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來華的耶穌會士很重視翻譯中國的經(jīng)典，一方面是要向歐洲介紹中國的文化，一方面是作為自己學(xué)習(xí)中文的工具。中國古代經(jīng)典自然以五經(jīng)最為重要，五經(jīng)指的是《易經(jīng)》、《詩經(jīng)》、《書經(jīng)》、《禮記》與《春秋》，對新來乍到的西洋人來說，都是不易理解、難于翻譯的作品。好在北宋時期將《論語》、《孟子》以及《禮記》中的兩篇，即《大學(xué)》與《中庸》提升為儒家重要經(jīng)典，合稱四書，到了南宋，又得到朱熹的大力提倡，于是學(xué)庸語孟的地位漸漸超過五經(jīng)，成為蕓蕓士子必須爛熟于胸的經(jīng)典。明代以后，科舉考試中最重要的第一場，就是代圣賢立言，用八股文來闡發(fā)四書中某一句話的意義。

　　在這種情況下來到中國的耶穌會士，自然要以翻譯四書為最要緊的作業(yè)了。四書當(dāng)中，只有《中庸》稍難，《論語》與《孟子》里頭有許多句子近乎口頭語言，容易學(xué)習(xí)理解�！洞髮W(xué)》很短，又有反復(fù)排比的句子，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這種詞句易于記誦，翻譯起來難度也較小。

　　1593年，第一個來華的耶穌會士羅明堅在歐洲出版了《大學(xué)》的片斷翻譯，這是四書首次被譯成歐洲語言。70年后，即1662年，在江西的建昌出現(xiàn)了拉丁文的《大學(xué)》全部及《論語》的部分譯本，冠以Sapientia Sinica的書名，意為“中國的智慧”。

　　1667－1669年，《中庸》的中文－拉丁文對照譯本完成，取名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該譯本是一項集體勞動的產(chǎn)物，主譯者署名殷鐸澤，另有16人作為監(jiān)督人與評閱人列名其上，他們的國籍包括意大利、葡萄牙、法國與奧地利。有趣的是該書一半在廣州印刷，另一半則于兩年后印于印度果阿。再過20年，即1687年，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書在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yīng)理的編輯下出版于巴黎，該書雖只有《大學(xué)》、《中庸》與《論語》的譯本，但中文書名卻為《西文四書直解》。

　　四書的全譯最終由另一位比利時人衛(wèi)方濟(jì)完成，1711年在布拉格出版。衛(wèi)氏譯本的內(nèi)容不只是四書，還包括《孝經(jīng)》與朱熹的《小學(xué)》，故取名為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sex，即中國六經(jīng)。從羅明堅開始到此，四書的西譯走了120年的路程。

相關(guān)熱詞搜索：周振鶴 四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