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于西方世界的現(xiàn)代經濟科學對處于數(shù)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中的中國是否具有重要意義？這個問題對于不少實際工作者乃至經濟學界中人似乎還是一個沒有得到完全解答的問題。不過根據(jù)自己對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經濟改革過程的觀察，我想對這個問題應當作出全稱肯定的回答。

　　貶低現(xiàn)代經濟科學對于我國改革的意義的主要論據(jù)，是所謂“中國有自己的實際情況，西方經濟學不符合中國國情”。直到80年代，在我國改革問題的研究中運用現(xiàn)代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往往還會得到“用西方理論剪裁中國的實際”的譏評。

　　與這種思想相呼應，“摸著石頭過河”常常被人們稱作“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戰(zhàn)略”。以中國改革的實際來檢驗，我認為這個論斷也值得懷疑�，F(xiàn)代市場制度是一種經過幾百年的演變才逐步形成的巨大而復雜的系統(tǒng)，要通過改革行動在很短的歷史時期內把這一系統(tǒng)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來，沒有對于反映這一系統(tǒng)運動規(guī)律的現(xiàn)代經濟科學的深切把握，沒有改革行動的自覺性，這一艱巨的歷史任務是不可能順利完成的。從這個觀點看，“摸著石頭過河”只不過是在改革初期改革的領導人和一般參與者普遍缺乏現(xiàn)代經濟學知識的情況下的一種不得已的選擇。長期遵循這種戰(zhàn)略，以一種“試試碰碰”的方式進行改革，只會大大提高改革的成本，而且在彼岸目標為何物還不太分明的情況下，實際很難談得上如何順利過渡到彼岸。

　　縱觀中國經濟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發(fā)展歷程，我們所遭遇的每一次重大挫折，幾乎無不與人們對經濟科學的無知和排斥有關，而在80年代中期中國改革走上比較自覺地進行的軌道以后的每一次重大進展，也幾乎都與我們對現(xiàn)代經濟科學的認識深化有關。

　　一、1956-1976年“不受學理影響”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曾經有過“百家爭鳴”的時代。那時，各個學派爭奇斗妍，提出自己對大千世界五彩繽紛現(xiàn)象的理論闡釋�？墒亲詮那厥蓟试诠�元前221年統(tǒng)一中國以后，一切都改變了。秦王朝實行“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的政策，“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從那時起，一切學問都要以對鞏固皇權統(tǒng)治有害還是有利，有用還是無用作為最終的判斷標準，除了少量實用性的醫(yī)藥、農桑書籍，一概在禁止之列。這樣，就逐漸形成了一種重實用而輕理論的傳統(tǒng)。

　　共產黨人以科學社會主義作為指導自己行動的理論基礎，本來應當對社會科學理論的發(fā)展給予極大的重視。然而由于中國共產黨長期處于農民戰(zhàn)爭的環(huán)境中，在黨內斗爭中又把錯誤路線的思想根源確定為教條主義，再加上毛澤東本人片面強調知識的實用價值的思想傾向，就大大強化了輕視理論思維的風氣。特別是1957年“幫助黨整風”的運動中一些知名的經濟學家呼吁克服那種以引證訓詁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和搬運轉述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代替科學創(chuàng)新的不良風氣，吸收現(xiàn)代經濟學的積極成果，發(fā)展我國的經濟科學2[1]，卻被說成“向黨猖狂進攻”；
提出意見的學者也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這就使不少經濟學家把進行經濟學研究視為畏途。在那以后，經濟學就變成了現(xiàn)行政策的描述或頌歌，學者的言論如果違反蘇聯(lián)教條或者不符合現(xiàn)行政策，即使不被扣上“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帽子，也會被指摘為“嚴重脫離中國實際”。

　　其實這種自以為可以不受經濟學理論影響的作為的結果，倒是應了凱恩斯的一句話：“許多實行家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的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奴隸�！�3[2]

　　從二十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后期，中國的經濟工作一直是由毛澤東主席的意見所左右的。1956年，他在《論十大關系》這篇講演中，把從蘇聯(lián)引進的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歸結為管得太多，統(tǒng)得過死，權力過分集中于中央，以致只有中央的積極性，而沒有地方政府、企業(yè)和職工的積極性，造成了整個經濟“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沒有生機與活力的局面。為了改變這種局面，毛澤東開出的處方是：放權讓利，調動積極性。毛澤東的這種想法和他引以自豪的充分發(fā)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精神可以變物質”、“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創(chuàng)造出來”等哲學思想結合在一起，就在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形成了以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實現(xiàn)工農業(yè)同時并舉、中央工業(yè)和地方工業(yè)同時并舉、大型企業(yè)和中小型企業(yè)同時并舉等等為基本點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這條“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指導下，毛澤東發(fā)動了“大躍進”運動和向地方政府放權讓利的行政性分權改革。

　　“大躍進”造成的物質資源和人類生命的巨大損失是人所周知的。作為“大躍進”制度基礎的經濟管理“體制下放”運動，所起的消極作用也遠遠大于它的積極作用。行政性分權所造成的某種程度的“諸侯經濟”，有別于高度集中統(tǒng)一的古典計劃經濟的所謂“M型體制”4[3]，它固然使日后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能夠比較容易在經濟的縫隙中生長出來，但是它所造成的資源配置大混亂卻使“大躍進”、“高速度”所引致的問題大大加劇。為什么這些意在“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措施到頭來卻得到完全相反的結果？要追根溯源，原因恐怕還在于當時的領導人完全沒有經濟學中“經濟資源的稀缺性”、“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等概念，把“管得過多、統(tǒng)得過死”等現(xiàn)象看成問題的本質，企圖在保持行政性資源配置框架不變的情況下用向地方政府分權的辦法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以為只要把各方面的積極性“調動”出來，將“人的主觀能動性發(fā)揮出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經濟就會“一天等于二十年”似的飛躍發(fā)展。殊不知計劃經濟用行政命令配置資源的本質決定了要求社會的高度集中統(tǒng)一，由行政性分權造成的分權型命令經濟體制既不符合計劃經濟的這種要求，又因為造成地區(qū)分割和地方保護主義而與市場經濟建立統(tǒng)一市場的要求南轅北轍。結果使中國陷入了一場大災難。

　　“行政性分權”的做法，由于造成了1958年的經濟大混亂而不得不在60年代初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的時候暫時停止。雖然當時一些具有敏銳觀察力的經濟學家，如孫冶方對這種改革戰(zhàn)略提出了批評，但是即使這些先進的人們也因為缺乏足夠的現(xiàn)代經濟學的素養(yǎng)而沒有能完全突破“調動積極因素就能實現(xiàn)多快好省”一類思維定式，形成自己的經濟學分析框架，以致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中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始終沒能走出“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怪圈，而且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也沒有完全摒棄“行政性分權”的做法。例如1980年推行的“財政分灶吃飯”，1988年推行的“財政大包干”、“外匯大包干”和“信貸額度切塊包干”等行政性分權的做法，也導致了“條塊分割”、地區(qū)保護主義等消極結果。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改革經濟學的主流有了比較多的現(xiàn)代經濟學知識，以新的分析工具去剖析“行政性分權”的做法，才對這種做法可能引致的問題有了較為透徹的認識，“行政性分權”的改革思路等逐漸失去了市場。

　　二、在新古典經濟學支撐下的“增量改革”

　　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改革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說它是“里程碑”，并不意味著它提出了什么具體的改革主張和采取了什么具體的改革措施，而是因為它打破了“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開始了鼓勵理論創(chuàng)新的思想解放運動。

　　在“解放思想”的號召下，中國經濟學家開始恢復了與世界經濟學界的聯(lián)系，并運用過去曾被視為洪水猛獸的現(xiàn)代經濟學原理去分析中國的經濟問題。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老一代經濟學家如薛暮橋、劉明夫等提出了應當發(fā)揮市場的作用和建立“商品經濟”的改革主張。當時我們這些積極參與改革的較為年輕的經濟學家十分熱心于讀薩繆爾遜的《經濟學》（第十版），進行了現(xiàn)代經濟學的補課。在這種對于現(xiàn)代經濟學再學習的基礎上，我們逐漸形成了對于市場經濟和它的各個子系統(tǒng)運作原理，例如價格機制的運作原理，宏觀經濟管理的運作原理等的框架性的認識，并且開始參與對經濟改革和經濟發(fā)展政策的研究，提出有科學依據(jù)的建議。

　　這方面的一個重要的例子，是1985年9月2—7日由國家體改委、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共同召開的“宏觀經濟改革國際討論會”。這次會議因為是在長江的一條旅游船“巴山”號上召開的，又被稱為“巴山輪會議”。參加這次歷時6天的討論會的國際知名專家有凱恩斯主義的貨幣問題大師托賓（James Tobin）、曾任英國政論經濟事務部部長的牛津大學教授凱恩克勞斯（Alexander K. Cairncross）、匈牙利經濟學家柯爾奈（Janos Kornai）、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Wlodzimierz Brus）、原德國聯(lián)邦銀行行長、時任聯(lián)邦德國證券抵押銀行行長的埃明格爾（Otmar Emminger），中方的參加者有安志文、薛暮橋、馬洪、項懷誠、高尚全等經濟官員，也有劉國光、戴園晨、吳敬璉、趙人偉、樓繼偉、郭樹清、田源等經濟學家。經過會議對經濟制度分類、宏觀經濟管理、貨幣政策等問題進行的深入討論，與會中方人員對于市場經濟及其宏觀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觀政策目標及其實現(xiàn)途徑有了比較清晰的理解。同時，根據(jù)與會學者的討論，特別是托賓對當時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的精湛分析，會議對中國當時的通貨膨脹形勢和應當采取的治理措施形成了共識。中方與會者經濟學水平的提高，為1985年10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明確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目標模式和中國政府制定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了理論指導。

　　然而現(xiàn)在回想起來，這時我們對于現(xiàn)代經濟學的認識還停留在很粗淺的層次上。當時，雖然20世紀末經濟學的突破已經開始，但是我們不少人的認識仍然拘束在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或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模型（Arrow-Debreu Model of General Equilibrium）的框架內。當時我們比較熟習的，是所謂 “新古典綜合”的某些結論，卻往往忽視了它的假設。在完全信息、不存在交易成本等高度簡化的假設下，產權如何界定，制度如何安排都變成與效率不相關的事情。把由此得來的結論直接搬用到實際問題的分析上來，就往往會造成重要的疏漏和失誤。這些疏漏和失誤包括：

　　第一，把計劃和市場看成同質異形的兩種資源配置方式，以為兩者可以無沖突地結合起來使用。在那個時期，比較經濟學還處在以新古典模型作為基本分析框架的“比較經濟體制”（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的發(fā)展階段上。這種比較分析往往把世界各國的經濟體制的分布看成一張一端是純粹的計劃，另一端是純粹的市場“光譜表”，其間則是計劃的成份與市場的成份以不同配比結合在一起的各類經濟體制；
而改革則可以像在超級市場上選購商品那樣，把計劃和市場放進自己的經濟體制購物籃子里，形成改革的目標模式。于是，許多人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看作中國改革的目標，“有時計劃多一點，有時市場多一點”的想法和做法也變得十分流行。這些，常常使建立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變得模糊起來；
而在實際的改革工作中，則表現(xiàn)為舉棋不定，甚至“進一步、退兩步”。

　　這種思想的另一個缺陷，是在新古典模型的簡單假設下，把計劃和市場看作與制度無關的兩種資源配置方法，以為不論制度基礎如何，都可以在計劃與市場兩者之間任意選用，甚至以為可以把市場經濟建立在國有制占統(tǒng)治地位的產權制度的基礎之上。這樣就忽視了國有企業(yè)產權改革的必要性，或者認為只要對國有企業(yè)“松綁放權”或“放權讓利”，就能使國有企業(yè)重新獲得活力。雖然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國有企業(yè)股份化的問題，但是由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沒有弄清楚股份公司的產權基礎和與之相關的公司治理問題，因而也就很難保證經過改革建立起來的公司具有效率。

　　中國幸運之處在于，以鄧小平為首的領導人支持了農民的強烈要求，80年代初在全國范圍內實現(xiàn)了農村的產權改革，讓農民在從集體“包”（租）來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庭農場。由此打開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改革道路，在保持國有經濟的體制基本不動的同時，進行“增量改革”（Incremental Reforms），使逐漸壯大起來的非國有經濟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基礎性作用提供堅實的基礎。

　　三、現(xiàn)代經濟學在二十世紀最后30年的革新與中國的“整體推進”改革

　　然而從世界范圍看，這時已經開始了現(xiàn)代經濟學的新的突破。阿克爾洛夫（George A.(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Akerlof）在1970年發(fā)表《次品市場》一文，可以說是信息經濟學走向前臺的標志，而隨后對科斯（Ronald H. Coase）等交易成本學說的發(fā)掘與深化，更表明經濟學界普遍放開了新古典的完全信息和制度中性的假說，把制度分析提到首要地位。就我個人而言，在80年代初期讀紐伯格（Egon Neuberger）的《比較經濟體制：從決策角度進行的研究》和在耶魯大學參加蒙梯亞斯教授（John Michael Montias）的討論課時已經開始感覺到，當把所謂DIM問題，即決策問題、信息問題和激勵問題納入視野時，制度安排問題就變得不可回避。當然，中國改革理論和政策的更大突破，還有待于80年代后期新的經濟學研究成果的更多引入。愈來愈多的經濟學家掌握二十世紀最后20-30年理論經濟學發(fā)展的成果，推動了9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在制度層面上的進展。從那以后，各方面經濟制度的創(chuàng)新，例如企業(yè)制度創(chuàng)新，金融制度的創(chuàng)新等等就成為改革設計和改革實踐的中心課題。

　　當經濟學家在現(xiàn)代經濟學的理論平臺上就重大經濟學問題取得共識，并以共同的努力來推進改革的時候，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易于獲得順利的推進。例如：

　�。�1）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議》是一幅在我國建設市場經濟的極好設計藍圖，得到了國內外專家的高度評價。人們也公認，根據(jù)這一設計1994年配套推出的宏觀經濟改革是我國改革中一次最成功的嘗試。它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除執(zhí)行方面的因素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它有非常扎實的理論準備。這種理論準備，是在中外經濟學家的共同努力下做出的。在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前，大量經濟學家針對有關問題進行了分門別類的研究。就以宏觀經濟改革的設計而言，除了前面已經提到的以“巴山輪會議”為開端的對現(xiàn)代宏觀經濟學的把握外，對于財政、稅收、銀行、外匯管理和社會保障體系等等都就是理論經濟學和各國政策選擇的最新結果進行了長達數(shù)年的專題研究。對于初步形成的方案，又在1993年7月由國家體改委和世界銀行共同組織、有國際知名專家莫迪里亞尼（Franco Modigliani）、斯特恩（Nicholas Stern）、李國鼎、劉遵義（Lawrence Lau）和多名中國政府官員參加的“中國經濟發(fā)展與改革國際研討會”（“大連會議”）上作了反復的論證。改革的成功是與這種理論上的周密準備分不開的。

　　（2）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yè)的改革是中國改革的一塊“硬骨頭”，我們曾在從1956年直到80年代中期以多種方式進行了“放權讓利”的改革。但是，由于沒有抓住要領，總是勞而無功。1987年7月由世界銀行和國家體改委聯(lián)合召開的、有管理學大師德魯克（Peter Drucker）和如陳清泰、周小川、郭樹清等中國專家參加的國有企業(yè)改革討論會（“釣魚臺會議”）根據(jù)企業(yè)理論的最新發(fā)展和國際經驗對與國企改革有關的問題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討論，弄清了從現(xiàn)代公司的基本架構到養(yǎng)老金基金持股的社會意義等有關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的一系列重大問題5[4]，才為國企改革走出“放權讓利”的誤區(qū)和進入制度創(chuàng)新的正軌鋪平了道路。1994年召開的，有國際知名學者哈特（Oliver Hart）、米爾格羅姆（Paul Milgrom）、麥金農（Ronald I. Mckinnon）、劉遵義（Lawrence Lau）、青木昌彥（Masahiko Aoki）和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陳清泰、周小川、錢穎一、李劍閣、吳曉靈、謝平等參加的“中國經濟體制的下一步改革國際研討會”（“京倫會議”）深入探討了我國企業(yè)改革的多方面問題。雖然要使人們普遍接受它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觀點（國有企業(yè)應當改組為多元持股的現(xiàn)代公司，這些公司必須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資不抵債的企業(yè)應當在債權人的監(jiān)督下進行重組等等）并付諸實踐還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但是這些理論分析為我國國有企業(yè)改革的目標模式和實施辦法確立了基本框架。

　　四、經濟學的學科建設任重道遠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和粉碎“四人幫”以來，我國的經濟科學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梢哉f，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所有成就都是和經濟學的進步分不開的。

　　然而也應當看到，雖然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經濟學界的整體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經濟學家的隊伍得到了自己培養(yǎng)和海外學成歸來的大批新生力量的補充，但是，這支隊伍無論從數(shù)量方面看、還是從素質方面看都還有許多不足之處。隨著我國改革的深入，對于經濟學理論基礎的要求愈來愈高，我們經濟科學工作者身上的擔子也愈來愈重。在新一輪改革的春雷滾動的形勢下，我們必須加緊自己的工作，使得今后出現(xiàn)重大改革機遇的時候，不至于因為理論準備不夠而手忙腳亂，或者因為倉促出臺而招致大的偏差。這里，我對加快我國經濟科學的學科建設提出以下建議：

　�。�1）加強基礎理論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根據(jù)我近年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博士課程和在上海中歐管理學院教授MBA課程的切身經驗，我國學生有一種追求“前沿”而忽視基礎的傾向，妨礙了他們對經濟學問題的深刻透徹的理解。糾正這種傾向的方法是加強基礎理論的研究和教學，并在教學中強調打基礎的重要性。

　�。�2）學科建設，重在形成惠風和暢、百家爭鳴的寬松氛圍和建立嚴肅、嚴謹、嚴格的學術規(guī)范。目前我國經濟學界在保證學術自由和確立學術規(guī)范這兩個相輔相成的方面都存在比較大的缺陷。這兩方面的問題不解決，就很難形成改革所迫切需要的自由而切實地討論的氛圍和經濟科學進步賴以發(fā)生的良性競爭局面。

　�。�3）要加強經濟學人之間的交流和討論，以便長短互補，共同提高。一千八百年前魏文帝曹丕就曾經指出：“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磥�，他所說的“各以所長相輕所短”6[5]早已是中國文化界由來已久的傳統(tǒng)，經濟學界似乎也不能避免這種傳統(tǒng)的影響。為了發(fā)展經濟科學，我們必須與這種傳統(tǒng)決裂，形成學者之間、特別是不同經歷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學者相互切磋的良好風氣�，F(xiàn)在有些人動輒把經濟學家劃分為這樣或那樣的“派別”，甚至用不正當?shù)氖侄谓o與自己意見相左的經濟學家貼上“為外國勢力服務”的標簽。這種種作為對于經濟學人之間的良好關系和正常學術環(huán)境的形成是十分有害的，應當受到一切正直的經濟學家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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