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榮幸占用諸位的時間，跟諸位交流我們的人生經驗和認知世界。今天的題目是應主辦者的要求定的，上次在北大講知識份子狀況的時候，研究生會的同學就希望我講一講中國的現狀，那次沒有講，這一次你們說想聽一聽這方面的問題，我就不好再推下去了。老實說，我很愿意講講我個人這幾年的生活狀態(tài)，我自己的興趣、愛好。我對中國轉型問題已經沒有什麼興趣了。你們介紹我的時候忘了介紹我是一個寫詩的，我其實對兩個人以上的事不感興趣，我只愿意過一種個人沈思的生活。

　　中國的社會轉型，其問題是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來的。除非一個人有毛病，太弱智，或者太天真，才會感覺良好，才會一邊倒地歌頌中國的成就，認同中國的崛起，才會把自己眼前的占有形式，自己在三年五年的資源占有當作有意義的人生成功。我們今天最常說的社會成功人士，其成功范圍不出大陸，時間長度不出十年八年，因爲他們依附的體制碎片或歸屬的社會結構處于劇烈的變動之中；
體制碎片或社會結構看似穩(wěn)定了，但它處于嚴重的內耗之中。何況即使他們一時成功了，但依附體制或社會結構給予的人生滿足，跟社會正義、跟合法性、跟善或說合文明性是兩回事。他們是一種自我導演的成功。他們不是善、正義、德性的人格形式。

　　我可以舉例子證實這種成功人士或精英人士的虛妄。２０多年前，大陸中國正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時候，報紙宣傳得轟轟烈烈，政治局委員胡喬木的家人一個電話，中辦就派人去給他們家清洗地毯，干完活兒后，工人們在一起休息，聊天，有工人就說，要是我也有這麼大的房子，這麼多的地毯，別說要我講四個堅持，就講八個堅持，我也干。這種情況在今天的中國更是普遍，今天的中國人在大談三個代表、和諧社會，民間社會也在諷刺代三個表、和諧社會，但如果你是處長局長，你是系主任、校長，別說聲稱代三個表，就是讓你說你代了八個表，讓你講先進性體會，你也會同意的。

　　中國的問題，一句話，感覺是很糟糕的。用魯迅的話說，一方面是荒淫無恥，一方面是莊嚴地獻身。或者說，一方面是悲慘世界、停滯世界、賤民世界，一方面是都市時尚生活，是精英世界、是富貴世界。用社會學家的話，這種中國社會結構已經改革之手牢固地定型了，它先于制度改革定型，將是中國進行民主制度革命的最大障礙之一。

　　中國的問題是瞎子都看得出來的。但爲什麼還是需要說，因爲言說、交流有作用，可以取得共識，可以使我們各自的生活趨向完善。說話在今天是越來越困難了。中國要實現民主轉型的另一個大障礙是目前的執(zhí)政黨本身，中共一黨專政幾十年，既無制度安排也沒有雅量接受批評，總把批評現實的話當作要推翻它的話，我以前對它的這一點還很不以爲然，但今天的我已經無所謂了，我已經對它不抱希望了。用儲安平的話，他在四十年代末辦《觀察》雜志，批評國民政府，結果政府把他的雜志查封了；
儲安平說，政府害怕我們批評，可是今天我們連批評的興趣都沒有了。

　　真是這樣，就是中共求我批評，我也沒興趣給它一個字。它了不起要進入我的描述范圍。我自己很慚愧，既不像一些知識份子朋友那樣批評它，又不像一些實干家比如維權者、志愿者那樣身體力行地改造它。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是出于智力的興趣而觀察它而已。因爲我們不想活得糊里糊涂的，我們得做一個明白人。我們得對我們生存的世界有所解釋，這就要求我們認清中國的現狀。我跟生活、社會現實、熱鬧的都市有著很長的距離，這種旁觀對社會變革可能沒什麼用，但可能更客觀、更中立。

　　你們可能看過四五年前我在丹佛大學的一個演講，“當代中國的現狀及中國精英的態(tài)度”。那個演講基本上把我對改革以來的社會現象的觀察講出來了，當然，我當時講得太感性化，對很多現象沒有給予概念定義。時間又過了幾年，社會有了新的變化，需要新的解釋，我原來的觀察也該有一些概念性的結論。但由于我個人的原因，我對有些問題已經不太有研究了。我在那次演講里說：特定含義上的西方文明精神的影響在中國大陸已經結束。我們可以說它是以鬧劇結束的，因爲中特理論、德治、三個代表、民族主義者、民粹主義者和左派思潮已將他們劫掠而去。我說自由主義被劫掠走了，西方精神在中國終結了。這幾年，讀經熱、國學熱、文化保守主義登上中國舞臺，部分證實了我的那個判斷，但我沒有研究當年的自由主義是如何變異的，比如吳敬璉先生、周其仁先生、朱學勤先生們有沒有變異，如何變異。

　　我在那個演講里還說了，由于轉型使利益的分布并不均勻，官吏選拔制度的約束造成精英之間的流動不太通暢，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向歷史的回歸時還打上了新的印記，即精英同質化的現象還不太明顯。我預言精英們趨同。后來康曉光也提出了精英聯盟的說法兒。但從當下的事實來看，我的這個預言是失敗了。精英的聯盟也是虛妄的。因爲精英血統(tǒng)早已衰敗，我們社會已不存在精英，他們最多比斧頭幫的混混兒們多一重公開的身份地位。

　　當然，除開這些細節(jié)，我們對當代中國仍可以進行一些粗略的描述。對相當多的中國人來說，堪稱偉大的中國當代轉型有自己的起點和終點，它的起點是毛澤東時代的總體性社會或說極權社會，它的終點，或者說我們希望是也應該是的終點，是一種民主社會。但我們的轉型顯然跟西方的俗語所說的一樣，我們種下了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

　　我們的知識在很大程度上屬于西方知識的譜系，這使得我們在描述中國現實時，不得不借用西方知識里已有的概念，比如毛澤東時代叫極權社會、鄧小平時代叫后極權社會，這麼說很方便，但它有兩個問題。一，它雖然方便卻沒有力量。語言、概念是有力量的，有生命的，它的力量強大到可以殺人。比如一個警察知道我是社會閑雜人員、三無人員就可以不把我當人看，可以任意侮辱我甚至打殺我。閑雜、三無、盲流，這種概念可以殺人，而且它已經害死了不少人。這是很可怕的。但相當多的西方名詞到了中國就失去了這種力量，比如你說胡錦濤是個獨裁者就沒有力量，他不會在意你說他是獨裁者，獨裁一詞不構成對他的制約、威權，當年毛澤東是欣然接受了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就是獨裁。”你說科學發(fā)展觀也沒有用，這就跟在中國說科學一樣，是紙糊的架子，沒有用的。有幾年民間社會流行公民一說，好像我們一下子又發(fā)現了出海口，通向公民社會。但公民這個字眼也沒有生命力。你說一個人不是公民，你對他說，他應該做公民，這也不會刺激他，激起他向上向善的人性力量。有些知識份子或知識的信徒們不了解這一點，總是偷懶、圖方便把復雜的社會套在一個大家聽慣了的概念里，還以爲自己說出了一個天大的真理。后極權社會是東歐的一些知識份子叫開的，中國的知識份子就把它拿過來用，已經很取巧很權宜了，或說已經不太合適了；
但有些人還把它用到現在來指當下的中國社會，這就太不負責了。你還以爲你用它，是在罵這個社會，罵這個政府，你還以爲你在警示人家江山不穩(wěn)，遲早要發(fā)生蘇東式的民主革命；
但人家根本不當回事，人家已經準備得差不多了。這是很可笑的。

　　用西方術語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方便省事導致知識界不思進取，思維的惰性使得我們的思想産品落后于社會發(fā)展。比如，蘇東革命，最應該有研究的是我們，但我們不去研究它的發(fā)生機理，不去研究它民主革命后民主的階段性、民主的幼稚過程，反而以吏爲師，跟著官話叫“蘇東事變”、“蘇東風波”。聽說我們的一些大知識份子還從蘇東事變后的艱難，來嘲笑人家，來慶幸中國的發(fā)展。這種認知障礙已經沒法子解決。但滿足、慶幸現狀的知識努力能努力到哪里去呢，他們不贊美執(zhí)政者就已經不錯了。至于說解釋中國的轉型自然更成問題，除了官話，我們缺乏社會轉型的總體性解釋，我們觀察、分析中國社會缺乏足夠的思想資源、缺乏工具和方法。我在前年底認定這是一個次法西斯社會，算是一個個人說法兒，但因爲我個人的原因，我也沒有對這個說法兒進行展開。

　　就我觀察到的中國社會轉型，假如把毛澤東時代叫做極權社會，８９年前的鄧小平時代叫做后極權社會，８９年后的中國社會是一個次法西斯社會。關于次法西斯社會的描述，你們可以看我的兩篇文章，“次法西斯時代的國家、社會和個人”，以及“國喪被囚有所思”。我今天就不多重復了。

　　可以說的是，后極權社會的政治控制機制是“集權而不覺專制”，次法西斯社會的政治控制機制可以說是“專制而難以集權”。你們可以想想這二者的差別。當然還有很多差別，比如后極權社會是意識形態(tài)式的左翼專政，次法西斯社會是利益集團的右翼專政；
后極權社會的二元結構斷裂是行政主導的，次法西斯社會的二元結構斷裂則加入了市場主導和知識主導的力量；
后極權社會更多是哄騙式、誘導式的統(tǒng)治，次法西斯社會是搶劫式、打壓式的統(tǒng)治。從這個角度看，我同意中國外交部發(fā)言人的說法兒，六四后第一次大規(guī)模地公開槍殺平民的廣東汕尾事件，跟六四是有差別的。六四事件是領導人的決定，是選擇的；
汕尾事件是這個次法西斯社會必然的、經常的表現形式。

　　因此，那些仍停留在后極權思維框架中的人是可笑的，他們視而不見今天社會斷裂的現實，視而不見中國崛起的說法兒，大國戰(zhàn)略、巨國效應、強國夢想的說法兒。我們今天把７０年代出生的人８０年代出生的人叫新人類或新新人類。這個８９后的次法西斯社會，已經有１６歲了，真的像有些文學批評家稱道的，當得起“新新中國”的稱謂了。

　　但這個新新中國跟新中國是不是完全不一樣的國家呢，就像新新人類是否跟人類不一樣呢？這也是瞎子也看得出來的，他們是一個模子里出來的，他們是一個家族的不同變種。那些停留在后極權思維中的人就難以研究他們的異同，也就不能認知毛澤東時代以來的社會一貫性。即極權、后極權、次法西斯三個時代在本質上是沒有差別的。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沒有變天，沒有民主革命，這個社會的統(tǒng)治術或治理之道就沒有本質的變化，人們的生存本質即我說的類人孩狀態(tài)也沒有變化，我們都是被國家機器這個大家長看管的孩子。離開這一點，去看中南海的新主人們，去看第三代核心或第四代班集體，去猜測他們的行事邏輯，就極容易一廂情愿、自作多情。

　　而我們之所以要用后極權、次法西斯來稱呼我們的社會，是因爲我們的社會在變動，在轉型，我們需要認知新的動向，我們需要找到力的方向，需要找到時代的精神出路。它是變得更積極了，還是更頹廢了；
是變得更原子個人了，還是變得更集體依附了。權力運行是變得更溫情了，還是更肆無忌憚了；
變得更隱晦了，還是更赤裸裸了。我用次法西斯社會，也是想了解這個社會要“坎陷”到什麼地步，要了解各個階層在社會中的利益構成及保證形式。

　　那麼這個次法西斯社會有多長時間？從８９年算起，它有１６年了，它還有多少年壽命？它的終結形式是什麼樣子的，是動亂、社會階層分裂，是清算、審判還是赦免實行精英式民主？在這些問題上我想得不多，因爲這是大家的事，取決于大家的努力。如果我們不努力，這就是一個長期的歷史，次法西斯社會是一個長期停滯的社會。臺灣的柏楊先生曾在監(jiān)獄里研究中國歷史，提出了王朝瓶頸一說，他認爲一個王朝過了二代三代，就度過了危機期，就進入了一個長期停滯的時期。我在想柏楊這一假說時，主要想到了士大夫階層的精神心智，他們要麼在進化的階梯上停滯，因爲有孔孟之道高高在上使他們看不到別的路，要麼一根筋地維護孔孟之道，即做了專制的幫忙幫閑，甚至幫兇。今天的我們如果不愿幫專制的話，如果我們既不能清算，也不愿赦免，那麼我們就得尋找精神上的出路，尋找現實中的出路。

　　說實話，今天中國的問題已非一人之力所能改變。由于士大夫或說知識精英的幫忙，中國特色的專制，皇帝四十年不上朝，社會繼續(xù)維持下去。今天的中國，有沒有中南海，其實也已經沒有太大的差別�？蓢@的是，我們中間號稱最敏銳的人，總把中南海當作念茲在茲的物件；
就像王朝時代的士大夫把一天都沒見面的皇帝當夢中情人一樣。假如胡錦濤先生聽勸，我們勸他像蔣經國先生一樣，也是不可能了。蔣經國先生意志頑強地說過，只要他在位，他就不允許臺灣島上有流血。但胡當政三年，大陸官民沖突已有不少流血了。何況胡即使有心他也無力。很多人因此同情胡錦濤，以爲他處境艱難，形格勢禁，很多事由不得他。這也不對。我一再批評唐德剛黃仁宇的歷史觀是一種決定論式歷史觀，我們當代的精神底色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這種撞大運式的，是宿命的。但如果要我給胡錦濤，這個清華大學畢業(yè)的人送幾句話，我可能會說，后人看歷史是決定的，歷史在當下是選擇的。

　　我們談了這麼多關于轉型社會的問題，那麼個人在其中生活有什麼意義？這里就涉及到我今天演講題目中的一個概念：個人倫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個人倫理是什麼意思，其實就是個體自身存在的方式，我們個人的生活方式，我們個人跟世界的關系。我們如何自處、慎獨并與外界相處。個人倫理涉及很多問題，你自己向內反省要做什麼樣的人，你自己向外努力要求什麼樣的機會。有的人會說我要內圣外王，有的人內心充滿仇恨外在表現就可能是強烈的反社會反人類，有的人內心迷茫外在表現可能就是破壞性的。

　　但對一個社會而言，個人倫理最終要跟時代社會的發(fā)展保持某種關系。從人類文明史的角度看，人類應該實現自己的夢想，這種理想不是仇恨的、破壞的，而是一種和諧，是恩格斯說的人同自然的和諧以及人類自身的和諧。可是光說這一夢想光說你要和諧是沒有用的。中共提出和諧社會沒錯，但沒有用處，因爲它沒實現和諧社會的辦法。

　　要實現人的理想，個人倫理中最重要的一點，即必須確立起人的主體意識，在試錯中走向健全的社會關系。有的人可能不想獲得成人的主體資格，他說我寧愿依附別人、依附體制，一輩子做乖孩子，一輩子裝孫子；
有的人有了主體意識，卻又總處于利害的算計之中，這種個人倫理就是無意義的、犬儒的。

　　確立健全的個人倫理很重要。如果我們都不是獨立的主體，那麼這個社會就是原子個人式的，就是一個弱肉強食式的叢林社會。當然，個人的心智成熟和外在關系的完善健全不是一下實現的，它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更確切地講，對一個民族社會的個體而言，它應該是一次偉大的運動。在這方面，我個人是樂觀過頭了。我在五年前《關于九十年代的漢語思想》里曾經說過，８０年代的中國人是以人道主義消解極權主義，９０年代是以自由主義消解專制主義，我預言新的千年世紀，在它的第一個十年里是以個人主義消解集體倫理。但這個十年已經過了一半，我們社會里沒有個性運動，沒有出現巨大的精神個體，沒有出現特立獨行的人格。

　　我希望能有很多機會和場合承認我的預言的失敗，并檢討其原因。從這一個案中可以看出，８０年代的中國人努力、以及９０年代的中國人努力，其成就是要大打折扣的。就是說，８０年代的啓蒙運動、人道主義思潮，９０年代的自由主義努力都是不徹底的，所以導致中國人至今沒有出現個性解放運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識、思想過于匱乏的結果。當然我們已經不能對知識精英抱希望了，他們的意志在后極權社會表現得最高，在次法西斯社會就只一年不如一年地混了。說他們全面幫兇幫忙地專制，是有點刻毒；
爲顧面子，我們可以說他們是全面保守了。

　　生活在我們這種社會里，人是不能抱希望的。你如果不介入，你如果不付諸行動，你對這個社會的希望就是沒有意義的。你希望后極權社會能轉型到民主社會里，但它偏偏不滿足你的希望，它轉型到次法西斯社會里了；
你希望胡溫新政，但胡溫治理的社會較之從前更多恐怖、血腥，你希望個性解放、個人倫理消解集體主義，但那麼多人要考公務員，要擠進體制，要依附某個單位；
你希望中國社會由單位制向社區(qū)制轉型，市民有個覺醒，有一個波瀾壯闊的市民運動，但社會沒向這方面轉型，而是越來越冷漠，走向原子個人主義。

　　盡管中國社會的轉型從宏觀層面看，從表像上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這種原子個人主義之上的成就就像沙土上建筑，極爲脆弱。十萬人的騷亂就可以讓一個縣城倒退回十年以前；
一個政策或地方政府的措施就可以讓一個繁華的小鎮(zhèn)蕭條至極，這在今天的中國已經出現了很多個案。費孝通生前曾說，中國最近２０多年發(fā)展比較順利，有些人就以爲一切都很容易，認爲生産力上來了就行了，沒有重視精神的方面，他說與西方比，我們缺“文藝復興”一段。費先生說的其實也是個人倫理的重要性。在中國生活，你想求得什麼樣的機遇，你想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你跟他人相處有沒有“共同的人性”。沒有共同的人性，對方可能是狼，你的存在也可能是對方眼里的地獄。

　　在西方現代轉型數百年期間，歷經了文藝復興、啓蒙運動、現代派運動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個人倫理的完善，個人必須在生存世界的關系中確立起某種最低限度的倫理共識。比如莎士比亞、歌德、雨果們那種空前的人類自信、樂觀精神，克爾凱廓爾、陀思妥也夫斯基、卡夫卡那種空前的人類迷茫、悲觀、深思精神。這些人文主義運動都産生了極爲豐富的公共知識産品，滿足了社會轉型的需要。但我們當代的社會轉型中，上至執(zhí)政黨領袖，下至平民百姓，想要的公共知識産品卻遲遲産生不出來。我們既不能實證某種空前的人性或中國人的自信、理想、樂觀，又不能徹底地悲觀、失望，我們因此難以有效地參與社會公共制度、公共空間的拓展建設。

　　比如現在流行的宗教信仰、市場熱銷的個人勵志一類的圖書并不是我們社會的公共知識産品。人們希望自己的心靈有所寄托，這很好，這是意識到個人的有限性，但一個社會要表達有限性不是借助于形式宗教，而是公共知識的開智啓蒙。比如朱學勤先生在讀書人中間影響很大，他有一個“狼奶說”，說是６０年代出生的人是喝狼奶長大的，有毒，現在應該把狼奶吐出來。這個比喻很好，但很可惜沒有成爲我們社會的公共品。朱先生本來應該由此進一步往深里思考，從而能對社會各階層演繹他的“有限說”，但他只是對圈內人說話了。這就不夠，這一事實也證明我剛才講到的８０年代、９０年代思想界的不徹底性。這種成就真的是要打折扣的。對有些想內圣外王想做救世主想一言而爲天下法的人來，朱先生的思想是很好的。更爲重要的是，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人都應該意識到自己是有限的。很可惜，在這方面，我們提供的思想資源和知識産品不夠。這樣就使得我們社會的個體陷入分立對立的狀態(tài)，而難以和諧共處。一部分人仍是狂妄自大，一部分則絕望自卑得去信仰了。

　　個人倫理含有三個層次：人的生物性、社會性、個體性，對應的生存要求是欲望、理性、精神氣魄或信仰，對應的生存狀態(tài)是生態(tài)環(huán)境、世態(tài)環(huán)境、心態(tài)環(huán)境。

　　海外的胡平先生批評吳思的歷史寫作暗含９０年代以來的社會思潮，即只顧欲望和理性算計的犬儒思想，而忽視人的精神氣魄，這是很有道理的。

　　因爲缺乏我們說的人文主義運動，缺乏個人倫理的呼應、聲援，我們當代中國的個人生存質量在文明眼里是較爲低下的。你們可能不理解這一點，好像一到北京王府井一到上海的外灘就覺得我們是在文明的中心，或覺得我們站在文明的前沿了。這不對。你想像一下中東地區(qū)，那些靠石油起家的阿拉伯國家，他們那里的城市建設也美侖美奐，但你認爲他們跟文明站在一起嗎？無論我們怎麼做樣子，我們中國人的個人倫理不能完善，我們在文明眼里就是低等的生物。

　　我們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是不用說了，山河大地在流血供養(yǎng)中國人，中國人反過來作踐了大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破壞、污染嚴重。我們的社會，世態(tài)環(huán)境，可以說是世態(tài)炎涼，叢林法則使得有人認爲，在我們這里大概只有血緣關系才是善的延續(xù)形式。至于心態(tài)環(huán)境更不容樂觀。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富起來的人都不知道怎麼打發(fā)光陰，中關村的企業(yè)家說羨慕比爾-蓋茨，深圳的大款無所事事只好去把攀登珠峰當作人生挑戰(zhàn)和享受了。更多人的心態(tài)在精神氣魄方面嚴重萎縮，反而以爲自己在尋找真理，自己有了信仰，越來越多的人信仰佛教、上帝、真主、李老師，這些行爲并無太大差別，也沒有太大意義。用歷史學家的話說：流行于羅馬帝國的各種各樣的宗教信仰，在一般人民看來，同樣應驗，明哲之士看來，同樣荒誕，統(tǒng)治階級看來，同樣有效。

　　我的話也就講到這里，要說明的是，我說了這麼多，不是要你們對中國轉型悲觀失望，我們描述了我們的世界，但我們的精神不應停留在跟它同樣的高度，何況解釋中國轉型會有另外一種形式，一種輕松的、喜劇的形式，我會再找機會跟你們分享；
第二，我的意思是，個人倫理對社會轉型的意義極大，只要你的精神氣魄還在，你的理想志向沒有動搖，只要少數人仍在努力，這個社會就有希望，就是值得我們生活下去的。今天的中國已經有了像姚立法、郭飛熊、高智晟這樣一流的民間政治家，我們的轉型可能比歷史學家預想的還要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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