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一些新生代儒家學者及文化民族主義者的持續(xù)努力下，在公眾視野中沉寂已久的儒學又重新獲得了一定聲勢。尤其是今年7月在貴州舉行的“陽明精舍儒學會講”，更使這一聲勢達到了一個相對高潮。正因為如此，一些人對儒學成為當今的主流話語開始產生信心。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代表，儒學欲成為中國當代的主流話語，有其優(yōu)勢和可能。中國是世界上唯一能夠將文明持續(xù)數千年綿延不絕的國度，傳統文化是中國的一大驕傲。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是與中國人的國家認同、歷史認同、自我身份認同聯系在一起的，它深深浸刻在大多數中國人的血液骨髓之中。這樣一種天然血脈相承的東西，易于在觀念層面上被普通人接受；
時至今日，在體制內正統意識形態(tài)日漸萎縮、虛脫的背景下，相對于西方意識形態(tài)，執(zhí)政者顯然也更愿意看到民眾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和回歸。

　　不僅如此，對儒家文化的傳承和認同已經超越國界，延伸到整個全球華人圈和東亞儒家文化圈。由于中國在歷史和傳統文化方面的積淀太厚重，因此，至少在全球華人圈，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自我身份認同仍然息息相關。據極力主張“亞洲價值觀”的李光耀說，越南總理范文同曾對他疑忌重重，因為范認為“你們中國人無論出來多久，骨子里總還是中國人”。

　　由于擁有這種優(yōu)勢，正如當代文化民族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所說，中國可以依據傳統文化搭設一個平臺，以之整合全球華人，在全球化時代，展開全球性的文化競爭，建設一個超越國界的“文化中國”。這不但有利于中國及全球華人在世界范圍內整合資源，全面參與全球競爭，而且這也可以成為中國對世界的一大貢獻，即中國文化拓廣了世界文明的進路，豐富了未來的可能性。

　　儒學雖然具有這種深廣的可能性，但是直到今天，它在中國社會仍然居于邊緣、淪為弱勢，這是歷史變遷的結果。儒學的復興，遭遇政府和民間兩方面的梗阻。

　　政府及體制內的意識形態(tài)在兩個方面拒斥儒家。第一是官方正統的意識形態(tài)雖然其內涵已日漸空心化、其功能已日漸萎縮鈍化，但由于政治合法性的需要，它至今仍盤據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正統位置。正因其虛弱，所以它時刻對異質和異端保持警惕。迄今為止，這種意識形態(tài)與其它一切系統的理論學說都保持距離，只不過為了實用需要，在技術層面通過“為我所用”的改造接納了其它理論的一些說法，體現出某種與時俱進。例如以經濟自由主義鍛造了“改革話語”，以政治權威主義鍛造了“穩(wěn)定話語”。

　　由于儒學是一套高度自洽的內斂體系，它自然受到官方正統意識形態(tài)的警覺和排斥。傳承久遠的儒學迄今還未衍生出具有時代性和針對性的話語體系，因此它也不大可能僅僅在實用技術層面對正統意識形態(tài)有所幫助，所以儒學和官方正統話語在今天仍然表現為某種不相容，這是儒學不能得到官方正面支持的主因。

　　第二，“靠攏和爭取融入主流國際社會”已成為中國國策，同時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根本進路。在這種背景下，官方話語必然表現出對國際主流話語一定程度的迎合。除了一些性命攸關、與政權的根本利益相沖突的內容外，除非不得已，官方話語不愿意表現出與國際主流話語的異質，更害怕被指責為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而特立獨行的儒家話語，確實有可能使中國蒙受這種指責，這是官方話語不愿意讓儒家靠攏的第二個原因。

　　在民間學界，背靠西方發(fā)達國家成功示范和國際主流話語的自由主義理論已居于主流，成為“學統”。這種根植于市場經濟和工業(yè)文明的理論話語，幾乎在各個方面都表現得與根值于農業(yè)文明和傳統社會的儒家文化格格不入。雖然今天有一些自由主義者在保守主義名義下尋求與傳統文化的接近和牽手，但誰都看得出這種動作只是功利主義的，是“掛羊頭賣狗肉”，是由于自由主義在當前語境下無法從“學統”上升為“政統”和“道統”、某些自由主義者在急于求成心態(tài)下的一種尋求突破的進路迂回。這樣一種投機做作，既不可能真正自圓其說，也不可能持之久遠，只會同時糟蹋自由主義和傳統文化。

　　在一個變動加劇、向未來高歌猛進的時代，主流話語對過去的東西必然有一種疏離。不但是中國自由主義的主流，在當今居于強勢的各種理論學說，其主流對儒家都持排斥。根植于傳統社會的儒家學說，本身也難以為現代社會的種種現象提供解釋，而主要只是對人心、對社會提出一種規(guī)范性要求，這是儒學至今在民間其音渺渺的原因。

　　正因為如此，文化民族主義者寄望于體制的力量，希望政府能夠將儒教定為國教，給予“不遺余力”的支持。這一目標，至今已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當代新儒家們的共識。

　　客觀說，這樣的目標較少可行性。如上所述，除非當局完全放棄原來的正統意識形態(tài)，否則它不可能接納任何另一種系統的理論學說，更不可能定立國教。在傳統合法性遭到質疑、自感脆弱的今天，官方需要的是與現實生活緊密合拍的強大合法性支撐；
而與當代世界主流文明的趨勢進程相迥異的儒學至少在完成自我改造之前還不可能為現行政治秩序提供強有力的合法性依據，因此，它也不可能取正統意識形態(tài)而代之。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傳統文化的主流更適于自我定位在儒家或儒學，不宜稱儒教。儒教之稱，具有對外的排它性和對內的統一性，較少兼容，不能多樣。在全球化、多元化的信息開放時代，理論如果喪失了兼容性和多樣性，也就喪失了生命力。

　　就國家支持而言，在信息開放時代，正面支持和定為國教的強制性舉措未必能產生好的效果。國家支持的儒教在國際示范和內部矛盾積淀的雙重夾擊下，很可能淪為與當今正統意識形態(tài)一樣形同虛設的道具。意識形態(tài)的建設離不開國家支持，但國家支持在信息時代應該采取更巧妙有效的非強制方式。就象西方國家一樣，政府可以通過不同的態(tài)度和待遇來支持某種聲音、抑制另外的聲音。其實，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在這方面也有過成功示范，例如通過態(tài)度和待遇的不同，扶持經濟自由主義，抑制傳統左派。

　　傳統文化只要能夠贏得類似今天經濟自由主義的待遇，就能夠獲得足夠的自我發(fā)展空間。但是，在此以前，更重要的是要完成儒學的自我改造，即現代化的改造。儒學要能夠適應現代社會，能夠對現實生活具有足夠的解釋力；
即能夠從自身立論出發(fā)，解釋諸如現代化進程、市場競爭、社會的利益分化等等影響人們現實生活的重大課題，才能夠在現代語境下與其它現代理論相抗衡，才能夠具有理論競爭力。

　　一些文化民族主義者希望能夠獲得政府支持、由國家推廣來贏得民眾，但是在實際上，除非你能夠不借助外力贏得民眾，在民間話語中爭得有利位置，否則你就不可能獲得政府的支持。在信息開放時代，政府包辦的思想是沒有競爭力和生命力的，由于歷史原因，官方正統的意識形態(tài)已成為棄之不去的雞肋，沒有人還愿意重蹈覆轍。

　　如康曉光所言，一切體制的合法性理論都預設著體制的合法性只是一種理想狀態(tài)，與現實本身有很大差距，所有的合法性都沒有成為現實。同時，所有的合法性理論都是為統治階級的統治或革命者的革命進行辯護，合法性理論對于統治階級或革命者來說，是他們利益的直接或間接表達；
對于被統治階級或被革命所運動的群體來說，則是一種不同程度的欺騙。

　　但是，這只是事物的一個方面。事物的另一方面是，合法性理論還有成功、失敗之別。成功的合法性理論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雖然沒有成為現實，卻能夠使人們相信它能夠成為現實，而且是最有可能成為現實，縱然這種“相信”實際上只是一種幻覺。換言之，成功的合法性理論縱然不是“真”的，但是它夠“美”，因此人們愿意相信它的“真”。

　　更重要的是，關于“美”的認識（審美觀）是因時因地因形勢因對象而異的。無可否認，儒家所倡導的“仁政”、“王道”曾經很“美”，當時的人們愿意相信其“真”；
但是到今天，這一切已未必還能夠打動人心。能否打動人心、成為普遍信仰是合法性理論成功的關鍵，儒學的優(yōu)勢是戴著傳統文化的桂冠，與中國人內心的某種認同聯結在一起，怎么賦予這種桂冠和認同以合乎時代需要的內涵，這是當代儒家所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

　　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它意味著儒學的脫胎換骨和浴火重生。遺憾的是，這方面的工作雖有人在嘗試，但至今成果寥寥。更重要的是，大多數儒家學者對儒學自我改造的艱巨性還認識不夠，且沒有把改造方向放到適應現代性、即對現代生活的解釋、爭取現代人心上來。說到這方面的努力，儒家不但不如基督教，甚至不如佛教。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道兩家，在這方面都大大落后了。

　　文化民族主義者現在開始注重集合起來集中發(fā)出聲音，以引起世人和政府的重視。但是，儒家應該明白，如果它不能搞好自我改造，就沒有人會真正在意它的聲音。（鳳凰周刊）　　

相關熱詞搜索：儒學 難點 當代中國 話語 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