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60周年，又適逢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誕生100周年。戰(zhàn)后初期許多歐洲人都不相信美國人能真正體會與歐洲苦難經(jīng)歷有密切聯(lián)系的存在主義。二次大戰(zhàn)期間,美國和歐洲之間的文化聯(lián)系幾乎完全中斷。四十年代末任美國《黨人評論》(Partisan Review)副主編的貝瑞特(William Barrett)在回憶中說，當時美國人知道歐洲發(fā)生的軍事、政治大事,但并不了解“歐洲人在法西斯占領下如何生活,他們在想什么?他們是否偷偷在寫一些值得閱讀的東西?是不是有什么繪畫作品在變成一種新藝術風格?這場可怕的戰(zhàn)爭是不是造就了什么新意識或者新運動?”戰(zhàn)爭結束后,美國和歐洲之間的交流渠道重新打通了,雙方都充滿了好奇和新鮮感。當時美國知識界對歐洲的了解還停留在戰(zhàn)前“現(xiàn)代主義”和“前衛(wèi)派”的水平。海明威那一代人熟悉的二十年代巴黎仍然是美國人心目中的歐洲文化象征。戰(zhàn)后的美國文化人又把眼光投向了巴黎。貝瑞特寫道，,“我們期待歷史的重演,一次大戰(zhàn)后發(fā)生的,二次大戰(zhàn)后也會發(fā)生。當時發(fā)生的事情也確實象歷史沒有讓我們失望。從巴黎確實傳來了新運動的‘熱烈消息’,那就是存在主義,它的代言人就是一位叫做讓-保羅.薩特的法國青年。但是，誰也不知道‘存在主義’這個詞是什么意思。”

　　法國存在主義作家薩特、波芙娃和加繆于1946和1947年訪問美國，成為戰(zhàn)后歐洲最早文化使者中的三位。他們有意向美國介紹存在主義, 但他們對美國人能否真正弄懂存在主義相當懷疑。薩特在《一份歐洲獨立宣言》(1950)中說,美國人并不真正懂得存在主義,“一般來說,邪惡并不是一個美國概念。美國人在看待人性和社會組織時,沒有悲觀意識�！辈ㄜ酵抟舱f,美國人“對罪惡和悔罪沒有感覺,”美國人太自信,有太多的自由,不能真正體會生存的焦慮和人的異化。就連一向比較謙和的加繆,也覺得美國人太物質主義,太樂觀,美國沒有適合存在主義的社會文化土壤。

　　1945年1月薩特第一次訪問美國,但還不是作為法國存在主義的代言人。法國存在主義因薩特而在美國知識分子中引起廣泛興趣,那是在薩特1946年1月二次訪美時候的事了。薩特第一次訪美是以法國新聞工作者代表和二戰(zhàn)中法國抵抗法西斯戰(zhàn)士的身份成行的。當時身為法國抵抗運動報紙《戰(zhàn)斗報》主編的加繆問薩特是否愿意代表《戰(zhàn)斗報》去美國。據(jù)西蒙.波芙娃的回憶,薩特對此十分高興,“加繆請薩特代表《戰(zhàn)斗報》,我從來沒有看到薩特如此興奮�！睂λ_特和波芙娃來說,美國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家,“(美國)爵士音樂和文學在年青時熏陶過我們,但它對我們又總是充滿了神秘�！彼_特第一次訪美的五個月期間,幾乎與美國知識分子沒有接觸。他來往的是在美的法國流亡者,把許多時間用來熱烈追求生活在紐約的前巴黎明星多蘿麗絲.費奈蒂(Dolores Vanetti)�？继亟鹫f,“對薩特來說,愛情和爵士音樂要比在美國海岸上開辟存在主義的灘頭陣地更重要一些。當然,或許也是因為薩特認為美國人太樂觀,太物質主義,美國不是一個為存在主義事業(yè)招募門徒的地方。”

　　薩特1946年第二次去美國訪問,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一次他是以存在主義思想大師的身份來的。美國《新聞周刊》1月28日那一期對他此行的報道是,“巴黎的文學雄獅來到了曼哈頓�！彼_特本想搭飛機去美國,但因買不起飛機票而改搭海船。薩特在給波芙娃的信中對自己十八天的海上航程抱怨不已,“我坐的‘自由號’其實就是一般貨船,更糟糕的是,還一艘軍用貨船,”“可怕的天氣,狂風大雨,引擎又出了問題,”“我的頭腦一片空白�！奔~約向薩特張開了歡迎的臂膀,《紐約郵報》報道說,“全美國的‘前衛(wèi)’雜志都開始大行刊載杰出法國作家薩特或關于他的文章。共產(chǎn)黨人攻擊他,但反斯大林主義的《黨人評論》很歡迎他。《紐約客》對他微笑,連時髦雜志也加入了追逐薩特的熱潮�！�

　　第二次訪美的薩特和美國學界和知識界有了廣泛的接觸。不象第一次不得不把許多時間花在參觀一個又一個的軍火工廠上。這次他到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和哥倫比亞等大學演講,還在紐約卡內(nèi)基劇院對普通公眾演說。當時在場的巴瑞特(William Barrett)40年后對薩特的卡內(nèi)基劇院演說仍記憶猶新,“在劇院里實實足足地擠滿了人,有不少是美國超現(xiàn)實主義者。報紙早已使薩特名聲大噪,但真正讓我們著迷的是他多彩多姿的著作。很少有這樣等級的哲學家還能寫小說的。他也寫戲劇、新聞、隨筆,盡管寫得不算太好,……的確,這些都使我們對他很是崇拜�！�

　　美國人對薩特和存在主義充滿了好奇,媒體起了主要作用。當時薩特的著作還很少被譯成英語,一般人不得不從能閱讀原文的教授和批評家的報刊文章獲取信息。到1946年1月為止,薩特譯成英語的作品一共只有兩個短篇小說,《房間》(1939)和《墻》(1945),一個劇本,《沒有出路》(1946)和一些論文,如《沉默的共和國》(1944)。和薩特真正有些思想交流的是與《黨人評論》(Partisan Review)來往密切的一些紐約知識分子�！饵h人評論》是當時紐約有名的激進知識分子刊物,它的特點是把前衛(wèi)藝術與激進左派政治結合起來,打破藝術與其它題材間的隔閡。據(jù)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回憶,她15歲時(1948年)就已經(jīng)讀《黨人評論》了,盡管不完全讀得懂,但“覺得它的文章談到許多重大問題。我拼命地想要弄懂這些問題。”多年后,《黨人評論》創(chuàng)始主編之一的威廉.菲律普斯(William Phillips)請桑塔格撰稿, 她發(fā)表的不少文章都涉及有政治意識的作家知識分子。《黨人評論》對薩特感興趣,是因他的寫作不但跨領域,而且討論問題。

　　《黨人評論》的兩位主編菲律普斯和拉夫(Philip Rahv)請薩特到紐約西56街的一家餐廳吃飯,參加聚合的還有阿倫特(Hannah Arendt)和亞貝爾(Lionel Abel)。在談到加繆時,薩特說,“他是我朋友,很有才氣,是一個很好的文體家,但絕對不是一個天才。”拉夫和阿倫特同意薩特的看法,因為他們也不太喜歡加繆的《陌生人》。薩特又說,“但我們法國有文學天才,他的名字是讓.熱內(nèi)(Jean Genet),他的文體就象笛卡爾一樣好!”《黨人評論》不久后登了一篇關于熱內(nèi)的文章,但許多紐約知識分子卻并不欣賞虛無主義的熱內(nèi)。在對斯大林的問題上,薩特與紐約知識分子的分歧更大,菲律普斯對薩特容忍斯大林主義很不以為然。不久以后,薩特成為法共同路人,使得更多的美國知識分子對他非常失望。

　　薩特在紐約知識分子們中口碑不佳,一個主要原因是他的政治立場。1945年薩特首次訪美時已經(jīng)對美國在法國的政治影響力有所不滿,但作為法國新聞界代表,他尚有責任維持法美友好關系。他聲稱,自己只是因為“對美國有深切友誼”才坦然說出心里的獨立看法。1946年的薩特代表的是他自己。這時候的薩特把存在主義行動和群眾運動的結合看得比法美的“深切友誼”更為重要。1946年的薩特雖然尚未發(fā)表將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結合的《辯證理性批判》(1960)一書,但他因敵對資本主義而容忍斯大林主義的態(tài)度卻已經(jīng)形成。薩特當時認為共產(chǎn)黨是唯一在政治上代表被壓迫者的組織,因此,他并不攻擊共產(chǎn)黨的政治主張,而是選擇了共產(chǎn)黨的“僵硬的唯物主義”理論作突破口,并在《現(xiàn)代》雜志上發(fā)表了《唯物主義與革命》一文。

　　盡管薩特對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政治不滿意,但他相信“工人階級”(后來是“殖民地人民”)代表著歷史前進的潮流。他一面認為蘇聯(lián)是一個敗壞了的工人國家,一面又把蘇聯(lián)視為遏制美國資本主義在歐洲和世界擴張的必要抗衡力量。1946年見過薩特的亞貝爾在事隔多年后提到,薩特的哲學偏離了原先的存在主義,不可避免地表達了一種“形而上學的斯大林主義�！狈坡善账挂灿X得,“薩特想跟上革命的潮流,又想保持獨立和批判意識,這是不可能的�！彼_特想要結合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共產(chǎn)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找到一條“第三道路”,使他在自由和非自由環(huán)境中同樣處于一種相當尷尬的境地。在非自由環(huán)境中,薩特的存在主義會顯得太強調個人和自由意識, 因此被視為一種對現(xiàn)實秩序的威脅,不能見容于專制統(tǒng)治權力的意識形態(tài)。在自由環(huán)境中,薩特的馬克思主義則又顯得太強調“歷史必然趨勢”,它雖然批評“僵硬的唯物主義”,但卻幾乎無條件地接受種種以歷史名義施行的革命暴力。

　　波芙娃1947年初到達紐約開始她的訪美旅程,《紐約客》雜志稱她是“最美麗的存在主義者”和“第二號存在主義者”。盡管波芙娃一向看不起美國的物質主義,但對美國的文化生活卻很欣賞,她尤其喜歡美國的爵士音樂。據(jù)菲律普斯的回憶,當時美國知識界常常招待波芙娃,但相處下來,對她的印象并不好。她總是給人“武斷,甚至咄咄避人”的感覺。她往往“快速、輕易、幾乎不加思索地”表示自己的看法,菲律普斯“覺得她談存在主義時簡直油腔滑調,懷疑她是不是真的在談存在主義�！狈坡善账够貞浀�,“我有一次半開玩笑地問她,她最常感覺到的是哪一種焦慮(angst)。她象個女運動員那么爽朗地答道,她什么焦慮都沒有,她很快樂,也很適應美國生活,一個鐘點的覺也沒少睡。我沒說什么,只是心里對這些巴黎來的存在主義者的焦慮頗為納悶,不明白他們的焦慮和基爾郭凱爾這些人說的焦慮有什么聯(lián)系�！�

　　波芙娃記錄了自己訪美的印象,先是一篇題為《存在主義看美國人》的文章(1947),后來寫成一本書《美國日記》(1953年翻譯成英語)。她用“存在主義”的標準去評價美國人的內(nèi)在生活和外在生活,問道:美國允許個人“證實存在的合理嗎?”美國允許個人去尋找“生存的正當理由嗎?”波芙娃鄙視美國的物質主義,對自問的自答當然是否定的。在波芙娃眼中,美國人一心追求物質財富,缺乏對生命的“重大關懷”。美國人不愿進行高精神層次的討論,思想幼稚,在存在的意義上害怕自由。不過還算好,她寄希望于下一代美國人,希望他們能領略“生活的悲劇意識和作為一個大國的責任�！�

　　波芙娃很看不起美國的思想家,覺得他們目光狹隘,全然不懂如何欣賞歐洲文學,只知道“一心仇視斯大林主義”。她稱自己和美國知識分子很難溝通,“他們只顧自己說話,根本不聽我說,我也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么。”她根本看不起那些在紐約接待過她的美國知識分子,“他們思想貧瘠。問題就出在這里,他們沒有讀者,沒有政治影響,沒有熱情,所以他們憎恨生活,不只是憎恨文學中的生活,而且也憎恨在任何地方可能遇上的生活�！�

　　和波芙娃接觸的美國知識分子對她的居高臨下、頤指氣使和精神導師派頭當然不會沒有知覺,也當然不會痛快。菲律普斯認為是波芙娃自己對美國的了解太淺薄,她用階級斗爭的眼光看美國,把美國看成一個“在階級斗爭中垂死掙扎的帝國主義國家。”他回憶道,“波芙娃談大多數(shù)問題時都很奇怪地混雜馬克思主義和存在主義的詞匯,象是薩特言論……的簡易版本。”她第一次遇見菲律普斯就問他如何搭地鐵去紐約的一個叫作Carnarsie的地方,“我問她去那里有什么事,波芙娃答道,去工人區(qū)看看工人是怎么生活的。我告訴她,Carnarsie沒有工人,和法國不一樣,在美國沒有工人區(qū),工人一般和中產(chǎn)階級看不出有什么區(qū)別。但是,無論我怎么說,也沒法去除她頭腦中的理論成見,只要不符合她的理論,她什么也看不見,什么也聽不進�！狈坡善账购芗{悶,波芙娃既然要看工人區(qū),為什么不到底特律這樣的工業(yè)中心去呢,后來才明白,波芙娃一定是讀了多斯.派索斯(John Dos Passos)早年的小說才知道Carnarsie的。

　　巴瑞特也回憶道,“我有時弄不懂,既然波芙娃對我們和我們這個國家已經(jīng)有如此確定的看法,她又究竟為什么要到美國來。也許只是為了給頭腦中已有的景象添加一些細節(jié)吧。波芙娃象是一個拿著無形簽證到處游走的行客,那張簽證上的主要項目早就填寫好了,每次只要再稍許填幾條就行。”在紐約知識分子圈中負有盛名的作家和批評家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說,波芙娃本來就是帶著文化成見到美國來的。在波芙娃看來,美國“早就已經(jīng)成為過去,美國早已僵死而不得復生,……典型的美國人根本不是(存在主義自稱的永遠關心的)個人,而只是一群火星人,一群科幻小說中的怪物�！�…這種未來主義的美國圖景,是波芙娃裝在自己頭腦里帶到美國來的,她在美國下飛機的時候,象是走下宇宙飛船,戴著形而上的飛行眼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難怪她會用陳腔濫調的存在主義和平庸乏味的馬克思主義來看扁美國人。

　　加繆和美國知識分子的交流比薩特和波芙娃都更順暢。這不是因為加繆對美國的印象特別好,而是因為他為人比較含蓄,不象另外兩位那么咄咄逼人。而且,加繆的人道主義和反暴力立場也與美國知識分子反斯大林主義的立場比較一致。加繆一直有意和存在主義保持一定的距離,他不愿意讓人把他當作是薩特的一個次要搭檔。阿倫特在1946年11月11日給雅士伯(Karl Jaspers)的信中記錄了她對加繆的印象:“他是一個你所說的來自抵抗(法西斯)的人。他絕對誠實,有政治眼光�！卑�倫特覺得加繆是一個“沒有‘歐洲民族主義’情緒的歐洲人,”這種人可以“四海為家”。與加繆相比之下,阿倫特覺得“薩特是一個過于典型的法國人,太文學氣,可以說太有才氣,太有抱負,……這種人我在戰(zhàn)前還沒見過�！卑�倫特對加繆和薩特的印象與她在1946年8月17日寫給雅士伯信中所說的相當一致,“加繆也許不如薩特有才氣,但卻重要得多,因為加繆嚴肅得多,也誠實得多�！狈坡善账乖诨貞浿幸蔡岬郊涌姳人_特英俊,也較含蓄,樂于與人閑談,和紐約知識分子比較談得來。巴瑞特同樣覺得加繆的政治觀點透出“樸實的正派”,而且“人很謙虛,著實迷人�！�

　　加繆到美國搭乘的也是海輪。那艘從事客貨兩運的奧爾貢號其實是一艘貨輪,“全船的旅客都擠在一個很小的餐廳里就餐。船上的起居與艱苦的戰(zhàn)爭年代相比,沒有什么改善�！彼氖�年代的歐洲物質生活極為匱乏,與當時美國的物質豐富形成懸殊的對比。<<紐約客>> 撰稿人利埃布林(A. J. Liebling)在加繆去世后的一篇回憶文章中提到加繆到紐約時“那身令人發(fā)笑的穿著,……那是一件出自一位法國裁縫的杰作,是戰(zhàn)前甚至1926年大危機前的款式�！碑敃r連在法國的美國大兵都覺得法國人身上老有異味,發(fā)給美軍的小冊子解釋說,不是法國人不愛干凈,實在是因為肥皂在法國是稀缺的日用物品。

　　當時的歐洲人很容易對美國有物質主義的印象,其實物質豐富并不等于物質主義。長期生活在匱乏中的人民,一旦有機會享受物質,追求和迷戀物質的瘋狂程度(如今天的中國)是生活富足的人民難以想象的。1946年3月26日,加繆到達紐約的第二天, 有記者問起他先前對美國是物質文明中心之說的看法,他的回答倒是比較實在。他說,“今天,人類到處在接受物質文明,生活在貧窮和饑餓中的歐洲人是物質主義者,他們在這種條件下能是別的什么主義者呢? ”

　　1946年3月28日,加繆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發(fā)表了題為《人類危機》的演講,概括地講述了自己關于非暴力政治和反叛的主張。這是加繆在紐約最有影響的一次公開活動。加繆演說完后,有人站起來建議再付一次入場費,為法國戰(zhàn)爭孤兒募款。第二次的入場費收入甚至多過第一次,可見演講的成功。4月6日出版的法語周刊《勝利》將加繆的演說稱作為“一個盛大的法蘭西告白�！�

　　加繆在演講中講述的是普通人都能聽懂的人性故事,例如,在一套蓋世太保租下的公寓里,一名看門女工在打掃公寓時,看見兩個手腳被捆綁起來的人還在流血,卻不聞不問。面對其中一個受刑者的指責,這位女工回答說:“我從來不管房客的所作所為�！奔涌娭赋�,他那一代人經(jīng)歷的是一個充滿暴力、破壞和死亡的時代。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經(jīng)歷”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荒誕的世界。是抵抗法西斯,還是與法西斯合作,考驗了每一個人的靈魂。更為嚴重的是,對人的折磨、政治謀害和心靈扭曲并沒有隨著二戰(zhàn)的結束而結束,“毒藥并沒有解除,……我們所有的人心里都帶著毒藥,……我們都應該為希特勒主義負責�！睒O權統(tǒng)治在希特勒之后仍然在以其它形式存在。在這樣情況下,現(xiàn)代的個人“繼續(xù)生活在一個沒有人性價值的世界中,”遵奉的是權力意志,膜拜的是歷史必然,順從的是官僚理性,忍受的是暴力和毀滅。

　　對此,加繆提出了自己的反叛哲學,“我們必須與非正義,與奴役和恐懼作斗爭,因為這些禍害力量逼迫人們沉默,將他們相互隔離,把他們鑄成同一個模子�！奔涌娬f,反叛針對的是一切“接受現(xiàn)實和無所作為的想法,”主張的是把道德看得比政治更為重要。因此,人類必須以“普世主義”來營造“正面價值”,“只有普世主義才能把有善良愿望的人們相互聯(lián)系起來�！比藗冎挥凶叱龉陋毜慕^望,才能與其他人一道反叛,對抗陷人于恐懼和暴力之中的政治壓迫。

　　加繆的個人反叛哲學與當時薩特和波芙娃主張存在主義結合群眾力量有明顯的不同。加繆的想法在美國左派知識分子中遠比在當時的法國有共鳴。事實上,不只是薩特和波芙娃,許多其他法國激進左派都對加繆的人道主義立場持嚴厲的批評態(tài)度。加繆在美國知識分子中遠比薩特和波芙娃受歡迎,很能說明美法一些知識分子在如何理解“激進”思想問題上的分歧。在法國,薩特這樣的知識分子把“激進”看成是與“革命力量”保持一致,并容忍它們的道德缺陷。這是薩特包容甚至贊賞暴力的一個根本原因。相反,對許多美國知識分子來說,“激進”意味著對一切政治意識形態(tài)保持警惕和批判的立場,不只是蘇聯(lián)的斯大林主義,也包括美國自己的官僚統(tǒng)治邏輯。有效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取決于個人的政治和道德判斷。這一立場在美國作家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發(fā)表于1946年7月的《根子在人》一文中有頗具代表性的表述。

　　麥克唐納是在和加繆進行數(shù)次交談后寫就《根子在人》一文的,加繆對他的影響清晰可看。麥克唐納所強調的個人判斷并不建立在傳統(tǒng)的個人主義基礎上。和加繆一樣,麥克唐納并不認為人天生具有絕對可靠的道德意識。個人道德意識是一種經(jīng)過磨煉,產(chǎn)生于思想的道德意識。麥克唐納強調,現(xiàn)代個人生存在一個“既不確定,又無指導”的世界中,真正的激進思想把人性看作是善惡兼有,不相信“科學能確實無疑地解釋一切事情。”價值應該是與人的實際存在有關的價值,不是抽象的主義或意識形態(tài),價值的“根子在人”。因此,政治應回到與活生生的個人生活層面上來,“我們必須把政治回歸到溫和的、不虛張聲勢的個人層面--回歸到真正的政治。”麥克唐納和加繆原計劃合作,促使歐洲和美國知識分子一起行動,共同進行非暴力抵抗,但后來因加繆忙于在法國與激進左派的論戰(zhàn),而終于沒能有所結果。

　　1946年和1947年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到美國的訪問交流直接影響了許多美國人對存在主義的興趣。除了《黨人評論》,《觀點》(View)這樣的前衛(wèi)超現(xiàn)實主義雜志也刊登了不少與存在主義有關的文章,如菲歐利(Wallace Fowlie)的《存在主義戲劇》,薩特和熱內(nèi)作品的翻譯,還有加繆《陌生人》的節(jié)選。梅厄斯(John Bernard Meyers)曾這樣描述《觀點》讀者的興趣轉向:“一天下午,查理說,‘我覺得超現(xiàn)實要過時了�！�我問他,‘那么什么正時興呢?’查理說,‘存在主義,是存在主義�！�”

　　薩特特別介意美國如何看待存在主義。一方面,薩特要強調, 存在主義與歐洲二十世紀的人道災難有密切的現(xiàn)實聯(lián)系,存在主義的基本價值關懷和問題意識(自由、選擇、責任、人的異化、焦慮、虛無和荒誕等等)都植根于與此有關的生存困境和人生體驗。歐洲人看美國缺乏存在主義土壤正是針對美國政治的相對民主穩(wěn)定和社會的相對和平富足而言的。另一方面,薩特又擔心,把存在主義與歐洲二次大戰(zhàn)前后的苦難經(jīng)歷相聯(lián)系,會使存在主義變成一種受歷史時空限制的哲學。1950年,薩特發(fā)表《一份歐洲獨立宣言》時,他強調的正是把存在主義轉化為一種馬克思主義所說的歷史潮流。

　　薩特從他的美國之行深受觸動的是歐洲和美國知識分子在冷戰(zhàn)問題上的政治和文化分歧。他不愿意看到美國知識分子把存在主義時尚化,更不愿意把存在主義與極權政治苦難聯(lián)系起來,以免政治敗壞了存在主義。薩特猛烈批評美國的資本主義科技決定論和麻痹人們意識的大眾文化,在這一點上和當時法蘭克福的馬克思主義批判頗為相似。但薩特的批判更有政治抱負,他堅持,歐洲“與其夾在美國和蘇聯(lián)之間爭來奪去,”不如走出一條獨立的道路來。說是這么說,但實際上,薩特在美、蘇之間還是作了偏向后者的選擇。薩特從1952年到1956年與法共的合作和對蘇聯(lián)斯大林主義的容忍,都在事實上否定了他自己所謂的第三條道路的說法。

　　薩特對存在主義在美國命運的種種擔憂, 例如時尚化、不被樂觀的美國人所理解,或者冷戰(zhàn)政治化,其實都沒有發(fā)生。在美國的本土生活經(jīng)驗中,其實早就有種種關于存在意義和價值的體驗。美國哲學家高敦(Lewis Gordon)問道,那些飽受生存苦難的黑奴們,“難道沒有對自由的驚奇?難道不曾體會過責任的兩難?難道沒有主體的關懷?難道不曾為社會破碎而震顫?難道不對解放懷有熾烈的愿望?”在美國可以發(fā)現(xiàn)一種沒有存在主義者的存在主義。它和歐洲的最具積極意義的存在主義有內(nèi)在的相似,例如,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實用哲學中有一種面對現(xiàn)實的堅韌,它面對荒誕,卻不接受荒誕,平衡歐洲存在主義沉重陰郁和絕望的正是美國人的樂觀主義。又例如,美國的社群觀念使得薩特式的“旁人是地獄”有可能轉化為“人性化的群體”,美國的新教道德充分肯定了存在主義的先驗倫理和存在倫理。今天,存在主義已經(jīng)成為美國哲學和文學系科經(jīng)常開設的課程,并擁有可觀的讀者。考特金(George Cotkin)在2003年出版的《存在的美國》(Existential America)中, 詳細論述了其中的變化過程和特征。

　　美國人的特定傳統(tǒng)和性格并不必然成為生存價值和自由意識的障礙。美國物質豐富，但美國人并不人人是物質主義者。美國人缺乏文化根基，但并不缺乏文化資質和悟性。美國人城府不深,但并不傻;少心機,但并不愚蠢。美國人樂觀,但苦難意識并不遲鈍。其實,苦難經(jīng)歷并不一定給人帶來存在意義的自覺反省和選擇, 遭遇困境也不一定礪煉人的自由和責任意識。太多，太深重、太長久的苦難和異化有時反而使人變得淡漠麻痹,狡黠油滑,逢場作戲,犬儒虛無。在不允許自由思想的環(huán)境中,他們醉生夢死,得過且過,并不把人的存在的真實、價值和意義放在心上。

　　物質和文化,肉體和精神,其實都不是二元對立的關系。存在主義者自己也有對物質的要求。1946年2月底,薩特寫信給波芙娃說,“我想回國,多蘿麗絲的熱情和(不斷的)演講快把我累死了。”但是薩特說,他不得不延遲回法國的日期,主要是因為錢的問題。這次回來,他不想再搭海輪了,他要坐飛機,而且還要買些東西。加繆在美國因為“熱水浴和維生素,體重有所增加�！彼�還寄了一些物品回家,“一個80公斤重的包裹里裝了3公斤食糖,3公斤咖啡,1.5公斤面粉,2公斤大米,3公斤巧克力,1.5公斤嬰兒食品,14公斤肥皂和其它物品�！奔涌娪�1946年6月11日離開美國,他是搭乘海輪回法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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