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藝學界的文藝學著作，我歷來有一種翻翻即止的壞習慣，能夠激發(fā)我“欲罷不止”之閱讀沖動之著甚少。高楠先生的新著《文藝學：傳統(tǒng)與當代的糾葛》（以下簡稱《糾葛》，其后文所引均只標注頁碼）之能吸引我并一口氣讀完，乃在其精思妙論背后那獨特的學術個性所蘊含的厚積而發(fā)的學科思想激情和極富使命感的學術鋒芒，這種學科思想激情和學術鋒芒，具體展開為對文藝學的歷史現(xiàn)實的反思、證偽、批判。因為在著者看來，真正的學術探索，始終是實踐理性精神的張揚與磨礪，即永遠是反思，是證偽，是批判，是在反思、證偽、批判之進程中謀求啟蒙與建構。在學術探索中，無反思、無證偽、無批判的建構，永遠是偽建構、虛建構，是標榜建構的無建構；
無謀求建構的反思、證偽、批判，是盲目的、無目的的：這樣的反思，是缺乏理論實踐理性的反思；
這樣的證偽，是流于感覺經(jīng)驗或沉醉于自我偏好的證偽；
這樣的批判，是無內(nèi)力和鋒芒的做秀式的批判�！都m葛》以反思、證偽、批判為武器、為手段，以最終謀求真正的建構為目的，緊緊圍繞“建構具有中國主體性和主導性的當代文藝學何以可能？”之主題，首先檢討“為什么要建構文藝學的中國主體性和主導性？”并證偽和批判了當前文藝學領域的各種盲目姿態(tài)與種種錯誤觀念，然后著手解決當前文藝學“憑什么來建構中國主體性和主導性？”之問題，以此謀求一種新的建構。在《糾葛》的理路中，反思、證偽、批判，是起步，啟蒙是手段，建構是目標。對沉疾膏肓的文藝學來講，沒有反思、證偽、批判，就不可能有啟蒙；
無歷痛苦的啟蒙之禮，則難有建構之功。所以，反思、證偽、批判，乃是當代中國文藝學建構所最缺乏者，亦是其所最需要者。

　　一、負重而行：當代中國文藝學建構的根本問題

　　文藝學是以文學為研究對象的。文學作為一種語詞語言的藝術，語詞語言本身就規(guī)定了它的特殊性，那就是，文學本身就是民族的藝術。因為在人類語言體系中，只有人工語言才是人類共通的語言，自然語言卻屬于特定民族的語言，并構成民族文化、思想、情感和精神守望的集中表征。文學作為以表征民族文化、思想情感和精神守望的特殊藝術形式，自它產(chǎn)生之時始，就深深地烙印了民族個性和民族根性的胎記，構成了民族文化、思想、情感和精神守望的時代性傳創(chuàng)的最高的、也是最普遍的形式，無論時代怎樣變遷，也無論社會以怎樣的姿態(tài)和步伐走向全球和世界，民族性是文學在追求世界之普遍性進程中張揚其特殊性，在探尋人類共性之美的同時，更加絢麗奪目地創(chuàng)造著只屬于自己的精神個性和生存風采。文學的這一自身定位，決定了文藝學研究的自身立足點和構入世界對話之域的獨特姿態(tài)。正是基于此，中國文藝學始終只能是中國的文藝學，這是中國文藝學的命運。正是這種既定的命運，使《文藝學：傳統(tǒng)與當代的糾葛》獲得了思想審查的獨特時代個性和開創(chuàng)新象的理論風采。-

　　客觀地看，20世紀百年進程中，中國文藝學始終沒有獲得自身的應有定位，其主要表現(xiàn)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其沒有獲得自身的研究對象。世紀之交，李春青與王修華在其《對當前文藝學研究的幾點淺見》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20年來的文藝學僅僅是完成了觀念的更新而已，至于方法的建設可以說還沒有真正起步�！薄坝捎谌狈τ行У摹⒕哂锌刹僮餍缘难芯糠椒ǎ�所以人們都不敢涉足文藝的基礎理論研究領域了，但是一個學科要真正有所發(fā)展卻恰恰有賴于在基礎理論研究上的突破。……”［］ 百年文藝學的大半時間，是研究革命文學(前期是革命文化，后期是政治革命)并為革命文學提供理論依據(jù)，其關注的焦點是文學的革命問題和如何革命文學的問題，至于文學本身這個對象被無形中閹割了。20世紀80年代初始，文藝學進行了自身轉向，但其全部努力似乎只實現(xiàn)了一個目的，即通過觀念革命和方法革命而在文藝學領域證明了西方各種觀念、主張、方法的絕對正確性和普遍適用性，至于文藝學的研究對象同樣被棄之而不顧。一種沒有自身對象的文藝學，自然難以形成“基本理論建設”方面的“起步”和“進步”了。

　　二是由于其革命文化和政治革命，文藝學成為“無根之學”，其表現(xiàn)就是它喪失了其本應該有的國度性和民族性，現(xiàn)今各大學中文專業(yè)的文藝學教材，雖然層出不窮，但卻不能在任何一本標榜“新”和“權威”的教材中，找到一絲中國文藝學的實質(zhì)內(nèi)容。

　　三是“新時期”以來，繼續(xù)著革命文化和政治革命仍在悄然進行。這種“三管齊下”的革命，使文藝學本身處于尋求獨立而無法獨立，吁求建構主體性而遠離主體性，期盼構入世界對話的進程獲得主導性而卻又無時不在消解其主導性的多維困境之中。或許正因為如此，新世紀開元，“取消文藝學”的論調(diào)彈出，“文藝學向何處去？”的自我質(zhì)疑漫生。在這樣一種時代性的學科背景氛圍中，建構當代中國文藝學成為不可再回避的、關涉其生死存亡的根本任務。要建構中國文藝學，其主體性和主導性問題成為焦點。然而，文藝學在其“三管齊下”的繼續(xù)革命進程中要建構自身的主體性和主導性，則首先需要切實解決其“何以可能？”的問題。這是奠基，也是根本。

　　這是《文藝學：傳統(tǒng)與當代的糾葛》的歷史的和現(xiàn)實的雙重背景，亦是該著所探究的主題：它敏銳地抓住中國文藝學當代建構之根本問題和奠基問題，圍繞其主體性和主導性建構“何以可能”，予以系統(tǒng)、深入地反思與批判，并企望通過這種根本性反思和批判而導航中國當代文藝學之健康發(fā)展。

　　二、“當下境遇”：當代中國文藝學建構的三維視域

　　正如《糾葛》所論，“建構”之于任何領域，都是一個實踐理性概念。建構，就是在實踐層面展開理性，或者說必須運用理性來指導實踐同時通過實踐來求證理性，因而，建構是實踐理性的行動展開。當代文藝學的建構，就是要運用理性來指導其理論的實踐并通過理論的實踐而創(chuàng)造新的理性(學科思想、精神、理論、方法)。

　　《糾葛》指出，任何領域的實踐理性的行動展開，都需要一個特定的能夠使行動得以展開的平臺。這個平臺不是行動本身所創(chuàng)造的，而是先于實踐行動展開的實踐對象所給定的。因而，實踐行動展開的首要前提，是將其實踐行動本身置于其先在的由實踐對象所生成的平臺之中，這是實踐理性的真實敞開�；�于此，當前文藝學建構所指涉的對象是所需要建構的當代文藝學；
建構當代文藝學，其所先于理論實踐行動的平臺，即是中國文藝學的當下境遇。

　　要明確文藝學的“當下境遇”，首先得明確“境遇”這個概念，所謂“境遇”者，乃處境與遭遇：前者乃空間在場的當下概念，意指“我”之當下存在敞開所面臨的環(huán)境，其表征生存的現(xiàn)實性和在場的空間度；
后者乃不在場之在場的時間概念，意即“我”之外的各種力量、各種因素從各個方面向“我”匯聚并在我身上相遇相交相對相融， 從而形成“我”之存在敞開的深度背景，其表征為不在場之在場歷史的當下朝向和不在場之在場的未來朝向之當下期待。以此為視野，中國文藝學的當下生存狀況、表征歷史的中國文論傳統(tǒng)之不可逆的現(xiàn)實指向、表征享有世界對話權和世界主導性之中國當代文藝學對當下的全面期待，此三者，構成了中國文藝學全境視域的“當下境遇”。

　　在理論探索領域，其實踐理性的行動張力，來源于當下境遇的張力；
其實踐理性行動展開所形成的思想、理論、方法的對話鋒芒，同樣來源于其當下境遇所生成的三維視域融合的張力�！都m葛》之深度反思所形成的理論鋒芒、思想張力、方法論穿透力，均來源于它對中國文藝學“當下境遇”的三維視域的邏輯把握。

　　基于中國文藝學的當下境遇，建構是其主題。然而，在《糾葛》看來，自新時期以來，文藝學界在喧嘩“建構”時，“為何而建構？”和“憑什么而建構？”的問題，卻往往被拋在一邊。因而，建構中國文藝學之熱忱，可以說灑遍了20世紀整整一百年每一步歪歪斜斜的腳印，然而，時至當前，中國文藝學的建構，仍然處于方興未艾和百廢待興之期待狀態(tài)中。這是因為，一個世紀以來，文藝學界數(shù)代同仁的全部努力，都是在不知反思“為何建構？”和“憑什么建構？”的認知荒原上展開的，它沒有形成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理論實踐理性。

　　“建構”這個概念，是指構設創(chuàng)建。建構的先期工作或者說其奠基工作是清場，清場工作之于理論建構來講，需要反思，反思是最實在的實踐理性之思，是最具有批判鋒芒和對話張力的理性之思。正是這種先行的實踐理性的清場之思，才為學科及其理論建構掃清道路，奠定基石，提供方向。對“為何建構？”和“憑什么而建構？”之問題的嚴肅拷問與全景式反思，就是對真正意義的學科理論建構掃清道路、奠定基石、提供方向。《糾葛》就是這樣一本清基方面的實踐理性批判之作，它以“建構當代中國文藝學及其主體性和主導性何以可能”為主題，圍繞“為什么要建構中國文藝學的主體性和主導性？”和“憑什么來建構中國文藝學的主體性和主導性？”而展開，從而彰顯出其應有的理論實踐理性個性，張揚出其難得的理論實踐理性批判之鋒芒和多元開放的對話張力。

　　三、公寓革命：中國文藝學界的“寄生性”之反思

　　在《糾葛》看來，主體性和主導性問題之所以構成建構當代文藝中國文藝學的根本問題，是在于自新時期以來，文藝學至今仍然在整體上缺乏其應有的主體性品質(zhì)和主導性立場，還只是游戈于他鄉(xiāng)的“他者”，沒有獲得本生的學科身份和應有的中國學術個性�；�于這種認知，該著圍繞此而傾力反思如下三個實質(zhì)地促使文藝學喪失自身主體性并使其主導性空位的具體問題：一是中國文藝學的當下生存狀況；
一是形成其當下生存狀況的文化奠基的空位；
一是形成其生存狀況之全球化姿態(tài)的扭曲。

　　學術始終是人的學術，學科的建設或發(fā)展，乃是此一學科的學者們的學術人格、學術精神和學術研究成果的匯聚性結晶。學者們的學術研究，既涉及到“研究什么”和“怎樣研究”的問題，更涉及到“為什么要研究這些內(nèi)容以及何以要選擇這種方式來研究”的問題。后一個問題，才是根本的。因為“為什么”的問題事實地牽涉并托出了學者們的學術姿態(tài)和生存姿態(tài)問題，并且，學者們的學術姿態(tài)又實際地由他們的生存姿態(tài)所主導。從根本上講，中國文藝學的當下生存狀況，受決于中國文論學者們實際生存姿態(tài)。中國文論學者們的特有生存姿態(tài)，匯聚形成了中國文藝學界的整體生存狀況。

　　“出于歷史原因，大家共同參與了這座公寓的建造，用熱血、用真誠，然后大家共其中，共研共教其中。這是中國才有的文藝學的‘革命公寓’�！�革命 ’，是這套公寓式理論的突出特點�！�(P259)這既是中國文藝學界的歷史狀況，也是其當下狀況：20世紀百年來，除了政治文藝學，除了西方文藝學，除了各種文藝學之外的理論主張、方法大雜燴炒賣的觀念文藝學，再沒有屬于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的中國文藝學。

中國文藝學的歷史與現(xiàn)實，一直處于寄生狀態(tài)，它從一開始就喪失了本生性。中國文藝學的寄生性，直接地來源于中國文藝學界之生存的寄生性。文藝學界之生存的寄生性，既具有歷史的綿延性，又具有多元開放性，從革命文化(20世紀初始)到政治革命再到觀念、方法革命，這是一條綿延拓展之路；
新時期以來至今仍在繼續(xù)的觀念革命和方法革命，同樣在持續(xù)著對“中國文化”的革命，而在這種裹持著對“中國文化”革命的觀念革命與方法革命，仍然沒有完全擺脫政治文藝學的“根本指導”。

　　中國文藝學界以喪失其本生性而追逐并快樂地游戈于其寄生性，才共同創(chuàng)造了這座堅若磐石的文藝學“革命公寓”。這座文藝學的“革命公寓”，是以對“中國民族文化”進行革命為奠基、以政治革命之成果----政治文藝學為鋼筋鐵架、以西方文藝學理論和西方其它各學科觀念、方法為洋材料而建造起來的。

　　生存于這樣一座能夠輕松地就獲得衣食飯碗和生存安全之政治保障的“革命公寓”中，做文藝學課題，寫文藝學文章，出文藝學專著，只需要政治文藝學之指導思想的保障，只需要對西方各種文藝學的或非文藝學的觀念、方法、理論的組合性販買，只需要“趨新騖奇”(P176)；
在這座共建的寄生性“革命公寓”里，追求“四平八穩(wěn)”，是其共識性努力(第194-197)，經(jīng)營“非學術化生存”，是其正常狀態(tài)(202-205)；
在這座用革命和被革命之歷史與現(xiàn)實打造起來的寄生性“革命公寓”里，文藝學研究不需要對話，自話自說以及相互照顧地保障人人不受侵犯之獨白權利，即使偶爾產(chǎn)生論爭，大家也“都樂于把否定對手的鋒芒隱藏起來”，隱藏學術鋒芒，“只是順應時下語境的策略”(P19)這種人人獨白而人人自得的學術生存狀況，這種“偶爾露崢嶸”而始終隱藏學術鋒芒的學術生存“策略”，恰恰最為真實地展示了無根之游的文論學者們怎樣淪為喪失自我主體性和沒有自我學術個性的“他者”(P192)。(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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