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一大堆選出來的文字，也可以說是自我生命的結晶吧，不能不給自己提出這樣一系列的問題：你寫了什么？你寫的這些東西有什么意思？又可能存在什么“陷阱”？你在能寫什么的同時，又不能寫什么？這“不能”顯示了你的自我的一種什么樣的“界限”（或者“局限”）？你還能寫下去嗎？你準備怎樣繼續(xù)寫下去？……如此等等。作為五、六十年代接受中學與大學教育的知識分子，我是在“批判封、資、修”的人文環(huán)境中長大的，這就決定了我的知識結構存在著某些先天性的缺陷，由此造成的思維與視野等等方面的種種局限。但我也有自己的優(yōu)勢，這就是一生目睹與經歷了太多的苦難，套用年輕時最喜歡引用的阿·托爾斯泰《苦難的歷程》扉頁里的那句名言，可以說是在“血水里浴（過）”，“堿水里煮（過）”，是與自己的民族、人民共同煎熬過的，因此，對中國的國情、民性、人心，有著較為深切的觀察，積累了豐富的人生經驗，也有著同樣豐富的生命的體驗。正是這些“豐富的痛苦”幫助我逐漸接近與認識了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并且化作了自己的血肉。盡管不斷有人說什么“對魯迅講得太多，太過頭”，宣布要將魯迅“送進博物館”，使其成為與現實無關的“古董”，甚至批判與否定魯迅；
我仍然固執(zhí)地認為，我們至今對魯迅對我們這個民族的意義，對未來中國發(fā)展的潛在價值，還是認識得不夠，現在不是“講得太多”，而是要求“講得更深入”，更不能將魯迅“送進博物館”，而要進一步在知識分子與全民族中發(fā)揚魯迅精神傳統(tǒng)。我也正是在這里找到了自己的生命與學術、寫作的基本立足點，可以這樣說，20年來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點，就是“講魯迅”，并且試圖“接著往下說”，以便把民族、家庭與個人的“世紀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具體地說，我的關注，思考與研究主要是四大塊：一是對歷史與現實的“國民性弱點”的反省與批判，二是對知識分子（首先是對自我）的弱點的反省與批判，三是對本世紀思想文化發(fā)展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反省與總結，最近幾年又涉及魯迅對“現代性”問題的思考與“現代性”目標的確立等為現實生活所激發(fā)的新問題；
四是對魯迅式的“精神界戰(zhàn)士”的尋蹤，精神譜系的續(xù)接。

　　對我自身的講說，特別是這些講說在學生與讀者中產生了一定影響，我是一則以喜——有了回響，說明自己的工作于己于人都有點意義，自然是高興的；
但又不能不繼之以憂——會不會因為我講得不準確，或者不清楚，而造成某種誤解，以至曲解呢？對我自己的講說，是否也應該“附加幾句話”呢？大概是有必要的吧。比如說，批判歷史與現實的“國民性的弱點”，不能因此而導致對民眾的蔑視、恐懼與排斥；
同樣，對知識分子弱點的批判，也絕不能引向對知識分子與知識的貶抑與否定�！�—以上兩種傾向在本世紀都曾出現過，但是被魯迅所明確拒絕與批判的；
在魯迅看來，“覺悟的智識者”是既“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羅”的（《門外文談》）。而今天似乎也還有這樣兩種立場或傾向，卻也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更重要的是，當我們在檢討本世紀歷史中的許多弊端時，不能忘記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無論是普通國民，還是知識分子，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處于被奴役、壓迫的境地，盡管他們自身的弱點，特別是根深柢固的奴性，成為了強權統(tǒng)治的社會基礎，但“奴隸”與“主子”、“奴才”的區(qū)別卻是不可混淆的（至于“奴”與“主”之間的轉化是另一個問題）；
因此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目的是要啟發(fā)民眾自己覺悟，反抗壓迫與壓迫者。魯迅是把自己的批判鋒芒最終引向奴役者與奴役制度本身的，并因此對任何有可能（無論有意還是無意）幫助壓迫者逃脫罪責的言行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他尖銳地指出：“倘使對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fā)一矢，而但向‘弱者’嘮叨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是殺人的幫兇而已”（《論秦理齋夫人事》）。魯迅還向人們發(fā)出過這樣的警告：以為“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卸責于清流或輿論”，這是“古已有之”的老調子（《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書》），這個傳統(tǒng)我們今天是萬萬不能繼承的。這里，也還有一個在進行國民性弱點與知識分子劣根性的批判時，將自身置于什么位置的問題，這涉及我們對所說的“魯迅式的精神界戰(zhàn)士”的理解與認識。魯迅指出：“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yè)”（《門外文談》）。這就是說，這種批判，不是高居于眾人之外、之上的“審判”，而是把自己也擺進去的，因此魯迅說，我無情地批判別人，更是無情地批判自己的。當然，由于思想的超前，或者如魯迅說的比別人更敏感，看得更透，精神界戰(zhàn)士身居于大眾之中，也會有一種孤獨感，寂寞感與絕望感。但首先這是一種建立在對國家、民族、大眾、他人，以至人類、世界、宇宙的“大關懷，大悲憫”基礎上的“大孤獨，大寂寞，大絕望”，而絕不是對“一己的悲歡”的感傷的“咀嚼”，那只能顯示自我精神之“小”。于是，在感受著孤獨、寂寞與絕望的同時，又懷疑于這樣的孤獨、寂寞與絕望，并努力地“反抗絕望（孤獨與寂寞）”，在任何時候都不放棄對“同道者”的尋求，病態(tài)的“孤芳自賞”正是魯迅和一切真正的精神界戰(zhàn)士所深惡痛絕的。因此，如許廣平所說，他們雖則“自己所感覺的是黑暗居多，而對于青年，卻處處給予一種不退走，不悲觀，不絕望的誘導，自己也仍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為可為，向前的走去”（《兩地書·五》），終日愁眉苦臉、呼天搶地的，是魯迅批評的“零余者”，而絕非精神界的戰(zhàn)士。真正的精神界戰(zhàn)士確實在尖銳地批判著、反省著國民性與知識分子的弱點，但人們可以從中感受著一種對人的愛與寬厚之心，他們絕不以道德與真理的“化身”自居，作苛刻的道德與政治的判決，在這方面，精神界戰(zhàn)士可以說是歷史與現實中的“道學家”的天敵。以上所說，都是在劃清界限。這不僅會有助于識別真、假精神界戰(zhàn)士，而且對我們自身也是一個警戒：任何追求都有一條“線”，過了“線”就會走向反面。

　　再往下就要講“我不能說什么”了。我一直以魯迅的一段話提醒自己：“專門家除了他的專長之外，許多見識往往不及博識家或常識者的”，“社會上崇敬名人，于是以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卻忘記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yè)、名人被崇敬所誘惑，也忘記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yè)，漸以為一切無不勝人，無所不談，于是乎就悖起來了”（《名人與名言》）。這些年寫了點文章，知之者多了起來，就經常接到電話或收到來信要求就專業(yè)之外的問題發(fā)表意見或寫文章，每回我都感到十分惶惑與緊張。我知道自己吃了幾碗“干飯”，在專業(yè)范圍內——魯迅，周作人，以及現代文學，大概是可以發(fā)表點意見的，說起話來大體上是有把握的，除此之外，就說不上什么了——老伴經常說我的“平均智商”在中下等水平是有道理的。當然，對專業(yè)之外的有些問題我也有興趣，不免也會發(fā)表些意見，但大都是在朋友之間私下胡說亂侃，上不了“臺盤”，有時也會寫成文章，那是作為一個普通人談談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以專家的身份發(fā)言——本書中有不少文章就是這么寫成的。我也會不斷擴大自己的研究范圍，以增加發(fā)言權，但那也是要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之后。前面已經坦白交代，我能做的事是“講魯迅（或者再加上現代文學）”與“接著往下說”，這構成了作為教師與學者的錢理群的一種存在價值，同時也就劃定了一條線。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到了世紀之交，中國與世界所面臨的問題，無論是社會問題，還是思想文化學術的問題，都越來越復雜，提出了許多前沿性的課題，我越來越發(fā)現自己已經力不從心了。面對先驅者們未曾遇到的許多新的問題，只是“接著往下說”已經不夠了，這是需要新的突破與新的想象力與創(chuàng)造力的，我的“力不從心”就在于此。我這些年，一直把希望寄托于更年輕的一代的新的開創(chuàng)，就是出于對自己（或許還有我們這一代的學者）的某種難于突破的局限的一種估計。這種估計，對我來說，不會因此引出悲觀與無所作為的結論：我還有許多要做、可以做、而且別人（包括年輕一代）未必能做的事，這些事對中國未來的發(fā)展，也許并非那么重要，那么迫切，卻也還是有意義，有價值的。我在13年前，開始獨立的研究，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時，曾在《心靈的探尋》的“前言”里，對自我研究的追求做過這樣描述：“它既自尊，清楚自己的價值，又自重，絕不以否定或攀援別一種研究道路來換取對自己的肯定。那種‘肯定’實際是對自己的辱沒。它更公開宣布自己的不足，因此也就為自己取得了一種開放的態(tài)勢。人們不但可以從這樣的研究中得到啟示，而且可以從其不足之處開始，進行新的更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開拓。其研究的生命力恰恰也在于此”�，F在，在我回顧這些年風風雨雨中所走過的道路，并走上人生與學術的最后歷程之時，仍然堅持著這樣的追求，要說的也還是這些話。

　�。ū疚氖亲髡邽樯穷^大學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拒絕遺忘：錢理群文選》寫的自序，有刪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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