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因為寫了一篇與王蕓生有關的文章，我得以認識他的兒子王芝琛先生。我們見面時，曾談起過當年大公報和王蕓生的一些情況。王蕓生晚年和王芝琛有過很深入的談話，幾乎涉及一切問題。王芝琛告訴我，王蕓生四九年以后是一本小說都不看的，但在五十年代，他曾看過一本蘇聯(lián)小說，就是上下兩本的《旅順口》，看完以后氣得臉都白了，很長時間一言不發(fā)。我對王蕓生沒有做過深入研究，但看過他一些文章和他當年為大公報所寫的社評，總得感覺是，他是一個非常有遠見和歷史感的人，他當年對中國發(fā)生的許多大事的看法和評價，是很高明的，雖然他是一個報人，但他比我們許多歷史學家要高明，比如在對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基本判斷上，郭沫若的目光與王蕓生比起來，就顯得非常短，非常局限。

　　郭沫若是歷史學家，但他對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判斷卻看走了眼。國內為郭沫若辨護的人，就常說郭沫若當年如何勇敢，因為他的名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曾傳誦一時。在那樣的年代，寫出那樣的文章，沒有絕大的勇氣是不可能的，但這只是郭沫若的一面。他后來的選擇對于他個人來說，也許是明智的，但對于一個時代來說，郭沫若的最后選擇，就讓人感到他對中國歷史的判斷，還是沒有眼光。一個學者，只有把學術真正做為天下之公器，才能做到不媚時，不媚俗，才能“孤明先發(fā)”，若有私念，再是高才，也有走眼的時候，因為不能出以大公，所以一個學者最后在學術上所能達到的境界，也就非常有限。

　　在史學界，郭沫若是公認的高才，但他對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判斷，卻讓后人感到他是盛名之下其實難符，他至少沒有看準當時中國哪一個政黨是有先進性的。我想說一件他和王蕓生的事。

　　王蕓生是當年大公報的主筆，一手好文章，在他主政大公報筆政的時候，他的那些社評也很受歡迎，一時為士林所重。王蕓生是自學成才，在那個時代，他也只是一個報人，至多是一個名報人，根本不能和郭沫若相比。郭沫若是高才，涉獵廣泛，自成格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起，王蕓生在重慶和上海大公報上用四天的時間連載了一篇文章《我對中國歷史的一種看法》。這篇文章在王蕓生一生中也是一篇代表作，雖然他的時評不可勝數，但像這樣的文章，在王蕓生的文字生涯中，還是不多見的。這篇文章發(fā)表以后，曾受到當時左翼學者蔡尚思和周振甫的批評，但最厲害的還不是他們兩人，而是郭沫若。郭沫若當時在《周報》（四十六期）和《萌芽》（第一卷第二期）上同時刊登了《摩登唐吉訶德的一種手法》，對王蕓生的文章，進行了批評。如今郭王文章俱在，有興趣的讀者可找來一讀，看看他們兩人哪一個說的在理。

　　王蕓生和當時的大公報在言論的立場上，主要取的是自由主義立場，但他們的自由主義立場，在民族大義上，卻不是從自由主義的固有理念出發(fā)，而是能在堅持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的基礎上，時時顧到民族和國家的利益。這也就是為什么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那時多是國家至上主義者。因為他們考慮的是大公，而不是一己和一黨的私利，所以他們從來沒有拿國家的利益做過交易。雅爾塔會議以后，國共都各有自己的私利，只有那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才主持了公道，至少在道義上他們沒有喪失了他們自己的人格。當時在大公報上聯(lián)名發(fā)表《我們對于雅爾塔秘密協(xié)定的抗議》的那些人，如傅斯年、儲安平、趙超構等人，在當年中日爭端日益尖銳的時候，他們都不是唱高調的人，而是低調主義者。在真正涉及到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時候，那些當年唱高調的人，卻都不吭聲了。王蕓生是著名的日本問題專家，他當年也不是唱高調的人。他對中國歷史的看法，我們今天來評價，只能說王蕓生了不起，他和他同時代的那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樣，對國家和人民是出以公心的，所以他們在學術上所能達到的境界，也相對比那些左翼知識分子要高。

　　《我對中國歷史的一種看法》本是王蕓生的一篇舊作。他在發(fā)表這篇文章時，曾有一個“補識”。他說：“這篇文章，早已寫好。旋以抗戰(zhàn)勝利到來，國內外大事紛紛，遂將此文置于箱底�，F(xiàn)在大家情緒起落，國事諸多拂意，因感一個大民族的翻身不是一件小事。中華民族應該翻身了，但卻是從二千多年專制傳統(tǒng)及一百多年帝國主義侵略之下的大翻身。豈容太撿便宜？要從根算起，尤必須廣大人民之起而進步。近見今人述懷之作，還看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覺得我這篇斥復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還值得拿出來與人見面。翻身吧，中華民族！必兢兢于今，勿戀戀于古，小百姓們起來，向民主進步�！�

　　王蕓生這篇文章，確實是有感而發(fā)。因為王蕓生當時在重慶看到了毛澤東的《沁園春·雪》。毛澤東的這首詞，在當時許多人看來，流露出了很強的帝王思想。這一點當時真正看清楚的人不是很多，王蕓生算是一個。當時王蕓生把毛澤東的詞曾抄給傅斯年，在抄完以后，王蕓生說了這么一句話：“以見此人滿腦子什么思想”。（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F(xiàn)在我們可以確定地說，王蕓生當年發(fā)表他那篇文章，就是沖毛澤東的帝王思想而來的。此點倒是當年的郭沫若看出來了。郭沫若在文章中說：“王先生把別人的寓意工作認為‘述懷’，心血來潮，于是乎得到了一個驚人的發(fā)現(xiàn)：毛澤東才不外是一位復古派，迷信家，懷抱著帝王思想的人物。人贓俱獲，鐵案難移，于是乎他要‘斥復古’也就是斥毛澤東的復古，‘破迷信’是破毛澤東的迷信，反‘帝王思想’是反毛澤東的帝王思想�！惫�沫若引述了王蕓生文章開始的一段話之后，又說：“這明白地是在說：毛澤東所領導的共產黨并不‘民主’，他們是壓迫‘中華民族’的，‘小百姓們’，趕快‘起來’把他打倒！”郭沫若斥責王蕓生，以為他曲解了毛澤東詞的寓意，但半個世紀以后，我們再來看當年王蕓生的分析，應該說真正看清中國歷史的不是郭沫若，而是王蕓生。王蕓生說：“中國歷史上打天下，爭正統(tǒng)，嚴格講來，皆是爭統(tǒng)治人民，殺人流血，根本與人民的意思不相干。勝利了的，為秦皇漢高，為唐宗宋祖；
失敗了的，為項羽、為王世充竇建德。若使失敗者反為勝利者，他們也一樣高居皇位凌駕萬民，發(fā)號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劉豫、張邦昌之輩，勾結外援，盜賣祖國，做兒皇帝，建樹漢奸政府，劫奪權柄，以魚肉人民。這一部興衰治亂史，正如中國歷史的寫法，只看見英雄爭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見人民，至少是看不見人民意志的表現(xiàn)。事實也恰恰如此，中國過去兩千多年的歷史，所以亂多治少甚至竟無清明之治，就因為只見英雄爭，不見百姓起，人民永遠做被宰制者。今天我們應該明白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來管事不足以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來管事不足以實現(xiàn)民主。”郭沫若對王蕓生這段話的批評是：“言外之意是要讓人自行領會的，率性替王先生說穿吧，今天的毛澤東也在‘爭統(tǒng)治的人民’，假使毛澤東當權說不定更壞，而且還有‘勾結外援’的嫌疑啦�！�

　　王蕓生不是一般的報人，他對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看法，經過半個世紀的檢驗，我們可以說他是對的。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上，王蕓生的社評和當時大公報的立場，我們也可以做一個評價，他們對中國現(xiàn)代史上幾乎所有大事的判斷和立場，不能說一點失誤沒有（比如王蕓生對太平天國的評價就不準確），但大體說來，都是對的，這實在難得。這樣的歷史卓見，還是來源于他們的“大公”思想，有“大公”才可以有卓見。當年毛澤東在重慶的時候，王蕓生曾和毛澤東有過一次談話，他勸毛澤東“不要另起爐灶”，毛澤東當時就說：“不是我們要另起爐灶，而是國民黨的爐灶里不許我們造飯�！币豢淳褪且�坐天下的氣味。

　　王蕓生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當年國共重慶談判時，他曾寫過一篇社評《毛澤東先生來了》。王蕓生眼光非常宏闊，從他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對世界大勢有非常清醒的認識和判斷，他說：“美國大的進步了，她要想退回戰(zhàn)前的舊樣已不可能。在英國，由于工黨獲得人民的選擇，英國已在勝利中起了社會大革命。這革命是建新的，是不流血的，無疑問的，英國是大的進步了�！�

　　近年讀書，常常想起讀《吳宓日記》時的一個感想，吳宓對中國近世歷史的評價很能給我們一些啟發(fā)。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吳宓日記》有這樣的記載：“夕七──八獨坐氣象臺觀晚景，遇歷史系三年級學生何炳棣。談甚洽。宓為何君述對于中國近世歷史政治之大體見解；
（一）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維新Reformation）派敗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勝，然右派之學識較深宏而主張較正確。（二）日本之一貫政策，為破壞中國之統(tǒng)一政府與中央集權。中國人則為虎作倀，自壞其綱紀規(guī)律與忠誠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號呼救國，殊類南轅北轍。------ 何君以為然。其見解頗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學識之崇博，何君擬即從寅恪請業(yè)云�！保ǖ谌�十三頁）何炳棣從西南聯(lián)大畢業(yè)后到了美國，成了世界知名的歷史學家，他的學術生涯中就有陳寅恪和吳宓的影響。王蕓生和當年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歷史的認識，差不多都是吳宓這樣的立場，現(xiàn)在看來，有遠見的，還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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