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安平為什么要留在中國大陸

　　1948年年末，國民黨軍隊在與共產黨軍隊作戰(zhàn)時結結失利，中國的政治格局即將發(fā)生變化。在這個歷史時刻，中國的廣大知識分子都面臨著選擇，是支持國民黨還是支持共產黨，選擇了國民黨的知識分子隨著國民黨去了臺灣，選擇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則留在了中國大陸。儲安平也面臨著這樣的選擇，我們都知道，他最后是留在了共產黨統(tǒng)治的中國大陸。他為什么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實際上他對共產黨的某些理念是不贊同的，在《共產黨與民主自由》一文中他寫道：

　　“今日中國人民都在要求民主，爭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產黨統(tǒng)治下，究竟人民有無‘民主’，有無‘自由’，此實大爲可研究之事。我個人的答復是負面的。我不相信在共產黨的統(tǒng)治下，人民能獲得思想及言論等等基本自由，能實現(xiàn)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個講究‘統(tǒng)制’，講究‘一致’的政黨的統(tǒng)治下，人民是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會有真正的民主的。人類思想各殊，實爲一種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黨想使在他統(tǒng)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變成同一種典型，這實違反人性而爲絕對不可能之事。而人民之有無思想自言論之自由，又爲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之有無‘民主’的前提。因爲假如一個人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則他何能自由表示其意見。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達其意見，則這個國家或這個社會，又何能實行民主？”

　　“……共產黨是否能容許今日生活在共產黨統(tǒng)治區(qū)域中的人民有批評共産主義或反對共產黨的自由？假如容許，則我們何以從來沒有看到在共產黨區(qū)域中出版的報紙有何反對共產黨或批評共產黨的言論，或在共產黨區(qū)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發(fā)表意見的出版物？……就我個人言，共產黨今日雖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產黨本身固不是一個能夠承認人民有思想言論自由的政黨，同時共產黨所謂的民主，是‘共產黨民主’，而不是我們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見’的民主。”（《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五卷蔡尚思主編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 第25、26頁）

　　儲安平還說過一段非常精辟的話，“老實說，我們現(xiàn)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tǒng)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zhí)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同上，35頁）

　　根據(jù)上述言論我們可以推測，如果以有無自由作為取舍的標準，那么儲安平應該追隨國民黨而去；
可是儲安平并未隨國民黨去臺灣，所以儲安平對于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取舍標準顯然不是自由。

　　另外，儲安平對于共產黨在國際交往中不講原則的做法也很不滿意，在《共產黨與“國家”》中他說：“過去外蒙之爲中國領土，無人敢加否認，而共產黨報紙竟公然刊載‘外蒙共和國總理’某某人抵達莫斯科之消息。蘇聯(lián)東，共產黨亦東，蘇聯(lián)西，共產黨亦西；
甚至蘇聯(lián)與中國有什麼問題時，共產黨報紙的論調似乎也成爲了一個非中國人的報紙的論調�！保ㄍ�上，23頁）

　　總之，儲安平與共產黨在觀念上有著許多不合拍之處，但是這并未妨礙他留在中國大陸，顯然，是其他的因素促使他留了下來。這些因素是什么？儲安平是一個熱愛祖國的人，同時，他又是一個擁護社會主義的人，知道了這些，我們就可以知道儲安平為什么會留在中國。

　　儲安平曾經說過：“爲國家服役絕非任官之謂。一個從事言論的人，假如環(huán)境允許他秉其智慧，憑其良心，公平論政，他對國家所能有的貢獻，未必在一個部長之下�！保ā秲Π财轿募�》下冊，東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７月版，第65頁）

　　他還說：“在這樣一個血腥遍地的時代，被犧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燒毀了的房屋財産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tǒng)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tǒng)治下幻滅了，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個的國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麼！朋友們，我們應當挺起胸膛來，面對現(xiàn)實，面對迫害，奮不顧身，爲國效忠，要是今天這個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個方式繼續(xù)努力，方式盡管不同，但我們對于國家的忠貞是永遠不變的！”（同上，248頁）

　　在儲安平的思想里，國家是一個特定的地域，是在這個地域上生活的人民，是這些人民所傳承的文化；
這個國家既不是某一個人的，也不是某一個政治集團的。這就使他把愛國與政治分開，他不會因為批判某一個統(tǒng)治國家的政治集團而鄙視祖國，他批判某一個統(tǒng)治國家的政治集團恰恰是為了使祖國更加美好。儲安平是出于對于祖國的難以割舍的聯(lián)系才選擇了留下來的，儲安平與共產黨在觀念上的不合拍之處可能會時時地折磨著他，但是為了獻出對祖國的愛，他最終只能忍受著那種折磨。儲安平的這個選擇并不是一個理智的、冷靜的選擇。下面一段文字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儲安平的不冷靜、不理智的認識：

　　儲安平太痛恨那個腐敗的國民黨政權，便不顧一切地促其速敗，而敗于何方他卻不顧。假如他是一個堅定的左派，他的所有做法當然天然地合理。但他實際上更不愿接受那個勝方。人對利害的通常取擇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他卻是兩害相權取其重，這便不可解了。這也直接導致他自己后來的命運悲劇。我絕不懷疑儲安平的人格、操守和良知。他的確是一個蘊懷浩然之氣的關懷國運民瘼的知識分子。但他慷慨有余，理性不足，冷靜亦遜。至1948年冬，大局都不可收拾了，他還在寫“一場爛污”、“政治失常”那樣的政論文字。而胡適當年的立言行事，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仍不得不佩服他的清醒與穩(wěn)健。（程巢父：《胡適與儲安平》見《當代中國研究》2004年第2期 總第85期）

　　為了獻身于祖國，為了獻身于義，儲安平在歷史轉折的關頭實在是冷靜不下來了，也許人首先是感性的，其次才是理性的。為了能獲得服務于祖國的機會，他寧愿留在大陸，與那個不給人以自由的黨共事。在他看來，臺灣也是祖國的一部分，但是那畢竟只是一個彈丸之地，那里能提供給志向遠大者的活動空間實在是有限。所以他不會跟隨還能給人們一點點自由的國民黨去臺灣。儲安平對祖國這么癡迷，這與他受到的傳統(tǒng)文化影響有關。儲安平曾留學英國，接受過西方文明的熏陶，從他的政論文章中我們也可以了解到他對于自由、民主等理念確實有準確的理解，但是在他的深層意識中居統(tǒng)制地位的還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觀念，在他寫給胡適的一封信里，我們能看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他的影響。

　　“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幾個人能不顧一己的利益，忘私從公，獻身于一種理想，盡心盡智，為國家造福。到底有幾個人，能這樣認認真真，實實在在，做人做事。……因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從政。但是我覺得一個有為之士，他應當看得遠，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盡忠于他的國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的寓處，社里，學校三處之外，任何集會不參加，任何人物不周旋，這就表示，我不以這個刊物為私人進身之階，不以這個刊物為活動的根據(jù)。今日中國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氣的人�！�

　　儲安平這一段表白心跡的話透露出孔孟之道對于他的影響。祖國這樣的大目標是他不能忘記的，而促使他念念不忘祖國的正是孔孟之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及人應當培養(yǎng)浩然之氣，這些都是孔孟之道中的核心理念。一個在中國文化中成長起來的人，首先會接受這些文化的影響。外來的異域文明的觀念是后來者，對于某些人來說，它們只能作為工具來使用。隨著清朝的覆滅，孔孟之道對社會的影響大不如從前，所以人們漸漸地放棄了以孔孟之道作為批判武器。而現(xiàn)實又是殘酷的，人們不能不對違反人性的社會進行必要的批判，恰在這時，一些知識分子接觸到了西方世界的政治觀念，于是他們就以此為武器來批判國民黨的不好的統(tǒng)治。在一定的條件下（兩種文化開始接觸），人的意識可能會發(fā)生分化，如果我們把人的意識分為內層和外層，那么盤踞在內層的就是傳統(tǒng)文化，而外來文化則很難進入內層。對于最重大的人生問題，居于外層的外來意識很難撼動內層的本土意識的統(tǒng)制作用，在這個時候，總是內層的本土意識影響著人的行為。儲安平承認民主和自由的價值，但是為了能夠為祖國服務，他寧肯暫時放棄對民主和自由的追求。

　　促使儲安平留下來的另一個因素是他的社會主義信仰。1935年儲安平考入倫敦大學經濟學院政治系，從學于著名的費邊社員拉斯基教授。費邊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主張用古羅馬統(tǒng)帥費邊緩進待機的辦法實現(xiàn)社會公有。戴晴說，“儲安平27歲投師拉斯基門下，以一般標準衡量，恐怕只能增進知識，未必能動搖立身的觀念。但看儲氏后來的所思所為，確實堪稱為費邊民主社會主義理想在中國實現(xiàn)‘而奮斗終身’�！保ù髑纭秲Π财脚c“黨天下》第三章）看來費邊主義與儲安平以前的思想體系是比較切合的，否則一個27歲的成年人不會那樣利落地接受別人的觀念。中國人對于社會公有這樣的觀念并不陌生，古代的農民起義戰(zhàn)士就提出過平均分配財產和土地的設想。到了近代，康有為的“天下大公”和孫中山的“節(jié)制資本”使古代人關于公平的設想變成了一種理論。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之后，作為戰(zhàn)勝國的中國在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博弈的時候失去了自己的一些利益，這就使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一下子走到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位置上，從而接受了馬克思的埋葬資本主義的主張。在這個特定的社會氛圍里，儲安平會分享到主張社會公有的集體意識。儲安平主張的是中國的第三條道路，既反對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私有制蓬勃發(fā)展，又反對徹底扼殺自由的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面對著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個陣營，儲安平在做出選擇時一定是很費了一番心思，因為這兩個政黨都不能使他滿意。最終他拋棄了國民黨，實際上他拋棄的是國民黨維護私有制的政治綱領。

　　儲安平在1949年之后的政治態(tài)度可以證明他已經接受了社會主義理念。共產黨在1949年批準此前被國民黨關閉的《觀察》復刊，儲安平又回到了《觀察》的主編的位置上，在《觀察》的復刊號上有這樣一篇文章《我們的自我批評、工作任務和編輯方針》。戴晴認為這篇文章里的許多話可能不是出自儲安平之口，“但下面的一段話，給人的感覺是，不但出自他的手筆，還出自他的內心：”（戴晴《儲安平與“黨天下》第四章）

　　儲安平說，“我們還愿在此進一步告訴所有國內國外的人們：今天的中國人民，是全心全意地擁護中國和毛主席的，這種擁護完全是自發(fā)的，出于真情的。在過去，我們的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受盡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欺侮、污辱，但是今天，我們這四億七千九百萬中國人在中國和毛主席的領導下終于站起來了。在國內，由于長時期的反動封建統(tǒng)治，我們的國家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已經腐敗潰爛到了極點，到處是惡勢力，到處是不合理。若干愛國之士，左思右索，東撞西摸，總找不到國家的出路，總找不到國家的生機。但是現(xiàn)在，由于人民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一切舊的、腐爛的、黑暗的，都將全部加以拔除，使新的、健康的、光明的，灑遍在中國的大地之上。這真像是一次奇跡，但卻是活生生的事實�！�

　　實際上儲安平對共產黨不講民主是不認同的，他在1949年以前的文字和他在1957年的言論可以證明這一點，而上述文字告訴我們，“今天的中國人民，是全心全意地擁護中國和毛主席的，這種擁護完全是自發(fā)的，出于真情的�！边@里的中國人民當然包括儲安平本人，他在不認同共產黨反民主的情況下還擁護共產黨，這里所擁護的就應該是共產黨所堅持的社會主義原則。

　　羅伯特•諾奇克對知識分子為什么反對資本主義做過一個研究，他的這個研究使我們能從另一個側面了解儲安平為什么會成為一個反對資本主義的人。羅伯特•諾奇克所說的知識分子指的是文字匠(wordsmiths)包括詩人、小說家、文學評論家、報刊記者以及眾多的教授。儲安平在年輕的時候曾喜歡過文學，后來在新聞媒體工作，他是一個典型的文字匠。

　　這些知識分子都有一種優(yōu)越感，羅伯特•諾奇克認為，這些文字匠在學生時代因為文字技巧使他們親身感受到了老師給予的褒獎，因此顯而易見，正是這些褒獎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們形成了這種優(yōu)越的資格感。

　　這種優(yōu)越感使知識分子認為，他們是最有價值的人（即具有最大功勞的人），而且社會也應當按照人們的價值和功勞去回報他們。但是，資本主社會卻并不滿足“按功勞或價值”進行分配的原則。除了贈與、財產繼承和發(fā)生在一個自由社會里的賭博收益以外，市場還把財富分配給那些滿足了其他人通過市場表達出來的因而可被感知的需要的人，而市場分配多少的問題則取決于需求的量和相同產品之替代性供應品的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那些（未來的）文字匠知識分子在學校這種正式的官方的社會制度中是成功者，而在這種制度中，相關的回報乃是由教師這個中心權威進行分配的。知識分子希望社會也象學校一樣，由一個權威來分配獎勵，可是資本主義社會卻不是這樣一個社會，于是知識分子的失落感導致了他們對資本主義的反感。（羅伯特•諾奇克的有關文章見《中國社會科學評論》2004年第一卷法律出版社）。

　　儲安平留在大陸的心理動機有兩個，一個是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情結，另一個則是對社會主義的向往。這就證明了他把儒家入世觀和社會主義看得比自由還重要。如果他覺得自由是割舍不下的，他就會跟隨國民黨去臺灣，因為國民黨的統(tǒng)治圈里多少還有一點自由，而共產黨那里卻一點也沒有。

　　§§、社會主義中國對于儲安平的傷害

　　清朝覆滅之后，中國陷入到極度混亂之中，民間充斥著貧窮，國力日漸衰竭。普通民眾盼望著安寧祥和的生活，知識分子更是希望看到盛世來臨。如何使民生得以改善，不同的人提供了不同的方案。在經濟上，儲安平希望用社會主義來挽救中國的民眾。在政治上，他反對一黨專政，他希望社會上有更多的民主和自由。用社會主義救中國，這樣做能很快就見到效果。國家的力量介入到財富的分配中，使分配顯得公平，這是馬上就可以做到的。然而這又是難以維持的，因為公有制的效率低下，這就使物質的產出不能滿足公眾的需要。我們現(xiàn)在不知道儲安平當時是否預見到了這個結果，如果他預見到了這個結果，他還能堅持社會主義嗎？

　　另外，社會主義政府與民主、自由的關系也是值得關注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說，“在人之上，存在著一種巨大且監(jiān)護的力量，此一力量憑靠自身的意志而確使人們獲得滿足，并監(jiān)護他們的命運。此一力量具有絕對、無微不至、恒定、遠見和溫和的品格。如果它的目的在于養(yǎng)育人以使其長大成人，那么它就似父權；
但是它也異于這種權威，因為它力圖使人們恒久處于孩童狀態(tài)：當然，如果人們只想歡樂，那么人們得以歡樂也是頗令人滿足的。這樣一種政府雖說愿意為人民造福，但是它卻力圖使自己成為人們幸福的唯一代理者和唯一裁定者；
它雖說會為人們提供安全，能夠預見并確使人們獲得生活的必需品，增進人們的快樂，處理人們主要關注的問題，引導人們的努力，規(guī)定人們財產的承繼方式，并分配處理人們的遺產，但這豈不是讓人們根本不思和完全不去操勞煩惱瑣碎的生計嗎？而這就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那樣的全能政府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人們幻想中的海市蜃樓。假如全能政府真的存在，那么人們就可以“根本不思和完全不去操勞煩惱瑣碎的生計”了。這樣一來，人們對于獨立和自由的向往就會降低，坐享其成會消融人們自我奮斗的意識，于是民主、自由之類的價值就會貶值�，F(xiàn)在看來，既信奉社會主義又離不開民主與自由的儲安平顯得有些奇怪。顯然，在社會主義的理想狀態(tài)（全能的政府能操辦一切），有沒有民主與自由是無關緊要的。在社會主義的非理想狀態(tài)下，民主與自由的作用又是什么樣？如果人們允許政府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干預，那么公民就只能聽任政府為所欲為，即使采取民主的手段也無法控制政府。對這一點，哈耶克做過深入的研究：

　　“有人認為，當今對自由的最大威脅來自于現(xiàn)代政府中之骨干人士和最強有力的人士，例如那些只關注他們所謂的公共利益而且行動極具效率的專職行政官員；
在我們看來，這種說法絕非夸張之辭。盡管理論家們仍會大談特談如何用民主的手段來控制這些活動，但是所有在這方面具有直接經驗的人士都會贊同（一如晚近的一位英國論者所指出的），‘如果大臣對這些活動進行控制……都已變成了一種神話，那么期望議會能夠對此施以控制，就更是純屬傳奇寓言了’。對人民的福利采取這樣一種行政管理的方式，將不可避免地使有關管理機構成為一種一意孤行且無從控制的機構；
面對這樣的機構，個人既是無能為力的，亦是孤立無援的，而且這種機構亦將日益獲得最高權力才具有的那種神秘性——亦即德國傳統(tǒng)中的Hoheitsverwaltung或Herrschaftstaat；
這些術語對于盎格魯—薩克遜人來講曾經是極為陌生的，所以后來人們不得不杜撰一個奇怪的詞‘霸權’（hegemonic）來表達此一含義�！保ü�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1997年12月第14-15頁）

　　儲安平所堅持的第三條道路是一條走不通的道路，因為社會主義與民主、自由是無法相容的。儲安平選擇了這樣一條道路，也是為自己選擇了一個悲慘的人生結局。

　　在1957年5月1日以前將近半年的時間里，毛澤東醞釀了一場針對共產黨內官僚的整風運動。預計自己將要受到沖擊的共產黨員們對于整風持消極觀望態(tài)度，于是毛澤東別出心裁發(fā)動共產黨外的各個民主黨派的知識分子們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1957年6月1日，中國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邀請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座談會，儲安平以民主黨派成員和新聞界著名人士的身份與會。儲安平在會上作了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的發(fā)言，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震驚。

　　儲安平說：“解放以后，知識分子都熱烈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系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jù)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　　

　　儲安平認為，“領導國家并不等于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并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

　　“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xiàn)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但是在全國范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shù)，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

　　他認為，“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甘情愿跟著黨走，但跟著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并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

　　“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當?shù)穆殑蘸懿幌喾Q。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系的緊張，但其過失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么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

　　“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xiàn)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彼�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xiàn)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義突出，黨群關系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xiàn)象。

　　“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于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系？

　　“我現(xiàn)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與黨外人士組織聯(lián)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后，當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lián)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后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xiàn)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人可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

　　他說，“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愿望出發(fā)，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他認為，“只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

　　“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但是處理得當，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

　　“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愿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以期對國事有所貢獻�！�

　　“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fā)揮的作用，畢竟有其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系怎樣協(xié)調，以及今后黨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保ā度嗣袢請蟆�1957年6月2日）

　　在跟共產黨打了七年交道之后，儲安平對共產黨有了親身體驗，這種體驗印證了他以前對于共產黨的認識。他向往社會主義，他也希望民主的行為方式能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活動中發(fā)揮作用，可是共產黨并沒有給他一個按照民主的方式來做事的機會。

　　1949年之后，共產黨批判了胡適的理論和其他一些人物和事物，并整肅了以胡風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全國的知識分子在這種高壓中謹小慎微地活著。毛澤東號召民主黨派人士參加共產黨的整風，這就意味著毛澤東給了他們一次按照民主的方式來做事的機會的。這時，儲安平便毫無顧忌地說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這些話是他的民主與自由理念的反映。出乎意料他的是，共產黨馬上對于他的講話進行了反擊。

　　儲安平在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會上發(fā)言之后，《人民日報》發(fā)表了他在座談會上的發(fā)言，這個發(fā)言在全國范圍內引起軒然大波，全國上下義憤填膺，開始了對儲安平“黨天下”言論的批判、駁斥。6月8日，中國中央發(fā)出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指示，并在《人民日報》發(fā)表了社論《這是為什么?》。在這種形勢下，儲安平理所當然首當其沖，成為口誅筆伐的眾矢之的。據(jù)他在檢討時的自述，在全國上下一片討伐聲中，他膽戰(zhàn)心驚、坐臥不寧，惶惶不可終日。郵遞員給他送來了信件，他不敢去門口拿，怕人家要同他當面辯論；
到醫(yī)院看病不敢說姓儲，因為姓儲的人實在太少了，怕被人認出他就是儲安平；
更不敢去《光明日報》社上班，怕被群眾圍住批判。（聞文：《沒有謎底的謎——“大右派”儲安平的傳奇人生》見《福建黨史月刊》2003年第3期）　　

　　經歷過群眾批判之后，儲安平離開民主黨派機關，成了一個無業(yè)游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儲安平再次受到群眾的批斗，1966年9月，儲安平失蹤，有人說他是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殺，因為在此之前他曾有過一次未遂的自殺；
有人說他是被批斗他的群眾打死了。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現(xiàn)在誰也弄不清楚。據(jù)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作家王友琴介紹，1966年夏天，北京市被紅衛(wèi)兵打死和受到迫害后自殺的人數(shù)超過了1000。

　　§§、結語

　　探尋儲安平的思想我們可以知道，他希望中國在一個大政府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同時他還希望公民能夠通過民主的方式對政府進行一定的制約。在這里，社會主義的政府就是一個強勢物件。哈耶克的論述已經告訴我們，對于這樣一個強勢物件進行制約是不可能的。這正應驗了中國的一句俗語：請神容易送神難。無論是誰，只要你接受一個類似于神的強勢物件，那么你就別想再對它進行有效的控制。儲安平的悲劇就在于他試圖將大政府領導下的社會主義與民主、自由捏合在一起，這樣做的結果就是招來殺身之禍。

　　從儲安平的悲劇中我們也可以體驗到，個人自由是非常重要的。自由是人們歡樂的保障，沒有自由，人的生活就象一口枯井，毫無愉悅的波瀾。如果一個人甘愿過這種枯燥乏味的生活，那么上帝也只好由他去。如果一個人不想活得那樣蒼白無力，那么他就應該珍視自己的自由。同時，自由是不能拿出來做交換的。有人許下一個美好的承諾，以換取人們當下的自由，人們絕對不要做這樣的交易。不管這個承諾馬上兌現(xiàn)還是在不久的將來才能兌現(xiàn)，人們都不應該做這樣的交易。通過自己的奮斗得來的幸�？偸潜葎e人送來的幸福要實在，所以我們要用自己的勞動來謀求幸福；
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做一個獨立的人，一個擁有自由的人。因此人們時刻都不能忘記要捍衛(wèi)自己的自由。

　　參考文獻：

　　傅國涌：《儲安平正在時間中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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