?很多品牌愿意跟我合作,所以我們做得很順利。我在這方面有靈感,知道這個事情應該怎么弄。
人物周刊:你的公司主要有哪些經(jīng)營業(yè)務?
賈樟柯:兩家公司,北京一家香港一家。盈利渠道一個是我們電影自身的盈利,一個是發(fā)行。發(fā)行部分在香港,做中國電影的地區(qū)發(fā)行及國外發(fā)行的代理;還有一個重要的業(yè)務是商業(yè)開發(fā)和廣告。
人物周刊:《海上傳奇》一開篇就出現(xiàn)了交通銀行,這個是植入嗎?
賈樟柯:那個是我們找它的,這個電影,我設想從一個最有上海氣氛的鏡頭開始。當時上海整個處在一個大變動之中,整個好好的柏油路全都翻起來,我就拍了幾個鏡頭,剪片子的時候就把它剪成整部電影的開場。我們的經(jīng)營團隊說,我們應該去找他們,后來一拍即合,他們投了很多錢來一起做。
人物周刊:很少有導演對自己的經(jīng)營能力像你這樣自信。
賈樟柯:我在保證生存的情況下從來不談這些事情,因為電影最可愛之處,就是它傳達了你的情感和思想。你去拍一部電影的動機一定是有所感觸,有所講述。而那些操作層面的東西是背景。我并不是很文藝,就算拍個武俠片、恐怖片、歌舞片,我肯定談的還是這些。2010年,我寫了一篇文章談第六代――《我不相信,你能猜對我們的結局》。很小的時候,父親跟我講過一個樸素的哲學問題:出水才見兩腿泥。我最反感的不是“第六代集體崩潰”這樣一個結論,而是給別人下結論的這種行為。一個創(chuàng)造者的潛質(zhì),短時間是看不出來的,你沒有必要在他們39歲、40歲的時候就宣判他們的結局。
我不相信,你能猜到我的結局
人物周刊:拋開“第六代”是否崩潰不談,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shù),如今都在電影創(chuàng)作中缺席了。
賈樟柯:造成分化的個人原因都不一樣。他們中很多人是從1990年、1991年開始拍片,依賴海外融資的制片體制,這種體制因為金融危機或者別的原因發(fā)生了改變,但他們可能沒有那么快適應這種改變。還有一些具體的分化,可能是一種徘徊。在本能的堅持自我和理性的適應之間搖擺。明明拍了一個文藝片,宣傳的時候非說自己拍了一個商業(yè)片,總想用自己的工作獲得另外一種認同。
人物周刊:你覺得“第六代”應該怎樣被命名?
賈樟柯:這個群體本來就模糊。那個時候,我問什么叫第六代,他們告訴我,從1990年拍電影到你出現(xiàn),都是。我說8年都是第六代。拷Y果后來新出來還是叫第六代,這個“代”沒完沒了,是不是五代之后所有人都叫第六代?(笑)它本身不太嚴謹,但這些導演的基本創(chuàng)作都跟現(xiàn)實生存有關聯(lián),他們講的故事本身跟權力都有抵觸。在這樣的情況下,地下電影從出生,一直到市場經(jīng)濟化,這些電影的操作帶來的困難非常明顯,越困難越畸形。
我原來在地下階段時告誡自己,不要因為我是被禁的導演,反映生活的時候就極端,比如說農(nóng)民欠債這樣的社會問題,我們可以拍他上塔吊跳樓,但從藝術上來說,它反而沒有力量,因為它削弱了群體中大多數(shù)人的普遍困境,變成一種極端的困境。2004年解禁了,我告誡自己,你不能因為你被權力容納了,就開始變得妥協(xié),變得退讓。
人物周刊:他們中間是否有人,的確已經(jīng)被淘汰掉了。
賈樟柯:有些導演的確很久沒作品了,但大部分人現(xiàn)在四十多歲或者50歲,還有時間。我希望他們還能回來,不要消失。就像葡萄牙老導演奧利維耶,拍到50、60歲時不拍了,搞政治去了,消失了很久,70、80歲又回來拍了。
人物周刊:在追逐電影夢的過程中,你付出的最大代價是什么?
賈樟柯:親情。電影占據(jù)了大量的時間,跟家人相處的機會非常少。我父親突然生病過世,對我的打擊非常大。我彌補的方法,就是讓母親跟我一起生活。我現(xiàn)在還是很忙,但只要我在北京,最起碼早晚能碰到她,早上的時候說媽我走了,晚上說媽我回來了,對老人來說,這也是一個安慰。
人物周刊:《在清朝》是一部商業(yè)片,你拍該片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另一種能力嗎?
賈樟柯:沒有人會為了證明自己去拍片,到目前我還沒有改變。我一直拒絕對未來做出承諾,因為我自己都不知道未來什么樣。承諾是一種很過時的生活態(tài)度。導演的創(chuàng)作不能一下子展現(xiàn),而是靠一部一部的作品把一個真實的自己呈現(xiàn)出來。
比如《在清朝》,我說非常希望能給武俠片、古裝片帶來新的感覺,我說我一定不在資本面前妥協(xié)……這個都是沒用的。對一個導演,或者說,對賈樟柯,不要輕易下結論。
我也不對自己下結論,因為我一直希望自己變成一個非標簽化的人。只要我的工作繼續(xù)做,任何一個標簽就都無法囊括我。但只要我沒有繼續(xù)下去,那個標簽我就還撕不下來。我希望多少年后人們會說,對賈樟柯的變化應該多點想象力。
一個好朋友以前跟我講過一句話,北京有一個地方叫定慧寺,在佛教里面“有定無慧則為癡,有慧無定則為狂”,我覺得很對,面對這樣紛繁復雜、充滿悖論、讓人沮喪的現(xiàn)實,要保持鎮(zhèn)定才能產(chǎn)生智慧。我希望小到面對票房的問題,大到面對我自己,我都能鎮(zhèn)定,都能有耐心。
(感謝實習記者黃柳蓉對本文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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