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13日，在“重慶市進城務工農(nóng)民服務工作會議”上，重慶市長王鴻舉發(fā)出了“征名啟事”，號召市民們要消除對農(nóng)民工的歧視。他說：“棒棒”的稱呼也是對農(nóng)民工的一種歧視。為了改變這種歧視，他希望能給“棒棒”另取一個名字，讓他們既能體現(xiàn)對農(nóng)民工的尊重，又能通俗地反映這種工種的特點。（《華西都市報》2005-9-15）無獨有偶，2005年9月7日《新京報》發(fā)表社論，主張：“要糾正現(xiàn)實中的不公，先從改正稱謂作起”，呼吁“廢除‘農(nóng)民工’、‘民工’等這一類帶有歧視性的稱呼”。最近，一些專家也開始用“性工作者”的新詞匯來代替“妓女”的稱謂。此舉引起了社會的積極響應，認為這對于消除歧視“是很有意義的”，“是出于一種對人性的基本尊重”。（歐木華：《打造無歧視城市就應從‘棒棒’改名開始》，《中國經(jīng)濟時報》2005-9-16）總之，不論在學術界，還是在社會公共治理層面，目前出現(xiàn)了一種樂觀的聲音，主張通過“改名”或“正名”來改變不合理、不公平的現(xiàn)狀。

　　響應王市長的號召，按“征名啟事”的要求（既能體現(xiàn)對農(nóng)民工的尊重，又能通俗地反映這種工種的特點），我十分認真地想了想，覺得以下稱謂也許符合王市長的期望：是否可以把“棒棒”稱為“搬運工作者”或“搬運師”，把農(nóng)民稱為“地球修理師”，把妓女稱為“精神撫慰師”（竊以為這比“性工作者”更有尊嚴），把東奔西突到處尋找工作的農(nóng)民工統(tǒng)稱為“行者”或“旅行工作者”，以此類推，等等。

　　可是，讀著這些美侖美奐的名稱，我的心情很不是滋味，很苦澀。我倒不是覺得這些備受歧視、備受欺壓的底層普通勞動者不配享有這些稱謂（我始終相信毛澤東的名言：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而是在我看來，如果妓女、農(nóng)民工、棒棒們低下的經(jīng)濟地位不改變，也就是說，如果他們在社會食物鏈中所處的層級和環(huán)節(jié)始終居于底層和末端，那么僅僅是改變稱謂，又有多大意義？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是：曾幾何時，小姐是一個時尚而又高雅的尊稱（記得9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在餐館吃飯，叫服務員時，我很正規(guī)地稱她“同志”，立刻遭到該服務員極為自豪的高聲糾正：“叫我小姐！”），可是僅僅過去十幾年，小姐就已經(jīng)成了侮辱性的稱呼，現(xiàn)在不得不改稱服務員了。

　　因此，我對王市長“征名啟事”的深遠意義并不樂觀。即使你把妓女叫做“貴妃”、“貴婦人”、“烈女”、“賢妻良母”，除了徒增笑料，又有什么實質上的意義？恐怕就連那些美好的稱謂也會跟著一塊倒霉。我敢打賭，果真如此，要不了多久，“賢妻良母”也會落到今天小姐稱呼的地步，讓良家婦女們惟恐避之不及！

　　我不懷疑王市長的美好初衷，我的意思也不是說不能改稱謂，不是說改用文雅一點的稱呼就不好，而是說，與其花那么多的精力在稱謂上折騰，不如切實地做一些能提高普通勞動人民經(jīng)濟地位的事情。我始終認為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是正確的，他認為任何一個階級的社會地位都要靠經(jīng)濟地位來支撐。其實，人們的社會地位就如同經(jīng)濟上不能獨立的女人，離開了一定的物質基礎的支撐，就注定會成為無家可歸的娜拉，一旦離家出走，必然面臨“娜拉走后怎么辦”的困惑。正因為如此，與那些高喊公平正義的正人君子不同，馬克思“不是從觀念出發(fā)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際出發(fā)來解釋觀念的東西。” 馬克思清醒地看到，“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chǎn)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不公平、不正義的社會現(xiàn)象決不可能用公平和正義的觀念來摧毀。這也正是馬克思對空談“公平”、“正義”始終不以為然的原因所在。

　　對于王斌余們來說，他們當然也需要美好的稱謂，但他們更需要的是：提高哪怕是一丁點的最低工資，提供哪怕是最起碼的生存希望，給予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物質保障。如果我們的市長們與王斌余們對換一下身份而不僅僅是稱謂，想必對這樣“形而下”的“需要”應該是不難理解的。如果我們的市長們能在“進城務工農(nóng)民服務工作會議”上關注一下這些“形而下”的需要，我想，我們國家離消除歧視的希望，大概也就不會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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