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卡特中心工作�？ㄌ乜偨y是大家的“老板”。

　　在別的地方工作可以說老板的壞話，但在卡特中心，大家對“老板”尊敬得“五體投地”。我感覺這種尊敬不是來自恐懼和感激，而是來自與卡特總統的使命的共鳴：創(chuàng)建和平，抗擊疾病，打造希望。這里的人總叫人覺得他們從事的不僅僅是一項工作，而是一個偉大的事業(yè)。這種事業(yè)感和奮斗心在卡特總統2002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后更加深厚了。

　　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自然不會對“老板”產生什么懷疑，就是看到或聽到對“老板”的批評和攻擊也總認為那只是一小撮極端保守和狂妄的美國人所為，無理，無力，無據，可以不屑一顧。民主黨7月間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時，卡特作了主題發(fā)言，引起雷鳴般的掌聲。在電視看到就要過80歲生日的卡特總統如此神采奕奕，如此受人歡迎和尊敬，突然感到卡特的聲譽不僅在海外如日中天，在國內也開始蒸蒸日上。象他這樣的古稀老人還如此不知疲憊地奔波與世界的個個角落，不就是為了一個持久甚至永恒的政治遺產嗎？他老人家就要實現為自己證明的志向了。

　　所以當我在電視上看到來自同一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奇爾·米勒（Zell Miller)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明火執(zhí)仗地攻擊卡特總統時，我大吃一驚。這位目前被民主黨全黨詛咒的參議員指責卡特總統在執(zhí)政期間奉行綏靖主義政策，沒有給美國帶來和平和安全�？ㄌ乜偨y事后寫信給米勒，不僅批評他叛黨，更嚴厲指出米勒說他是綏靖主義者毫無根據�？ㄌ卣f，他在美國海軍服役13年，在總統任上竭盡全力維護美國的安全和利益，與綏靖主義者有天壤之別。

　　為什么卡特會受到如此攻擊？在美國，如同在世界各地，綏靖主義是與希特勒和納粹的崛起及他們給世界帶來的慘重災難連在一起的。對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卡特總統來說，這樣的攻擊可謂嚴酷和不可思議，而當這樣的攻擊不是來自意思形態(tài)不同的敵對黨派而是來自一個“同壕戰(zhàn)友”，卡特心里一定萬分悲涼。我感到納悶，不理解“老板”為何會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我開始搜索以前不太關注的話題：卡特總統為什么不受歡迎？是卡特總統出了問題還是美國人不能明辨是非？這樣的攻擊是意思形態(tài)使然還是政黨在選舉年的競選策略？普通來百姓跟政治和學術精英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一致嗎？

　　我的“調研”結果讓自己大吃一驚。我發(fā)現卡特在許多美國人的心目中不僅僅是無能和軟弱的總統，而且在離開白宮之后也是極盡詆毀美國聲譽和損害美國利益之能事的前總統。最有代表性的批評是著名智庫美國企業(yè)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學者史蒂文·海沃德（Steven F. Hayward）最近發(fā)表的專著：《真實的吉米·卡特：我們最糟的前總統是如何破壞美國外交，縱容獨裁者并塑造克林頓和克里之流的》(The Real Jimmy Carter: How Our Worst Ex-President Undermin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oddles Dictators and Created the Party of Clinton and Kerry)。按海沃德的說法，卡特奉行所謂人權外交，大大削弱了美國的軍力，拋棄了美國盟友伊朗國王巴列維，助長了中東原教旨主義的崛起，改變了美國在世界各地的“言必行、行必果”的形象。從歷史角度看，卡特可謂罪惡滔天,罄竹難書�？此�的書你會感覺書里有一句作者想說卻沒有說的話：卡特總統對9.11恐怖分子對美國的襲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一位以報道美國賽車為職業(yè)的記者兼作家布魯克·葉慈（Brock Yates）在評論海沃德的書時寫道，“我是1976年投票給吉米·卡特的被愚弄的可憐人之一；
在卡特和藹的笑容的表面下隱藏的是象尖刀一樣的冷酷；
卡特是一個心胸狹窄的人，他近二十多年來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對他在與里根的競選中落敗而發(fā)起的不顧國家利益的報復……。（見劉見林，《華盛頓觀察》周刊 (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 第32期）

　　拉什·林波（Rush Limbaugh，美國著名廣播節(jié)目主持人，他主持的節(jié)目在美國600個電臺播放，擁有聽眾2千余萬）經常在他的節(jié)目抨擊卡特，認為他無知無能，他執(zhí)政期間政策的軟弱和優(yōu)柔寡斷造成了能源危機，為霍梅尼和伊朗革命鋪平了道路，也為里根的出臺奠定了基礎。在林波看來，美國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決戰(zhàn)是在里根當選總統之后展開的，在這場昏天暗地的大仗中，保守主義削弱了華盛頓由左傾新聞媒體、左傾既得利益集團和龐大的聯邦官僚結成的鐵三角。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員、《里根的圣戰(zhàn)》（Reagan’s War)一書的作者彼得·史威哲（Peter Schweizer）在卡特2002年剛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就著文指出，卡特號稱是人權總統，但是在執(zhí)政時奉行雙重標準，一味姑息包括波蘭和蘇聯在內的共產主義國家對人權的肆意踐踏，甚至低級趣味地分別在1976、1980和1984幾次派人或親自唆使蘇聯干擾和影響美國的總統選舉。史威哲承認卡特對在世界范圍推進民主、和平和人權的準則的投入無可指責，但好的愿望不能替代好的政策，而好的政策正是卡特所欠缺的。

　　今年5月，美國軍事歷史學家維克多·漢森 (Victor Davis Hanson)寫了一篇洋洋灑灑幾萬字的題目為《綏靖的后果：卡特和學界的多元文化論者是如何促成911的》(Wages of Appeasement: How Jimmy Carter and Academic Multiculturalists Helped Bring Us Sept.11)。他認為卡特是對原教旨伊斯蘭信徒的暴行和無理姑息和容忍的始作俑者，之后各任總統，從里根到克林頓都犯過同樣錯誤。領導人的錯誤加上對文化和經濟帝國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批判造成了舉國上下的集體癱瘓，為恐怖主義的成長創(chuàng)造了絕妙的環(huán)境。

　　如果精英的看法是這樣的，那么老百姓又是怎么想的？我于是去考察我美國歷史課上的學生。他們的年齡多在18到20之間，大學一年級或二年級，白人血統，父母多為中產階級，自己亦在課余時間打工，愛國，不太關注國外的事情，大多對政治不感興趣。我在幾堂課前播放了米勒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攻擊卡特后接受記者采訪的網上短片，讀了卡特給米勒的信，讓他們寫幾句話談談對卡特的看法。

　　學生的回答都很簡短，總結起來基本觀點如下：1）對政治不感興趣，甚至厭惡政治，特別是政黨政治，認為選舉讓國家趨于分裂，使政客言不由衷，迫使人們關注雞毛蒜皮的小事，而忽略了國家的大策；
2）在美國這樣的國度，米勒有自己的言論自由；
米勒是好樣的，敢于直言，敢于反潮流；
3）卡特不是好盡經管他離開白宮后的所作所為令人敬佩，但他過于關注國外的事情，沒有更多地為自己的國家著想；
4）卡特忽視國防建設，一味追求和平和人權多少使美國威信掃地；
5）美國這些年一直在走下坡路，道德淪喪，國家安全危在旦夕，主要是因為缺少信仰和對上帝的執(zhí)著，而米勒和布什都是虔誠的基督徒；
上帝要保佑美國是要建立在美國人信仰上帝的基礎之上的。

　　縱觀美國保守的精英階層和普通年輕人對美國目前的處境的分析和對卡特的遺產的評價，卡特在美國的聲譽走下坡路的深層原因大致如下：

　　1）美國人在9.11后極度的不安全感和對冷戰(zhàn)后世界的動蕩不安的根源不解和困惑。推倒柏林墻和摧毀“罪惡帝國”蘇聯使美國人多少有點驕橫和霸道，觀察和分析世界的方式變得更為簡單和單純。世貿大廈的坍塌把這種揚揚自得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復仇和報復心理，任何和平主義的傾向和干預削減軍費的主張都會受到劇烈的抵制和反對。國家安全是個綱，綱舉目張。在這樣的氛圍里，歷來主張和致力于和平的卡特在許多人眼里多少顯得有點蒼白和無力。特別當美國人回首從1979美國駐伊朗大使館被占，到1983年241海軍陸戰(zhàn)隊官兵再黎巴嫩慘死于恐怖主義攻擊，到1993年世貿中心第一次被炸，到1998年美國在東非的使館被攻擊，到2000年美國導彈驅逐艦“克爾號”被炸，而每次美國的反應都不夠強硬和果斷，終于釀成911。這種軟弱跟卡特總統四年執(zhí)政期間的政策關系不無關系。

　　2）美國人是樂善好施的民族，他們的外援和慈善遍布世界各地；
歷史上他們也多次出兵解救其他國家于燃眉之急（從向西班牙宣戰(zhàn)幫助古巴獨立、到出兵歐洲擊敗德國和奧匈帝國，到再次登陸歐洲剿滅法西斯，到參加韓戰(zhàn)防止北韓的鐵蹄軋扁朝鮮半島，到海灣戰(zhàn)爭解救科威特）。美國人不太考慮這些戰(zhàn)事不僅事關國際和平和穩(wěn)定，更與美國的強盛和稱霸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他們多認為這是奉獻和犧牲，而最后的匯報則是9.11這樣的無情打擊。在這種無限委屈和沮喪的心態(tài)下，卡特斡旋成功的戴維營協議，會見金日成調解朝鮮半島核危機，在世界各地觀摩選舉，不僅顯的有氣無力，并多少傷害了美國人的“強人形象“，讓恐怖分子覺得美國好欺負。

　　3）困惑和憤怒的人也許好戰(zhàn)；
戰(zhàn)爭可以讓人們感到興奮和忘我。9.11之前一直沒有找到國際政策支點的布什總統在9.11之后顯得果斷，決絕，勇敢，先出兵阿富汗，再大軍入侵伊拉克，讓美國人覺得這是國家危難時期最最需要的頭人和舵手。而他又讓人想起老布什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發(fā)動的第一次海灣戰(zhàn)爭，更讓人想起里根加強國防建設，啟動星球大戰(zhàn)計劃，直言不諱稱蘇聯為“罪惡帝國”，并讓克里姆林宮領導推倒柏林墻，最后導致蘇聯的分崩離析。聯想卡特“拋棄”臺灣與中共大陸建交，在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后僅僅是抵制莫斯科奧運會，在伊朗革命風起云涌時對自己的盟友“見死不救”，導致人質危機，形成巨大反差。三任共和黨總統均讓美國任感覺到作美國人的尊嚴和成就感，而克林頓和卡特都讓他們感到是殘廢，是老好人。換句話說，共和黨總統讓美國感到“爽”，樂觀向上，勁頭十足，而民主黨人讓人感到“背”，內疚不已，困惑綿綿，學究氣十足。

　　4）對卡特的評價自然也隨著美國整個社會思潮和政治割據的變化而變化。從1964年亞里桑那州共和黨參議員巴里·哥特化德（Barry Goldwater)競選總統而大敗給林頓·約翰遜（Lyndon Johnson)，美國的保守主義勢力從羅斯福“新政”的陰影下浮出，到1980年里根當選總統完成了它的反擊，而里根的勝利又在兩位布什總統的麾下得到鞏固和深入。保守主義不僅在政界取得勝利，在媒體和文化領域也戰(zhàn)果輝煌。保守的基督教會的擴張更加強了保守主義的勢力。在這樣的大氣候下，卡特在國內自然會遇有“聲名狼藉”的處境。

　　當然，卡特總統的地位和遺產不是由他的同代人或是后來人來評說的，更不是幾本書、幾篇文章或是幾次廣播節(jié)目就可以斷定的。1980年落選后卡特的確曾大失所望，灰心喪氣，但他很快就能重整旗鼓，收復失地，建立卡特中心，繼續(xù)為美國和世界作出他的貢獻。一個可以承受世界最高職位競選失敗的人自然可以承受聲譽飄搖不穩(wěn)的小風微瀾。

　　寫到這里我想起卡特在給米勒的信的結尾處寫道：

　　奇爾，我與你相識42年。在過去，我一直把你當作好朋友和讓人尊敬的政治領袖。但是，現在，你拋棄了窮人而擁抱富人，拋棄強國團結他國保護自由之道而選擇單邊和先發(fā)制人的戰(zhàn)爭策略，拋棄真理而崇尚謊言和造謠，并利用人身攻擊的手段換取選票或是贏得短暫的掌聲，我們民主黨許多人對此感到極為不安。這不是你和我繼承的那些偉大的民主黨人的遺產。

　　卡特總統有自己的遺產。

　　10月1日是他80歲生日。祝他生日愉快。80歲的老人應該完全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胸懷和氣度。(鳳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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