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5日，《陜西日報》第三版以《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為題，刊登了紀念毛澤東《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發(fā)表20周年的有關(guān)文章。第四版刊登的是“毛主席檢閱首都百萬革命大軍”的圖片，兩版都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版面”，按說應(yīng)該夠“革命”的了，不料卻禍從天降。

　　當天下午到26日，西安交大、公路學(xué)院等院校2萬多“革命師生”，聚集并包圍了陜西日報社，痛斥這天報紙第三版標題《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中的“帝國主義”和“紙老虎”幾個字正好對準了第四版毛澤東像的頭部中央，“反動派”幾個字正好對準了陳伯達（時任中央文革組長）的頭和脖子，認為這是“以偷天換日的手法，對我們偉大的領(lǐng)袖、偉大的統(tǒng)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進行的惡毒侮辱”，“是對我們無產(chǎn)階級的猖狂進攻”，“是一個精心策劃的反革命事件”，并將此事與西北局和陜西省委聯(lián)系起來，向報社提出“六項要求”：1、在報社門口召開聲討大會；
2、立即安裝喇叭，布置會場；
3、劉瀾濤（西北局第一書記）、霍士廉（陜西省委第一書記）參加大會，但不得發(fā)言；
4、由代總編輯李一松（陜西省軍區(qū)副政委）交待問題，如交待不好，即封閉報社；
5、起草電報發(fā)往中央，不得延誤；
6、兩日內(nèi)必須報道“西安交大等院校聲討省委黑幫大會”的消息。甚至高呼“砸碎報社”、“封閉報社”、“接管報社”等口號，“沖進報社，占領(lǐng)報社編輯部辦公樓，控制對外電話，限制報社人員出入，打爛貼報櫥窗和樓門玻璃，闖入辦公室，拿走和抄錄文件及社論草稿、報刊雜志和鋼筆、文具等”，最后還發(fā)展到“到處抓人，非法搜查兩位副總編輯的辦公室和宿舍，翻箱倒柜”。有些人還要強行摘掉李一松的紅星帽徽和紅領(lǐng)章，讓李戴高帽子游街，將李批斗長達7個多小時，陜西師大和北京工大赴陜戰(zhàn)斗隊有人還貼出“西安一毒草，長在中山街（即今東大街，陜西日報社時在該街），施肥自有省委人，根子實際在小寨”（指陜西省軍區(qū)）的街頭詩和“立即改組陜西省委，立即改組陜西日報社”的大幅標語。其余如《陜西日報有鬼》、《陜西日報站在什么立場》、《赤膊上陣的陜西日報》、《戳穿陜西日報社的大陰謀》、《陜西日報是文化革命的絆腳石》等大字報更是滿街都是，形成轟動一時的“八·二五陜報事件”。

　　這一事情愈鬧愈大，不僅陜西，“從新疆的伊犁、克拉瑪依到福建前線的東山島，從黑龍江到海南島”全國各地都知道了這次事件。造反師生一方面抓住這些莫須有的“問題”不斷上綱上線，一方面對陜西日報社傳單和公開信中“政治扒手”、“別有用心的人”等提法和有些參與造反的人被其他各種傳單、社會輿論“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深為不滿，步步進逼。

　　面對造反師生的咄咄攻勢，風(fēng)雨飄搖中的西北局、陜西省委深感壓力巨大，不得不在造反師生的強烈要求下，組織由“革命學(xué)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組成陜西省委“《陜西日報》社印發(fā)傳單問題”檢查團，于11月2日進駐陜西日報社，進行所謂“檢查”。12月14日，《陜西日報》被迫就印發(fā)傳單做出檢討，同一天，陜西省委也做出了公開檢討。

　　但是，檢查團認為，陜西省委和陜西日報社的檢討極不深刻，“……陜西省委、《陜西日報》社根本沒有向革命群眾低頭認罪，痛改前非，改正錯誤，回到正確路線上來的誠心。他們非但不主動消毒，為革命群眾平反，反而設(shè)置重重障礙，抵制檢查……”結(jié)果，“8·25事件”成了陜西日報社、陜西省委乃至西北局怎么也擺脫不了、洗刷不清的“罪惡”，隨著“斗爭”的逐步深入，1966年12月31日，陜西日報社終于被“紅色造反者”查封，陜西省委、西北局大權(quán)被奪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數(shù)了。

　　荒唐的“文革”，奇事很多，這起風(fēng)格獨具的“文字獄”，可謂奇之尤者。雖說其發(fā)動者并非大權(quán)在握的人物，而只是一些造反的師生；
其成獄之由并非真的就是報上的文字犯了什么忌諱，而只是版位的某個偶然因素觸發(fā)了某些“別有用心”者的靈感；
其最后的裁決也并非最高當局直接、間接的干預(yù)，而似乎更像是運動浪潮合乎規(guī)律的推助，但其影響于當時的世態(tài)人心，也可謂至深且巨。李松晨等主編《輝煌50年——共和國檔案》之三《文革檔案》的“文革花絮”引用一位資深編輯的文章說，當時《解放軍報》“當一版有毛主席照片時，就必須保證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沒有人把槍口對著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樣出現(xiàn)時，一定要透過光線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沒有貶義詞……后來只好做一個報紙透視箱，一個玻璃桌子，桌下安幾個電燈。報樣出來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頭打開電燈，進行透視，以檢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后，有沒有貶義詞。經(jīng)嚴格檢查后，沒有貶義詞才能付印。”另外，當時“新聞界還有一種風(fēng)氣叫‘對表’，大概第二天有什么比較重要的新聞，全國各地許多報紙夜間都要打長途電話到北京，主要打給《人民日報》，其次打給《解放軍報》，詢問某一條重要新聞安排在版面的什么地方，用什么字體，標題占多少欄。這樣即使版面處理得不妥，也可以不負責(zé)任�！逼鋵嵾@種“透視”的做法和“對表”的風(fēng)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吸取了陜報“8·25事件”的教訓(xùn)而時興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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