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會民主黨為主體的東歐左派在劇變后迄今10年來，一直是各個國家里主要的政治力量之一。按理說這些意識形態(tài)相同或相近的黨完全可以攜手并進，共同主導國家的政治生活。但奇怪的是，它們之間的關系一直不好，經常相互敵視、攻擊，且各黨內部派系斗爭激烈，矛盾錯綜復雜，黨內分歧表面化已成為普遍現象，嚴重地影響了左派的行動能力和戰(zhàn)斗力。

　　左派內部的矛盾大體上分為兩個階段：以1994年“左派復興”為界，第一階段左派的分歧主要體現為新、舊社會黨的矛盾。如前所述，一方面由于社會黨國際為保持自身的“純潔”對新社會黨采取不信任的狹隘關門態(tài)度，從而給左派隊伍平添了不少矛盾；
二是舊社會黨以正統自居，大吃歷史老本，力圖以“嫡傳”身份來爭奪本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旗手地位，但終因其從政經驗少、組織能力差、社會根基薄弱而難成氣候。1994年后東歐出現新一輪“多米諾骨牌現象”——左派復興，新社會黨又紛紛上臺執(zhí)政，無疑又成為各該國政治舞臺上的中堅。社會黨國際也及時調整戰(zhàn)略，向新社會黨敞開大門，此后新舊社會黨矛盾逐漸成為過去的一頁。各左派黨內部的紛爭便進入第二階段，這一時期左派內部的矛盾依然變化多端，錯綜復雜，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是“實用主義”原則盛行。這和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趨同是同步的。這一特點導致東歐國家政黨都在向中間靠攏，國家利益至上，實用主義大興，政府工作專業(yè)化、程序化，政治色彩削減，技能*作突出，政治派別的轉換對政策延續(xù)的影響逐漸減少。西方一些評論家認為，“左派和右派之間意識形態(tài)的分歧越來越具有誤導性”，只要看看改革當中的東歐就會明白，“許多執(zhí)政的前共產主義者比右派更急于實行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阿爾巴尼亞政府前總理社會黨人納諾說：“我們所進行的改革既不是為了迎合左派，也不是為了迎合右派，而是由現實的需要所決定的，我們必須在務實主義和平民主義之間作出選擇”。波蘭總統前社民黨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說，“社民黨現在和將來都是一個務實的政黨，”我們不能違背選民的意志，“開空頭支票，靠空洞許諾取得地位的時代已經結束，現在靠的是實干”。在俄國目前的三股政治力量中，第一股就是實用主義，其明顯的標志是避開意識形態(tài)、社會制度，不問主義、只干實事。他們的口號是三個以“П”打頭的詞，即“實用主義——прагмагизм”、“職業(yè)——профессия”、“秩序——порядок”。東歐其他國家的左派政黨通過這些年的經驗模索也明白了，少談主義，多干實事，是一條有效的經驗。在野時著眼于爭取選民，從平民階級利益出發(fā)，調整戰(zhàn)略力求東山再起，在朝時以議會制游戲規(guī)則為準繩，謹防出錯，力保執(zhí)政黨地位。

　　這樣，在某種程度上政治較量中的對手和盟友，并不完全以推行什么主義來劃分，執(zhí)政或反對派聯盟在很大程度是利益的暫時結合。紅黑、紅褐聯盟并不罕見，中左、中右、乃至左右聯盟都出現過。議會政治中的“執(zhí)政聯盟”與“反對派聯盟”本來就不僅僅從意識形態(tài)上界定。在野的各黨聯手一起反對在朝的政黨，在朝的各黨共同對付反對派已是十分常見的政治景觀，只要有利于爭取選票、執(zhí)政機會與議席，盟友是可以更換的。在共同對“敵”時，甚至連派別也淡化了，剩下的只是一個多元的反對黨(或執(zhí)政)聯盟，一旦達到目的，聯盟很快就會發(fā)生分化。在這種情況下，左派陣營與右派陣營同樣脆弱，常會為涉及具體利益發(fā)生沖突。

　　1997年9月的波蘭議會換屆選舉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4年前舉行的上屆議會選舉中，曾經在團結工會旗幟下活動的一些組織和由團結工會派生出來的各個政黨、團體獨立參加選舉，結果得票分散，只有4個組織跨過“門檻”，團結工會本身以0.1%之差被拒之于議會門外。這次“團派”組織吸取教訓，組織大聯合，一舉成功地奪得201個議席(占總席位的44%左右)。但是“團派”內固有的“定位”問題并不因此消失反而更加復雜化了。是團結工會領導其議員團，還是議員團領導團結工會？“團派”是作為保衛(wèi)企業(yè)職工利益的組織，不再干預國家的政治生活，抑或繼續(xù)作為一個社會政治運動，既領導工人運動，又指導“自己的”議員團并干預政府的工作？團結工會主席克扎克萊夫斯基與布澤克總理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這些問題都在競選獲勝后暴露出來，再加上原來許多政黨的行動綱領和經濟政策就不相同，只是為了“選舉行動”勉強捏合起來的，所以，許多業(yè)內人士認為這種內耗將是團結工會今后發(fā)展的突出特點，并會影響波蘭政局的穩(wěn)定。

　　這樣為了選舉而“拉郎配”的例子在許多東歐國家都曾發(fā)生過。在1996年11月的斯洛文尼亞的大選中，社民黨不是與其意識形態(tài)上接近的“社會民主聯合名單”組成“左派統一陣線”，而是甘愿尾隨保守主義的基督教民主黨，共同組成“春黨”，反對斯洛文尼亞最大的執(zhí)政黨——自由民主黨，從而分享權力。1996年7月原經互會國家的蒙古的議會選舉也有類似情況。按理說蒙古社會民主黨與人民革命黨在意識形態(tài)上遠比與民族民主黨接近。人民革命黨除了沒有更改名稱，就其實質而言已相當社民黨化了，社民黨若能在大選中與其結盟，完全可以保住人民革命黨的執(zhí)政地位，但社民黨還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民族民主黨結盟，迫使人民革命黨下野，并在上臺后，在政府結構改革的名義下，大批解雇人民革命黨的官員。

　　同樣，執(zhí)政聯盟也是多元的。羅馬尼亞上屆政府執(zhí)政的社民黨也是與民族主義色彩極濃的大羅馬尼亞黨組成執(zhí)政聯盟，來共同對付反對派，而與它名稱相同的羅馬尼亞社會民主黨(歷史黨)卻與反共最堅決的國家農民—基督教民主黨、國家自由黨、匈牙利民主聯盟、生態(tài)黨和生態(tài)運動站在一起�！≡跂|歐風云變幻的政治組合中，若僅用意識形態(tài)的模式去套，會處處發(fā)生疑惑。匈牙利社會黨在1994年議會選舉中一舉奪得54.15%的席位，本可以單獨組閣，但它卻甘愿與1990年反共特別積極的自由民主聯盟合作組成聯合政府，就是在這幾年合作過程中，社會黨也處處遷就自民盟，常表現出“大黨讓小黨，多數讓少數”的姿態(tài)。波蘭也是如此，最急于實現資本主義的是左派，而堅持公有制的除了傳統極左派外，主要卻是極右勢力。1995年導致團結工會政府下臺的5月風潮就不是繼團結工會政府之后東山再起的左派組織發(fā)動的，也不是團結工會中的“左翼”，而是它的右翼——與教會關系密切、反對社會生活世俗化并力主政教合一的那部分勢力策劃并鼓動的。目前，在轉軌深入階段，阻礙大眾私有化的往往是左派工會與右翼教會勢力。

　　其次，新社會黨放棄了共產黨的組織原則，在組織上承認自身的多元化和開放體系，這必然造成這些政黨與組織的松散化，形成易散不易合的特點。甚至可以說在缺乏傳統共產黨黨紀約束的條件下，左派組織的多元化是長期的、必然的。

　　這一特點在劇變之初東歐的政治鐘擺第一次擺向右邊時，對共產黨組織的沖擊最為顯著。當時，東歐各共產黨都以絕對多數通過“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原則”、實行多黨制的決議，提出為“建設真正的民主社會，為了捍衛(wèi)公民的基本權利，貫徹政治多元化原則，任何人都有建立政黨的自由”。與此同時，黨內原有的矛盾一下全部公開，黨內各派別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分歧被公之于整個社會，基層黨組織與廣大普通黨員必然面臨重新選擇、重新站隊問題。這時黨內就會出現跨部門、跨地區(qū)的“橫向結構”和以觀點劃線的派別組織。波蘭統一工人黨在1990年1月末的最后一次黨代會上因政見不同分裂為以拉科夫斯基、苗**奇和費什巴赫各自為首的三大塊。保加利亞共產黨則一分為六。匈牙利黨內出現改革綱領派、人民民主派、馬克思主義統一綱領派、農民綱領派、社會主義工人黨團結革新派、捍衛(wèi)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綱領派等派別。捷克共產黨內僅就如何看待歷史上一些重大事件歧見紛雜而導致重大改組，各政治派別紛紛出現。

　　幾乎所有的新社會黨在破繭而出之前，黨內都有一番“激烈撕殺”。在當時無法達成妥協的情況下，各派別終于徹底分手，另立門戶。一時間小黨林立，黨派多如牛毛，但多是些所謂的“沙發(fā)黨”(指一條長沙發(fā)可以坐下全體黨員)、“蝌蚪黨”(謂頭大尾細)，既無明確的指導思想又無行動綱領。雖然在1994年的“左派復興”浪潮中，各該國政治舞臺上仍發(fā)揮重要作用的新社會黨勢力有所恢復，一些小黨又回并過來，但已遠遠不是昔日的規(guī)模和面貌了，而成立之初的景況就可想而知了。波蘭統一工人黨是東歐第二大共產黨，有黨員300萬，而1990年4月波蘭社民黨成立時只有黨員4.6萬人。東歐最大的共產黨組織是羅馬尼亞共產黨，有黨員380萬，而1989年12月事變中成立的救國陣線和1990年11月成立的社會主義勞動黨合起來的人數還不及原來的1/4。捷克共產黨原有黨員173萬，在那場“天鵝絨式革命”中有半數以上的黨員退黨，1991年8月正式改名為捷克——摩拉維亞共產黨時有黨員43萬。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分裂后，原來的72萬黨員，有5.5萬人加入社會黨，約6.5萬人參加了社工黨。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國的后共產黨組織的黨員人數也比原來大為縮減，而且黨內思想多元，組織松散，紀律松弛，基層結構也俱樂部化了。

　　劇變后的左派都放棄了源于俄國民粹派的布爾什維克組織模式，恢復了第一、第二國際的自由傳統，仿效西方政黨來去自由的組織原則，有些派別又允許跨黨，這就更加劇了這些組織的不穩(wěn)定性。例如，俄國在蘇共解散后的次生黨派中一度最有聲勢的是以梅德維杰夫為代表的有較濃厚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勞動人民社會黨，這個派別在意識形態(tài)上并未完全社會黨化，但組織上完全放棄了集中制原則。由于它的組織極為松散又允許跨黨，以致俄共重建后它的大批成員兼為俄共黨員，并很快形成俄共為實、勞社黨為虛的局面，最終把勞社黨擠到了近乎消亡的邊緣。

　　第三.帶有舊體制烙印的權力之爭�！�東歐一些國家從歷史深層背景看，為君主制國家，缺乏議會民主傳統，各派都處在不依法制行事的低層次政治中。左派隊伍中有些領導不適應議會民主的思維方式，大打消耗精力的私人爭斗，另外門戶之見也占有相當的比重。

　　斯洛伐克中左的“爭取民主斯洛伐克運動”的內部斗爭大體可以歸入此類。總統科瓦奇原是“爭取民主斯洛伐克運動”的副主席，是總理梅恰爾的政治盟友，并在梅恰爾的支持下當選為總統，后因政見不同兩人分道揚鑣�？仆咂媛摵厦裰髯笈牲h等，將梅恰爾政府趕下臺。1994年梅恰爾在大選中獲勝，第三次出任總理，為報一箭之仇，多次制造事端。在一次總統講話時，梅恰爾執(zhí)政聯盟的議員憤然離場，把總統一人“晾”在主席臺上，致使科瓦奇含著淚水把講稿讀完。1995年8月斯情報局又策劃了綁架總統之子小科瓦奇案，隨后又報出總統在國外詆毀斯洛伐克國家聲譽、在奧地利存款2300萬先令等新聞。雙方矛盾越來越深，街頭示威、媒介攻擊不算，還把整個左派陣營都卷入其中。由于科、梅二人都在拉民主左派黨，使該黨發(fā)生分化，幾度瀕于崩潰。以主席韋斯為首的一派堅決反對與梅恰爾合作，但以副主席卡尼斯為首的另一派則主張進入政府并批評前者參與倒梅活動�？啤⒚穬扇说亩窢帉е氯〔煌�立場的左派隊伍隨之波動不已，并進而影響到斯洛伐克的經濟發(fā)展，目前斯已從東歐經濟狀況較好的第一方陣中落了下來。

　　南聯盟內的黑山共和國內左派隊伍的爭斗與斯洛伐克有些相似，只不過又疊加一層塞爾維亞的插手和牽制，更加令人眼花繚亂。黑山總理、社民黨副主席久卡諾維奇因不滿于塞爾維亞干涉黑山事務過多與對米洛舍維奇言聽計從的總統布拉托維奇素有芥蒂。1996年久卡諾維奇因批評米洛舍維奇取消反對派在地方選舉獲勝的結果而使其與總統的分歧公開化，雙方對立情緒嚴重，相互指責攻擊。1997年在第一個回合的斗爭中，布拉托維奇借助于塞爾維亞情報部門的策劃和干預，使久卡諾維奇丟掉了社民黨的領導職位，導致社民黨分裂。1998年在第二個回合中，久卡諾維奇在議長羅維奇的幫助下以及抓住米洛舍維奇懼怕黑山獨立必會妥協的心理，于5月當選為黑山共和國總統，緊接著在6月份的議會選舉中久卡諾維奇退出社民黨后組建的“爭取美好生活聯盟”的支持率為49.5%，在78個議席中獲得45個席位，擊敗其對手布拉托維奇的“社會主義者人民黨”成為第一大黨。這一結果只會加劇不會緩和卡、布二人的矛盾以及黑山與米洛舍維奇統治的塞爾維亞的沖突。

　　阿爾巴尼亞社會黨主席納諾與青年領導人邁塔之爭個人因素也很大。納諾在權力之爭獲勝后更換了一大批自己的親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目前，在社會黨的成員中“納諾的人”約占一半，作為納諾政府發(fā)言人的布盧希是在1997年12月召開黨代會的前一天突擊入黨的，第二天便被增補為領導委員會成員，據說布盧希是納諾表姊的兒子。外電評論說，雖然阿社會黨向右傾斜幅度很大，但其領導方式仍未脫胎換骨于舊體制。

　　以上這些左派之間的內耗較少思想綱領之分，政治操作意義大于意識形態(tài)意義，個人恩怨、集團利益大于國家利益。這種爭斗導致社會民主派之間不合作乃至對抗、隊伍渙散、領導層混亂，這確實是東歐部分左派隊伍中的特點。

　　同為左派，門戶成見甚深也是影響其相互靠攏、攜手團結的原因之一。如匈牙利社工黨就宣布不會向“接受資本主義的右翼的社民黨”靠攏；
波蘭團結工會左翼的勞動聯盟就表示可以接納一切工人和前共產黨個人，但“堅決不同波蘭社會民主黨合作”。以捷克為例，由于捷共始終沒有改名完成“社會黨化”，捷克社民黨沒有與之爭奪社會民主派大旗的對手，因而在東歐各國的舊社會黨中是發(fā)展勢頭較好的，但捷克社民黨始終保持不與“前共產黨人”合作的態(tài)度。在1996年6月大選中社民黨獲得的選票比上屆增加三倍以上，獲得議會中61個席位，由于不愿與捷摩共為伍，又無力單獨組閣，不得不在總統哈韋爾的斡旋下，舉行了4+1磋商，放棄了左派唾手可得的執(zhí)政機會。1998年6月大選，捷社民黨獲勝，兩年前同樣的選擇又擺在了它的面前。

　　也還有因利益分配導致關系惡化的，如羅馬尼亞在伊利埃斯庫執(zhí)政時期，為了安撫友黨以便共同對付反對派對政府的不信任案，被迫向民主同盟讓出4個政府部長席位，并在副部長和地方一級向執(zhí)政聯盟中的大羅馬尼亞黨和社會主義勞動黨分權，后兩黨對這種削弱自己勢力的行為頗為不滿，同時為避免同社民黨一起承擔經濟惡化的責任，在1996年選舉前的關鍵時刻退出執(zhí)政聯盟，不再支持社民黨政府�？梢哉f，伊利埃斯庫領導的社民黨在1996年總統、議會的選舉中失敗與原執(zhí)政聯盟的破裂是有直接關系的。

　　第四.轉軌進程的深入引起的分化組合。隨著改革進程的日益深化，利益多元化、復雜化肯定會反映在組織結構上，尤其是當面臨重大選擇時，任何一個政治派別的分化組合都會加劇，不光左派如此，只不過與其他派別相比，左派的矛盾顯得更突出罷了。

　　左派陣營內部經過劇變以來的多次分化，早已不是一個嚴格的整體，它包括有傾向于新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工聯主義的各種政治力量。這種陣營本來就較脆弱。它們之間的分合是常有的事，當利益沖突和思想分歧來臨時就更會矛盾四起。

　　如1995-1996年間隨著俄國在車臣問題上的逐漸升級，俄共內部的分歧便公開化，1995年2月俄共在黨代表大會上確定的政策是：既慷慨激昂地批評“血腥”的政權，又不妨礙政府實現具體計劃所作的任何事情，尤其是對“振興大國地位”的強國主義方針，持一種歡迎態(tài)度，因為這也是俄共的戰(zhàn)略目標。在如何看待車臣戰(zhàn)爭的問題上，一部分堅持“國際主義”反對“新愛國者”的俄共黨員對黨代會的這種立場堅決反對。俄共中央委員、理論家斯拉溫對俄共議員團投票支持戰(zhàn)爭的態(tài)度十分憤慨，他質問說：“把這個立場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布爾什維克的立場作一比較，你們就能看出過去的共產黨人與現在的共產黨人的區(qū)別”。俄共的這一套作法，“說明他們把社會主義看作是民族現象，而不是國際現象”，“也就是說他們不僅拋棄了共產主義立場，也拋棄了民主主義立場，這就是目前左派政黨大量錯誤的根源”。以車臣問題為由頭以及后來又在一系列根本問題上的分歧，斯拉溫等退出了俄共。

　　在參與變革的過程中，左派本身也在發(fā)生變化，在野時向左擺，要強調“回到工人中去”，強調公正平等，強調勞動者權益，反對失業(yè)，要求加大社會保障和福利力度；
上臺后要保持政策的延續(xù)性，便強調從社會現實出發(fā)的妥協和務實立場。這樣，就是基本利益一致的左派組織，在關鍵時刻其思想綱領方面的分歧也會突顯，黨內“強硬派”與“妥協派”之間的爭斗便易于表面化，有時甚至會鬧到劍拔弩張的地步。俄共在1996年12月、1997年12月、1998年5月在是否批準國家預算、通過對政府不信任案、任命新總理等重大問題上，所謂的“傳統派”與“社會民主派”意見極不統一。久加諾夫等投贊成票者被指責為“背叛”廣大黨員，“屈從”于葉利欽，同政權黨妥協。1997年5月1日和11月7日左派游行隊伍中打出了“久加諾夫，你作為共產黨人不能動搖”以及我們要“同新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上的機會主義者和妥協分子徹底劃清界限”的口號。持相反意見的“妥協派”認為，“只有建立在理智妥協之上的協調一致才是俄國擺脫危機的唯一基礎”。如果認為“只要推翻政權，一切就都會改變，改革制度的人就能完全控制局勢”，那將大錯特錯�！斑@種斗爭只能使國家遭受更嚴重的破壞”。俄共議員團支持預算草案的態(tài)度“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唯一可行的”。俄共左翼激進領導人阿?克留奇科夫駁斥此說，認為堅持議會道路推翻不了反人民的政權，只有通過總罷工，再轉變成起義，甚至武裝起義，才能恢復“勞動人民的政權”。

　　捷克社民黨在通過國家預算時就是把兩名投贊成票的議員革出教門才壓制下黨內“強硬派”的反對怒火。保加利亞在1996年的經濟危機面前黨內斗爭也在不斷升級和公開化。在利洛夫一派的強烈譴責下，社會黨試圖以“換馬術”渡過難關，以新社會黨主席帕爾瓦諾夫取代維德諾夫來保住政府。但終因黨內紛爭造成的消極影響，失去友黨和社會名流的信任而未能實現，保社會黨也隨之發(fā)生分裂。在1996年11月召開的有158名代表參加的特別黨代會上，形成以現任主席帕爾瓦諾夫為一方、黨內元老利洛夫為一方和前任主席維德諾夫為另一方的三大派，社會黨的兩名副主席和一名最高委員會成員因厭惡這種無休止的“內訌和爭斗”而辭職，脫離社會黨后另立門戶，成立“歐洲左派黨”。至此保社會黨的支持率跌到近年來的最低點，只有8%。

　　匈牙利的霍恩政府因1995-1996年的緊縮政策和私有化過程中的腐敗行為，發(fā)生接二連三的政府危機。其中以“托奇克事件”為導火線的私有化丑聞引起很大的振蕩，使“博克洛什緊縮綱領”剛剛理順的關系又陷于一片混亂。社會各界對政府及執(zhí)政黨的反感劇升，政府及主要領導人的威信跌至執(zhí)政以來的最低點，社會黨內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派對政府批評激烈，社會黨議員團對霍恩的獨斷作風嚴重不滿，基層黨員對前途充滿憂慮。后來在社會黨的大力整肅下，懲辦一批官員，拋棄了緊縮法案的制定者財長博克洛什，又加大福利性開支，這才在1998年5月大選中獲得32.25%的選票，雖然已無法與4年前相比，但畢竟比保加利亞社會黨的處境好得多。

　　羅馬尼亞社民黨在1996年總統、議會大選中失利，黨內各派相互抱怨。在1997年6月社民黨的代表大會上分歧嚴重，“改革派”和“保守派”發(fā)生沖突。以前外長特奧多爾?梅萊什卡努為首的改革派在會上散發(fā)新的黨綱草案，要求改建社民黨，對聯合政府進行建設性對話，要與輸掉選舉的領導人劃清界限。以伊利埃斯庫為首的一派指責“梅派”挑起內部矛盾”，“同情右派”，爭奪黨內領導權。最后梅萊什卡努等6人退出社民黨，另行組建新黨，一批羅馬尼亞著名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也隨之退出社民黨。

　　第五.東歐左派思想來源的多元化。當東歐劇變進程由“破”為主轉向以“立”為主，后共產主義勢力的思想來源的多樣性也隨之顯露。目前東歐左派思想界由于缺乏權威性的定型理論，在批判斯大林模式時雖有一致之處，但在建立什么樣的社會體系上卻并不相同，資本主義、后現代主義、新社會運動、新左派思想、新激進主義都對東歐的社會民主主義產生影響，戰(zhàn)前東歐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傳統、戰(zhàn)后人民民主階段的實踐經驗，乃至持不同政見者的思想都成為東歐左派汲取營養(yǎng)的來源。

　　1945年以前，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在一些東歐國家政壇上有相當的地位。如捷克在“第一共和國”的絕大部分時間里，社會民主黨都是聯合執(zhí)政黨乃至主要執(zhí)政黨，第一共和國連任三屆的總統馬薩里克與接任的總統貝奈斯以及總理突沙等均為社會民主派人士。波蘭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復國時首屆內閣就由社會黨人達申斯基任總理，“薩納齊”時期的總統，著名的鐵腕人物畢蘇茨基也出身于社會黨。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國的社會黨也曾參政。各國共產黨多為社會黨左派分離出來的，共產黨成立后也往往與社會黨分分合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大多數國家，社會黨的人數與影響均超過共產黨。1948年，東歐各國的社會黨在政治壓力下被迫并入本國共產黨，不愿合并的那部分社會黨人則流亡西方，但社會民主主義的潛在影響，包括對共產黨人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在前蘇聯，代表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的孟什維克雖然早就不復存在，但劇變前的持不同政見者中也不乏如羅伊?梅德維杰夫這樣的“社會主義民主派”，他們雖聲稱要恢復列寧主義的真諦，實際上其主張與社會黨人不無吻合之處。7而西方也把他們稱為蘇聯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盡管他們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主觀上一直試圖與社會黨保持某種界限。

　　第二種來源是人們不容易觀察到，但其作用也不可低估，那就是持不同政見陣營的思想理論。東歐舊體制下的持不同政見中的許多人并不是資本主義的歌頌者，相反地他們正是把舊體制當作與資本主義一樣的“現代病”，當作異化了的工業(yè)文明的產物來反對的。如捷克現任總統V.哈韋爾在作為持不同政見者時期，就以對西方社會的尖銳批評聞名。他斷言東歐的種種問題不是過去的“罪惡”而是現代的“罪惡”；
不是鄉(xiāng)村的“罪惡”而是都市的“罪惡”；
不是東方的“罪惡”而是西方的“罪惡”。他甚至認為舊體制的問題不在于無效率，而在于把人當作機器的“效率崇拜”，不在于物質生活的貧困而在于“消費主義”中良知的失落。8　鑒于這種反資本主義的立場，哈韋爾的作品在當時的東歐被認為是社會民主概念的代表作。

　　這就是說，舊體制下反對派陣營的這一支不是把社會主義當作資本主義的對立面來反，而是站在后現代主義的立場上把社會主義當作資本主義的同一物來反對的。于是就出現了這樣一種諷剌與悖論現象：哈韋爾與結束胡薩克—雅克什舊政權的斗爭中起了作用的許多持不同政見者共同具有一系列親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觀念。與此形成對照的是：那些曾默默無言地為共產黨服務過的人，如今卻在起勁地推行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政策，急于實現私有化。9　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哈韋爾又把他的指導思想上溯到社會黨人執(zhí)政的“馬薩里克時期”。他上臺伊始就明確表示要“繼承和發(fā)揚捷克共和國第一任總統馬薩里克的民主傳統，恢復馬薩里克的政策觀念”。他仰慕的是瑞典式的社會，主張通過民主和平和充滿愛的道路實現這一目標。就是在“捷克模式”一片叫好聲中，哈韋爾并沒有像我們的一些媒介所說，在為捷克建立資本主義鳴鑼開道，搖旗吶喊，而是直言不諱地對當時執(zhí)政的公民民主黨主席克勞斯提出批評，認為他“片面強調經濟，忽略社會道德”，獨斷專橫地解決問題的辦法，使“民眾和其他政黨無法參與社會事務”。捷社民黨主席澤曼說，他“完全贊成”總統的看法。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哈韋爾與社會民主主義的不少契合之處。

　　在東歐持不同政見運動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出現影響深遠的大論戰(zhàn)，如捷克的哈韋爾——昆德拉之戰(zhàn)，前蘇聯的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之爭等等。爭論的雙方都拒絕認同舊體制，但他們對舊體制的弊病何在卻持不僅相異、而且往往相反的見解�？傊�，舊體制的反對派并不都是資本主義的贊美者，其中不乏“現代文明”、“市民社會”與資本主義的批判家。而這種批判既可以為極右翼，也可以為左翼提供思想資源。一般地說，如果這一批判是民族主義色彩的，那么就多屬前者，如果它是普世主義、人類主義性質的，就多屬后者。社會民主派可以從中獲得精神支柱。

　　除了歷史資源外，現代思潮對東歐左派的思想理論建設沖擊也很大。在這幾年轉軌進程中，在資本主義體系的萊茵模式(社會市場經濟)和北美模式(自由市場經濟)之外又出現了受到左派特別關注的第三種模式——以荷蘭為代表的社會自由市場經濟。該模式的核心是政府和勞、資三者之間達成協議，這樣的合作有可能對已無力維持的社會保障體系進行改革，而不致于引起強烈的反抗或勞資之間不可調和的爭論。東歐轉軌特定的環(huán)境和后起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決定了通過合作制這樣的社會自治性的互助機制實現社會公正要比以國家干預的方式付出的代價少。目前中東歐諸國財政普遍緊張，國家承擔社會保障的能力有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原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些傳統與轉軌陣痛又迫切需要一種保障機制，于是就呼喚社會取代國家來扮演這種角色，這就要求工會放棄對抗的傳統運作方式，重新對其作用進行定位。

　　在這種模式的影響下，東歐一些國家的工會已不再是好戰(zhàn)、干涉主義、罷工浪潮的主角，而逐漸成為勞資對話和和解力量的“協調者”、“社會合作的倡導者”。波蘭工會的轉變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眾所周知，工會力量強大是波蘭的一大特點，前幾年經常可以聽到好斗的工會嚇跑了投資者的故事，而工會抵制“不公平的”私有化方案的例子更是時有所聞。隨著“荷蘭模式”的影響以及工廠轉制的現實，工會的工作重心從拒絕改造到參予改造、支持改造，轉被動為主動。由于工會態(tài)度的轉變和積極參予，轉制過程更加公平，更加易為工人所接受。工會組織培訓班，對下崗后另謀出路的工人進行技術訓練；
把經濟學家請進工廠和工人們交朋友；
支持工人參股，為進入市場的工人出謀劃策�！皥F結工會-80”的發(fā)言人稱：“在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工會與其說應該成為一個社會運動、一個政黨或候補管理者，毋寧說更應該關心工人日常面對的實際問題，幫助解決這些問題。因此工會不僅不反對改制，而且原則上也不反對裁員，如果這確實是技術更新所必需的話，工會也應支持，但具體*作應該考慮周全”。10　波蘭的許多企業(yè)改造的重大決策都是在經理、外籍專家與工會的三方參與下形成的。因此，在1990-1998年的轉制過程中，合作的氣氛始終占優(yōu)勢，沒有出現大的動蕩。

　　當然，并不是東歐所有國家的工會都發(fā)生了類似的轉變而對改革持認同態(tài)度的。不少國家的工會仍堅持“勞動高于資本”的工聯主義立場，反對不論左派還是右派的任何改革方案。如羅馬尼亞工會就一直保持著“天然的反對派”角色，誰在臺上就反對誰，尤其是日烏河谷的礦工從齊奧塞斯庫時期就存在的“反當權者”的強硬立場，至今令任何一派的執(zhí)政者頭痛不已。這種“工人利益至高無上”的“礦工綜合癥”一直是“敵視”轉制和統治集團的強大力量。但因為這股力量缺乏理論資源，又成為誰都可以借助的勢力。伊利埃斯庫可以利用它來反對羅曼，公民民主黨以它整倒伊利埃斯庫，民族主義者又用它搞掉了貝爾喬亞�，F在它又使羅新政府面臨重大社會沖突的考驗。羅政府也曾試圖以波蘭經驗為鑒，讓工會進入國有資產基金委員會，參與私有化進程，增加改制的透明度。但立即遭到許多經濟學家的堅決抵制，他們擔心工會從“工聯主義的利益出發(fā)”，“毫無理由地”反對使工人有一點損傷的任何私有化方案，反而會使問題更加復雜化。目前看來，工會的態(tài)度對轉軌進程的是否順利有密切的關系。荷蘭模式的良性互動無疑是值得東歐諸國吸取的。

　　從現代思潮汲取營養(yǎng)的來源林林總總，其中美國新左派的理論也在向東歐滲透。美國“分析馬克思主義”大師羅默最重要的創(chuàng)意就是“證券社會主義”。即在經濟中設立兩種貨幣：商品貨幣與證券貨幣。前者是用以購買消費品的一般貨幣，后者用于在股市上購買企業(yè)的股票。兩種貨幣不能互兌。國家把全部社會資產扣除公益性資產后，將生產性資產的價值以證券貨幣形式無償地分發(fā)給每個公民。公民用它購買股票，并因此獲得股東權益。股票與證券貨幣不能轉讓，也不能饋贈，只能以市場上的證券價出售。股票與證券貨幣也不能繼承，持有者死后將上交國家重新分配。持有者可以用他的證券貨幣直接投資于股市，也可以通過投資中介進行信托投資以減少風險。

　　羅默認為，這樣的體制保留了相對自由運行的市場機制，又實現了公平的產權分配，消滅了資本家階級。由于禁止股權繼承與證券貨幣在兩代人之間的代際轉讓，個人積累資本財富的可能性很小。因此證券社會主義也叫做“人民資本主義”或曰“無資本家的資本主義”。11

　　把這種“證券社會主義”的設計與東歐轉軌中的“證券私有化”相比較，其基本點的相似是一望可知的：它們都是一種“人民資本主義”模式，都強調起點平等與規(guī)則平等，而容忍一定程度上的結果不平等；
都以把社會資產按價折股、公民無償平分股權認購資本(不是直接平分股票)的思路作為設計的主線；
都允許證券資本之外仍保留若干其他私有成分；
都設計了證券貨幣、股市和投資中介(基金會)等一系列運作環(huán)節(jié)；
都承認股市中的盈虧、競爭、風險與公民最后得到的股票價值不相等，等等。毫無疑問，這兩種思路互有借鑒，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構想包含了來自東歐轉軌實踐的啟示，而東歐的“證券私有化”也吸收了羅默的“證券社會主義”的創(chuàng)意。

　　但仍有兩點需要強調：

　　首先，東歐的“證券私有化”的思想是從“起點平等、自由競爭”的中派立場(即介乎右翼國家主義與左翼社會民主主義間的自由民主主義價值)中導出的，它并不是左派的專利。而在現實政治中，它既可能為左派支持、右派反對(如在保加利亞)，或右派支持、左派反對(如羅馬尼亞)，或中派支持、左右兩翼皆反對(如1991-1993年間的波蘭)，也可能各派對此均無興趣(如匈牙利)。因此不必過分強調其意識形態(tài)色彩。

　　其次，羅默的“證券社會主義”與東歐的“證券私有化”也有許多區(qū)別。東歐實施的“證券私有化”只是諸種私有化手段之一，即它只把社會資本中的一部分拿出來以證券方式平分給全體公民，其他部分則以拍賣、折抵債務、企業(yè)內部私有化或退賠等辦法來私有化。也就是說，羅默方案與東歐方案有“全部平分”與“部分平分”之別。另外，羅默方案要求割斷商品貨幣與證券貨幣間的聯系，不允許兩者互兌，以免一部分居民為換取現金把自己的證券賣給另一部分人，從而破壞證券分配的平均，而東歐沒有做到這一點。還有，羅默方案規(guī)定公民分得證券貨幣兌成股票可終身持有，但不能傳給子孫，即它并非完全的私有財產，而東歐的證券私有化只在于以起點平等出發(fā)、在規(guī)則平等的條件下實行競爭，競爭結果的不平等是受到承認的。因此公民分得的股票即為完全的私有財產，可以繼承。這也是羅默等人對東歐的證券私有化進行批評的原因。

　　總之，東歐的社會民主主義在中斷了40多年以后東山再起，而且發(fā)展勢頭很快，這就使它在自身的思想理論建設上先天不足，東歐社會民主派中至今尚無像威利?勃蘭特、彼特?格洛茨、米歇爾?哈林頓、貝蒂諾?克拉克西這樣的理論權威，其思想來源的多元化比起西歐各國的社會黨更有過之。這些思想在成為一體之前，相互間會不斷地碰撞磨合，因此必然會導致左派黨內派別爭紛，這可以說是東歐左派的另一大特點。

　　1　楊元恪、陳剛主編《1989年東歐中亞政黨嬗變》，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89-632頁。

　　2《社會民主黨在變化中的世界上的作用：社會黨國際第19次代表大會聲明》，見《國際共運史研究》，1993年第1期。

　　3見《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1994年第4期所載德國社民黨理論家托馬斯?邁爾的在京講演。

　　4《社會民主黨在變化中的世界上的作用：社會黨國際第19次代表大會聲明》，見《國際共運史研究》1993年第1期。

　　5　M.哈耶克：《統一的左派：但是怎樣的左派？》，見(捷)《紅色權利報》1994年6月20日。

　　6《民社黨：假朋友》，見(德)《明鏡》周刊，1994年8月15日.

　　7參見羅伊?梅德維杰夫《論社會主義民主》，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98-119、193- 309頁。

　　8參見《哈韋爾選集》，香港基進出版社1992年版第61-149頁。

　　9　奧托?烏爾齊《捷克和平革命的崎嶇道路》，(美)《共產主義問題》1992年5-6月號。

　　10J.哈迪等《重建中的森吉米拉鋼廠——從列寧冶金廠到精干型企業(yè)》，見《共產主義經濟與經濟轉軌》1996年第2期。

　　11　E.賴特《證券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價值》，見(美)《新左派評論》1995年第3-4期。

　　原載《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

相關熱詞搜索：東歐 左派 派系 斗爭 秦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