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產權結構是市場運行的先決條件這一點，目前經濟學界恐怕已沒有多少不同意見了。但對民主機制也是現代市場先決條件之一這一點，大多數經濟學人可能還沒有認識到。隨著近些年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市場的發(fā)育，市場內部剛性的產權結構正在我國經濟體系中自發(fā)地型構。這次“兩會”期間，全國工商聯再一次提議“將私有財產的不可侵犯性”寫入憲法，這本身就從一個視角反映出中國經濟內部的剛性產權結構正在逐步成型。

　　通過修憲來加強對民營經濟的保護，在目前來看似乎已是一件順時應勢、水到渠成的事。這對我國經濟體系中最生機勃勃的民營力量的未來發(fā)展，以及對我國經濟整體的未來增長，都將意義重大。然而，也許許多人還沒認識到，我國經濟體系內部中民主機制的建設，其意義和緊迫性，也許不亞于對民營經濟產權的法律保護。

　　這里首先要指出，我們所說的市場運行的民主機制建設，是一個比各級政府行政領導的直接民主選舉更為寬泛的概念�，F在讓我們稍展開說明這一認識。

　　在現代市場體系中，一國經濟的運行，總是在各種經濟力量和利益集團的相互沖突、制衡和牽制中進行的。因此，政府的任一經濟政策的推出，總是會受到一定的經濟力量或利益集團的支持，并常常會遭到另外一些經濟力量和利益集團公開反對。也許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經濟體系內部各種壟斷力量的形成，會導致社會福利的凈損失，但這卻是現代市場經濟運行體系內部民主機制建設的一個自然和必然結果。

　　這里所說的當代西方發(fā)達市場經濟體系中的各種經濟力量和利益集團，是指林林種種的行業(yè)協會和組織。比如，工人有工會，老板有老板協會（如某某制造業(yè)協會），教師有教師協會，醫(yī)生有醫(yī)生協會，護士有護士協會，律師有律師協會，等等。這種種協會和組織，并不是像我國社會內部目前所有的由官方組織起來的“學習會”和“清談會”，而是由各行各業(yè)的人士所自發(fā)組織起來的保護他們自己利益的團體。譬如，每當一項政府政策或措施出臺，總會受到各種行會團體的品頭論足。如果牽涉到自己群體的利益，他們就會利用各種媒體發(fā)表自己的反對意見，甚至通過罷工、罷課、罷業(yè)和游行示威來抵制這一政策或措施，并盡各種努力與政府討價還價。前些年，當加拿大、新西蘭和澳大利亞政府推出消費稅（GST）時，由于這項政策對低收入家庭不利，就遭到工會、教會和慈善團體、老年人協會和退伍軍人協會等的各方面強烈的反對。而在西方社會中，如果政府在任何時候要增加任何營業(yè)稅、批發(fā)稅，又總是會受到老板協會的拼命反對。這些活動，是整個當代發(fā)達市場經濟內部民主機制運行的一部分。在西方當代市場經濟中，政府每推出一項政策措施，總是有人“說不”。對此，人們已習已為常，見慣而不怪。

　　正是因為有許許多多且利益沖突和相互牽制著的行會組織的存在，就迫使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不能任意專斷行事。政府的政策和施政措施，總是在受到各方面的品頭論足、批評反對、并通過激烈辯論和平衡各方利益關系之后才能推出，這是一個現代市場經濟成熟的主要標志。這也就是我們所理解的社會經濟體制內部決策機制的民主化。

　　如果一個人在西方發(fā)達市場經濟中生活一段時間后，再回到當今中國社會中，就會感到反差巨大。為什么每當我國一項政府政策推出或在一個政府領導人的講話發(fā)布后，各行各業(yè)就只有“學習”、“貫徹”和“執(zhí)行”的份？為什么各行各業(yè)的人士就不能出于自己的利益對此品頭論足？就只能私下議論，而不能通過各種媒體發(fā)表批評和反對意見？難道我們政府的所有政策措施都是正確萬全的？都只會增加所有人的利益而不會損害任一行業(yè)、任一群體的利益？如果有，難道受到某一政策措施出臺所導致利益損失的社會群體就沒有為自己辯護的權利？

　　這是我想起前一段時間“國有股減持”所導致的滬深股市持續(xù)跌落的事情來。作為一個外行的書生，筆者無力也不敢對此事妄加置啄。作為一個“海歸派”學人，筆者甚至覺得，證監(jiān)會意欲推出國有股減持方案，也許有其經濟學上的理由，對我國股市和經濟的長遠穩(wěn)健發(fā)展，也許在某些方面會有益處，且也是我國經濟改革的長遠趨勢。但這難道就需要在短期犧牲千千萬萬（特別是�。┕擅竦睦�益？話說回來，沒有這幾年的千千萬萬股民的“買股”、“炒股”，我們的一些明虧暗損和負債累累的上市公司，又怎樣才能熬過體制轉型和產業(yè)結構轉型交織在一起的過去幾個艱難年頭？沒有迅速增長中的中國股市，焉能有中國這幾年的高速經濟發(fā)展？一些上市國有公司在中國股市前幾年的成長中熬過了體制和產業(yè)結構的痛苦轉型期之后，兔‘活”烹狗，誰個理？

　　于是，我想，如果中國能象西方發(fā)達市場經濟中那樣，證券業(yè)和股民們能自發(fā)成立真正代表和保護自己利益“證券業(yè)行會”和“股民協會”，情況就會是兩樣。如有此，中國的股市行情，當就不會再取決于某個政府領導人或影響政府決策的少數人的主觀意志和意向了。話說回來，能有民間力量對政府政策“說不”，只會改善我們政府的決策功能，也自然會改進我們政府的形象。如果政府在制定政策和發(fā)展規(guī)劃時，能容得和聽取各種反對和批評意見，海納百川，這只能說明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成熟和政治領導的穩(wěn)定。

　　美聯儲會升息降息，格林斯潘也常常發(fā)表議論，這都會影響紐約和世界的股市行情。但這是當代金融市場體系運行的一種“自然機制”反應�？空�府某位領導人的主觀判斷和自己的個人意向，并經由此所孕生政策手段來人為“調控”中國的股市行情，這卻是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老招”。這兩者并不是一回事。在入世后的中國，再用計劃經濟的舊招式“指揮”和“調控”經濟，短期也許會功勛顯赫，但長期只會暗損中國經濟長遠發(fā)展的內力。

　　入世后的中國，在孕育著各種作為自發(fā)經濟秩序（民營經濟力量和民間行會團體）的型構，也在呼喚著市場經濟運行內部的民主機制的建設。

　　2002年3月12日于復旦

　　本文摘要發(fā)表在《上海證券報》2002年3月14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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